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最后一辆电车早已拖着它那破旧的车身回车库了。柔和的月光照在窗台上，也照到**，宛如铺了一条淡蓝色的被单。房间里照不到月光的地方变得半明半暗。在墙角边的一张小桌子上，台灯射出一片亮光。
丽达低着头，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着日记。细细的铅笔尖迅速地滑动着：
5月24日
今天又想把一些印象记下来。前头又是一大段空白。已经一个半月没写一个字了，只好让它空着。
哪里找得出时间写日记呢？此刻夜已深了，我才拿起笔来。一点睡意也没有。谢加尔同志马上要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这个消息使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是非常好的同志。现在我才明白，他同我们的友谊是多么可贵。谢加尔这一走，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就要散伙了。昨天我们大家在他那里一直待到深夜，检查了我们那些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来了，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屠弗塔。我很厌恶这位自以为是的“万能博士”!谢加尔非常高兴，因为他的学生保尔在党史方面出色地驳倒了屠弗塔。这两个月的时间的确没有白费。既然有了这样好的成绩，你就不会可惜耗去的精力。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调动。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把开了头的事情继续下去吧，”他说，“不要半途而废。丽达，无论是您还是他，都有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这个青年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自发性，他只知道用他奔放的情感去生活。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往往会使他多走弯路。丽达，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您能成为他最适合的指导员。我祝您成功。我到了莫斯科以后，别忘了给我来信。”临别时他这样对我说。
团中央委员会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我在部队里就认识他。
明天杜巴瓦就要带柯察金来。现在我把杜巴瓦描写一下：他是一个中等身材、肌肉发达、身强力壮的人。1918年入团，1920年入党。他是因为参加“工人反对派”而被清除出团省委的三名委员之一。给他辅导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天他都打乱计划，向我提出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他同我的另一个女学生奥莉加·尤列涅娃经常发生小小的争执。就在第一次学习的那天晚上，他把奥莉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说：
“我说老太婆，你的军装配置不全。还需要皮裆马裤、马刺、布琼尼帽和马刀，要不然不文不武，像什么样!”
奥莉加也不示弱，我只好从中劝解。杜巴瓦似乎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写到这里吧。该睡了。
如火的太阳炙烤着大地。车站天桥的铁栏杆被晒得滚烫。热得无精打采的人们慢腾腾地爬上天桥。这些人并不是旅客，多半是由铁路员工住宅区到城里去的。
保尔站在天桥的最高一层台阶上，看见了丽达。她比他先到，正仰望着从天桥上往下走的人们。
保尔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她没有看见他。保尔怀着一种平素少有的好奇心仔细观察她。她穿着条纹衬衫，下面是蓝色的粗布短裙，肩上搭着一件柔软的皮夹克。蓬松的头发映衬着晒得黑黝黝的脸。她站在那里，微仰着头，强烈的阳光照得她眯缝着眼睛。保尔第一次用这样的目光审视着他这位同志兼老师。同时，他也第一次意识到，丽达不仅是共青团省委会的委员，而且也是……不过他一发觉自己竟出现这种“荒唐”的念头，马上责备起自己，并且立刻招呼她说：
“喂，我站在这儿，已经看了你一个钟头，你却没有看到我。走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两人走到了检票口。
昨天，省委决定委派丽达代表省委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还派保尔当她的助手。今天他们必须乘车出发，可这相当不容易。车次太少，车站由一个掌握全权的交通管制五人小组控制。没有该小组的通行证，任何人别想进站。这个小组派出执勤人员，把守住所有的进出口。列车上挤得水泄不通，最多只能带走十分之一急于乘车的旅客。可是谁也不愿意等下一趟车，因为说不准一等又是好几天。数千名旅客冲到进出口，企图冲向那难以挤上的绿色车厢。这些日子，车站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包围着，有时还闹到扭打的地步。
保尔和丽达拼命地挤着，可怎么也进不了月台。
保尔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进出口，他领着丽达穿过行李房，走进月台。他们好不容易才挤到第四号车厢跟前，只见一大堆人拥堵在车门口，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无数次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告诉你们，车厢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和车顶上是不准站人的，这是命令。”
人们怒气冲冲地朝他冲去，把交通管制五人小组所发的四号车厢乘车证举到他的鼻子跟前。每一节车厢的前面都是一片争吵声、谩骂声。保尔看出想用通常的办法乘上这趟车是不可能了，但是又非上不可。要不然，他们就赶不上团代会了。
保尔把丽达叫到一旁，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她：他先挤上车，然后打开窗子，从她从窗口拉进去。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把你的皮夹克给我，它比任何特别乘车证都管用。”
他接过丽达的皮夹克穿上，把手枪往兜里一插，故意把枪柄露在外面。接着他把装食品的旅行袋放在丽达脚边，独自朝四号车厢走去。他毫不客气地把旅客推开，一把抓住了车门把手。
“喂，同志，你到哪里去？”
保尔回头看了这矮壮的肃反工作人员一眼，然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调说：
“我是军区特勤处的。现在要检查一下车上的人是否都持有五人管制小组发的乘车证。”
那个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朝他外露的手枪柄瞥了一眼，用袖口擦擦额头上的汗水，冷冷地说：
“好吧，只要你挤得上去，你就检查好了。”
他用胳膊、肩膀，甚至拳头给自己开路，竭尽全力往里面挤。有时还得伸手抓住上层的铺位，身子悬空，从别人的肩膀上**过去。他挨了数不清的责骂，不过总算挤到了车厢中间。
“你这个挨千刀的，究竟打算往哪儿闯？”当他从上面下来，一脚踏到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的时候，她朝他破口大骂道。这个胖女人足有二百多斤重，勉强挤在下铺的边沿，两腿中间还夹着一只油桶。所有的铺位上，都塞满了铁桶、箱子、布袋、竹筐子。车厢里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没有理会这个胖女人的咒骂，只是问她：
“公民，您的乘车证呢？”
“什么乘车证？”胖女人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恶声恶气地反问了一句。
另一个贼眉鼠眼的女人从上铺探出头来，用喇叭似的粗嗓门喊道：
“瓦西卡，从哪里钻出来这么个臭小子？你给我揍他一顿。”
一个小伙子应声出现在保尔的头顶上方，这显然就是瓦西卡了。他身高体壮，胸脯前长满了毛。这家伙瞪起一对牛眼睛问保尔：
“为什么找人家妇女麻烦？查什么票？”
从旁边的铺位上伸下来八条腿。这些腿的主人们勾肩搭背地坐在上面，非常神气地嗑着瓜子。这显然是一帮见过世面、经常在铁路上来往倒腾的投机商人。保尔暂时没有工夫追查他们。先把丽达接上车来要紧。
“这是谁的？”他指指窗户旁边的小箱子，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
“喏，就是那个女人的。”老工人指着两条穿着褐色长袜的粗大腿说。
必须打开车窗。小箱子碍事，可又没有地方挪。于是保尔把箱子举起来，交给坐在上铺的女主人。
“公民，请您暂时拿一下，我要开窗。”
“你为什么乱动别人的东西？”那个塌鼻子女人见保尔把箱子放在她腿上，立刻尖叫着说。
“莫季卡，你看什么人在这儿胡闹？”接着，她转身向她的邻座求救。那个坐在上铺的人并不下来，直接从上面用穿着凉鞋的脚朝保尔的后背踹了一下，说：
“喂，你这个浑蛋，赶快走开!要不，我揍扁你!”
保尔默默地忍受了背上这一脚。他咬紧嘴唇，打开了窗子。
“同志，请你稍微让开一点。”他请求那位铁路工人。
他又把一只铁桶挪开一点，腾出地方，站到车窗跟前。丽达早就在车窗外面等着了，她赶紧把旅行袋递给他。保尔把旅行袋往那个夹着铁桶的胖女人膝盖上一放，马上探出身子，抓住丽达的手，把她拉了上来。一个维持秩序的红军战士发现了这一违章行为，还没来得及阻止，丽达已经跳进了车厢。那个红军战士慢了一步，没有办法，只好骂了一声走开了。丽达一进车厢，那帮投机商人就怪叫起来，弄得她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得抓住上铺的把手，站在下铺的边沿上。周围响起一片谩骂声。上铺的那个粗嗓门咆哮起来：
“瞧这个浑蛋，他自己爬上来还不算，还拉进来一个婊子!”
上面又有一个没露出脸来的人尖叫道：
“莫季卡，照鼻梁上揍一拳!”
那个塌鼻子女人也老想瞅准机会，把木箱压在保尔的头上。周围全是这一帮流氓坏蛋。保尔很后悔把丽达拉到这节车厢里来，但是总得设法给她找个站的地方吧。于是他对那个叫作莫季卡的人说：
“公民，请你把东西从过道上挪开，让这位同志站一站。”可是那家伙却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气得保尔火冒三丈，右眉的上边像针扎一样疼起来。
“下流坯，等着瞧，回头找你算账!”他勉强抑制住自己，对那个流氓说。可是他头上立刻又挨了一脚。
“瓦西卡，再给他点厉害瞧瞧!”周围的人都一齐恶毒地起哄道。
这样一来，保尔强压了好一阵的怒火终于遏制不住了。这种时候，他的出手照例迅猛有力。
“怎么，你们这些坏蛋、投机商，想欺负人？”他好像蹬着弹簧似的，双手用力一撑就蹿上了中铺，抡起拳头猛揍莫季卡那张蛮横的嘴脸。他打得那么有力，那家伙一下子倒栽下来，掉在过道里几个人的头上。
接着他又用手枪指着上铺那四个人的鼻子，厉声喝道：
“你们这些坏蛋，统统给我滚下来!要不然，我就要了你们的狗命!”
这样一来，局面完全不同了。丽达密切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要是有谁敢抓住保尔，她就准备朝他开枪。上铺立刻腾空了。那个贼眉鼠眼的女人连忙躲到隔壁的车厢去了。
保尔让丽达坐在腾出来的空位子上，低声对她说：
“你在这里坐着，我去跟这些家伙算账。”
丽达连忙拦住他说：
“难道你还要去打架？”
“不打架，我去去就来。”他安慰她说。
保尔再次把车窗打开，跳到月台上。几分钟之后，他已经走进铁路肃反委员会，站到他的老上级布尔麦斯捷尔的办公桌前了。拉脱维亚人布尔麦斯捷尔听保尔谈完情况，马上下令叫四号车厢的旅客都下来，检查所有人的证件。
“我早就说过，每次列车还没有进站，车厢里就挤满了投机商人。”布尔麦斯捷尔抱怨说。
由十名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对车厢做了一次彻底大检查。保尔按照老习惯，帮助检查了整部列车。保尔虽然离开了肃反委员会，但是还跟那里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而且他担任共青团书记以后，也派了不少优秀共青团员到铁路肃反委员会协助工作。检查结束后，保尔又回到丽达这儿。现在车厢里坐满了新的乘客——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他只能在上铺的一角给丽达找了个座位，座位旁边堆满了一捆捆的报纸。
“行了，咱们凑合着坐吧。”丽达说。
列车开动了。车窗外面，那个胖女人正高高地坐在一大堆口袋上，喊着：
“曼卡，我的油桶呢？”
丽达和保尔坐在跟邻铺隔着一捆捆报纸的窄小的角落里，一边高兴地回忆着刚才那场不太愉快的插曲，一边狼吞虎咽地啃着面包和苹果。
列车缓缓地爬行着。车辆年久失修，又超载过多，不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每到接轨处，都会震跳一下。傍晚，车厢里渐渐暗下来，接着，夜幕便掩住了敞开的窗子，车厢里一片漆黑。
丽达非常疲倦，头枕着旅行袋打起盹来。保尔坐在铺位的边上，垂下两条腿，抽着烟。他也十分疲倦，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躺下。凉爽的夜风从窗口吹进来。车身猛地一震，丽达惊醒了。她看见了保尔烟头的火光。“他会这样一直坐到天亮的。显然，他不愿意太挨近我，怕我不好意思。”丽达暗暗想。
“柯察金同志，请您把资产阶级那一套虚伪礼节抛掉吧，来，您也躺下休息一会儿。”她开玩笑地对保尔说。
保尔在她身旁躺了下来，非常舒适地伸直了发麻的双腿。
“明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睡吧，你这爱打架的家伙。”她坦然地用一只胳膊搂住他，保尔感到她的头发触到了他的脸。
在保尔的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他的政治指导员。但是她终究还是个女人。这一点，是他今天在天桥上才第一次意识到的，正因为如此，丽达的拥抱使他很激动。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已经离他很近。这使他产生了一种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不过他终于用顽强的意志克制住了这种渴望。
丽达似乎猜到了保尔的感情，她在黑暗中微微地笑了。她早已经历过爱情的欢乐和失去爱人的痛苦。她曾经先后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可是白卫军的子弹却把那两个人从她手中夺走了。一个是身材魁梧、英勇无畏的旅长；一个是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有节奏的响声很快使保尔入睡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被汽笛的吼叫声唤醒。
近来，丽达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她那不常打开的笔记本上又写了如下几行：
8月11日
省代表大会结束了。阿基姆、米哈伊拉和另外几个同志都到哈尔科夫出席全乌克兰代表大会去了。日常工作全都压到我的身上。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到团省委任职的证件。自从杜巴瓦被派到佩切尔斯基区担任共青团书记之后，晚上就不再来学习。他的工作太忙了。保尔倒还打算继续学习，不过有时候我没有时间，有时候他又到外地出差。由于铁路线上情况日益严重，他们经常被动员出去。昨天，扎尔基来找我，他很不满意我们调走他那儿的人。他说，这些人他也非常需要。
8月23日
今天我从走廊里走过时，远远看见潘克拉托夫、保尔和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站在管理处门口。我又往前走，听见保尔正在讲一件什么事情：“那边几个家伙，统统枪毙了也不可惜。他们竟然说：‘你们无权干涉我们的事情。这儿的事，自有铁路林业委员会说了算，不用什么共青团来管。’瞧他们那副嘴脸……这帮寄生虫可找到了藏身的地方……”
接着就是一句极其难听的骂人的话。潘克拉托夫一看见我，就用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保尔回头一瞧是我，脸都吓白了。他甚至没敢再看我一眼，就赶紧溜走了。这一下，他大概会很长一段时间不到我这里来。因为他知道，无论谁骂人，我都不会原谅。
8月29日
今天党委会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情势越来越复杂了。现在我还不能记下全部情况，因为那是不许可的。阿基姆从县里回来了，心情很郁闷。昨天在捷捷列夫附近，又有一辆运粮专车被人破坏出了轨。看来，我得索性丢开不记了，反正总是写得这么零零碎碎的。我等着柯察金来学习。今天我见过他，知道他和扎尔基等五个人在组织一个公社。
一天中午，保尔在铁路工厂接到了丽达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晚上有空，让他到她那儿继续研究上次没结束的专题——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晚上，他来到大学环路那幢房子的门口，抬头看了看，丽达的窗户里亮着灯。他像往常一样奔上楼梯，用拳头敲了一下房门，没等里面应声，就推门走了进去。
在丽达那张小伙子们谁也没有权利在上面坐一会儿的**，此刻正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的手枪、行军背包和红五星军帽放在桌子上。丽达坐在他身旁，紧紧地拥抱着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丽达喜气洋洋地朝保尔转过身来。
那军官推开拥抱着他的丽达，站了起来。
“让我来介绍一下，”丽达对保尔说，“这位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那位军人一面紧握保尔的手，一面不拘礼节地说。
“他突然来了，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丽达笑着说。
保尔握手时很冷淡。一种莫名的嫉妒在他眼里一闪而过。他看见达维德的衣袖上缀着四颗星组成的军衔标志。
丽达正想说什么，但是保尔拦住她的话头：
“我只是跑来跟你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要赶到码头上卸木材，你用不着等我……正巧你又来了客人。就这样吧，我走了，伙伴们还在楼下等着呢。”
保尔突然闯进门来，又突然消失了。楼梯上传来他急促的下楼声。下面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再没有任何声响。
“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丽达迎着达维德那惊疑的目光，猜测着说。
……天桥下面，一辆机车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从它那强劲的胸腔中喷出一阵阵金色的火星。这团奇异的火星向上飘舞着，接着就消隐在烟雾中。
保尔倚靠着天桥的栏杆，望着道岔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他眯缝起双眼。
“柯察金同志，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一发现丽达有丈夫，您就那么痛苦呢？难道她曾经说过没有丈夫吗？即使说过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这件事突然叫您这么难过呢？何况，我亲爱的同志，您不是一向认为，除了高尚的友谊，和她没有别的任何关系吗？……您怎么会把这点给忘了呢？呵？”他讥讽地反问着自己，“再说，如果他不是她的丈夫呢？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可能是她的兄弟或叔叔呢？……要是那样，你无缘无故地让一个人难堪，也太可笑了。显然，你跟其他庄稼汉一样，是个地道的粗人。是不是她的兄弟，一问便知道。假如他真是她的兄弟或叔叔，那你还有什么脸面跟她解释呢？得了，以后你再也别去见她啦。”
汽笛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天已经晚了，该回家了。别再胡思乱想啦。”
在索洛缅卡(这是铁路工人区的名称)由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社。他们是扎尔基、保尔、快活的金发捷克人克拉维切克、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和斯焦帕·阿尔丘欣，他是铁路肃反委员会委员，不久前还是修理厂的锅炉工。
他们搞到了一间房子，一连三天下工后就去擦洗、粉刷、油漆。他们提着大水桶跑来跑去，邻居们差点以为是失了火。他们用木板搭了床，从公园里拾来好多枫叶，塞进麻袋里做成床垫。到了第四天，房间就布置整齐了。雪白的墙壁上还挂上了彼得罗夫斯基[1]的肖像和一幅大地图，整个房间的面貌焕然一新。
两扇窗户之间钉着一个搁架，上面摆着一堆书。两只钉上硬纸板的木箱做凳子，另一只大一点的木箱就成了柜子。房子中间摆着一张巨大的呢面已经脱落的台球桌，这是他们从公用事业管理局扛来的。白天当桌子，夜里做克拉维切克的床。大伙搬来了各自的东西。克拉维切克善于管家理财，他列了一份公社全部财产的清单，并且想把清单钉在墙上，但是遭到大伙的一致反对，这才作罢。现在房间里的一切都归集体所有了。工资、口粮和偶尔收到的包裹，一律平均分配。只有武器仍归各人所有。全体社员一致决定：公社成员如果违反取消私有财产的规定并欺瞒同社社员，一律开除出社。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坚持在这个决定上加上一条：并立即驱逐出室。
区共青团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公社的成立典礼。他们从邻居那里借来了一个大茶炊，又拿出所有的糖精沏茶。喝过茶之后，大家齐声高唱：
泪水洒遍茫茫大地，
我们受尽劳役的煎熬，
可是总会有这样一天……
合唱由烟厂的塔莉亚·拉古京娜指挥。她的红布头巾稍稍歪向一边，眼睛活像个淘气的男孩子。这对眼睛还从来没有人能够凑到跟前仔细端详一番呢。塔莉亚的笑声富有感染力。这个十八岁的糊烟盒女工用她那充满青春热忱的目光注视着世界。她的手往上一扬，领唱的歌声就像号角一样响起来：
我们的歌声传遍四方，
我们的旗帜在全球飘扬，
它飘扬，辉煌而明亮，
那是我们的鲜血在闪光。
直到深夜，大家才散去。他们年轻的说笑声惊醒了沉睡的街道。
扎尔基伸手去接电话。
“静一静，同志们，我一句也听不清!”他朝挤满团区委书记办公室的共青团员们喊，他们都在叽里呱啦地说话。
说话声稍微小了一些。
“喂，哪一位？哦，是你啊!对，对，马上开。会议内容？还是那件事，就是从码头上往外运木柴。什么？没有，没有派他出去。他在这儿。叫他接电话吗？好的。”
扎尔基向保尔招招手：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找你。”说着，他把听筒递给保尔。
“我还以为你不在呢。今天晚上我正巧有空，你来吧。我兄弟从这儿路过，顺便来看看我，我们已经两年没见面了。”
果真是兄弟!
保尔没有听到她后面说的话。他回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及随后在天桥上所做的决定。对，今天晚上应该去见她，把联系着双方的桥梁烧断。爱情给人带来多少烦恼和痛苦。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听筒里又传来丽达的声音：
“你怎么了，没听见我的话吗？”
“嗯，不，我在听。好的，开完常委会我就来。”
他放下了听筒。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紧紧地抓住橡木桌子的边沿说：
“恐怕我以后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他说完，只见她那浓密的睫毛向上颤动了一下。她手里那支正在纸上画着的铅笔突然停住了，一动不动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面。
“为什么呢？”
“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每天有多紧张。很可惜，但也只好把学习的事推到以后再说了……”
他倾听着自己说的最后几句话，觉得口气还不够坚决。
“何必又吞吞吐吐呢？这就是说，你还是缺乏斩钉截铁的勇气。”
于是，他又坚决地说下去：
“此外，我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内容，我不大明白。从前我跟谢加尔同志学习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记得住，但是跟你在一起，就怎么也不行。每次在你这里学完之后，我都得去找托卡列夫同志再补习一下。我的脑瓜不好使。你最好还是另外找一个聪明点的学生吧。”
他避开她凝视的目光。
为了不给自己留一点退路，他又固执地补充说：
“所以，用不着再浪费你我的时间了。”
保尔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用脚稍稍挪开椅子，然后从上往下看了看她那低垂的头和在灯光下显得更加苍白的脸。他戴上帽子，说道：
“好吧，丽达同志，再见了!十分抱歉，打扰了你这么多天。这些话，我早就该对你说的。这是我的过错。”
丽达机械地把手伸给他。保尔突然变得这样冷淡，使她大为震惊。她只能勉强地说：
“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过去做的不能合你的意，没能使你了解我，那么，今天得到这样的结果，只能怪我自己。”
保尔的脚步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悄无声息地掩上房门。走到大门口，他站住了——现在还可以回去，跟她解释清楚……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当面得到轻蔑的回答，再离开这儿吗？不!
铁路支线上堆积的破烂车厢和熄了火的机车越来越多。风卷着木屑在空旷的木材场上四处飞舞。
奥尔利克匪帮像凶猛的山猫，在城市周围的林间小路上和幽深的峡谷里频繁出没。白天，他们藏匿在附近的村庄或森林中的大养蜂场里。夜里他们爬到铁路线上，伸出锐利的爪子破坏路轨，然后爬回自己的老窝去。
这样一来，铁马般的列车时常出轨。车辆摔得粉碎，把睡梦中的旅客压成了肉饼，宝贵的粮食和泥土、鲜血掺和在一起。
奥尔利克匪帮时常突袭宁静的小镇。鸡给吓得咯咯地叫着满街乱跑。时时是零乱的几声枪响，接着在乡苏维埃的白房子附近便是一阵对射，啪啪的枪声就像踩断干树枝般清脆。随后匪徒们便骑着高头大马在村子里横冲直撞，抓住人就砍。他们把马刀挥得呼呼直响，砍起人来就像劈柴似的。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很少开枪。
这群土匪神出鬼没地窜来窜去，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奸细们从神父的房子里和富农考究的宅院里监视着镇苏维埃白色小房子里的动静。一条条无形的线索一直通到密林深处。子弹、鲜肉和颜色微蓝的上等美酒，都被循着同一条路线送往那里。还有各种情报，先是咬着耳朵悄悄告诉小头目，再由他们经过极其复杂的通讯网，送给奥尔利克本人。
这个匪帮一共只有两三百名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可是一直没能剿灭。他们分成许多小股，在两三个县里同时活动。要把他们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他们夜里是匪徒，白天却装成本分的庄稼汉，在自家的院子里转来转去，给马喂喂草料，或是带着得意的微笑站在大门口，一边吸着烟袋，一边用阴沉的目光打量着从他们面前经过的红军骑兵侦察队。
亚历山大·普兹列夫斯基团长率领自己的队伍，废寝忘食地在这三个县里清剿土匪。他们不知疲倦，顽强追击，有时候也能踩住匪帮的尾巴。
一个月之后，奥尔利克从两个县里撤走了匪徒。他们只能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流窜。
城里的生活一如既往。嘈杂的人群在五个小集市上来来往往。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只有两种愿望：一是漫天要价，二是就地还钱。形形色色的骗子在这里大显身手。几百个眼疾手快的人像跳蚤一样在市场上钻来钻去。他们的眼神里什么玩意儿都有，唯独没有良知。这里就像一个大粪坑，全城的蛆虫都麇集在这里，他们的目的就是坑蒙拐骗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新手。班次极少的火车从自己的肚子里释放出成群结队的背着口袋的人。这些人全都拥向小集市。
晚上，集市上空****的，白天生意兴隆的小胡同、一排排黑洞洞的空货架和摊位此刻变得阴森可怖。
到了夜里，在这死气沉沉的街区，每座小亭子后面都隐藏着危险，即使胆子大的人也都不敢冒险潜入这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突然响起枪声，仿佛用锤子敲了一下铁板，于是立刻有人倒在血泊中。等到附近站岗的民警结伴赶来时(他们从来不敢单独行动)，除了一具蜷缩着的尸体之外，已经什么人也找不到了。凶手早已逃离作案现场，溜得无影无踪。而市场附近的居民却从睡梦中惊醒，被搅得一夜不得安宁。小集市对面有座“俄里翁”电影院，那里的马路和人行道上灯火通明，行人熙熙攘攘。
电影院里，放映机咝咝地响着。银幕上争风吃醋的情敌在互相厮杀，片子一断，观众就尖声怪叫。看来，城里城外的生活似乎都没有脱离常轨，就连革命政权的中枢——党的省委会里也都一切照常。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平静。
在这座城市里，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倒是有不少人知道这场风暴即将来临。他们把步枪笨拙地藏在庄稼人常穿的长袍下面，从四面八方潜入这座城市。有些人装扮成小商贩的样子，坐在火车顶上溜进城里。下车之后，他们不去集市，却凭着记忆，把东西带往预先约定的街道和住宅。
这些人都是知情人，可是城里的工人群众，甚至那些布尔什维克却并没有察觉到风暴正在逼近。
全城只有五个布尔什维克掌握敌人准备活动的全部内情。
被红军赶到白色波兰境内的彼得留拉残匪，同驻华沙的一些外国使团狼狈为奸，密谋在这里组织一次暴动。
一支由彼得留拉残部秘密拼凑起来的突击队已经组成。
匪帮中央暴动委员会也在谢佩托夫卡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有四十七个人，其中大多数过去就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只是因为地方肃反委员会轻信了他们，才使他们暂时逍遥法外。
这个组织的头子是瓦西里神父、温尼克准尉和一个姓库济缅科的彼得留拉军官。神父的两个女儿、温尼克的弟弟和父亲以及混进市执行委员会当办事员的萨莫特亚负责为他们刺探情报。
他们计划在夜里发动暴乱，用手榴弹炸毁边防特勤处，放出犯人，如果一切顺利，还将占领火车站。
在作为这次暴动中心的一座大城市里，白匪军官们正在非常秘密地进行集合，其他各路匪帮也都到了城郊的树林里集结。又从这里派出经过严格审查的“铁杆分子”，分别到罗马尼亚和彼得留拉本人那里去，随时保持联络。
在军区特勤部里，水兵朱赫来已经连续六夜没有合眼了。他是掌握全部情况的五个布尔什维克之一。费奥多尔·朱赫来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一个猎人，正死死盯住即将扑来的猛兽。
在这种时候，不能喊叫，也不能打草惊蛇。只有把这头嗜血成性的野兽击毙，才能消除后顾之忧，安心从事劳动。千万不能把野兽惊跑。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只有保持冷静的头脑、运用铁的手腕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决定性的时刻越来越迫近了。
就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在曲曲弯弯迷宫般的秘密接头地点里，敌人决定：明天夜里采取行动。
不!就在今天夜里。五个对敌情了如指掌的布尔什维克决定抢先一步。
晚上，一列装甲车没有鸣汽笛，悄悄地开出了车库，随后车库又悄悄地关上了大门。
密码电报由直达线路急速发往各地。电报所到之处，共和国的保卫者们都顾不上睡觉，立即行动起来，连夜直捣匪巢。
扎尔基接到了阿基姆的电话：
“各支部的会议都布置好了吗？是吗？好。你马上跟区党委书记来开会。木柴问题比原来想的还要糟糕。等你们来了，我们再谈吧。”扎尔基听见阿基姆果断而急促地说。
“唉，这个木柴问题都快把我们搞疯了。”他嘟哝着，放下了听筒。
古戈·利特克开着汽车，飞快地把两位书记送达目的地。他们下了车，一蹬上二楼，立刻就明白了——叫他们来绝不是为了研究木柴问题。
办公室主任的桌子上架着一挺马克沁机枪，特勤部队的几个机枪手在它旁边忙碌着。走廊上有本市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在站岗，他们都默不作声。省委书记办公室的房门紧闭着，里面正在举行的省党委常委紧急会议已经接近尾声。
两部军用电话机的电线已经通过气窗接进室内。
人们都压低了声音说话。扎尔基在房间里见到了阿基姆、丽达和米海拉。米海拉穿着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腰间别着手枪，扎尔基一下子都没能认出他来。丽达还穿着当连队政治指导员时的装束：头戴红军的盔形帽，身穿草绿色的短裙和皮夹克，腰挎一支沉甸甸的毛瑟枪。
“这是怎么回事？”扎尔基惊疑地问丽达。
“这是紧急演习，伊万。我们马上到你们区去，集合地点设在第五步兵学校。各支部开完会就直接到那儿去。最重要的是这个行动不能让别人有所察觉。”丽达对扎尔基说。
参天的百年橡树默默地伫立着。池塘在牛蒡和水草的覆盖下睡得正香，宽阔的林荫道上渺无人迹。
在树林中间，在白色的高围墙里面，从前的士官武备学堂现在已经改为红军第五步兵军官学校。夜深了，楼上没有灯光。从表面上看，这里的一切都很平静。路过的人一定以为里面的人全都睡下了。但是，那扇大铁门为什么敞开着？门旁边那两个像大蛤蟆似的东西又是什么呢？从铁路工人区的各个角落到这里来集合的人都知道，既然下了紧急集合令，军校里的人不可能在睡觉。参加支部会的人听到简短的通知后，就直奔这里。路上没有人说话。有单独来的，有两个一起来的，最多三个人。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藏有印着“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或“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字样的小本子。只有出示了这样的证件，才能走进那扇大铁门。
大厅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这里灯光通明，四周的窗户都用帆布帐幕遮挡着。集合在这里的党团员轻松地抽着自己卷的烟，笑谈这次紧急集合的种种规定。谁也没有感到紧张，不过是集合一次，让大家体会一下特勤部队的纪律，以防万一罢了。但是，一些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一跨进校门，就感到气氛有点异样，不太像演习。这里的一切都悄然进行。军校学员静悄悄地整队，口令轻声得如同耳语一般。机枪是用双手抱出来的，而且从外面看不见大楼里透出一丝亮光。
“德米特里，别是真的出了什么大事吧？”保尔走到杜巴瓦跟前，低声问。
杜巴瓦正跟一个保尔不认识的姑娘并肩坐在窗台上。前天保尔在扎尔基那里匆匆见过她一面。
杜巴瓦开玩笑地拍拍保尔的肩膀，说：
“怎么，魂都吓跑了吧？没关系，我们会教会你们打仗的。你跟她还不认识吧？”杜巴瓦指了指姑娘，“她的名字叫安娜，姓什么我也不清楚。官衔嘛，是宣传站站长。”
那姑娘一面听着杜巴瓦诙谐的介绍，一面打量着保尔。她用手整理了一下从淡紫色头巾下滑出来的一绺头发。
她和保尔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双方互不相让地对视了好几秒钟。她的一双眼睛乌黑发亮，饱含挑战性，睫毛又密又长。保尔把目光转向了杜巴瓦。他觉得脸上发热，不高兴地皱起眉头，然后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问：
“你们俩到底是谁宣传谁呀？”
大厅里一阵喧哗。米海拉·什科连科跳上椅子，喊道：
“第一中队在这儿集合!快一点，同志们，快一点!”
朱赫来、省委书记和阿基姆一起走进大厅。他们刚刚赶到。
大厅里站满了排好队的人。
省委书记登上教练机枪的平台，举起一只手，说：
一刻钟后，全副武装的队伍已经在校园里集合完毕。
朱赫来用眼睛扫视了一遍肃立的队列。
在队列前面三步远的地方，并肩站着两个扎着皮带的人：一个是大队长梅尼亚伊洛，这个彪形大汉原先是乌拉尔的铸工；另一个是政委阿基姆。左面是第一中队的队伍。队伍前两步处，也站着两个人——中队长米海拉·什科连科和指导员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他们的身后挺立着肃静无声的共产主义大队。一共三百名战士。
朱赫来下达了命令：
“出发!”
三百名战士在空寂无人的街道上行进。
城市在酣睡。
队伍在荒凉街对面的利沃夫大街上停了下来。行动将从这里开始。
他们悄悄包围了整个街区。指挥部就设在一家商店门前的台阶上。
一辆汽车亮着车灯，从市中心沿利沃夫大街疾驰而来，开到指挥部旁刹住了车。
这一次，古戈·利特克送来了自己的父亲——本市的警备司令扬·利特克。老利特克跳下车，用拉脱维亚语急匆匆地对儿子说了几句话。汽车猛然向前一冲，一眨眼就消失在德米特里大街拐角处。古戈·利特克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两只手像粘在方向盘上似的——忽而向左，忽而向右，不停地转动着。
哈哈，这回他利特克开飞车的本领可派上大用场了!谁也不会因为他疯狂的急转弯而关他两天禁闭了。
小利特克的汽车如流星般在街上疾驰。
一转眼的工夫，他就把朱赫来从城市的这一头送到了另一头。朱赫来不禁夸奖他说：
“古戈，像你今天这种开法，要是不撞人，明天就奖给你一块金表。”
古戈·利特克喜出望外地回答：
“我还以为这么开车要关我十天禁闭呢……”
荒凉街上有一条小巷，也叫这个古怪的名字，巷内十一号住着一个姓秋贝特的家伙。根据肃反委员会截获的情报，他在这次反革命阴谋中扮演着一个不小的角色。他的住处藏有预定在波多拉区行动的军官团的名单。
警备司令扬·利特克亲自到荒凉街来逮捕这个家伙。秋贝特住的房子有几个窗户朝着花园，花园的高墙外面是从前的修道院。在这所房子里没有找到秋贝特。据邻居说，他这天一直没有回来过。经过搜查，找到一箱手榴弹，还有几份名单和地址。老利特克下令埋下伏兵，自己就在桌子旁边翻看刚搜到的材料。
在花园里放哨的士兵是一个年轻的军校学员。他可以看到亮着灯光的窗户。一个人站在角落里真难受。他有点害怕。他的任务是监视那堵高墙。可站岗的地方离那扇能壮胆的明亮窗户很远。月亮也见鬼了，很少露一下脸。周围黑洞洞的，灌木丛好像在抖动。他用刺刀向四周探了一圈，什么也没发现。
“干吗派我到这儿来站岗？墙那么高，反正谁也爬不上去。到窗子跟前瞧瞧怎么样？”年轻学员这样想。他再一次看看墙头，就离开了散发着霉味的墙角。他在窗前停住了脚步。老利特克正匆匆收拾文件，准备离开房间。就在这当口，一个人影在墙头上出现了。他从墙头上看见了窗外的哨兵和屋子里的老利特克。人影像猫一样敏捷，从墙头攀到树上，然后溜下了地，又像猫一样蹑手蹑脚地接近哨兵，一扬手，哨兵倒了下去。一把海军短剑刺穿了哨兵的脖子，只剩剑柄露在外面。
花园里一声枪响，包围这个地段的人们顿时像被电击了一般。
一阵皮靴声，六个人飞快地向这所房子跑来。
扬·利特克已经死了。他坐在靠椅上，头倒在桌子上，满脸鲜血。窗户的玻璃已被打得粉碎，但是敌人没来得及抢走文件。
修道院旁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凶手跳到街上，一面拼命朝卢基扬诺夫广场跑，一面不停地开枪还击。但是他未能逃脱：一颗子弹追上了他。
连夜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搜查。几百个没报户口、证件可疑、藏有武器的人被押解到肃反委员会，由新成立的审查委员会专门进行甄别审查。
在有些地方，阴谋分子进行了武力反抗。在日良大街搜查一座房子时，安托沙·列别杰夫被人一枪打死了。
这天夜里，索洛缅卡大队损失了五个人。而在肃反委员会里，已再也看不见那位共和国的忠实保卫者、老布尔什维克扬·利特克了。
暴动被制止了。
同一天夜里，瓦西里神父、他的两个女儿以及他们的所有同伙在谢佩托夫卡统统落网。
但是，新的敌人又在威胁着城市——铁路运输即将瘫痪，饥饿和寒冷将接踵而来。
粮食与木材供应成了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