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赫来一边思索着，一边从嘴边取下短短的烟斗，小心地用指头按了按隆起的烟灰。烟斗已经灭了。
屋子里有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如浮云一般在毛玻璃的吊灯罩下面盘旋，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座椅上方缭绕。围在桌子四周的人，宛如笼罩在轻烟薄雾中。
托卡列夫老头胸口贴着桌子，坐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旁。他气愤地揪着胡子，不时斜眼瞅一下那个秃顶的矮个子。这家伙的嗓门又尖又细，一直在东拉西扯地说些像空蛋壳一样的废话。
阿基姆看到老钳工斜视的目光，不禁回想起童年往事。那时他们家里有一只好斗的公鸡，叫“啄眼王”。每当它准备进攻的时候，也是这样斜眼打量着对手。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那个秃顶的家伙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他一边用灵活的手指翻着文件，一边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正是有这种种客观原因，才使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无法得到贯彻。我再重复一次，就是再过一个月，我们能够提供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完成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那简直是……”秃头在挑选字眼，“乌托邦!”说完，他合上小嘴巴，紧闭双唇，流露出一副受冤枉的神情。
接着是一阵沉默，仿佛持续了很长时间。
朱赫来用指甲敲敲烟斗，想把烟灰倒出来。托卡列夫打破了沉默，用低沉浑厚的嗓音说道：
“得了，用不着多磨嘴皮子。你的意思就是说，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木材，现在没有木材，将来也不会有木材……是这样吧？”
秃头的矮子耸耸肩膀：
“同志，对不起，木材我们准备好了，可惜没有马车往外运……”他哽住了，掏出一块方格手巾擦擦光秃秃的脑袋，擦完之后，怎么也找不到衣服上的口袋，就急躁地把手巾塞到公文包底下。
“可您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运送木柴呢？原先负责这项工作的那伙专家确实搞了鬼，可是他们给抓起来已经有好些天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秃头朝他转过身来：
“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报告了三次，说没有运输工具，就没有办法……”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我们早就听说过了，”老钳工挖苦地哼了一声，狠狠地瞪了这个秃头的家伙一眼，“怎么，您当我们都是傻瓜吗？”
这一问，吓得秃头脊背发凉。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他回答的声音已经低了下来。
“但是难道您不知道他们是在远离铁路的地方砍伐树木吗？”阿基姆问。
“我听说过。但是我不能把别人辖区里不正常的现象汇报给领导。”
“您手下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主席问。
“大约二百人。”
“这些饭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气愤地啐了一口。
“铁路林业委员会全体人员领的可都是头等口粮，那是工人们从嘴边省下来的。可你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拨给工人的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里去了？”工会主席继续追问。
人们纷纷向秃头提出各种尖锐的问题，但是他只是一味地支吾搪塞，就像对付纠缠不休的债主似的。
这家伙狡猾得像一条泥鳅，故意不正面回答问题，两只眼睛不住地东张西望。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越来越近。他既胆怯又紧张，此刻只有一个愿望——赶快离开这里回家去，他那个还不算太老的妻子已经给他预备好一顿丰盛的晚餐，她正在读着法国作家保罗·德·科克的小说消磨时间，等他回去呢。
朱赫来一面注意地听着秃头的回答，一面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审查这家伙：这绝不是单纯的工作能力低下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他的材料……不必再和他啰唆下去，让他滚蛋，咱们好谈正事。”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读完了递给他的纸条，向朱赫来点点头。
朱赫来站起来，走到外屋去打电话。当他回来的时候，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已经念到决议的结尾：
“……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明显的怠工行为，故撤销其职务，并把此事交侦查机关进一步审理。”
秃头本来预料结果会比这更糟。不错，指责他消极怠工并撤了他的职，显然对他的可靠性起了怀疑，但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博雅尔卡伐木的事情，他用不着担心，因为这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以内。“呸，活见鬼，我还以为他们真的已经追查到什么了呢……”
这时，他差不多完全放心了，一边把文件放进公文包里，一边说：
“好吧，我是一个党外专家，你们有权怀疑我。但是我问心无愧。要是我有什么工作没有做好，那只能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谁也没有搭理他。秃头走出房间，匆匆跑下楼，轻松地舒了一大口气，推开临街的大门。
就在门口，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
“公民，您贵姓？”
他的心沉了下去，结结巴巴地说：
“切尔……文斯基……”
这个“外人”走了以后，省执行委员会办公室里那十三个人全都紧紧地围到那张大桌子旁。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着打开的地图，“这是博雅尔卡站。离车站七公里的地方是伐木场。这里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的木材。一支伐木大军在这儿做了八个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结果我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木材要从六公里外的地方运到博雅尔卡站。即使用五千辆马车搬运，并且按一天运两趟计算，至少也需要一个月。最近的一个村庄远在十五公里以外。而且，奥尔利克匪帮又经常在这一带出没……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明白吗？……瞧，按照原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进。但是这些浑蛋却向森林深处伐过去。他们算得很准，知道咱们无法把伐倒的木材运到铁路沿线。事实上，我们连一百辆马车也弄不到。他们就是这样来打击咱们的!……这手段跟暴动一样厉害。”
朱赫来紧握的拳头沉重地落在地图上。
虽然朱赫来没有明说，但是十三个人都能想象得到日益逼近的恐怖。冬天就要到了，医院、学校、机关以及成千上万的居民都将遭受严寒的侵袭。车站上挤满了人，像一窝蚂蚁，火车每星期却只能开一次。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朱赫来松开拳头说：
“同志们，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在三个月之内，从博雅尔卡站到伐木场修筑一条轻便铁路，全长七公里，要在一个半月以内就修到伐木场的边缘。这件事情我已经琢磨了一个星期。要想完成这项工程，”朱赫来干燥的嗓子变得沙哑了，“就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在普夏—沃季查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是那里的共青团员们从仓库里清理出来的。因为战前曾经计划从那儿铺一条轻便铁路到城里来。不过，工人们在博雅尔卡没有地方住，当地只有一座破房子，是以前的林区小学。工人们只能分批派去，每两星期轮换一次，时间再长会挺不住。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派上去，你看怎么样？”
朱赫来没等回答，又继续说：
“共青团应当把能派的人都派过去。第一批先派索洛缅卡区的团员及城里的一部分团员。任务异常艰巨，但是只要向同志们说明白，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干好的。”
铁路管理局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说：
“这种办法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在这么荒凉的地方铺一条七公里的铁路，现在又是秋天，经常下雨，不久就要上冻。”
朱赫来看也没看他一眼，毫不客气地说：
“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你本应该多关心一下伐木工作。这条铁路支线一定要修成。咱们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干等着冻死。”
在丽达的日记本里新写了满满两页纸：
组织人力去修轻便铁路的动员工作已经进行了快三天了。索洛缅卡区的团员青年几乎全部派去。团省委去三位委员——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由此可见这项工程多么重要。这三个人是朱赫来同志亲自挑选的。我和阿基姆曾两次去他那里，一起商量了很长时间。他说，这项工程极其艰苦，万一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后天将有一列专车运送工人到工地去。昨天召开了即将奔赴工地的党团员会议，托卡列夫发表了精彩演说。省党委把领导这项工程的重任托付给这位老人，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总共去四百人，其中共青团员一百名，党员二十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各一名。今天扎尔基和柯察金到交通专科学校去动员学生。是的，是柯察金。若不是屠弗塔无理取闹，挑起事端，我还真不知道他就是谢廖沙经常谈起的那个保尔。屠弗塔因为公报私仇，在常委会上受到申斥。但即使在常委会上，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指责保尔。事情发生在积极分子会议上。
当时正在挑选去工地的人员。突然，屠弗塔对保尔的任命提出异议。他的理由让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屠弗塔声称，保尔同资产阶级分子有联系，而且过去曾参加过反对派，因此不能让他担任小队的领导。
我看着保尔。当屠弗塔应大家的要求提出证据、进行说明的时候，保尔眼睛里的表情先是惊讶，最后逐步转成了愤怒。屠弗塔说的是：在粉碎反革命阴谋的那次行动中，屠弗塔和保尔编在同一个分队里，他们去搜查一个教授的住宅。这个教授的女儿原来是保尔的熟人。屠弗塔偷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她问保尔：“莫非真的是您派他们来搜查我们家的吗？柯察金同志。若果真如此，那对我便是莫大的侮辱。您对我们家好像是相当了解的。”保尔回答她说，要是在她家没有搜到什么可疑的人，小分队会离开的。屠弗塔要求保尔说清楚，他怎么会跟资产阶级小姐这么熟悉、这么亲近。
保尔表现得不错。他控制住了满腔怒火，对他来说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他是这样回敬屠弗塔的：“同志们，如果换成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别的人说我这种闲话，我会很恼火。但是屠弗塔这样说，那就另当别论了。眼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位同志偏偏与众不同，专门在这里乱咬人，这是为什么呢？只有天晓得。朋友们，我当然要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不过不是向他，而是向你们大家。事情很简单，我曾经在这个教授家中寄住过一阵子，那是在1920年，我们就这样相互认识了。这家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至于我过去犯的政治错误，我一直牢记在心。没有哪位同志再提起这件事。屠弗塔现在的做法是不对的。等到了工地，我们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一点的。”
保尔的话给打断了，大家不让他再说下去。屠弗塔受到了严厉的申斥。我想在保尔去博雅尔卡之前和他见一次面。
交通专科学校两层楼的大楼房里人声鼎沸，各年级的头头都在召集学生开会。有人拉了一下保尔的袖子。
“你好，保尔，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跟他打招呼的是一个目光严肃的小伙子，他戴着学校的制帽，帽子底下露出一绺微鬈的短发。
小伙子名叫阿廖沙·科汉斯基，与保尔同龄又同乡。阿廖沙的哥哥也在机车库当钳工，与阿尔焦姆在一起。科汉斯基一家竭尽全力供他读书。小伙子倒也不错，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读完了技工学校高级班，又来到基辅上学。阿廖沙把他求学的经过和波折大致向保尔讲了讲：
“咱们小城一共来了六个人。这些人你大概都认识，有舒拉·苏哈里科、扎利瓦诺夫、沙拉蓬，就是那个一只眼的小滑头，还记得吧？还有萨什卡·切博塔里、万卡·尤林。他们几个，家里把一路上吃的东西准备得可齐全了，又是果酱，又是香肠，又是烙饼。而我呢，只带了一盒子黑面包干，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可带的。一路上，这几个中学生一个劲地嘲笑我。我气极了，真想狠狠揍这几个坏蛋一顿。别看他们有五个狗崽子，我可能要吃亏，可无论揍扁哪一个，都能出口气吧。实在叫人受不了。你听听他们说的：‘龟孙子，你往哪儿钻？土傻帽，还是待在家里挖土豆吧。’唉，算了，我强忍着没跟他们较劲。总算到了基辅。他们全都带着介绍信，找头头脑脑去了。我直奔军区参谋部。我想当飞行员。我连做梦都能梦见自己在空中打转转。”
保尔微微一笑，向阿廖沙打趣道：
“难道地上就容不下你了吗？”
阿廖沙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说：
“参谋部的人也说：你干吗非要穿云破雾不可呢？还是在地上保险。他们都跟我开玩笑呢。我随身还带着县团委的介绍信，信上请他们帮助我进空军。我们家住过一位负责军需供应的政委，叫安德列耶夫。他也在介绍信背面写了一段话。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给你听：本人认为科汉斯基同志有觉悟，是个百里挑一的棒小伙子，而且脑袋瓜也好使。出身工人家庭。他想学飞行，那就让他学吧，将来可以去支援世界革命。下面的签名是：第一三○博贡师军需队政委安德列耶夫。”
保尔听得打心眼里乐开了花。阿廖沙也哈哈大笑，引得一帮学生围住了他们。阿廖沙边笑边继续说：
“是啊，这不，飞行员没当成。参谋部的人向我解释说，眼下没有飞机让我开。还是先学点技术为好，至于飞行嘛，啥时候学都不晚。我就跑到这里来了，交了申请书。结果呢，入学要考试。那五个家伙也在这里。考试两个礼拜之后进行。我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妙。一个名额八个人争，来的还大多是城里人。有的找到教授先来一遍模拟考，有的像跟我同来的这几位，都已经念完了七年制中学。我赶紧翻旧课本，恢复一下记忆。还得去打工。卸一车皮木柴，可以挣两天的伙食钱。后来木柴卸完了，只好勒紧裤腰带。而我们那五位活宝呢，每天都往剧院跑，深更半夜才回宿舍。宿舍里房间都空着，学生们差不多都去度暑假了。可只要这帮家伙一回来，你就别想再看书了：不是吵就是笑。扎利瓦诺夫带他们去轻歌剧院认识了几个女演员。不到三天工夫，她们就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得一个不剩。等到没东西吃了，这帮浑蛋就去偷别人的东西，捞走了一个外地考生的四十只鸡蛋，又趁我不在，把我剩下的一点面包干吃个精光。
“考试的那一天终于到了。第一门考的是几何。给我们发的试卷上都盖了图章，要求在三十五分钟内解完习题。我看看黑板上的试题，全会做。再瞧瞧那几个中学生，全都傻了眼：一个个愁眉苦脸，坐立不安，好像有人在他们椅子上钉了几只尖木桩。沙拉蓬脸上豆大的汗珠噼里啪啦直往下掉。他那张傻里傻气的脸上，一只独眼滴溜溜地直转。我心想，狗娘养的，这可不像你拧姑娘的大腿那么容易了吧。”
阿廖沙笑得喘不过气来，又接着说：
“我做完了题目，站起来，准备把考卷交给教授。苏哈里科和扎利瓦诺夫压低嗓门，像鹅叫似的嘟哝道：‘递张小抄过来。’
“我径直朝讲台走去。经过切博塔里身旁时，听到他在小声骂我，骂得可难听了。两天下来，他们各得了四个两分，只好退出了考试。我沉住气继续考。他们在干什么呢？苏哈里科曾经来找过我，说：‘别在这里浪费时间啦。我们私下向老师打听过，你得了两个两分。反正你也考不上了，还不如跟我们一起报建筑专科学校，那里容易录取。现在还来得及。’我差点听信了他的话，不过并没有放弃考试。反正只剩下两门了，到时就知道结果了。哪知道他们是在蒙骗我。我考上了，他们几个为了糊弄家里人，进了专科学校附设的二年制技校。那里没有要求他们参加入学考试，因为技校只要求中学二年级的文化水平。他们领到了学生证、免票卡，就在各条铁路线上来来往往跑单帮，搞投机倒把，腰包塞得鼓鼓的。整天大吃大喝。在城里已经搬过三次家。到哪儿都酗酒闹事，让人家给赶了出来。尤林离开了他们，进了建筑专科学校。”
走廊上越来越挤。学生们不断地往大教室走去。保尔和阿廖沙也朝那边走。正走着，阿廖沙又想起了什么，再次笑得喘不过气来，说：
“不久前尤林顺路去看他们。他们正在赌牌。尤林也凑了个热闹，没想到竟赢了他们。你猜怎么着？他们夺下他到手的钱，狠狠揍了他一顿，又把他赶出了门。这真叫自作自受。”
为了争取多数人的支持，在宽敞的大教室里，会议一直开到半夜。扎尔基发了三次言。关于去建筑工地的事，大多数学生连听都不想听。一帮身穿校服、戴着锤子图案领章的学生叫喊起哄，两次中断了投票的进行。扎尔基在这里没有可以依靠的对象。两个团员对付五百个学生，其中还有三分之二是父母的宝贝疙瘩。民主空气最浓的是阿廖沙所在系的一年级，他在那里当头头。机械系一年级的班长达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这个青年人长着一双充满幻想的眼睛。这两个年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到了第二天早晨，学校团支部才答应派四十名学生去工地修铁路。
最后几只工具箱已经搬上了火车。乘务员们也各就各位了。天下着毛毛细雨。丽达的皮夹克湿得发亮，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样从衣服上滚下来。
丽达前来送行，她紧紧握住托卡列夫的手，轻声说：
“祝你们成功。”
老人的两眼从灰白色的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
“是呵，他们存心给咱们找麻烦。”老人嘟哝了一句，同时把心里想到的话说了出来，“不过，你们在这里可得多留点儿神!要是有什么麻烦事，你们可要马上督促一下。要知道，此地这些无赖的家伙，都是离开了官样文章就办不了事的!好啦，姑娘，我该上车啦。”
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临上车前，丽达仿佛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怎么，难道柯察金不跟你们一道去吗？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他昨天就和技术指导员坐轧道车为我们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着月台匆匆地朝这边走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安娜·鲍哈特。她很随便地披着件短外套，尖尖的指头夹着一支灭了的香烟。
丽达注视着他们三个渐渐走近，又向托卡列夫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保尔在你那里学得怎么样？”
托卡列夫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
“什么学习？那小伙子不是你在辅导吗？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听着，有点不大相信他的话。
“托卡列夫同志，你说的是真的吗？他说跟我学了之后，总得找你补课的。”
老头子笑了起来。
“找我补课？……我连他的人影也没有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
“喂，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老伯伯上车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这个捷克人本来还想说什么，可是看见那走近的三个人，就不作声了。他的视线和安娜不安的眼神对碰了一下。接着，他又看见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便迅速地离开了窗口。
秋雨打着人的脸。一团团深灰色的雨云，在低空缓缓移动。秋深了，森林里一望无际的林木已经光秃秃的，老榆树闷闷不乐地站着，满身的皱纹都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天剥去了它们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子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零零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装卸货物的石砌月台一直通到森林里。人们像蚂蚁一样在新修的路基周围忙碌着。
讨厌的黏泥在靴子底下吧唧吧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疯狂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闷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砰砰直响。
细雨像筛子筛过一般不停地洒下来，寒冷的雨水浸透了衣服。雨水冲坏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像稠粥一样从路基上流淌下来。
衣服都淋透了，变得冰冷沉重。但是，人们每天一直干到很晚才收工。
新筑的路基一天天向密林深处延伸。
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座石头房子的空架子。里面凡是可以搬动或拆卸的东西，都被土匪抢走了。门窗变成了大洞小洞，炉灶的铁门变成了黑窟窿。从屋顶的破洞里看得见桁架和椽子。
唯一未遭劫难的东西就是四间宽敞房子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穿着沾满泥浆的湿衣服，躺在这块地上睡觉。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泥水从衣服上流下来。他们使劲地咒骂着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上薄薄地铺着一层麦秸，大伙儿紧紧地挤着睡，竭力想用体温来相互取暖。衣服冒热气了，但是它从来也没焐干过。雨水渗过遮挡窗洞的麻袋，流淌到地上。雨点像敲鼓似的击打着屋顶上残存的铁皮，冷风不停地从破门外面灌进来。
厨房在一间东倒西歪的板棚里。早上大家在这里喝了茶，就到路基上去干活。午饭每天都是单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像煤一样黑的面包。
但是城里能供应的只有这么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瘪老头，脸上刻着两道深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虽说个子不高，但是很结实，粗犷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一个名叫霍利亚瓦的车站肃反工作人员的家里。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却像水银那样好动。
工程队以无比的顽强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深处伸展。
工程队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几天之后，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受到的第一次打击发生在第二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从城里开来的火车没有运来面包。
杜巴瓦叫醒托卡列夫，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工程队的党委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狠狠地搔着胳肢窝。
“简直跟我们开起玩笑来啦。”他一边嘟哝着，一边急忙穿起衣服。
霍利亚瓦像只球一样跑进屋子来。
“快，打电话到特勤部去，”托卡列夫对他说，“没有面包的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老头子接着又警告杜巴瓦。
顽强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之后，终于接通了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的电话。托卡列夫听着他和电话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听筒里传来朱赫来震怒的声音：
“什么？面包没有送到？我马上调查这是谁干的好事。”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东西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
“面包我们连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来，他认识路。天亮之前一定送到。”
果然，天刚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袋面包。小利特克满脸倦容地从汽车里爬下来，因为一夜没合眼而脸色苍白。
为完成筑路工程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了。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的车辆，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进行大修。第一批筑路工人的工作时间眼看就要到期，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让这些已经精疲力竭的人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在一间旧板棚里，积极分子们围着一盏煤油灯一直商量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托卡列夫、杜巴瓦、克拉维切克动身到城里去了。他们带了六个人去修理车头和运送铁轨。克拉维切克因为是面包工人出身，被派到供应部门去做监督员，其余的人前往普夏—沃季察。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他的一只脚从黏糊糊的泥里拔出来。他觉得脚底下刺骨的冷，这才明白，他那只破靴底已经整个掉下来了。自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他就吃够了这双烂皮靴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一直往里灌泥浆。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完全掉了，他只得赤脚踩在冰冷刺骨的泥浆里，这就让他干不成活了。他从泥里捡起破靴底，失望地看着它，忍不住违反了不再骂人的誓言。他拎着破靴子跑到厨房里，坐在行军灶旁边，解开沾满泥浆的包脚布，把那只冻得发麻的脚伸到炉子旁边。
养路工的妻子奥达尔卡在这儿给厨师打下手。她正在案板上忙着切甜菜。造物主对这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特别照顾，她的肩膀像男人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粗又壮。她的刀功也挺不错，不一会儿切好的甜菜便在案板上堆成了一座小山。
她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道：
“怎么？等饭吃了？还早了点吧？小伙子，谁都可以看出你是偷懒溜过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到哪里去了？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她教训着柯察金。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我的一只靴子完全烂掉了。”保尔解释了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那只破得不成样子的靴子，对奥达尔卡点点头，然后对保尔说：
“她的丈夫是半个鞋匠，他会帮你缝起来的。没有靴子穿，弄得不好，会丢命的。”
奥达尔卡听到这话，再仔细看一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还把您当成一条懒虫啦。”她抱歉地说。
保尔宽容地笑了笑。她用内行的神气看了看他那只靴子，接着说：
“我丈夫才不会补它呢——根本不能补了。为了不冻坏你的脚，我给你拿一只旧套鞋吧。像那样的旧套鞋，我家阁楼上有一只。哎，遭这样的罪，有谁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冻，再这样，你可就完了。”奥达尔卡现在已经非常同情他。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着一只长筒套鞋和一块亚麻布回来了。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烘烘的，穿上暖和的套鞋。他默默地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气冲冲地从城里回来了，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到处都在怠工。无论你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轮子在原地打转。看来，对那些兴风作浪的反动家伙，咱们抓得还是太少，所以总是碰上这种人。同志们，我跟你们直说吧，情况糟糕透顶。第二批人还没召集起来，能派多少人来也还不知道。但是眼看就要上冻了。咱们豁出命来也要抢在上冻之前把路铺过那个泥塘，要不，地冻了之后，你就是用牙啃也啃不动。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那些在城里捣鬼的家伙，自然会有人收拾他们。咱们这里必须加油干、加速干。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把这条支线修成。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那不成了草包了。”托卡列夫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铿锵有力，全没了平常那种沙哑的低音。紧皱着的眉毛下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透露出他的坚毅和顽强。
“今天咱们召开一次全体党团员大会，把目前的情况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人员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叠成四折的纸递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这个码头工人的肩膀上看过去，只见决议上写着：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当继续留在工地，等第一批木材运出之后再换班。
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书记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签字)
狭小的厨房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全挤在里头。他们有的靠墙站着，有的爬上桌子，有的甚至站到了灶头上。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的话不多，但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却让所有人心里凉了半截。
“明天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
老头子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更改的。这个手势完全抹灭了大家摆脱污泥、回城同家人团聚的希望。一时间喊叫声四起，什么也听不清楚。人们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随之摇曳不定。由于昏暗，看不清大家脸上的表情。吵闹声越来越大。一些人表示渴望“家庭的舒适”，另一些人气愤地大喊“太累了”，更多的人则沉默不语。只有一个人声明他决心离队。从角落里传出他那愤怒的谩骂声：
“真他妈的见鬼!这儿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罚人做苦工，也得是犯了罪呀。可我们犯了什么罪？逼着我们在这儿干了两个星期，该够了吧。再没有人愿意做傻瓜了。谁做的决议，就让谁自己来干好了。谁愿意在泥坑里打滚，就让他打滚去吧。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是谁。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得变形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照!我不怕，我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这儿胡说八道？谁说党交给的任务是做苦工？”他声音低沉地说，目光严厉地扫视着站在周围的人群，“同志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逃回城里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们从这儿逃走，许多人就会冻死。同志们，咱们早点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家。但是当逃兵溜走，像刚才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这么简短的几句话，也被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
“那么，非党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个穿城里流行的短大衣的年轻人，挤到桌子跟前。他扔出一张小卡片，那卡片像蝙蝠似的从桌子上方翻下来，撞到潘克拉托夫的胸口，弹回来，落在桌沿上。
“这是我的团证，请收回吧，我可不愿为了这么一小张硬纸片牺牲我的健康!”
他最后那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痛斥声淹没了。
“你为什么随便乱扔团证？”
“呸，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他加入共青团，图的是升官发财!”
“把他轰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传染伤寒病的虱子!”
扔掉团证的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回避鼠疫病患者一样避开他，放他出去。他一走出去，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捡起扔下的团证，把它放在小油灯的火苗上。卡片烧着了，变成一个黑色的小卷筒。
树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匪兵迅速逃离板棚，钻进了黑幽幽的树林。人们从破校舍和板棚里一齐往外跑。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小木板。他们划着火柴，用大衣的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见小木板上写着：
你们统统给我滚出这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留下，就叫他吃枪子。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一个不留。限明晚之前滚蛋。
下面的签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的人。
丽达的桌子上放着她打开的日记本：
12月2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真冷。下楼梯的时候，遇见了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便一起走走。
“我一向喜欢初雪。多么壮观的寒冬景象!多么迷人!对不对？”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雅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初雪没有一点好感，相反，只觉得心情十分沉重。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么就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生活中却并非如此。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然而即便在前线，也依然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一切照旧：有笑声也有泪水，有痛苦也有欢乐，有对美的追求和享受，还有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辨别出哪些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1917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还稍微洒点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楼里，住在谢加尔的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跟他聊天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过很长时间，对西方很了解。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然后才是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想法——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献殷勤的方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表现得情意绵绵，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略带粗犷的朴实比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风雅要亲切得多。
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博雅尔卡的简短报告。筑路工程每天进展一百俄丈。他们先在冻土上刨出凹槽，然后把枕木直接铺到冻土上。那边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调去的人已经逃走了一半。条件确实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往后叫他们怎么干活呢？……
电车公司控告杜巴瓦，说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开往城区的全部电车。他动员乘客下车，把铺支线用的铁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雅尔卡工地。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拿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极其严重。他们顶多只肯拨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屠弗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
“该改掉游击习气了。现在再这么干，是要坐牢的。难道不能跟他们好好协商，非动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未见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你自己为什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协商？你这个喝饱了墨水的寄生虫，只会坐在这儿耍嘴皮子、唱高调。我要是不把铁轨送到博雅尔卡，就得挨骂。我看真该把你派到工地上去，请托卡列夫好好管教管教，免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杜巴瓦大发雷霆，整座省委大楼里都能听到他的吼声。
屠弗塔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处分杜巴瓦。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离开一下，单独跟他谈了十来分钟。屠弗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怒容满面，脸色通红。
12月3日
省委又从铁路肃反委员会那里接到了新的案件。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和其他几个同志，一齐到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那里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的东西往工程车上搬的时候，车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试图扣留他们，他们反倒缴了他的枪。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托卡列夫擅自没收了博雅尔卡车站仓库里的二十普特[2]钉子。他把这些钉子作为报酬发给农民，让他们从伐木场运出长木头来代替枕木。
我把这两件事都和朱赫来谈了。他笑着说：“这些控告我们都给顶回去了。”
筑路工地上的情况万分紧张。每一天都很宝贵。有时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得不施加压力。我们常常把一些捣乱分子送交省委。筑路队的小伙子们不按常规办事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一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一块儿用它来烘手。房间里并不因为有了它而暖和多少。可是，那些在森林里的人又是怎样挨过夜的呢？奥莉嘉说医院里非常冷，病人都不敢钻出被窝。那里每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12月4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据说，博雅尔卡整个给大雪封住了。筑路工作停了下来。大伙在清扫铁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已经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1922年1月1日之前完成，把路筑到伐木场边缘。据说，当这个决定传到博雅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答复是：“只要我们这口气还在，就一定按期完成任务。”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很奇怪，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我直到现在还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见面。
12月5日
昨天，匪徒们袭击了筑路工地。
马匹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有时候，马蹄踩到积雪下面的树枝，发出噼噼啪啪的脆响，于是马就惊惧地打一个响鼻，闪到一旁。但是低垂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就又加大步伐追上前面的马。
十来个骑马的人已经翻过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前面便是一长条没有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碰在一起，发出当的一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了一下身子，长途跋涉之后它浑身冒着汗。
领头的人指着那破屋子，对他们说：
“他们的人，还真他妈的不少。我们主要是吓唬吓唬他们。大头目说了，无论如何要叫他们明天统统滚蛋，否则，他妈的这帮臭工人真要弄到木材了……”
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沿轻便铁路两侧朝车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业学校旁边的一片空地。他们躲藏在树背后，并不敢走到空地上来。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如同松鼠，从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枝上滚落下来。短筒枪在树林里喷出火光，子弹飞出树林，打得破墙上的泥灰四溅。潘克拉托夫他们运来的窗玻璃也被击得粉碎，发出悲戚的叮当声。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们，他们猛地跳起来，但是房间里子弹嗡嗡乱飞，迫使他们重新趴下了。有的人还压到了别人身上。
“你到哪里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
“出去。”
“快趴下，你这傻瓜!你一露头，他们就会打死你。”杜巴瓦急切地压低声音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房门旁。杜巴瓦紧紧地贴着地面，紧握着手枪的那只手伸向门边。保尔蹲着，紧张地用手指摸了摸左轮手枪的弹槽。里面还有五颗子弹。他摸到空槽，便把转轮拨了过去。
枪声骤然停止了，静得令人感到诧异。
杜巴瓦低声命令那些卧倒的人：
“同志们，有枪的过来。”
柯察金小心地推开了门。空地上没有一个人影。只有雪花缓缓地飞舞着，飘向地面。
吃午饭的时候，有一辆轧道车飞也似的从城里开来。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被从轧道车上搬了下来，放在月台上。
他们匆匆地向工地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不断擦在路面的积雪上，留下了一道道锯齿形的划痕。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右摇摆。老习惯依旧未改：两条腿像圆规似的岔开着，仿佛脚下仍然是驱逐舰颠簸不停的甲板。高个子的阿基姆跨步大，跟朱赫来并排走着，托卡列夫则不时地跑上几步，才能跟得上他们。
“匪徒的偷袭——这还在其次。眼下有个山包横在路上，实在叫人头疼。这意外的麻烦事让我们碰上了，真他妈的晦气!工程量很大，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转身背着风，两手合拢成小船的样子，点上烟，猛抽两口，又去追赶前面的两个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朝前走。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
“这条支线你们能够按期完成吗？”
托卡列夫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才说：
“你知道，老弟，一般说来是根本无法按期完成的，但是又非完成不可。问题就在这里。”
他们赶上朱赫来，并排走着。托卡列夫很激动地接着说：
“瞧，问题的中心就在这儿了。要知道，这里只有我和工程师帕托什金两个人知道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在人力和装备都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按期完工是办不到的。但是，好在全体人员也都知道这条路非筑成不可!所以上次我才敢说：‘只要我们这口气还在，一定按期完成任务。’你们自己看看吧!我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班眼看又要到期了，可是基本人员却始终没换过，没喘过一口气，全凭青春的活力支撑着。要知道，他们有一半人已经冻坏了。只要看看这些年轻小伙子，就会心如刀割。他们都是些无价之宝啊……只怕不止一个人的命会断送在这块可恨的荒地上。”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轻轨铁路铺好了。
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的路基已经平整好。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着一排长木头，看上去很像被大风刮倒的栅栏。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整出来的路面。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正在铺枕木。一个留着棕红色胡子的农民，穿着一双新编的树皮鞋，不慌不忙地把木头从雪橇上卸下来，扔到路基上。稍远一点的地方，也有几架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摆着两根长铁棍，这是代替路轨的，以便给枕木找出水平位。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子、铁棍、铁锹全都派上了用场。
工地上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人懂得铺路技术。这位老同志已经五十四岁了，却没有一根白头发，乌黑发亮的胡子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他每次都自愿留下，现在已经是与第四批人一起干了。他跟年轻人一样忍受艰难困苦，因此在筑路队里受到普遍的尊敬。每当全体党员开会，都邀请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参加，并请他就座荣誉席。老头子为此感到很自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扔下你们不管呢？我一走，铺枕木的工作会搞乱的，这儿需要我的一双眼睛，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各地跟枕木打了一辈子交道……”每到换班的时候，他都这样推心置腹地说，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来。
帕托什金很信任潘克拉托夫，很少来检查他这个工段的工作。当朱赫来他们三个人走到正在干活的人群跟前时，潘克拉托夫正挥动斧头在挖一个安放枕木用的凹槽。他累得满脸通红，头上直冒汗。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这个码头工人。他瘦多了，两块本来就很高的颧骨现在显得更加凸出了，脸也没好好洗过，显得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领导来了!”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声暂时停了下来。阿基姆看见了周围那些苍白的脸。他们脱下来的大衣和皮袄都放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交代了几句，就拉上潘克拉托夫陪同刚来的三个人到掘土的地方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排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说说，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到底跟肃反工作人员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把他的枪都缴了，你不觉得干得太过火了一点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多说话的码头装卸工。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我们经过协商才缴了他的枪，是他主动要求我们这么做的。这小伙子是个好同志。我们把所有的情况跟他一摆，他就说：‘同志们，我没有权利让你们搬走门窗。捷尔任斯基同志命令严禁一切盗窃铁路财产的行为。这儿的站长跟我结了仇，这个坏蛋老偷东西，我总是阻拦他。要是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他准会上告，那我就得到革命法庭受审。最好你们先缴了我的枪，再把东西赶快运走。要是站长不上告，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于是我们就这么办了。我们又不是把门窗往自己家里搬。”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的眼神里掠过一丝笑意，就补充说：
“朱赫来同志，要处分就请处分我们吧。千万别为难那个小伙子。”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往后可不许再发生这样的事，这是破坏纪律。我们有足够的力量通过组织程序打倒官僚主义。好了，现在谈谈更重要的事情吧。”于是朱赫来详细地询问了匪徒袭击的情况。
工地四周，站着七个人担任警卫。他们随身带着霍利亚瓦的马枪，以及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和霍穆托夫几个人的手枪。这就是筑路队所有的武器了。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把数字记在笔记本上。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工程师了。瓦库林科怕被土匪的子弹打死，宁愿让法庭以临阵脱逃罪判处死刑也不干了，今天一早就溜回了城里。
“挖开这个山包，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因为地已经冻住了。”帕托什金对站在面前的霍穆托夫低声说。霍穆托夫是个动作迟缓、老皱着眉头、不太喜欢说话的人。
“全部工程只给我们二十五天时间，光挖山包您就用十五天，这不成!”霍穆托夫一边回答，一边气呼呼地用嘴咬着胡子梢。
“当然，这只是估算。我一生从未在这样的情况下筑过路，也从未跟这样一群人一起筑过路。也许我估计错了，我已经有两次都估计错了。”
就在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了小山包。斜坡上的人们看见了他们。
“瞧，谁来了？”在铁路工厂当过镟工的彼得卡·特罗菲莫夫是个斜眼小伙子，穿着露出胳膊肘的破绒线衫。他用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指着坡下的人喊道。
保尔连铁锹也没扔，马上朝斜坡下跑。他的两只眼睛在军帽帽檐下面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紧紧握住他的手，握的时间比握谁的手都长。
“你好哇，保尔。瞧你穿了这么一身胡拼乱凑的衣服，差点认不出你来了。”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愁眉不展地对阿基姆说：
“他那五个脚指头倒是步调一致，总是整齐地露在外面。而且，开小差的家伙还偷走了他的大衣。幸亏跟他一个公社的奥库涅夫把自己的短上衣送给了他。不过没关系，保尔是一个热血青年。他还可以在水泥地上躺上一两个星期，铺不铺麦秸都一个样，然后，他还可以躺到棺材里去。”
眉毛漆黑、鼻子微翘的奥库涅夫调皮地眯缝起双眼，反驳说：
“我们才不让保尔完蛋呢。我们可以推选他去当厨子，做奥达尔卡的一名后备军。只要他不是傻瓜，在那里他不但可以吃得饱，还可以睡得暖——愿意挨着火炉也行，愿意挨着奥达尔卡也行。”
一阵开心的哄笑淹没了奥库涅夫的话。
这是他们今天第一次大笑。
朱赫来察看了小山包，然后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坐上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接着又转了回来。大伙仍旧在小土坡上顽强地挖着土。朱赫来看着闪光的铁锹，看着弯着腰紧张劳动的人群，低声对阿基姆说：
朱赫来看着这些挖土的人，眼睛里流露出钦佩、爱护和自豪的神情。就在不久之前，在反革命叛乱的前夜，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曾经背起钢枪战斗；而现在，他们又都怀抱着共同的志向，要把钢铁动脉通到堆放大量宝贵木材的森林里去。木材可是温暖与生命的源泉啊。
工程师帕托什金终于既彬彬有礼又言之有据地向朱赫来证明：没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要挖开这个小山包是不可能的。朱赫来仔细地听着帕托什金的计算，心里打定了主意。他说：
“把人从斜坡上撤下来，调到前面去修路。咱们另想办法来对付这个小山包。”
朱赫来在车站上花了好长时间才接通了电话。霍利亚瓦站在门外警卫，他听见里面朱赫来粗声粗气地说：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参谋长挂电话，请他马上把普兹列夫斯基团调到筑路工地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匪帮肃清。此外，再派一辆装甲车和几个工兵爆破手来。其他事情由我自己来安排。我连夜赶回去。叫小利特克在十二点以前把汽车开到车站。”
板棚里，阿基姆做了简短讲话之后，朱赫来接着发言。在亲切的交谈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个小时。朱赫来告诉大家，原定的工程期限不能改变，必须在1月1日之前完工。他说：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按战时状态进行工作。全体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杜巴瓦同志担任中队长。六个筑路队，都要担负一定的任务。尚未完成的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队承包一段。全部工程必须在1月1日以前完工。提前完成任务的小队，可以回城里休息。此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给这个小队的优秀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各小队的队长已经派定：第一小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小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小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小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小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小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至于筑路工程的总负责人，”朱赫来在发言结束时宣布，“也就是整个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当然继续由不换班的安东·尼基福罗维齐·托卡列夫同志担任。”
仿佛群鸟振翅起飞，响起一阵噼啪噼啪的掌声。一张张严肃的面孔都露出了笑容。朱赫来一向很严肃，最后说的这句话却既亲切又诙谐，使一直在注意听他讲话的人全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二十来个人一齐去送阿基姆和朱赫来上轧道车。
在和保尔话别的时候，朱赫来看见他那只灌满雪的套鞋，低声说：
“我给你捎双靴子来。你的脚还没有冻坏吧？”
朱赫来抱歉地摇了摇头，但是他看到保尔失望的眼神，就立刻毫不犹豫地解下了自己的毛瑟枪。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保尔开头简直不相信他已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礼物，但是朱赫来已经把枪带挂在他的肩膀上。
“拿去吧，拿去吧!我知道你早就盯上它了。不过要多加小心，别伤了自己人。这里还有满满的三夹子弹，也给你啦。”
许多双羡慕的眼睛齐刷刷地盯向保尔。有人喊：
“保尔，咱俩交换，我给你一双靴子，外加一件短皮袄。”
潘克拉托夫朝他后背推了一下，开玩笑似的说：
“小鬼，你拿它换一双毡靴吧。再穿着那只套鞋，你休想活到今年圣诞节。”
这时候，朱赫来已经一只脚踏在轧道车的踏板上，正在给保尔开持枪许可证。
清晨，一列装甲列车轰隆隆地驶过道岔，开进车站。一团团乳白色的蒸汽，犹如天鹅绒般喷发出来，又立即消散在清新而寒冷的空气中。从装甲车厢里走出来几个穿皮衣的人。几小时以后，装甲车送来的三名爆破手已经在山坡上深深地埋下了两个深蓝色的大南瓜，从上面引出两根长长的导火线，然后放了信号枪。人们纷纷离开现在已经变成险地的小山包，四散隐蔽起来。火柴点燃导火线，顿时冒出荧荧的磷光。
几百个人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一分钟，两分钟，多么难熬的等待——终于……大地颤抖了一下，一股可怕的力量将小山包炸得粉碎，把巨大的土块抛向空中。接着，第二次爆炸又开始了，比第一次更猛烈。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密林，山崩地裂的隆隆声在林间回**。
刚才还是小山包的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深坑，周围几十米内，在像砂糖一样洁白的雪地上，撒满了四散飞溅的碎土。
筑路工人立刻提起镐头和铁锹，喊叫着朝炸出来的土坑跑去。
自从朱赫来走后，各筑路队展开了一场争取首先完成任务的顽强竞赛，离天亮还很早，保尔就悄悄地起了床，谁也不惊动，艰难地挪动着在冰凉的地面上冻僵的双脚，走到厨房。他烧开了一桶沏茶用的水之后，才回去叫醒同小队的伙伴。
等到其他各队的人都醒来时，天已经亮了。
在板棚里吃早点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和他兵工厂的伙伴们的桌子跟前，激动地说：
“米佳伊，看见没有？保尔那家伙，天还没亮就把他那伙人叫起来了。现在他们也许已经筑好二十来米了。伙伴们都说，他把他队里由铁路工厂来的人鼓动得雄心勃勃，夸口说要在12月25日以前就铺完他们那一段。他想把咱们大伙都给比下去。但是，对不起，谁胜谁负还得走着瞧!”
“这真是朋友归朋友，各自显身手。这是关系到‘谁战胜谁’的问题。”潘克拉托夫说。
中午时分，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们的工作。原来是站在步枪垛旁边的哨兵，发现树林里出现了一队骑兵，便鸣枪示警。
“同志们，快拿枪，土匪来了!”保尔喊了一声，扔下铁锹，朝一棵大树跑去。他的毛瑟枪就挂在树枝上。
全队马上拿起武器，直接卧倒在路基旁的雪地上。走在前面的几个骑兵挥动着帽子，其中有个人高声喊道：
“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五十多个骑兵沿着大路跑了过来，他们都戴着缀有红星的布琼尼军帽。
原来这是普兹列夫斯基团的一个排，前来探望筑路人员。保尔看到排长的坐骑少了一只耳朵，这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匹漂亮的灰骒马，额上有一块白斑。它不肯老实站着，一直在骑者**玩花样。保尔跑到它跟前，一把抓住笼头绳，马吓得直往后退。
“小白斑，你这个调皮鬼，想不到在这儿又见到你了!你没让子弹打死呀，我的独耳美人。”
他亲热地搂住马的细长脖子，抚摸着它那翕动的鼻子。排长仔细地端详着保尔，终于认出来了，他惊喜地喊道：
“啊，这不是保尔吗!……马你倒认出来了，老朋友谢列达反而看不出来啦。你好，老弟!”
城里各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全力以赴支援筑路工程。这立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扎尔基把留在城里的人都派往博雅尔卡，团区委成了个空架子。整个索洛缅卡区只剩下清一色的女团员。扎尔基又到铁路专科学校动员了一批学生去支援工地。
当他向阿基姆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
“现在只剩下我和那些女无产阶级革命者了。我打算让拉古京娜代替我，门口换上‘妇女部’的牌子，这样我就可以马上到博雅尔卡去了。你想，我一个男子汉成天在女人堆里转悠，实在不像话。那帮女孩子都怀疑地看着我。她们私下里准像喜鹊似的在叽叽喳喳地议论我：‘他把别人都打发走了，自己却赖在城里，真是个大滑头。’没准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话呢。求求你，让我也去吧。”
阿基姆笑着拒绝了。
到博雅尔卡工地的人数在不断增加。铁路专科学校的六十个学生也到了。
朱赫来设法让铁路管理局调出四节客车车厢，开到博雅尔卡，给新到的工人们住宿。
杜巴瓦的那一队人撤出了工地，被派往普夏—沃季察，负责把窄轨车头和六十五节窄轨的敞车运回工地。这项工作顶替他们原先所执行的任务。
德米特里：
我和克拉维切克为你们选择了一大批书报。我们向你，向博雅尔卡全体突击队员致以热烈的敬礼。你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祝愿你们身体强壮、精力充沛。昨天，木柴仓库里的最后一批木柴都配售完了。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转达问候。他真是一个好同志!他亲自动手为你们烤面包。对面包房里的人他不太信得过，因此筛面粉、用机器和面全都由他亲手做。不知道他从哪儿搞到的好面粉，烘出的面包可口极了，一点也不像我领到的那样。晚上大家总是到我这儿来，有拉古京娜、阿尔丘欣、克拉维切克，有时还有扎尔基。我们也进行一些学习，但大部分时间是谈论所见所闻，特别时常谈到你们。姑娘们由于托卡列夫拒绝她们去筑路工地而非常生气。她们都再三保证，能够像你们一样经受磨炼。拉古京娜说：“我要穿上老爸的衣服去找老爸，看他能不能把我赶走!”
她很有可能会这么做。代我问候那个黑眼睛的人[3]。
安娜
暴风雪突然袭来。灰色的阴云布满天空，低低地压着地面缓缓移动。大雪纷纷飘落下来。晚上刮起了狂风，烟囱里发出呜呜的怒吼。狂风追逐着在树林中飞速盘旋、飘忽不定的雪花，凄厉的呼啸声搅得整个森林惊恐不安。
暴风雪咆哮不止，肆虐了一整夜。车站上那所破房子存不住热气，虽然通宵生着火炉，大家依然觉得寒气刺骨。
第二天清早上工，双脚陷入深深的积雪里，树梢上却挂着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保尔的小队在自己的地段上清扫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寒冷给人造成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奥库涅夫给他的那件旧上衣一点也不暖和，脚上那只旧套鞋老往里灌雪，并且好几次掉在了雪堆里。另一只脚上的靴子也时刻面临着掉底的危险。而且，因为睡在水泥地上，他脖子上长了两个大毒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当围巾。
保尔两眼通红，骨瘦如柴。他疯狂地用一把大木锹铲着雪。
这时，一列客车慢慢地爬进了车站。火车头喘着气，好不容易才把它拖到这里。它的煤水车上一块木材也没有，炉膛里的火苗也很微弱。
司机冲着站长喊道：
“给我们木柴，我们就开走。要是不给的话，趁着它还能动弹，让我停到侧线上去。”
列车开到侧线上去了。他们把停车的原因通知了沮丧的旅客。挤得满满的车厢里顿时响起一片叹息声和咒骂声。
“我可以给你们木柴，但是不能白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筑路材料。现在工地被雪封住了。你们车厢里有六七百名乘客。妇女和小孩可以留在车里，其他人都得拿起铁锹来铲雪，一直做到晚上。如果他们答应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木柴。要是不愿意干，就让他们在这儿坐等到过年吧。”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瞧，弟兄们，来了这么多人!哦，还有女的呢!”保尔听到背后有人惊奇地喊。
保尔回过头去。
“这里有一百人交给你，分配他们干活吧。看着点，别让他们偷懒。”托卡列夫走到保尔跟前说。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派了活。有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身穿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头戴一顶暖和的羔皮帽，非常愤怒地转动着手上的铁锹。他旁边站着一个青年女子，头戴海狗皮帽子，帽顶上还带着一个小绒球。他抗议般地对这女子说：
“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没有权利强迫我干这个。我是一个铁路工程师，要是请我领导工作，我倒可以答应。但是铲雪绝不是你我分内的事，没这条规定。这老头子违法行事，我要控告他。谁是这里的工长？”他问身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
“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那男子用轻蔑的眼光，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么，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把工长给我叫来，或者别的负责人……”
保尔怒视着他说：
“不想干活可不行。车票上没有我们的签字，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地主任的命令。”说完保尔又问那女子：“您呢，女公民，您也拒绝干活吗？”但是，霎时间他愣住了，因为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杜曼诺娃。
她好不容易才认出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就是保尔。保尔身上穿着又破又旧的短褂，脚上穿着两只稀奇古怪的鞋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脸好久没洗了。只有他那双眼睛，还跟从前一样炯炯有神。这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叫花子一样的衣衫褴褛的人，不久以前还是她所爱的!世事变化得多么快啊!
冬妮亚不久之前结了婚，现在随同她丈夫到一个大城市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要职。她想不到竟会在这样的情境下遇到她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觉得不便和他握手。她的瓦西里会怎么想呢？保尔竟潦倒到如此地步，真叫人心痛啊。显然，这个青年伙夫除了挖土之外不会有更大的长进了。
“冬妮亚，咱们走吧。这个拉查隆尼，我瞧着就气不打一处来。”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拉查隆尼是什么人。
“假如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未被消灭的资产阶级。”他粗声粗气地回敬道。接着，他把目光转向冬妮亚，冷冷地对她说：“杜曼诺娃同志，拿起铁锹，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请原谅我这么说，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筒皮套靴，冷笑了一下，随口补充道：
“我劝你们最好别留在这儿。前几天，匪徒刚刚光顾过。”
他转身向自己的工作队走去，他那套鞋在走路的时候啪嗒啪嗒直响。
他最后这几句话显然对那个工程师产生了影响。
冬妮亚终于说服了他一起去铲雪。
傍晚收工后，人们都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匆忙走在前头，打算在车厢里占个好位子。冬妮亚停住脚步，让其他人先过去。走在最后面的是保尔，他已经疲惫不堪，一边走一边拄着铁锹。
“保夫鲁沙，你好!”冬妮亚跟他并排走着，说，“老实说，看到你这种样子，我真感到很意外。难道你不能在现政府里弄一个比挖土好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了委员或是相当于委员的首长呢。你的生活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
保尔站住脚，惊奇地看了她一眼，说：
“我也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这么酸臭。”
冬妮亚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铁锹扛到肩上，迈开大步向前走。走出几步之后，他才回答说：
“不，杜曼诺娃同志，坦率地说，我的粗鲁比你所谓的礼貌要好得多。你用不着担心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过得挺好。但是你的生活却变得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两年以前，你还好些，那时候你还敢和一个工人握手。可是现在呢，你浑身都发出樟脑丸的味道。说句心里话，现在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收到他哥哥阿尔焦姆的来信。信上说他就要结婚，让保尔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一阵风吹走了保尔手上的白色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上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哥哥的婚礼。现在怎么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赶上他这一队了，他们突进的速度简直叫大家目瞪口呆。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地争第一名，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惯有的沉着，不断地鼓动他队里的“码头工人”用一种疯狂的速度去干活。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他见过托卡列夫后，就到工地找保尔。他们亲热地互相问了好。接着，克拉维切克笑眯眯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制的漂亮的黄面皮里短大衣，用手拍拍那富有弹性的皮面，对保尔说：
“这是给你的。猜不出是谁送的吧？……呵，你这傻瓜，好好想一想吧!这是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送的，为的是不让你这蠢驴子活活冻死。这本来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礼物，她接到手时立刻就交给我，说给柯察金捎去吧。阿基姆曾经对她说过，你在冰天雪地中只穿一件单衣干活。这倒叫奥利申斯基的鼻子有点皱起来了。他说：‘我可以另外送一件军大衣给那位同志嘛。’但是丽达笑着说：‘不必了，他穿短的干活更方便。’这就是那件皮大衣，拿去吧。”
保尔惊讶地捧着这件珍贵的礼物，过了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把它穿到冻得冰凉的身上。那柔软的皮毛立刻使他的后背和前胸都感到暖烘烘的。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12月20日
暴风雪刮个不停。今天又是风雪交加。博雅尔卡的人们眼看就要把路铺到目的地了，不料严寒和暴风雪拦住了他们。他们陷在深雪里了。要挖开冻土是非常困难的，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筑路队里发现了伤寒，已经有三个人病倒了。
12月22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雅尔卡没有人来参加。在离博雅尔卡十七公里处，匪徒把一列运粮火车弄出轨了。根据粮食人民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全体人员已奔赴出事地点。
12月23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雅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去了一趟车站，看见从哈尔科夫开来的列车的连接板上抬下来几具僵硬的尸体。连医院里都没有暖气供应。可恶的暴风雪!它要刮到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12月24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昨夜奥尔利克匪帮倾巢出动，袭击了博雅尔卡工地。双方交战了两小时。匪帮切断了电话线，所以今天早晨朱赫来才得到确切消息。匪徒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子弹击穿了他的胸膛。今天将把他送回来。昨夜担任警卫组长的克拉维切克被刀砍死了。是他最先发现匪徒并鸣枪报警的。他一边往回跑，一边射击进攻的敌人，但是还没来得及跑到学校，就被砍死了。筑路队里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工地上驻有一列装甲列车和两个骑兵中队。
12月25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受伤人员都已运到，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答应救活托卡列夫。他依旧昏迷不醒。其他人已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雅尔卡的来电：“为了回答匪帮的袭击，我们，轻便铁路的建设者，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在这里召开大会，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排除一切困难，在1月1日以前把木材运到城里。我们将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记录：别尔津。”
我们以军礼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盼望已久的木材已经近在咫尺。但是筑路进度特别缓慢，因为伤寒病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双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像喝醉酒似的，两腿发软，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发烧已经好几天了，但是今天的热度比以往哪天都高得多。
那吮吸着筑路队血液的肠伤寒也在悄悄地向保尔本人进攻，但是他健壮的身体仍在抵抗它。一连五天他都强打精神，挣扎着从铺着麦秸的水泥地上爬起来，跟别人一道去上工。但是无论是那件暖和的皮短大衣，还是朱赫来送给他的那双已经套在冻坏的双脚上的毡靴，都帮不上他的忙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一下他的胸口。他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发黑，只觉得树木像旋转着的木马似的围着他直打转。
他好不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他仔细一看，只见站台旁边停着一列跟站台一样长的平板列车，上面装着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忙着卸车。他又向前走了几步，身子便失去了平衡。他只觉得头一晕，就栽倒在地上。积雪贴着他那灼热的脸颊，他觉得很舒服。
几个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他，把他抬进板棚里。柯察金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出周围的人了。从列车上请来的医生说：“大叶性肺炎兼肠伤寒。体温四十一点五摄氏度。至于关节炎和脖子上的两个毒疮，那倒不值得一提了。光是上面那两种主要病症，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都尽全力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保尔回家乡。
幸亏柯察金那一队的队员全体出动，更主要的是霍利亚瓦施加了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科汉斯基和昏迷不醒的保尔硬塞进挤得满满的车厢里。车上的乘客怕他得的是具有传染性的斑疹伤寒，死也不肯让他们上车。有人甚至威胁说，只要车一开动，他们就把病人扔下去。
“这个病人不传染!哪怕把你们统统赶下车，也得让他走!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下，就把你们全赶下车扣押起来。给你，阿廖沙，这是保尔的盒子枪。要是谁敢碰他，你就对准谁开枪。”霍利亚瓦为了吓唬那些人，又加上这么一句。
列车开动了。在空空的月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
“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这件事只能听其自然了。现在一切都得咱们负责了。必须连夜卸下机车，明天早晨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每个肃反工作同志打电话，反复请求他们不许乘客把生病的柯察金抬下车。直到每个朋友都答应绝对办到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一个不知姓名的亚麻色头发的年轻人的尸体被大家从客车里抬到了月台上。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车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请求，慌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年轻人确实已经死亡，只好叫人把他抬到车站的停尸房里。
他们立刻打电话给博雅尔卡的霍利亚瓦，把他那么关切的那个青年同志的死讯告诉了他。
博雅尔卡发了一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保尔送到家里，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病躺倒了。
以下是丽达的又一篇日记。
1月9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在坐下动笔之前就大哭了一场。谁会想到丽达竟会失声痛哭，而且哭得这么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象征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悲痛。为什么我会感到悲痛呢？今天本是喜庆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的各个车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材，我也刚开完庆祝胜利的大会回来。那是市苏维埃为表彰筑路英雄们而举行的扩大会议。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会感到悲痛呢？我们胜利了，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柯察金。
保尔的死使我发现了真情——他对于我，比我原先所想的更加珍贵。
日记就写到这里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提笔写下一篇。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告诉他们我同意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