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星期四中午前不久，参谋长联席会议撤销了命令，通知多诺万让杜勒斯重新恢复“日出行动”。一个小时后，多诺万发了一份只可让杜勒斯一个人过目的绝密电报到伯尔尼，告诉他五角大楼要让他遵循精确的指示。多诺万告诉他的站长，瑞士的谈判到此终止，德国人必须“立刻”前往卡塞塔签署投降文件，“否则全盘协议取消”。苏联人收到通知让他们派代表到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多诺万警告杜勒斯，不可自作主张，“我们必须逐字地执行这些指令”。
杜勒斯刻不容缓地召集了那些德国人。当多诺万的电报到达时，沃尔夫的副官温纳少校和菲廷霍夫的高级参谋施万尼茨中校，已经跳上了一辆汽车，正行驶在从卢塞恩到意大利边境的道路上。到星期六，杜勒斯成功地拦截了两名军官，并发出了新的指示。他电告多诺万，已经安排好施万尼茨和温纳当天到亚历山大将军的总部，“全权”代表他们的老板签订投降协议，或至少杜勒斯希望他们有这个权利。他向多诺万保证：施万尼茨是一个“能胜任”的军官，温纳是一名“有影响力的人物”，杜勒斯认为他可以算得上党卫军投降部分签章画押的“人物”。如果在关键时刻出现小故障，他们可以联系沃尔夫，身穿将军提供的党卫军制服的战略情报局人员——“小兵沃利”，会坐镇沃尔夫的总部，用无线电跟卡塞塔联系。
亚历山大乘坐舒适的、设施完好的C-47军用运输机，赶赴日内瓦附近的法国阿讷西。星期六中午，飞机带上了施万尼茨和温纳从那里起飞，穿过暴雨到达了卡塞塔。杜勒斯仍然留在伯尔尼，因为以罗斯福私人代表身份做掩护的他，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的名人，他担心盟军总部的战地记者可能会认出他，而泄露该行动的安全性。盖沃尼兹登上了那架军用运输机，担任翻译，并负责协调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盟军地中海总部坐落在卡塞塔一座雄伟壮观的城堡，曾是历代纳波利塔诺国王的居住地。城堡后面有座小山，大大小小的瀑布从山上倾泻而下，形成梯田式的池塘和喷泉；这里还装饰有巴洛克式雕像，以及18世纪的英国花园。刚过3点，一辆载着施万尼茨和温纳的车停在了门口，四周被铁丝网圈着，戒备森严。山顶上到处都是半圆拱形活动房屋和平顶房屋，从那里可以眺望那不勒斯湾和湛蓝的伊特鲁里亚海沿岸白色建筑的壮观景色。然而，树林上都紧紧地系着草绿色帆布，防止德国人看清他们的森林环境和盟军总部的位置。
下午6点整，首次正式会议在城堡大院的会议室举行，主持会议的是亚历山大的参谋长，陆军中将威廉·达西·摩根爵士，他那浓密的白胡子和背头银发很引人注目。在这个长长的会议桌一边，坐着莱姆尼策和艾雷（此时都穿着将军制服）以及其他三位盟军军官，威廉·盖沃尼兹爵士坐在一边翻译，施万尼茨和温纳坐在桌子的另一边。一名在罗马担任苏联联络官（兼格勒乌间谍）的苏联少将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基思连科，也来到了总部大院，但未被邀请参加首次会谈。
摩根省略了寒暄问候，只是简略地介绍了自己和坐在他旁边的高级军官，然后他要求两名德国军官，出示代表沃尔夫和菲廷霍夫投降授权给他们的证件。温纳从桌子对面递过一张纸，上面有很短的一句表示允许他代签的话，句子下面是沃尔夫的签名。施万尼茨中校在递过证据时，解释说他有一个条件，在菲廷霍夫赋予他的“指令的框架内”，施万尼茨说，他有“全权”签署权，但在投降条款中可能“有某些主张不在”施万尼茨的“指示”范围内，而这些主张必须要向菲廷霍夫提及，让他直接决定。盖沃尼兹没有理睬施万尼茨的警告，虽然他不应该这么做。在菲廷霍夫给他的中校的指令中，有这样一条：他希望在投降书条例中写明，允许他的士兵返回德国，而不是去战俘营——这个无论如何盟军都不会接受。恰恰相反，摩根把三份20页长的带附录的《投降文书》推给了桌子对面的施万尼茨和温纳，告诉他们，他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这些文件，之后回来宣布他们是否接受投降。
晚上9点，这些德国人回到了会议室。他们草草阅读了那冗长的文件，对那些冰冷而且丝毫不让步的措辞倍感震惊。基思连科和他的翻译参加了这次会议。施万尼茨和温纳花了几个小时就投降条款与摩根讨价还价，盖沃尼兹愿意做出小小的让步，比如在把他们送到战俘营之前，允许军官保留他们随身携带的武器，来维持秩序——但他坚决拒绝菲廷霍夫让他的军队返回德国的条件。这位英国将军能提供的最好的条件就是，在《投降文书》中附加上自己的个人陈述，虽然他无法做出任何承诺，他预计大部分的德国士兵将被关押在意大利附近，而不是被长期拘留在美国或其他更遥远的地点。
从深夜到第二天凌晨，这些不满意的德国人，在他们的住所与盖沃尼兹对条款争论不休，而盖沃尼兹终于让他们选择接受了严苛的条款。他恼怒地说：“难道你们还意识不到，每一分钟，你们在这里纠结文件中的措辞，就意味着更多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在意大利的死亡？”这意味着“进一步的破坏，对德国城市进一步的空袭，进一步的死亡”！温纳最终表示愿意签署。不久艾雷过来了，通知这些德国人，盟军不可能等到他们设法联系上菲廷霍夫，等他来批准这个投降书。疲惫的施万尼茨终于同意不经将军的最后点头签署文件。正式的投降时间定在格林威治时间5月2日中午。
星期日下午2点，昏昏沉沉的施万尼茨和温纳被领进了附近的皇家夏宫舞厅，由于泛光灯都打开来录制这一事件，他们被照得只能眯着眼睛。除了地中海司令部高级官员、基思连科和他的翻译及盖沃尼兹外，还有一群美国和英国的报纸和电台记者，他们站在一张长长的、一尘不染的会议桌后面，桌上摆着七份投降文件（英文五份，德文二份）。媒体人答应，在5月2日下午之前，不对签署仪式进行任何文字或广播报道。
摩根代表亚历山大签了字，然后温纳在文件上签了他的名字。施万尼茨在提笔之前，停顿了一下做出声明，不过更像是最后的喘息：“我从冯·菲廷霍夫将军处得到授权，但有一定的限制。对超出这些限制的权利，我自己承担责任……我猜想我的总司令会赞成我的行动，但我不能绝对保证这一效果。”盖沃尼兹迅速瞥了一眼莱姆尼策。这会让施万尼茨的签字一文不值吗？摩根并不这么想。“我们接受这一点。”他点了点头，平静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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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希望，德国人在5月2日上午通过军事频道广播投降命令，随后在德军士兵中散发传单，然后菲廷霍夫总部的先遣团手举白旗出现在盟军前线。这只是计划，但是哈罗德爵士不知道敌人会不会遵守这一计划，他们的指挥官会接受由两个中层的德国官员签订的条款吗？其中还有一人在最后一刻还脱口而出他可能没有签字权。杜勒斯也顾虑重重。
事实证明，这两个人的烦恼不是空穴来风。在这个时刻，任何事情都可能导致投降的事情脱轨。在签字仪式后，施万尼茨和温纳飞回伯尔尼，带着投降文书副本回去交给他们的上司，当他们正准备越过瑞士边境到意大利时，被瑞士当局扣留了，还是杜勒斯出面干预解了围。沃尔夫和菲廷霍夫收到投降文书后，与其他高级纳粹头目发生了争吵。
卡尔滕布鲁纳试图阻止这个投降，以便兜售他的和平建议。鉴于4月29日希特勒还在世，凯塞林也进行了干预，试图阻止菲廷霍夫的投降。为了给他们一个致命打击，当晚，美国战机轰炸了菲廷霍夫的总部。杜勒斯打电话给卡塞塔让其终止轰炸。
5月2日，星期三上午，多诺万通知杜鲁门，尽管“几经种种可能的变化”，当天的投降行动如期发生。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之后凯塞林再没有进行干预。星期二晚上，菲廷霍夫的总部开始通过无线电发布命令，让其部队第二天放下武器投降。随后，在星期三下午6点30分，亚历山大公开宣布停战。杜勒斯与他的伯尔尼员工开香槟庆祝。接下来，凯塞林发电给亚历山大，表达出将他的前线交给艾森豪威尔的意愿。“笑面虎阿尔伯特”显然也想“搭上这个顺风车”，杜勒斯发电报告诉多诺万。这位伯尔尼站长可谓是拨云见日，“日出行动”引发了其他前线的一连串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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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出行动”的展开，杜勒斯开始对付其他紧迫的问题。他得知，在7月20日刺杀行动之后，施陶芬伯格的家人得以幸存，盟军发现这家人还在世，同时也在集中营找到了很多显赫的囚犯。卡纳里斯没能活下来，这位支持暗杀的阿勃维尔海军上将，在弗洛森比尔格集中营遭受了野蛮的酷刑，并于1945年4月9日被处以绞刑。战后，杜勒斯到处搜寻卡纳里斯的日记，他知道日记中肯定包含了关于第三帝国的许多真知灼见，但他一直没有找到。
4月3日，弗里茨·科尔贝抵达伯尔尼。他的上司卡尔·里特尔，安排他开着一辆奔驰，将这位大使的情妇和她两岁的女儿，送到了他在巴伐利亚的家中安全度日。在把这娘俩放到南部的肯普滕镇南部后，科尔贝带着最后一批文件和照片乘火车西行来到了瑞士首都，这些资料记录了自3月中旬起德国的惨烈景象。他谈到，柏林政府和纳粹党间谍机构奉命开始焚烧所有的档案，而且德国铁路系统已经“彻底瘫痪”。柏林人变得热衷于听《美国之音》的广播，而且暗地里对盟军轰炸机将戈培尔的宣传部大楼夷为平地欢欣鼓舞。外交部消息人士说，苏联精英军队进入德国表现尚好，但缺乏训练的苏联士兵却烧杀抢掠。科尔贝最后递交的情报被评为盟军在战争期间最成功的间谍材料，尽管美国政府、赫尔姆斯等花了太长的时间才承认这位间谍的合法性和其情报的宝贵价值。
杜勒斯决定让科尔贝继续待在他绅士街的公寓做些琐碎工作，如编写一系列外交部中可以在战后德国政府任职的德国人名单，拜访德国驻伯尔尼大使，劝他停止焚烧揭露纳粹在瑞士金融控股的文件。
在最后一批情报中，科尔贝还带来了关于日本的消息，这对华盛顿可是“最香的饽饽”。科尔贝带来的外交报告中显示，日本士兵都隐藏在吕宋岛北部和缅甸南部的战壕中准备打持久战，但东京的领导人现在已大失民心。
或许是出于日益动**的局势，5月初，杜勒斯开始收到来自日方的和平试探，在他的“日出行动”大获全胜之后，日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和谈渠道。第一个和平试探来自佩尔·雅各布森，他是杜勒斯的老友，也是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杰出的瑞典经济顾问。他为两名在国际清算银行任职的日本官员做中间人，一个是北村小次郎，另一个是津吉吉村。第二个和平试探来自弗里德里希·哈克博士，一位德国海外游子，广泛游历了亚洲，是盖沃尼兹的朋友。他说他代表的是日本在伯尔尼的海军武官少校芳郎藤村。哈克说，藤村在国内有“良好的人脉”。夏末时节，杜勒斯分别会见了雅各布森和哈克。最重要的是，北村、吉村、藤村三人有个共同的愿望，无论任何和平协议，都要保留日本天皇作为君主立宪的地位。藤村向日本海军上级发送了20多条电报（其中许多被盟军的魔法系统截获和解码），敦促他们与杜勒斯展开和谈。在他的信息中透露了杜勒斯的外交实力以及有意达成协议的愿望。杜勒斯确信日本人想投降，但不知道东京的上层是否有人在意这些所谓的使者，在与这些“有名无权”人的会谈中，大多数时候，他只是静静坐在那里洗耳恭听。6月，他终于对哈克说，如果藤村对和谈是慎重严肃的，他应该让日本海军派全权高级官员，如海军上将等到瑞士开始和谈，但并没有高级官员前来。
从4月到5月初，杜勒斯搜罗了他能找到的关于第三帝国做垂死挣扎的种种迹象。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个人宣誓，把那些军官束缚在了对独裁者的忠诚上，现在又是他们“顽固”却无用的抵抗理由，杜勒斯在无线电话中告诉华盛顿，但是他可以看到分裂无处不在。党内的大佬都纷纷逃离柏林，但希特勒禁止首都300万个倒霉居民的疏散，杜勒斯电告总部称。对杜勒斯来说，此时此刻，盟军对柏林昼夜不停地轰炸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只会让德国公民不愿意投降西方。艾森豪威尔希望封锁瑞士与德国的边境，并让杜勒斯报告潜入瑞士的纳粹。
4月20日，伯尔尼站长给华盛顿发报，自从元首掌权后，德国公使馆第一次未用飘扬纳粹党卐旗来庆祝他的生日。莫尔登给杜勒斯的报告称，关于希特勒的下落成了人们激烈争论的热门话题，说什么这位独裁者有一架防弹飞机，随时准备带他飞到中东或南美洲。杜勒斯在1月份推测，他可能撤离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进行最后的背水一战。
4月底，杜勒斯和凯西都提交了来自线人的报告，希特勒现在正龟缩在元首地堡中。一个瑞士官员告诉杜勒斯，希特勒身患抑郁症，只在夜间工作。盟军进入慕尼黑后，多诺万命令杜勒斯和凯西，让他们的特工在市政局的档案记录中搜查有希特勒指纹的档案，以防这个独裁者在地堡中找个替身冒名顶替。
由于苏联军队的挺近，数百万难民大量涌入柏林，火车站的站台上“黑压压人山人海”（正如一份情报备忘录所描述的那样），凯西的特工已经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柏林的苦难。他们报告说，面包和土豆的供应“**然无存”，食品引起的骚乱比比皆是；过度拥挤的医院缺乏“最简单的药物”，饮用水严重缺乏，卫生设施根本不存在，致命的流感病毒正在迅速蔓延。4月20日，尽管苏联红军的炮弹已经到达市中心，炸毁了蒂尔加滕动物园的马厩，使得马匹在炮火中奔跑，但苏联想击败柏林也没那么容易。武装党卫军指挥部命令，让成千上万疲劳的士兵、体弱多病的老人、勇敢的童子军与敌人决一死战。
在苏军攻到距元首地堡只有2.5英里的地方时，希特勒让他的一个医生备好了毒药，先在他最喜欢的德国牧羊犬身上做了一下实验，那只牧羊犬瞬间毙命。4月29日，他口述了最后的政治遗嘱，停止了希姆莱对同盟国的和平试探。希特勒与他的情妇埃娃·布劳恩举行了婚礼，从堡垒中召集了一名战战兢兢的市政府官员主持了结婚典礼。第二天下午，希特勒把埃娃领到他的秘密住处，他们双双吞下氰化物胶囊后，他用他的军用手枪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在苏联人找到他们夫妻烧焦的尸体后，多诺万命令杜勒斯，把战略情报局特工从抓获的党卫队牙医中得到的希特勒牙科病例送给苏联人，让他们判定尸体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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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4月底，挪威的抵抗组织和德国占领军有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自我保护。关于希姆莱向西方提供和平建议的谣言席卷全国，让奥斯陆的街头充满了欢呼的示威者。由于不知道德国国防军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抵抗军司令部立即对其百姓下发了一份简要的公告：“尊严、平和、纪律。”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在另一份无线电消息中忠告：“任何人不得通过不明智的行动威胁挪威的德国占领者有序撤离的可能性。”他们的占领者被吓得毛骨悚然。吉斯林对希姆莱和平提议的传闻感到担惊受怕，释放了政治犯，提出了过渡政府的想法，来“避免国家内战”。5月2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弗朗茨·博胡米尔宣布无意结束占领：“我们将自豪而忠诚地继续我们在挪威的一如既往的警戒。”次日，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召集了博胡米尔、特尔波文和占领军将领到丹麦接受新的任务，让他们在奥斯陆散播谣言，称要交出挪威或将其作为全面和平协议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伦敦发出广播命令，让挪威的抵抗军和像科尔比团队一样的外国突击队保持冷静，不要采取任何激怒敌人的行动，同时要对试图发动战争的变节德国人保持警惕。在科尔比的小分队从普拉克特约恩山返回后，5月2日，总部唯恐避之不及的状况在“赖普行动”中发生了。
一个5人的德国巡逻队在山顶游逛，从山上俯瞰到了杰夫斯琼湖的农场，决定滑雪下来看个究竟，巡逻队的一名成员注意到农舍外面有几个人。在次日给伦敦所发的消息中以及后来更长的汇报和媒体的采访中，科尔比讲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5个德国人（4人手持手枪，1人手持步枪）“快速滑下山坡”，包围了3名挪威特别行动组突击队员（全部手无寸铁）和他们的一个挪威向导卡利·贝尔，他碰巧有一支手枪，此时对准了闯入的敌人。
挪威特别行动组一名士兵马里纳斯·麦尔兰德军士，“冷静并故意告知（德国人），他们可以杀死他，但这里有足够的人可以拿获他们所有的人”，科尔比如此向上级写道。就在这时，突击队员冲出了农舍，用汤普森冲锋枪瞄准了德国人。这时德国队长看到自己在这种僵局中没有优势，“说他愿意投降”，但就在贝尔放下手枪时，这位德军中士开枪射中了他的肚子，那位德军中士的手枪卡住了，所以没有射出第二枪。按照科尔比的说法，“这5名德军，手中依然拿着武器，在开枪之前就被我的手下立即击毙了”。费雷德·约翰逊，科尔比的军医，给贝尔打了青霉素，并用雪橇把他送到了瑞典医院。
科尔比的报告迅速在战略情报局的指挥系统传开。但这个描述准确吗？数十年后，挪威调查人员发现5名德军可能并非死于枪战的证据。在由科勒·奥拉夫·索耶尔和弗里德里希·特拉法根2001年撰写的一份北特伦德拉格郡的游击战史料中，引用了贝尔的话，称他与那名德军中士有过轻度的扭打，就在这时，那名巡逻队队长的机枪走火伤着了他。农场里科尔比的人和挪威人倾巢而出，手持汤普森冲锋枪，很快就解除了5名德国人的武装。贝尔说，他自己则被约翰逊带到里面疗伤。就在这个军医给他包扎伤口时，他听到了外面的枪声。“这是我们的枪”，约翰逊对他说，贝尔这样引用道。德军士兵后来挖出了这5名士兵的尸体，他们对特拉法根说，每个人脖子上都有弹痕，表明他们是被处决而死。所有参与该事件的人都已不在人世，德国国防军或战略情报局没有关于这个版本的记录。索耶尔和特拉法根写道：“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找到正确的描述。”当特拉法根就此事问起科尔比的时候，这位历史学家写道，科尔比只是告诉他“突击队士兵不收留囚犯”。
如果德军转败为胜的话，他们肯定会折磨和处决挪威特别行动组。科尔比担心会有更多的德军士兵迅速跟进这支巡逻队，拖着囚犯逃跑并非轻而易举，然而战争将在五天内结束，这些敌军士兵本可以被送到瑞典的。索耶尔和特拉法根写道，如果科尔比的确下达了对5名身穿德军制服士兵处决的命令，那显而易见，是违反了“国际战争行为准则”。斯卡伯怀疑科尔比没有讲出故事的全部，在战后，他给上司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调阅德军五人巡逻队与我方‘赖普行动’小组的遭遇”记录，但战略情报局没有任何关于开展这样一个调查的记录。
5月2日事件后，两组挪威游击队来到了杰夫斯琼湖大本营，警告说有更多的德国巡逻队在搜捕挪威特别行动组的人。科尔比现在力量壮大了，加上那两组挪威游击队，现在有45人，完全可以对抗德军，但此时面临着一个比德军更严峻的问题，人多粮少。伦敦发报说，此时此刻，补给是绝对不可能的，冰雪正在融化，北特伦德拉格郡变成了泥泞的沼泽，让运输更加困难。这个团队已经宰杀了3头牛吃（都付给了农场主安德霍桑钱），现在只能依赖一种难吃的粥勉强维持，而这也是安德霍桑的仓库中所剩无几的粮食。科尔比的侦察部队发现，全身污泥的德军排成灰灰的长队，穿过北特伦德拉格郡南行，每天还有三四趟火车载着德国国防军的装备向南行驶在诺尔兰铁路线上。5月4日，科尔比给伦敦发报说：“我们马上就断粮了。”他对总部似乎无视供给的请求越来越恼火。次日，他又发了一封电报给伦敦，提议他和朗厄兰带着白旗，滑雪到斯泰恩谢尔的德国驻地，跟他们谈判向盟军投降，这样可以让他们给他的团队开仓放粮。这次总部回复得特别快：“保持隐蔽，随时听候新的命令。你与敌人的任何未经授权的接触……会让你受到军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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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威廉·凯西再次上路，游历荷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区。他寻找先于盟军前行的他的间谍队伍。有一次美苏对阵的时候，他还遇见了苏联红军军官。在参观解放了的慕尼黑时，他找到了“画家”特工队。弗卢尔和范·戴克把他带进了党卫军车库旁边的员工营房里，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从头到尾给他讲了他们的故事，直到深夜。凯西一直听得聚精会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