苏联人非常愤慨——而英国外交部私下认为他们有权利生气。想到丘吉尔和罗斯福要在暗地里出卖他，斯大林的愤怒一触即发。斯大林担心，轴心国30多个师团在意大利的投诚，只会让艾森豪威尔的大军更迅速地前进，并让这些资本家侵占欧洲更多的领土；而苏联已经承受了2000多万人的死亡，只能步履艰难地在东部战线慢慢向前进军。斯大林强硬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要求盟军与沃尔夫“中断”谈判，但就连伦敦也认为那样不合理。
3月21日，莫洛托夫给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斥责说：“两周以来，在苏联首当其冲抗击德国的背后，德国军事指挥部与英美司令部的双方代表一直在伯尔尼谈判。苏联政府对这种做法忍无可忍。”
莫洛托夫的措辞让伦敦错愕。首先，伯尔尼谈判根本没有开始。四天后，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商议时，后者对莫洛托夫对美国人不守诚信的指责大为光火，艾克对丘吉尔说，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他有权“接受自己前线敌军任何无条件的投降，从连队到整个军队”。丘吉尔写信给他的外交部长：“如果由于敌军大举向西方投降，我们可以在斯大林之前到达易北河甚至更远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不必心焦。”他决定“对于莫洛托夫无理取闹的电报，我们不必答复”，但苏联人并没有就此收声。
3月9日，沃尔夫一返回意大利境内就遇到了麻烦。在意大利海关，一封电报正在等着他。这封电报来自希姆莱的高层人物卡尔滕布鲁纳，他从意大利指挥部告密者处听说，沃尔夫偷偷潜入了瑞士。他说要在因斯布鲁克见见这位上将，沃尔夫谢绝了会面，回电报谎称他此行是为了用帕里交换德国战俘。卡尔滕布鲁纳当然没有听信他这一套，再次发电报命令沃尔夫终止接洽，因为他知道这个党卫军将军与杜勒斯的交往。卡尔滕布鲁纳声称，他和希姆莱“极其迫切结束战争”，他们不想让沃尔夫的和平试探扰乱他们。然而，此时杜勒斯似乎更愿意破坏希姆莱所要做的一切。3月14日，他给华盛顿拨打无线电话时（他知道德国人会监听，并可能向希特勒透露），告诉战略情报局总部：说准备进行一场最后的德国和平攻势，“就看希姆莱是否能说服希特勒了”。杜勒斯补充说，希姆莱正准备提供犹太人和其他集中营囚犯以换取有利条件的和平条款。
沃尔夫来到了维罗纳东北莱克阿罗的凯塞林指挥部，来说服“笑面虎阿尔伯特”参加和平谈判时，却得到了另一个糟糕的消息。帕里利后来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杜勒斯：凯塞林已经离开意大利，而且不会再回来了。希特勒将这位陆军元帅传唤到了柏林，并命他代替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元首已经对伦德施泰特失去了信任。在沃尔夫向西返回加尔达湖总部时，他的车还被一架美国战斗轰炸机击中。他让帕里利转交给杜勒斯一件烧坏了的军装和一个口信，说这位党卫军总指挥打算说服接替凯塞林的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加入投降谈判，他与这位装甲将军是好友。菲廷霍夫为人刻板，膀大腰圆，留着短胡子和20世纪流行的中分头发，是威斯特伐利亚人，也是东欧和意大利战场的一位悍将。他是希特勒众多不参与政治的将领之一，一直听从柏林的命令持续作战，从未动过其他念头。杜勒斯情绪有点低落，3月13日发电给卡塞塔称“日出行动”遇到麻烦。但亚历山大抱着渺茫的乐观希望，依然决定把莱姆尼策和艾雷派到瑞士，他们假扮军士抵达了伯尔尼。
3月17日，帕里利回到瑞士，带来了“日出行动”复活的消息。沃尔夫一行将于3月19日清晨抵达瑞士边境，与杜勒斯和亚历山大的助手进行投降谈判。这次会议地址没有选在伯尔尼，杜勒斯选择了盖沃尼兹妹夫的一处私宅，就在瑞士与意大利边境北部的马焦雷湖畔的阿斯科纳，此地是这种秘密会议的理想场所。阿斯科纳庄园有树木、大山和湖水做屏障，可将闯入者拒之门外。里面有两座别墅，一座在湖畔，另一座在山腰，这样双方既可以分开，也可以在一起进行直接会谈。盖沃尼兹提前备好了食物和酒，并带来了孔武有力的武装警卫冒充游客。杜勒斯把早在伯尔尼待腻了的克洛弗也带了过来，他让魏贝尔善解人意的妻子带她在马焦雷湖上划船绕了一大圈来消遣。
3月19日，星期一的早晨晴空万里，阿尔卑斯山南面一派春暖花开的景象。好兆头，杜勒斯思忖着。沃尔夫和他的副官温纳上校与胡斯曼、魏贝尔、帕里利、齐默准时来到了湖畔别墅，他让多尔曼上校留在了总部，留意希姆莱或卡尔滕布鲁纳的任何通讯干预。莱姆尼策和艾雷留在了山间别墅，杜勒斯只身来到了湖畔别墅，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几乎占据了客厅的整个空间，杜勒斯在桌前坐下，准备与沃尔夫谈判。
上将落座之后，开始大谈凯塞林的突然离去带来的问题，杜勒斯则敦促沃尔夫仔细谈谈后来的继任者。沃尔夫底气十足地说，菲廷霍夫是自己的老朋友，但他刚刚担任了意大利的德军总司令，一时半会儿不准备立即投降。沃尔夫说，要想说服他投降还需要一些时间。
杜勒斯认为沃尔夫没有那些时间，他也这样告诉了这位党卫军将军，如果德国人想投降，他们应该迅速行动。沃尔夫说，他独自没有权力去安排意大利的所有轴心国军队投降，在他所指挥的士兵中，实际上只有大约15000人是德国人，可以指望按照他的命令放下武器。其余的士兵是意大利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捷克人，不是特别可靠。无论如何投降，沃尔夫都要做“说客”，说服德军将领“意识到继续打下去是无用的”。
他告诉杜勒斯，他计划开车到凯塞林西线的总部，确保得到他对意大利北部投降的支持，如果凯塞林继续坚持原计划，菲廷霍夫“就会更容易对付”。
杜勒斯提出了一个技术问题。帕里利虽是一个忠诚的信使，但现在事态进展迅速，双方需要一种比他往返穿越边境更快的消息传送方式。杜勒斯提议，在沃尔夫的总部安插一个战略情报局无线电操作员，德语完美，具备德国国防军士兵资格，带着无线设备发送和接收卡塞塔的盟军司令部的密码电报。沃尔夫表示同意，并答应保证此人的安全。
趁德国人用午餐的时间，杜勒斯开车到了山间别墅，向莱姆尼策和艾雷就早晨的会议做了概述，他们两位都倾向于沃尔夫应该前往德国，立即去见凯塞林。但他们都想和沃尔夫见面，审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并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他是否能努力实现这种显而易见的狡猾策略。不过艾雷有一个条件，他对杜勒斯说：“我很愿意面见沃尔夫，和他讨论获取德国投降的方法，但你必须明白，我不会和党卫军将军握手。”
杜勒斯认为他可以不失礼仪打个擦边球，让盖沃尼兹带着两位盟军将领从厨房进入客厅，而杜勒斯领着沃尔夫从对面的露台进来。中间的大桌子会把两方隔开，所以身体接触根本不可能。但杜勒斯刚刚介绍完，沃尔夫就飞快地绕过大桌，从桌子和墙之间的缝隙里钻过来，抓住了艾雷的手，然后又抓住莱姆尼策的手，跟他们一一握手。英国人和美国人先是一愣，然后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握手。
杜勒斯介绍两名高级军官的时候，只是说他们是他的“军事顾问”，既没有告诉沃尔夫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介绍他们的军衔，但这位党卫军上将一猜就知道他们是盟军的高级将领。莱姆尼策最先发言。他说，他意识到了凯塞林离开后沃尔夫所面临的问题，但沃尔夫作为一名军人，一定明白此类性质的任何行动，速度是个关键因素。他继续说，盟军只对无条件投降感兴趣。除非德国人同意这样的条款，否则来不来卡塞塔没有任何意义。“你认为凯塞林能给你提供多少支持？”莱姆尼策问道。
如果他的任务成功，凯塞林会告诉菲廷霍夫“继续”投降计划，沃尔夫会再回到上将在莱克阿罗的总部，带着德国西线最高指挥官背后的支持，安排投降。沃尔夫说：“我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我不是先知。如果运气好的话，如果盟军轰炸机没有炸死我……”他顿了一下，会意地瞄了杜勒斯一眼，“可能五天内，或最多七天就能打个来回。”
盖沃尼兹建议道：“如果机会恰当，凯塞林可能在西线也有投降的想法。”沃尔夫没做反应，但他脑海里也闪过同样的想法。杜勒斯、莱姆尼策和艾雷都很想知道，沃尔夫是否能在两个前线变出这个“魔法”。
次日，杜勒斯给多诺万就阿斯科纳会议发送了一份绝密电报，沃尔夫的代号是“批评家”，凯塞林的则是“皇帝”。杜勒斯预测成功希望不大，但“批评家”“给人一种意志坚定的印象”，他这样写道。战略情报局局长立即把电报转发给了罗斯福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艾雷认为沃尔夫“面目狡诈”，但在往卡塞塔发送了一个乐观的电报后，他和莱姆尼策都很受鼓舞，决定继续留在瑞士。七八天后，杜勒斯致电伦敦，称“越来越明显”，希特勒计划利用他在北意大利的军队来保卫他的高山游击队飞地——尽管这明显只是杜勒斯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情报作支撑。如果沃尔夫成功地劝降了意大利北部的德国国防军，它可能会“击败”那个堡垒，他乐观地推测。
在杜勒斯给伦敦发电报时，他并没有意识到，除了“高山堡垒”是一个神话外，“日出行动”也面临着戛然而止的危险。3月23日，沃尔夫一路冒着盟军的狂轰滥炸，终于赶到了法兰克福北部巴特瑙海姆的凯塞林的西部总部。整个指挥部就像个疯人院，盟军就在九英里外，凯塞林忙得不可开交，沃尔夫设法占用了他一点私人时间，提出了他的劝降计划，但这位陆军元帅拒绝投降交出西线的兵力。他告诉沃尔夫，他现在周围都是一群“陌生”的新参谋，而其中许多人都是希姆莱的亲信，就算他有意投降，他也不相信他们会执行他的投降命令。沃尔夫感觉“皇帝”在自己的总部实际上是个囚犯。凯塞林也的确对沃尔夫说，他同意意大利的投降，沃尔夫可以告诉菲廷霍夫是他的授意，或者至少是他给沃尔夫的印象。
实际上，关于凯塞林到底能提供多少实际帮助，使沃尔夫能说服菲廷霍夫将军还不清楚。过于乐观的沃尔夫驱车向南来到了莱克阿罗总部，指示齐默给杜勒斯传信。尽管面临着“技术困难”，他仍希望能劝动菲廷霍夫，并于4月2日重返阿斯科纳，那时他会与“玻璃工匠”（菲廷霍夫的代号）或他的一名参谋同往。
但是首先，沃尔夫必须应约去柏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会面。这名党卫队头目的猜疑早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虽然希姆莱不准备惩罚沃尔夫，但他的确责令他的意大利党卫军总指挥解释去瑞士到底做什么。沃尔夫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执行元首的秘密命令与盟军和谈。从未间断安插中间人打探杜勒斯秘密的希姆莱，知道希特勒极不可能下达这样的命令，但是他也不能完全确定。他批准沃尔夫返回意大利，并命令他不要再踏足瑞士半步。4月1日，星期日，复活节的早晨，希姆莱在萨尔茨堡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打电话给沃尔夫，告诉他“你的妻儿现在都在我的保护之下”。
星期日晚上，沃尔夫终于在莱克阿罗找到了菲廷霍夫，并告诉他凯塞林支持他投降。让沃尔夫惊讶的是，这位将军刚从意大利前线视察回来，同意“继续作战纯属胡闹”，但只要希特勒依然执政，他拒绝投降。菲廷霍夫在战地指挥官和士兵中探测到的消息，令他深信这些人仍然不接受失败的现实，如果他想现在投降，他担心他的军队不会跟随他。此时，沃尔夫发现，齐默之前答应杜勒斯星期一返回之事彻底泡汤。他确信忠于希姆莱的盖世太保密探在意大利时刻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一步走错，这位党卫军上将知道，他和他的家人将死无葬身之地。当伯尔尼收到4月2日会议取消的消息时，莱姆尼策平静地说：“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糟糕。”但他错了。
“日出行动”也遭到外交方面的围攻。随着斯大林的情报部门继续给他发送杜勒斯与沃尔夫交流的报告，他如坐针毡。罗斯福认为不能对莫洛托夫3月21日的挑衅电报置之不理。三天后，让哈里曼给斯大林发了封密函，澄清其外交部长对“日出行动”的“误会”。罗斯福解释道，华盛顿和伦敦都忠实地通知了莫斯科，杜勒斯正在探索意大利北部德军投降的可能性，但该“调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导致“可胜任的德军高官”与亚历山大在卡塞塔总部举行会议，“讨论投降的细节”。罗斯福写道，如果要举行这样的会议，他将“很高兴”让斯大林的参谋出席，“但我不同意，因为莫洛托夫先生方面完全超出我理解的某种理由的反对，而暂停调查的可能性”。
3月24日的信开启了战争期间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一场最激烈的交锋。五天后，苏联领导人回信声称：杜勒斯的谈判将让希特勒从意大利调兵对准苏联。德国人已经“利用谈判”把三个师团从北意大利转移到了东线。斯大林斥责道：“这种情况正在激怒苏联的指挥官，并制造不信任的依据。”
并非如此，罗斯福在3月31日做出了回应，美国不会与德国进行“允许他们把意大利前线部队转移到其他地方”的谈判。关于斯大林提出的三个德军师团的转移，罗斯福指出，他们是在“日出行动”谈判开始之前就调走了。4月3日，斯大林开始了另一番严厉抨击，信的开头他就这样居高临下地说：“就算假定你没有被充分告知”，斯大林写道，他的将军们告诉他，“日出行动”的谈判已经导致了凯塞林同意打开他的西线，“并允许英美军队向东推进”换取和平谈判的让步。
斯大林的多次指控，震惊了白宫和五角大楼。愤怒至极的罗斯福次日回信，“令人震惊的观念居然传到了苏联政府”——说他会与德国人达成这样一个肮脏的交易。罗斯福愤然地指出：“如果就在我们胜利在望之际，在承受了生命、物质和财富的巨大损失后，让这种信仰缺失的不信任影响整个事业，这将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恕我直言，对你的情报人员，无论是谁，对我和我那些值得信赖的下属的行为进行这种卑鄙的歪曲，我不能避免地怀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
斯大林收到这份痛斥的两天后，尽其可能地写了封貌似道歉的回信：“我从未怀疑过你的诚实和可靠。”“日出行动”的公函交锋到此止住。
4月2日，帕里利来到了阿斯科纳，简要向杜勒斯、莱姆尼策和艾雷概述了希姆莱与菲廷霍夫的问题，并传达了沃尔夫的口信：至少需要“10天”。美国和英国将军们回到了卡塞塔，告诉亚历山大：“意大利北部的德国军队投降的机会堪忧。”杜勒斯怀疑，沃尔夫是在拖延时间，在等待盟军进军奥地利后创造足够的混乱，这样在他行动时，他的家人可以免遭报复。
然而，沃尔夫一直在不断地做菲廷霍夫的工作。到4月8日，他终于说服菲廷霍夫同意无条件投降，但将军提出了一个条件，投降要有“荣誉的军事条款”，有些条款是象征性的，如盟军到来时，允许德国人立正，但其他条件卡塞塔严词拒绝。比如，保证菲廷霍夫的指挥部完好无损，让士兵返回德国而不是被带到英国或美国战俘营。此外，4月第二周，盟军在意大利北部的战局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亚历山大的第八军团已经突破了阿金塔口到了费拉拉，而他的第五军团已经冲到了博洛尼亚西面的波河流域。对哈罗德爵士来说，和平协议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沃尔夫的迟迟未“交付”，杜勒斯早该放弃“日出行动”了，但他仍然对外交游戏如痴如醉，他的上司暂时没有阻止他中断游戏。他从亨利·海德的机构，借了一位很有价值、会讲德语的无线电操作员“小兵沃利”，并把他送到了党卫军总司令部。“小兵沃利”是瓦茨拉夫·赫拉德茨基的化名，26岁，个头矮小，不善言谈，是达豪集中营的捷克幸存者。他在齐默位于米兰的办公室装了一台无线电，可以让杜勒斯和沃尔夫即时通讯。4月10日，多诺万的一位助手请求罗斯福总统秘书格雷斯·塔利，设法特快专递给在佐治亚州温泉疗养院的总统一份备忘录，上面有杜勒斯的电报报告，称菲廷霍夫想以“军事荣誉”投降。塔利从不知罗斯福是否读了这份备忘录。
4月12日晚上，多诺万飞往巴黎，入住了里兹饭店赫尔曼·戈林曾经下榻的套房，准备次日早晨与凯西用早餐的时候，了解渗透德国行动的最新消息，随即开启紧张的会议行程安排。他午夜子时上床睡觉时，丝毫不知，白宫就在东部标准时间下午6点前，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份公告。次日早晨，当这个间谍头目正在浴室刮胡子的时候，一个助手冲了进来，带来了罗斯福逝世的消息。
凯西向多诺万做汇报时，看到他坐在套房的床边，耷拉着脑袋，喃喃自语：“这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消息。”罗斯福一直在保护他的间谍机构免受华盛顿强敌的攻击，多诺万对接任总统的哈里·杜鲁门所知甚少，不能指望他保护他的战略情报局，或支持他的战后中央情报局的计划。但这位间谍头目很快就恢复常态，专注地听着凯西描述他的或成功或失败的任务。
次日上午，4月14日，多诺万同样急切地聆听杜勒斯的汇报。杜勒斯来到里兹饭店，他一边喝着黑咖啡，吃着刚出炉的羊角面包，一边描述“日出行动”目前的搁浅，是因为菲廷霍夫“荣誉投降”中的许多条件不可能。多诺万告诉了杜勒斯，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尖锐的信函往来。杜勒斯很惊讶，不知为何多诺万仍然对投降谈判的热情不减，并敦促他的伯尔尼站长尽其所能达成圆满的结局。当天深夜，在他们会议终于结束后，当杜勒斯穿过里兹饭店昏暗的走廊时，一个陌生人走近他，问他“110”在哪儿，杜勒斯着实吓了一跳，那是杜勒斯秘密文件上的密码，莫非他的身份暴露了？难道此人知晓他来里兹饭店的目的？在脱口而出“正是本人”之前，他突然清醒过来，原来这个人正在寻找他的房间，而他的房间号正好是“110”。回到伯尔尼，杜勒斯几乎再次受惊。齐默突然出现在卢加诺，带着沃尔夫亲笔写的三页长的吊唁信，表达他对罗斯福去世的“真诚和深深的同情”。
罗斯福告别人世的当天，丘吉尔给斯大林发函，希望“猜字游戏（‘日出行动’）的误会就此结束”。显然，英国首相急于想把这个问题置之脑后。尽管他们并未准备结束谈判，但亚历山大的顾问们越来越怀疑沃尔夫只是在牵着杜勒斯的鼻子走。丘吉尔的外交部从未明白不让俄罗斯人参加早期谈判的意义，现在又开始担心斯大林插进来影响谈判的政治后果了。
由于“猜字游戏”（“日出行动”）没有“前途”，丘吉尔的外交官认为，这是一个不必要的“痛点”。他同意了这个观点，并给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发了一封“私人绝密”消息，建议终止谈判，不然斯大林又要在心里编织更多“阴谋”并提出新的不合理要求，“令我们无法容忍”。
沃尔夫并未意识到盟军方面日益增长的反对他的势头，还在继续游说菲廷霍夫和将军手下的其他高级官员参与投降。但“批评家”面前的障碍层出不穷。一天一名身穿便衣的神秘男子，突然出现在利古里亚的德军在热那亚的情报部——一个隶属于德国国防军的意大利法西斯部队，并声称他是英国上校，带来了亚历山大的口信：菲廷霍夫应该终止与杜勒斯的会谈，直接与英国谈判。这个人带来的消息令菲廷霍夫毛骨悚然，杜勒斯怀疑此人是苏联派来的奸细，目的是为了让将军认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正在考虑投降。希姆莱再次把沃尔夫传唤到了柏林，这次4月18日之行，把他带到了元首地堡，让他亲自向希特勒解释。沃尔夫留下了一个“个人声明”，无异于一封遗书类的东西，让帕里利把它交给杜勒斯保管。
凌晨4点，苏联红军对柏林发起了最后的总攻，穿过希特勒地下私人住所的走廊，沃尔夫被领进了一个作战会议室。元首的助手担心他们的领袖已接近神经崩溃。他弓腰驼背，晃晃悠悠地来了，憔悴不堪，眼睛布满血丝，右手不停地哆嗦。根据日后沃尔夫对杜勒斯的讲述，希特勒虽然很恼火但并无恶意，斥责沃尔夫对盟军的做法（卡尔滕布鲁纳早已经向他通告）是“对当局巨大的蔑视”。独裁者并没有指责沃尔夫在其背后的行径，相反他似乎有点嗔怒，说他的党卫军上将对意大利单一前线的和谈，可能会打乱他与盟军更宏伟的计划。
沃尔夫用满脸真诚的目光直视着希特勒，平静地总结了他在意大利的谈判，坚称他只是遵照元首2月6日下的探索与盟友接触的命令，而且说，他现在已经与丘吉尔和美国总统建立了直接联系，并问希特勒是否想利用这种联系。
希特勒说，他明白了。不过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明白了，他问沃尔夫，意大利前线投降的条件是什么？无条件投降，上将回答。希特勒让他下午5点左右再来，他要打个盹，仔细考虑沃尔夫的所作所为。当沃尔夫再回来的时候，希特勒指示他，飞回意大利，“代我向菲廷霍夫问好”，拖住美国人，争取比无条件投降更好的条件，但在他下令之前，不要签署任何东西。希特勒相信他在柏林能坚持八周，在此期间，他丧心病狂的心里想着，西方同盟国与苏联之间要爆发战争，他可以隔岸观火。希特勒说：“然后，哪方先接近我，我就跟哪方联手。反正跟哪方都一样。”4月20日，沃尔夫回到了他的总部，打开了一瓶香槟，与多尔曼和帕里利庆祝“自己的脑袋没有搬家”。
但沃尔夫并不知道，他也只能庆祝自己活下来，再无其他。就在当天，联席会议命令战略情报局终止“日出行动”。参谋长们在命令中指出，北意大利的德国人“无意投降”，会谈只是为了激怒苏联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亚历山大发出了同样的指示。怒火中烧的杜勒斯致电华盛顿，称他意识到“命令就是命令”，但在4月21日的两封长信中，他列出了他能想到的随之可能发生的所有问题。首先，“小兵沃利”还安插在沃尔夫的总部，杜勒斯现在不得不想办法安全地把这名战略情报局特工调回；其次，瑞士当局曾不遗余力地安排这些会谈，而杜勒斯不想就此中断而疏远他们；还有“日出行动”将彻底挫败未来的“高山堡垒”。他强调虽然与苏联合作很重要，但美国不应该放过因加快投降而挽救生命的机会。此外，杜勒斯预言道，如果北意大利的德国人不投降我们，他们就会向苏联人投降。他据理力争道：“现在中断这个洽谈太早了，不差这么一两天。”多诺万了解他的下属有意探测关于命令的底线，于是给杜勒斯发报，希望他“严格遵守”联席会议的命令。杜勒斯答应他会遵守命令的。
4月23日，星期一，本来就难遵守命令的杜勒斯，此时更加纠结。沃尔夫终于连哄带吓地威胁菲廷霍夫接受了投降（虽然菲廷霍夫依然对大打折扣的条件抱有希望），就在当天越过了瑞士边境，来到了魏贝尔在卢塞恩的别墅。与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副官温纳上校、陆军中校维克多·冯·施万尼茨——菲廷霍夫的一名高级参谋（祖母出生于美国，因此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随身携带着书面授权书，代表将军与沃尔夫一起在卡塞塔的投降文件中签字。当天早晨，魏贝尔打电话告诉了杜勒斯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杜勒斯匆忙与盖沃尼兹赶到了卢塞恩。他向华盛顿保证不会与沃尔夫见面，去卢塞恩是要看看魏贝尔有没有从德国人那里捞到什么情报，好传达给战略情报局总部。很显然，杜勒斯在利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他能找到的含糊之词，不让“日出行动”中途夭折。与此同时，亚历山大请求伦敦和华盛顿收回成命，并告诉杜勒斯“少安毋躁”。杜勒斯膝盖痛风再次发作，让他疼痛难忍，盖沃尼兹不得不找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星期一晚上，杜勒斯蜷缩着与魏贝尔、胡斯曼、帕里利在一起，告诉他们盟军已经停止了投降谈判。但是他让他们告诉德国人耐心等待。沃尔夫同意等上一两天。
但4月25日，星期三晚上，杜勒斯仍然不露面，这位党卫军将军回到了加尔达湖总部，留下了温纳全权处理，如果盟军接受自己的投降，由上校和施万尼茨将有关文件带回卡塞塔，他就交出党卫军部队。
杜勒斯向华盛顿发出多封电报，要求改变命令。时间似乎像凝固了一样，他只能干坐着等待消息。魏贝尔跟他抱怨说：“我们的境地尴尬至极，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将被世世代代的后人所耻笑。”到目前为止，投降的意大利德国军队数目已大大缩水。此时“日出行动”仍将拯救生命，但随着亚历山大迅猛的进攻，所拯救的生命将更多的是德国人，而不是英国和美国人。对杜勒斯来说，这是他在谈判中最让人沮丧的一点，随着联席会议一直保持沉默，他后来回忆道，一切“都将在无望的混乱中结束”。
1945年3月24日—6月28日
威廉·科尔比的挪威特别行动组执行“赖普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