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面对面地竖立着，默默地互相敌视，代表着两个世界。其中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上了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面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老鹰。这只嗜食兽尸的猛禽舒展双翼，似乎要用利爪去攫取那根漆有黑白线条的界桩；同时，它又伸出贪婪的钩形嘴，恶狠狠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对面六步开外处，竖着另一根柱子。这是一根削去了皮的粗大圆形橡木柱，一头深埋在地里。柱顶上是一块铸有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桩都竖在一块平整的地面上，但是这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万丈深渊，谁也休想不冒生命危险就跨越这六步的距离。
这里就是国境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些无声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志的铁牌，排列成屹立不动的散兵线，从黑海起绵延数千公里，一直伸展到极北地区，直趋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贵族波兰的国界，便从这根钉着一只老鹰的柱子开始。密林深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小镇，名叫别列兹多夫。小镇离国境线十公里，国界那边便是波兰的科列茨镇。从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是边防军某营的防区。
这些排成一长条的界桩跨过冰雪覆盖的田野，越过林间小道，跌落进幽深的峡谷，又缓缓爬上山冈，然后伸向河边，站在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白雪茫茫的异国平原。
天寒地冻。冰雪在毡靴下面咯吱咯吱作响。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战士，戴着英武的盔形帽，从那个铸有锤子和镰刀的界桩开始，迈着有力的步伐，在他负责的地段内来回巡逻。这个魁梧的红军战士穿着灰色的军大衣，戴着绿色的领章，脚上穿着长筒毡靴。大衣外面还披着一件宽大的高领羊皮外套，脑袋包在呢子做的军帽里，非常暖和。手上戴着羊皮手套。羊皮外套很长，一直拖到脚跟，即使在冰天雪地中，披着它也不会感到寒冷。这个红军战士肩上背着一支步枪，在巡逻线上来回走动，皮外套下摆不时刮擦着地上的积雪。他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在这辽阔的平原上，苏维埃边境线上两个哨兵之间相距一公里，彼此可以望见对方。而在波兰那一侧，哨兵之间相隔一到两公里。
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自己的巡逻线朝红军战士迎面走来。他穿着粗劣的高筒军靴、灰绿色的军服，外面罩着一件缀有两排亮纽扣的黑色军大衣，头上戴着四角军帽，军帽上缀着一只白鹰。呢子肩章上也镶着鹰，领章上还镶着鹰，可惜这么多鹰并没有使他感到暖和一些。凛冽的寒气一直刺到他的骨头里。他搓着冻得麻木的耳朵，一边走，一边用一只脚后跟踢着另一只脚后跟。他的手上只戴着一双薄薄的手套，手早就冻僵了。这个波兰哨兵一分钟也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全身的关节马上就会冻僵。所以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动，有时还小跑几步。现在，这两个哨兵隔着边界线相遇了。波兰兵转过身来，沿着他那边的巡逻线跟红军战士并排走着。
边界上是禁止交谈的。然而，四周荒野一片，前面一公里以外才见人影，谁知道这两个人是默默无言地走着，还是违背了国际法呢？
波兰兵想抽烟，可是他把火柴忘在兵营里了。微风似乎故意把马合烟的诱人香味从苏维埃那边吹过来。波兰兵不再搓他那冻坏了的耳朵，他回头张望了一下——说不定班长或者中尉老爷会和骑兵巡逻队一起到边境线上来，冷不丁地从山冈后面钻出来查岗。但是现在四周空无一人，只有积雪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白光。天空中不见一片雪花。
“同志，火柴借我用一下。”波兰兵首先开了口，违反了神圣的公法。他说的是波兰语。他把上了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往背后一甩，用冻僵的手指费力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廉价烟卷来。
红军战士听见了波兰人的请求，但是边防军条令禁止战士跟境外的任何人交谈，而且他又没有完全听懂那个波兰兵说的话，因此，他继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他脚下那双既暖和又柔软的毡靴踩着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布尔什维克同志，借个火点支烟，请扔盒火柴过来吧。”波兰哨兵这一次改说俄语了。
红军战士仔细看了看和自己并排走着的波兰兵，心想：“看样子，这位‘老爷’连五脏六腑都冻透了。虽说是给资产阶级当兵，他活得也真够惨的。这么个大冷天，只穿件又薄又破的军大衣就给赶出来放哨，瞧他冻得像兔子似的蹦蹦跳跳，要是再不抽口烟，可真受不了啦。”于是，红军战士连头也没有回，就把一盒火柴扔了过去。波兰兵接住飞过来的火柴，划断了好几根，最后总算把烟点着了。那盒火柴又以同样的方式越过了边界，这时红军战士无意中也破坏了公法：
“你留着用吧，我还有。”
但是从边界那边传来了这样的回话：
“不，谢谢。如果留下这一小盒火柴，我得蹲两年大牢。”
红军战士看看火柴盒：上面印着一架飞机，飞机头上画着的不是螺旋桨，而是一只有力的铁拳，上面还写着：“最后通牒”。
“是啊，的确如此，把这个东西给他不合适。”
波兰士兵依旧和红军战士并排走着。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原野上，他感到特别的孤单寂寞。
马鞍有节奏地吱吱作响，马匹的脚步既轻快又平稳。黑公马的鼻孔周围已经结起了一层白霜，它呼出的白色水雾逐渐消融在空气中。营长**的那匹花骒马优雅地迈着步子，不时弯下细长的脖子，玩弄着辔头。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扎着武装带，袖口上都有三个方形的红色军衔标志。不过营长加夫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他的同伴的领章是红色的。加夫里洛夫是边防军人。他是这里的“当家人”，他指挥的一营人就分布在这长达七十公里的防区的各个岗哨上。和他同行的是从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普及军训营政委柯察金。
昨夜下过雪。松软的雪地上，既没有马蹄印，也不见人的足迹。这两个骑马人走出一片小树林，开始在原野上策马小跑。侧面四十步开外的地方又竖着一对界桩。
“吁!——”
加夫里洛夫紧紧勒住了马缰绳。保尔也拨转马头，想知道营长为什么停马不前。加夫里洛夫从马鞍上俯下身子，仔细察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印迹，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碾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留下的，它走的时候后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还故意绕了许多圈子来弄乱它的踪迹。很难弄明白这只小兽是从哪儿来的，但是营长停下来察看的并不是这些野兽的脚印。离这些兽迹两步远的地方，另有一些脚印，已经盖上了薄薄的一层雪。有人从这里走过。这个人并没有故布疑阵，他径直走向树林里。脚印清楚地表明，他是从波兰那边过来的。营长策马前进，循着脚印来到了哨兵巡逻线。在波兰境内十步远的地方，也看得见这些脚印。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嘴里咕哝着，“这回又是三排防区出的问题，可是他们早晨汇报的时候只字未提。他妈的!”加夫里洛夫的小胡子本来就有些花白，再加上呼出的热气凝成的白霜，像镀了银一样威严地挂在嘴唇上。
有两个人正迎面朝他们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那把法国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另一个身材高大，披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骒马感到主人用两腿使劲夹了它一下，就跑了起来。两个骑马的人很快到了巡逻兵跟前。红军战士整了整肩上的枪带，把烟蒂吐到雪地上。
“同志，您好!您这地段上有什么情况吗？”
营长一边问，一边把手伸给哨兵。因为这个战士个头很高，营长在马上几乎不用弯腰。哨兵急忙从手上扯下手套。营长和他互相握手问好。
波兰哨兵在不远处注视着他们。两个红军军官(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袖章上三个小方块表明是少校军衔)同一个普通士兵握手，彼此间如同亲密的朋友。刹那间，他仿佛觉得是他自己在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出于这种荒唐的想法，他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了一下。
“我刚刚接班，营长同志。”红军战士报告说。
“那边的脚印您看见了吗？”
“没有，还没有看见。”
“夜里两点到六点是谁在站岗？”
“是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好吧，要提高警惕。”
临走时，他又严肃地提醒战士：
“尽量少跟这些波兰兵并排走。”
当两匹马沿着边界和别列兹多夫镇之间的大路小跑的时候，营长说：
“在边境上必须随时瞪大眼睛。稍一疏忽，就会后悔莫及。干我们这一行睡觉都得睁只眼。白天越境不那么容易，一到夜里，就要竖起耳朵，万分警惕。柯察金同志，您想想看，我负责的这段边界有四个村子是跨界的。这儿的工作特别困难。无论你布上多少哨兵，一有婚嫁喜事或者逢年过节，所有的亲朋好友就会越过边界聚在一起。这很容易办到——两边的房子相隔才二十步远，那条小河沟连母鸡也能飞过去。走私的事也是难免的。当然，都是些小事情，比如一个老太婆偷偷带过来两瓶波兰产的四十度香露酒之类的东西，但是也有不少大走私犯，他们的资金雄厚。你知道波兰人都干些什么吗？他们在靠近边界的所有村子里都开设了百货商店：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当然，这些商店决不是为他们那些贫苦农民开的。”
保尔饶有兴趣地听着营长讲这些情况。边防线上的生活很像从不间断的侦察工作。
“加夫里洛夫同志，您说说，边防工作仅限于抓走私吗？”
营长脸色阴沉地回答：“你这可问到点子上了!”
别列兹多夫是一座小镇。这个偏僻的角落以前曾经被划为犹太人居住区。二三百座小破房子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有一个挺大的集市广场，中心地带开了二十来家小店铺。广场上到处是污泥和马粪。小镇周围是农民的住宅。在犹太人居住区中央，有一座古老的犹太教堂，坐落在通往屠宰场的路旁。这座建筑物年久失修，已呈现出一片破败凄凉的景象。每到礼拜六，虽然还不至于冷落到门可罗雀的地步，但是光景已今非昔比。教堂里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样子。看起来1917年发生的事情确实非常糟糕，因为即使在这穷乡僻壤，青年人对祭司也缺乏起码的尊敬了。不错，那些老年人还没有“破戒”，然而有那么多小孩在吃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呸，连想一想都叫人恶心!一头猪正起劲地拱着粪堆找吃的，气得祭司博鲁赫怒从心头起，走上去踢了它一脚。还有，别列兹多夫成了区中心，这也让祭司不痛快。鬼知道从哪儿跑来这么多共产党员，他们一天一个新花样，折腾个没完。昨天他看见神父家的大门上又挂出了一块新牌子：“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
挂上这块牌子，绝不会是什么好兆头。祭司边走边思忖，不知不觉走到了教堂门口，意外地发现教堂门上竟贴出了一张小小的布告，上面写着：
今天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利西岑和区团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在会上作报告。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
祭司发疯似的把布告从门上撕下来。
“这不，真的干起来啦!”
神父家的大花园从两边围绕着镇上的正教小教堂，花园里有一座宽敞的旧式房子。空****的房间里散发出阵阵霉味，显得了无生气。从前神父和他的妻子就住在这里，他们像这房子一样老朽而且空虚无聊，彼此早已嫌恶对方。新主人一搬进来，空虚寂寞的气氛就一扫而光。那间大客厅，过去虔诚的主人只有遇到宗教节日才在那里接待客人，现在却天天挤满了人。神父的宅院如今成了别列兹多夫党委会的办公地。从正门进去往右拐，有个小房间，门上用粉笔写着：共青团区委会。保尔每天就在这里度过一部分时间。他身兼两职，既担任第二军训营政委，又兼任新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从他们在安娜那里举行那场亲切的晚会以来，已经八个月过去了。但回想起来好像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保尔把一大堆文件推到旁边，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沉思。
房间里静悄悄的。夜深了，党委会的人全走了。最后留下的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刚刚也走了。现在这幢房子里只剩下保尔一个人。窗户上布满了奇异的霜花。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火炉烧得很旺。保尔回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那是在8月份，铁路工厂团委派他作为团组织的负责人，乘上抢修列车，赶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们这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整顿战争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清理残破不堪的车厢，一直忙到深秋。他们还曾经过西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的那段路线。这里在前沙皇时代是马赫诺匪帮盘踞的地方，到处可见毁坏和劫掠的痕迹。在古利亚伊波列地区，他们曾花了一星期时间去修复石头筑成的水塔，用铁皮修补好被炸药炸坏的水箱。保尔本身是个电工，他不懂钳工技术，也没干过这种活，但他手拿扳手，拧紧了几千个螺丝帽。
直到秋末，列车才把他们送回工厂。各车间都欢迎这一百五十名工人归来。
在安娜那里，又经常可以看到保尔了。他额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也常常可以听见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大笑声。
满身油污的弟兄们又可以在小组会上听他讲往日的战斗故事。他讲衣衫褴褛、受尽奴役而又敢于造反的俄罗斯农民怎样试图推翻沙皇的宝座，讲斯捷潘·拉辛[7]和普加乔夫[8]起义的故事。
一天晚上，当许多年轻人聚集在安娜那儿的时候，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一种多年养成的不良嗜好。他几乎从小就抽烟，那天却毅然决然地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当时有人提出看法，说习惯比人的意志厉害，并举出抽烟这个例子。接着大家争论个不停。保尔始终没有参加争辩，但是塔莉亚点名要他发表意见。于是他直率地说：
“当然是人支配习惯，而不是习惯支配人。难道我们还能得出别的结论吗？”
茨维塔耶夫在角落里喊了起来：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保尔就喜欢来这一套。要是当场戳穿他的把戏，结果会怎样呢？问他自己抽烟吗？抽的。他知不知道抽烟没有好处？知道的。那就戒了呗——可惜戒不掉。不久前他还在小组会上‘传播文明’呢。”说到这里，茨维塔耶夫改用嘲讽的口吻冷冷地问道：“让他回答我们，他那骂人的习惯有没有改掉？凡是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可是一骂起来就很凶。传教容易，做圣徒难哪!”
一阵沉默。茨维塔耶夫的尖刻腔调，大家听了都觉得不舒服。保尔没有立即答复。他慢慢地从嘴上拿下烟卷，揉成一团，然后轻轻地说：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过了片刻，他又补充说：
“我这样决定，是为了自己，多多少少也是为了茨维塔耶夫同志。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一钱不值。我还有个骂人的恶习。同志们，我还没有彻底摆脱这个可耻的习惯。不过，就连茨维塔耶夫同志也承认，不常听到我骂人了。脏话是容易脱口而出的，比不得抽烟，所以我这会儿还不敢夸口立刻和这种恶习一刀两断。但是骂人的习惯我总归是要彻底改掉的。”
入冬以前，很多顺着河水放下来的木排堵住了河道。秋水泛滥，这些木排被冲散了，顺着水流往下游漂去，眼看大批木料要损失了。索洛缅卡又派出本区的共青团员去打捞这些珍贵的木头。
保尔·柯察金不愿意落在同志们后面，虽然正患着重感冒，也瞒过大家，照样参加劳动。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当码头两岸木头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他却发高烧了，冰冷的河水和秋季的潮湿唤醒了沉睡在他血液中的敌人。他得了急性风湿病，住院两个星期；出院以后，他也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确认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愤怒地拒绝了。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拐杖，忍着剧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几次来信，要他回去看她。此刻他想起了亲爱的老太太，想起了她在临别时所说的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
在省委会里，他领到两份卷在一起的党团组织关系证明。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伤感，他几乎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乘车到他母亲那里去了。接连两个星期，老人家不断地用药熏和按摩医治他那两条肿胀的大腿。才过了一个月，他已经可以丢开拐杖走路了。胸中**漾着喜悦，黄昏又变成了黎明。列车把他送到省城。三天后，组织部开了一份介绍信，派他到省军事委员会去，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区委会又交给他一项任务，要求他把分散在新区各地的团员召集起来，建立一个团组织。瞧，生活变化得多快啊。
外面赤日炎炎。一根樱桃树枝在敞开的窗户外窥视着执委会主席的办公室。执委会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波兰天主教教堂，太阳把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照得熠熠生辉。窗前小花园里，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鹅正在活泼地寻觅食物，它们像周围的小草一样绿莹莹、毛茸茸，惹人喜爱。
执委会主席读完了刚收到的紧急电报。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把骨节粗大的手指插进蓬松的鬈发里，好久没有动弹。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今年才二十四岁，但是与他共事的党内外同志都不知道这一点。他身材魁梧，强壮有力，为人严肃，有时甚至十分严厉，看上去足有三十五岁。他的身体结实，粗壮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大脑袋，一双深棕色的眼睛锐利而冷峻，下巴棱角分明，显得非常有力量。他穿着一条蓝马裤和一件“见过世面”的灰色军装，左胸袋上佩着一枚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指挥”车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几乎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工厂里切铁、削铁。
可是一个秋天的夜里，他这个一直只管制造武器的工人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从此就投身到革命的大风暴中来了。为了革命和党的需要，他不断地投入一场又一场火热的战斗。这个图拉兵工厂的工人走过了光荣的战斗历程，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团长、团政委。
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利西岑被调到边防区工作，生活过得安静平和。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获情况的综合报告，可是眼前这份急电使他一瞬间仿佛又回到了战场。电文十分简略，上面写着：
绝密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近发现波兰多次派遣大批匪徒越境，似拟骚扰边境地区。希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现金及贵重物品宜转移至专区。勿滞留税款。
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利西岑可以看见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他看见保尔走上了台阶。不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请坐，咱们谈一谈。”利西岑握着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小时，执委会主席没有再接见其他人。
保尔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已是正午时分。利西岑的小妹妹妞拉正从花园里跑出来。保尔一向管她叫阿妞特卡。这个小姑娘羞答答的，庄重得跟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每次见到保尔，她总是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这一回，她也是一面用小孩子的方式笨拙地跟保尔握了握手，一面把前额上的一绺短发往后一甩。
“我哥哥那儿没人了吧？我嫂子等他回去吃午饭，已经等了好久了。”妞拉说。
“阿妞特卡，去找他吧，屋里就他一个人。”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套着壮马的大车已经赶到了执委会门前。车上的人低声地交谈着。几只密封的麻袋从财务科里被搬出来，装上了车。几分钟后，公路上响起了车轮滚动的声音。保尔率领一队武装人员在大车周围保护。他们安全地到达了离小镇四十公里(其中有二十五公里全是森林)的专区中心，把贵重物品转移到了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里。
几天以后，有一个骑兵从边境向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小镇上那些好看热闹的人都惊讶地盯着这个骑兵和他那匹累得浑身冒汗的战马。
到了执委会门口，骑兵扑通一声跳下马，手持军刀，踏着笨重的马靴，咚咚地跑上了台阶。利西岑皱着眉头，从他手中接过公文，拆开来，随即在封袋上签了名。那个边防军人根本没让马歇口气，又跃上马鞍，立即沿原路跑回去了。
除了刚读过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也不知道公文的内容。但是镇上小市民的嗅觉却像狗一般灵敏。当地的小商贩，三个人中必定有两个搞点走私活动，常干这种行当，使他们单凭本能就能预测到危险的迫近。
人行道上有两个人急匆匆地朝军训营营部走去。其中一个是保尔。当地居民都认识他：他总是随身带着枪。另外一个是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连他也束上了武装带，别上了左轮手枪——事情可就不妙了。
过了几分钟，从营部里跑出来十五个人，手里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奔向十字路口的磨坊。其余的党团员也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执委会主席戴着哥萨克羊皮帽，腰间照例挂着他那支毛瑟枪，骑马飞驰而过。显然是出了非同寻常的事情。无论是广场，还是偏僻的小巷，一下子都变得死一般的寂静，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了。转眼间，小铺的门都挂上了中世纪式的大锁，护窗板也关上了。只有那些不知道害怕的母鸡和热得懒洋洋的猪，还在垃圾堆上起劲地寻找吃的东西。
在镇边的几个园子里设置了瞭望哨。再往前就是田野，公路笔直，可以看出去很远很远。
利西岑刚才收到的情报内容很简短：
昨夜骑匪一股百余人，携轻机枪两挺于波杜布齐地区强行窜入苏维埃国境。希即采取措施。匪徒潜入斯拉武塔林区后消失。本日将有百名哥萨克红骑兵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切勿误会。特告。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夫里洛夫
一小时以后，在通往别列兹多夫镇的大路上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在他身后约一公里，跟着一队骑兵。保尔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骑马的人行动十分小心，但是并没有发现园子里有埋伏。
这是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名年轻战士，做侦察工作还是个新手。突然，园子里的人一下子冲到路上，把他包围起来。当他看见他们军便服上都佩戴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时，不好意思地笑了。简短交谈几句之后，他拨转马头，迎着快速行进的骑兵队伍奔去。岗哨把红军哥萨克骑兵队放过去，马上又重新在园子里埋伏起来。
紧张不安的日子过去了。利西岑接到通报说，匪徒大规模进行破坏活动的企图未能得逞，在红军骑兵的追击下，已被迫仓皇退到国境线那边去了。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人数很少，全区一共只有十九个布尔什维克。他们紧张地进行着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在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区里，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由于靠近边界线，他们随时随地都得提高警惕。
改选苏维埃、剿匪、开展文化活动、缉私和加强军队中的党团工作，所有这些，使利西岑、特罗菲莫夫、柯察金以及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少数积极分子，常常从清晨一直忙到深夜。
保尔每天一跳下马，就坐到办公桌旁边；一离开办公桌，就赶往训练新兵的操场；然后去俱乐部、学校，还要参加两三个会议；一到夜里，又骑上马、挎上枪，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还得细听走私马车辘辘的车轮声，这一切就是第二军训营政委日日夜夜所忙碌的工作。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三个人组成：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莉达是妇女部长，出生在伏尔加河流域，长着一双小眼睛。拉兹瓦利欣是个长得挺漂亮的高个子青年，不久前还是中学生，但他“少年老成”，喜欢惊心动魄的探险故事，熟悉夏洛克·福尔摩斯[9]的侦探故事和路易·布斯纳[10]的作品。他原先在一个区党委做行政干事，四个月之前才加入共青团，可是他在其他团员面前却俨然以“老布尔什维克”自居。因为无人可派，专区党委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才把他派到别列兹多夫来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太阳当空照。暑热渗透到最隐蔽的角落里，所有的动物都躲到阴凉的地方，连狗也爬到粮仓的墙根底下，热得有气无力，懒洋洋地直打瞌睡。所有的动物似乎都离开了这个村庄，只有一头猪钻到井边的水洼中，怡然自得地躺在污泥里哼哼叫。
保尔解开缰绳，忍住膝盖的疼痛，咬着嘴唇跨上了马。女教师拉基京娜站在学校的台阶上，用手遮住耀眼的阳光，微笑着对保尔说：
“再见，政委同志。”
马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蹄子，伸直脖子，绷紧了缰绳。
“再见，拉基京娜同志。就这么决定了，明天您开始上第一课。”
马感觉到缰绳松了，立刻小跑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保尔听到了一阵凄厉的喊叫声。只有在村子里失火时，妇女们才会这样惨叫。保尔使劲一拉缰绳，急速回过马来。这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农妇气急败坏地从村外跑来。拉基京娜走到路当中，把她拦住。附近各家也都有人跑到门口来，大多是老头和老太。年轻力壮的全在地里。
“哎呀!乡亲们哪，那边出大事啦!哎呀，真不得了啊，真不得了啊!”
保尔策马跑到她跟前，这时又有一些人从四面八方跑来。大家围住农妇，扯着她那白衬衫的袖子，惊慌地提出一大堆问题。可她前言不搭后语，没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她只顾不住声地喊：“打死人啦!把人往死里砍啦!”一个胡子乱蓬蓬的老头，一只手提着粗布裤子，笨拙地跳着跑过来，冲着那年轻女人喊道：
“别乱叫了!像个疯婆子!哪儿打起来了？为什么打？别哇哇乱叫!呸，真是活见鬼!”
“咱们村跟波杜布齐的人打起来了……为了地界呀!他们把咱们的人往死里打呀!”
大家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街上立即响起了妇女们的尖叫声，老头子们也都愤怒地吼叫起来。这消息像警报似的一下子传遍了全村，传到了家家户户：“波杜布齐村的人强占地界，拿镰刀砍咱们的人!”凡是能走动的村民都从家里冲出来，抄起叉子、斧头，或者干脆从栅栏上拔根木桩，冲向村外正在血战的田野。两村为了争地界，年年都在那里发生械斗。
保尔狠狠地踢了一下坐骑，马立刻飞跑起来。保尔厉声催促着黑马，赶过狂奔的人群，利箭一般向前冲去。黑公马两耳紧贴在头上，四脚腾空而起，越跑越快。高冈上有一架风车，向四面张开它的翅膀，似乎要挡住他的去路。风车右侧的小河旁是一片低洼的草地。左面则是一望无际、随着山坡绵延起伏的黑麦田。风从成熟的黑麦上面掠过，宛如用手抚摸它一般。路旁的罂粟绽放着鲜艳的红花。这里静悄悄的，可是热得叫人受不了。只是从远处，从高冈下面，从那条如同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似的小河那里，传来了众人的喊叫声。
马疯狂地飞下斜坡，向高冈下面的草地飞奔而去。“只要马蹄被绊一下，我和它都得完蛋。”保尔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但是马已经勒不住了，他只好紧紧贴住马的脖子，听凭风在耳边呼呼直响。
马发疯似的奔到了草地上。一群愤怒得失去理智的人正在这里像野兽一样凶猛地厮杀。好几个人已经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马的前胸撞倒了一个大胡子。他正举着一截镰刀柄在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小伙子。旁边一个皮肤黝黑的、结实的农民把对手打倒在地，正用沉重的靴子使劲踹他，想把他置于死地。
保尔飞马冲进正在厮杀的人群，把他们驱散开来。没等他们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又疯狂地催着马，再次朝着野兽般的人群横冲直撞。他觉得只有用同样野蛮而可怕的办法才能驱散这伙打红了眼的人。他狂怒地大喊：
“散开，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我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强盗!”
接着，他从皮套子里拔出毛瑟枪，在一个满脸杀气的人的头顶上挥了一下，纵马向前，开了一枪。有些人扔下镰刀，转身就逃。保尔就这样怒吼着，一面策马在草地上来回奔跑，一面不断地开枪。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人们离开草地四散逃跑了，一来是为了逃避责任，二来也是为了躲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凶神恶煞和他手中那支连连射击的“瘟枪”。
不久，区法院的人来到波杜布齐。人民审判员调查了好长时间，传讯了证人，但是始终没能查出罪魁祸首来。幸好这场械斗没有出人命，受伤者也都复原了。审判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苦口婆心地向愁眉苦脸地站在他面前的农民说明，他们聚众械斗是野蛮的、违法的。
“审判员同志，问题全出在地界上，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所以每年都为这个打架。”
但是有几个人还是受到了惩罚。
一星期以后，专门成立的丈量队走遍了草场，在双方有争议的地方钉上了木桩。一个上了年纪的丈量员由于天热，又走了许多路，累得汗流浃背，他一边卷着软尺，一边对保尔说：
“丈量土地，我干了三十年了，到处都在为地界闹纠纷。您看看这些草地的分界线，乱成什么样了!拐来拐去的，就是醉鬼走路也比它直。再说那些耕地，一块地不过三步宽，全是插花地，要分清楚，简直会把你累疯了。就是这么小块的地，还得一年一年分下去，越分越小。儿子跟父亲分开过了——一小块地又得分成两半。我向您担保，再过二十年，土地上肯定全是密密麻麻的地界，再也没地方下种了。即使现在，也已经有十分之一的耕地变成了地界。”
保尔笑着说：
“再过二十年，咱们就连一条地界也没有了，丈量员同志。”
老头宽厚地看看对方。
“您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吧？不过，您知道，这还是遥遥无期的事呢。”
“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啊，您指的是这个呀!”
“是啊。”
“布达诺夫卡我去过……那只是个例外，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继续丈量土地。两个小伙子在钉木桩。草地上，原先的地界还勉强看得出来，不过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根烂木头了。许多农民站在草场两边，他们瞪眼监视着，一定要把木桩钉在原先的地界上。
马车夫是个爱闲聊的人，他用鞭杆子抽了一下瘦弱的辕马，转身对坐在车上的两个人说：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这儿也闹起共青团来了。早先可不兴这玩意儿。这些事看样子都是那个老师搞出来的，她姓拉基京娜，说不定，你们认识她吧？年纪还挺轻，可兴风作浪的本事还真不小。她把村里的娘们全都鼓动起来了，把她们召集到一块，搞了不少名堂，弄得大家都不得安生。先前，一发火给老婆一个耳刮子，那是常有的事，老婆不揍哪行啊!她们那会儿只好揉揉脸，不敢吱一声。现在你还没碰着她，已经吵翻了天。竟然说要上人民法院告你，年轻一点的还会跟你闹离婚，背法律条文给你听。就拿我那口子甘卡来说吧，她原本是个不爱说话的女人，现在也当上什么代表了。大概就是管娘们的头吧。全村的人都来找她。开头我真想拿马缰绳好好抽她一顿，可后来一想，不管她啦。让她们见鬼去吧!随她们瞎闹去!不过要说管家务什么的，我那口子倒是挺不错的。”
马车夫挠了挠从敞开的麻布衬衫里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又习惯性地朝辕马的肚子上抽了一鞭。车上坐的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他们一起到波杜布齐去，各有各的事：莉达要召开妇女代表会，拉兹瓦利欣是去安排团支部的工作。
马车夫摸摸胡子，不慌不忙地回答：
“不，哪儿的话呢……年轻的时候玩玩是可以的，演个戏呀什么的。我自己就很喜欢看滑稽戏，当然要演得好。起先我们以为小青年们只会瞎胡闹，但是情况正好相反。听人说，他们对酗酒、耍流氓这类事管得挺严。他们多半是学习。可就是老跟上帝过不去，老想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就不好了，老年人为了这事都斜着眼睛瞧这些共青团员，对他们挺不满意。别的还有什么呢？对了，还有一件事他们办得不咋样：他们只收那些穷得叮当响的穷棒子，要不就是那些当长工的、一点家业也没有的人。有钱人家的孩子一个也不收。”
马车下了山坡，驶到了学校跟前。
看门的女工把两个客人安顿在她屋里，为他们铺好床铺，自己到干草棚里去睡了。莉达和拉兹瓦利欣开会开得很晚才回来。屋子里黑乎乎的。莉达脱下皮靴，爬到**，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但是拉兹瓦利欣那双手粗鲁而又不怀好意地触到她身上，把她惊醒了。
“你想干什么？”
“小点声，莉达，你喊什么？你明白，我一个人躺着挺无聊的，真受不了!你难道就想不出比打呼噜更有意思的事了吗？”
“放开手，马上给我滚下床去!”莉达推了他一下。她本来就十分厌恶拉兹瓦利欣那猥亵的笑脸。现在她真想痛骂他一顿，挖苦他一顿，但是一阵睡意袭来，她又闭上了眼睛。
“你干吗假正经？你以为这样才合乎知识分子的身份吗？你该不会是贵族女子学校毕业的吧？你以为这样一来，我就会相信你吗？别装傻了。要是你真懂事，就先满足我的要求，然后要睡多久都随你的便。”
他认为不必再多费口舌，就从长凳上站起来，又坐到莉达的床沿上，不由分说地伸手去扳她的肩膀。
“滚蛋!”她立刻惊醒了，“明天我非把这件事告诉柯察金不可，说到做到。”
拉兹瓦利欣抓住她的胳膊，恼怒地压低嗓门说：
“我才不在乎你那个什么柯察金呢。别固执了，反正你得依我。”
他们之间进行了短促的搏斗，静静的屋子里响起了清脆的耳光声——一下，又是一下……拉兹瓦利欣闪向一旁，莉达摸黑冲到门口，用力推开门跑了出去。她站在皎洁的月光下，简直气疯了。
“进屋来，傻瓜!”拉兹瓦利欣恨恨地喊了一声。
他只好把他的铺盖搬到屋檐下，在院子里过夜。莉达关上门，上了闩，蜷缩成一团躺在**。
第二天早晨，在回镇的路上，拉兹瓦利欣和赶车的老头并排坐着，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心里直嘀咕：
“看来，这个碰不得的女人十有八九会到柯察金面前告我一状。真是个傻乎乎的洋娃娃!长得倒挺漂亮，可就是一点都不开窍。我得跟她来软的，不然准会捅娄子。柯察金本来就瞧不起我。”
拉兹瓦利欣终于达到了目的：快到小镇的时候，莉达答应不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
共青团支部在边境各村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团区委的干部为这些共产主义运动的幼芽付出了很多心血。保尔和莉达整日整夜在这些村子里活动。
拉兹瓦利欣不愿意到村子里去。他跟那些农村小伙子合不来，得不到他们的信任，经常把事情搞砸。可是莉达和保尔干这些工作却得心应手，很自然地就和那些青年打成了一片。莉达把姑娘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交了好多知心朋友，并且一直同她们保持联系，使她们不知不觉地对共青团生活和工作产生兴趣。全区的青年都认识保尔。第二军训营负责对一千六百名即将应征入伍的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在各村的晚会上，在街头巷尾，手风琴对宣传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手风琴使保尔成了大伙的“自家人”。手风琴时而奏起欢快的进行曲，热烈而扣人心弦；时而奏起忧郁的乌克兰民歌，温柔而情深意切。许多乌克兰农村青年就是在这美妙琴声的引导下，走上了加入共青团的道路。大家倾听着手风琴奏出的乐曲，也倾听着它的演奏者——工人出身的军训营政委兼共青团书记的讲话。琴声和年轻政委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和谐地融合为一个整体。村子里已经可以听到新的歌曲，各家除了祷告用的赞美诗集和圆梦的书籍以外，也出现了别的新书。
走私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要提防的已经不仅是边防人员，因为苏维埃政府现在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和热心的助手。边境各村团支部的同志由于渴望亲手抓住敌人，有时甚至把事情做过了头。碰到这种情况，保尔就不得不亲自出面解救他们。波杜布齐村团支部书记格里沙·霍罗沃季科是一个性子急、爱辩论的蓝眼睛小伙子，积极反对宗教活动。有一次他通过自己的特有途径得知夜里将有一批走私货运交村里的磨坊老板，于是就把全支部的同志都动员起来，带上一支教学步枪和两把刺刀，在他的带领下当夜就小心翼翼地包围了磨坊，等待猎物自动送上门。同时，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也掌握了有关这次走私的情况，并且设下了埋伏。于是双方在夜间发生了误会，多亏保安人员沉着镇静，共青团员在格斗中才没有伤亡。他们只是被解除了武装，押送到四公里外的邻村关了起来。
保尔当时正在加夫里洛夫营长那里。第二天早上，营长一接到报告就把情况告诉他，于是他赶紧骑上马去搭救那群小伙子。
“咱们这么办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小伙子，我们不会上告他们。不过，为了叫他们往后不再越权代办我们的事，你不妨吓唬吓唬他们。”
卫兵打开板棚的门，十一个小伙子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们显得很难为情，两只脚不安地替换着站在那里。保安部负责人两手一摊，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
“你瞧瞧他们吧。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只好把他们押送到专区去。”
格里沙一听就激动地说了起来：
“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什么坏事啦？我们只是想为苏维埃政权多做点事。我们早就盯住这帮富农了，可是您却把我们当作土匪关起来。”说着他委屈地转过身去。
保尔和萨哈罗夫好不容易才板起面孔，进行了严肃的交涉，随即结束了这场“吓唬”。
“要是你为他们做担保，保证今后不再到边界线旁走动，而采取其他方式协助我们，那么我就客客气气地放了他们。”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好吧，我为他们担保。我相信他们不会再让我难堪。”
这个支部的全体团员唱着歌回到了波杜布齐。发生的事情没有张扬出去。没过多久那个磨坊老板就落网了。这一次是依法逮捕的。
德国移民们在迈丹维拉一带的森林庄园里过着优裕的生活。这些富农的庄园彼此相距半公里，坚固的房子加上各种附属建筑物，活像一座座小城堡。安托纽克匪帮就隐藏在迈丹维拉地区的树林里。安托纽克过去在沙皇军队里当司务长，后来召集了一些亲友，拼凑成一个“七人帮”，在附近的各条大路上持枪抢劫。他们杀人不眨眼，既不轻饶投机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托纽克行踪诡秘。今天在这里干掉两个农村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明天又在二十公里外解除一个邮递员的武装，把钱款抢个精光。安托纽克和另一个土匪头子戈尔季搞比赛，所干的坏事一个赛过一个。专区警察局和国家政治保安部在他们身上花费了不少时间。安托纽克就在别列兹多夫镇附近活动，因此进城的道路很不安全。要捕获这个匪首确实不容易：风声一紧，他就窜出国境线去躲避，风头一过又出其不意地回来作案。每当听到这个出没无常的魔头又出来行凶杀人，利西岑就焦躁得直咬嘴唇。
“这条毒蛇还要咬我们多久呢？畜生，等着吧，我一定会亲手逮住他!”他咬牙切齿地说。有两次利西岑获得了土匪行踪的最新消息，立即带着保尔和另外三个共产党员跟踪追捕，可是安托纽克已经溜走了。
专区给别列兹多夫镇派来一支剿匪队，领头的是个讲究穿戴的小伙子，名叫菲拉托夫。按照边防条令的规定，他本来应当首先向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报到，可是这个傲慢得像只小公鸡的家伙却认为没必要这样做，自说自话地把自己的队伍开到了附近的谢马基村。进村时已是深夜，他就让队伍在村头的一间农舍里住下了。这一伙陌生人全副武装，行动又如此诡秘，顿时引起了隔壁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他立刻跑去报告村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也丝毫不了解剿匪队的情况，把他们当成了土匪，急忙派这个团员骑马到区里报告。菲拉托夫的愚蠢行为差一点葬送了许多人的性命。利西岑刚一得到关于“土匪”的情报，就连夜集合起民警，带了十几个人飞马驰向谢马基村。他们箭一般地冲到村头，翻身下马，越过篱笆，直向屋里扑去。房门口的哨兵头部挨了一枪托，便像只布袋似的瘫倒在地。利西岑跑过来，使劲用肩膀一拱撞开了门，大伙一拥而入。房间里天花板下挂着一盏灯，光线暗淡。利西岑一只手举起手榴弹，随时准备投掷，另一只手紧握毛瑟枪，高声怒吼，把玻璃震得直响：
要是稍慢一点，冲进来的人们也许就要朝睡得迷迷糊糊的剿匪队员开枪了。幸亏这些从地板上跳起来的人一看到利西岑拿着手榴弹杀气腾腾的模样，马上把手举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当这一小队只穿着内衣的俘虏被赶到院子里时，菲拉托夫看见了利西岑胸前的勋章，这才敢开口说话。
利西岑气坏了，狠狠啐了一口，十分轻蔑地骂了一句：
“脓包!”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了区里。汉堡巷战的枪声也传到了这里。边境上的人都激动起来。人们怀着紧张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报上的消息。十月革命的风暴也在西方刮起来了。要求参加红军的志愿书雪片似的不断送到团区委会来。保尔花了不少时间说服各团支部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解释苏维埃国家执行的是和平政策，目前并不想跟任何邻国交仗。但是这种说服工作收效甚微。每逢星期天，各支部的团员都到镇上来，在从前神父家的大花园里集合举行全区团员大会。一天中午，波杜布齐村共青团支部全体团员列着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区委大院。保尔从窗户里看到了，立即到台阶上去迎接他们。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个小伙子，穿着长靴子，背着大口袋，在门口站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格里沙？”保尔吃惊地问。
格里沙却给他使了个眼色，和保尔一起进了屋。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另外两个共青团员马上围过来。格里沙关上门，严肃地皱起他那淡淡的眉毛，说：
“同志们，我这是在考验我们的战斗力。今天早上，我对我们支部的团员宣布，区里发来一份电报，当然是绝密的。电报上说，我国马上要向德国资本家开战，不久还要跟波兰地主打战。莫斯科已经下了命令，全体共青团员都要上前线。如果有人害怕，只要写个申请书，就可以留在家里。我命令他们不准把打仗的事告诉任何人，不过每人必须带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肉，没有腌肉的就带点大蒜或者洋葱，一个钟头以后在村外秘密集合。先开到区里，然后再从区里开到专区，在那儿领武器。我这一宣布，可真管用。他们马上向我问这问那，但是我说：别多问，就这么办!谁不去，就写个申请书，因为这次去打仗是自愿的。大伙四散回家了，我心里直犯嘀咕：万一谁也不来，那可怎么办呢？我只好解散支部，自己一走了事。我坐在村外等着。不久，他们果真一个个都来了。有的人脸上还挂着泪痕，但是竭力装作没事的样子。十个人全来了，没有一个临阵脱逃。你们看，我们波杜布齐村的团支部怎么样!”格里沙用一种赞赏的语气把话说完，还得意地用拳头捶了一下胸脯。
“你说什么呀？这可是一种最好的考验啊!这样才能真正看透每一个人。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像样一点，我本来是打算把他们拉到专区去的。但是小伙子们都累了，就让他们回家吧。不过，保尔，你一定得给他们讲讲话，要不这算怎么回事呢？不能不讲话……你就说动员令已经撤销，大家表现得很勇敢，应该受到表扬。”
保尔很少到专区中心去，因为一来一去要好几天时间，而区里的工作又一天也离不开他。拉兹瓦利欣却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每进一次城，他都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暗自把自己比作库柏[11]笔下的主人公。他非常喜欢这样的旅行。进了森林，就向乌鸦或者机灵的小松鼠开枪，或者拦住单身的行人盘问一番，摆出一副侦察员的架势，煞有介事地问人家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到了离城不远的地方，他就收起武器，把步枪塞进干草堆，手枪藏到衣袋里，恢复平常的装束，走进专区团委会。
“说说吧，你们别列兹多夫最近有什么新闻？”费多托夫问他。
专区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都抢着说话。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必须能同时听四个人说话，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手里还写着东西。费多托夫非常年轻，可早在1919年就入党了。只有在那动**的岁月里，才有可能发展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入党。
拉兹瓦利欣漫不经心地回答费多托夫的问题：
“新闻有得是，一下子说不完。我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任何地方出了漏洞都得我去堵，那是个空白区嘛，什么都得从头干。我又新建成了两个团支部。叫我来有什么事吗？”他大模大样地在圈椅上坐了下来。
经济部部长克雷姆斯基放下正在忙着处理的一大堆公文，回过头来看了一下，说：
“我们叫的是柯察金，并没有叫你来。”
拉兹瓦利欣喷了一口浓烟，说：
“柯察金不愿意到这儿来，连这种差事也只好由我替他干……有些书记当得可真舒服，一点活也不干，光拿像我这样的人当驴使唤。柯察金一去边境，两三个星期也见不到他的人影。他不在，我只得把所有的工作都承担下来。”
拉兹瓦利欣分明是要别人明白，只有他当团委书记才最合适。
“我不大喜欢这个傲慢的家伙。”拉兹瓦利欣走后，费多托夫直率地对团委会的其他同志说。
拉兹瓦利欣的鬼把戏是无意中被拆穿的。有一天，利西岑顺便上费多托夫那儿去取信件。不论谁到区里，都要替大家把信捎回来。费多托夫和利西岑谈了很长时间，这样拉兹瓦利欣就原形毕露了。
“好吧，不过我有言在先，你们可不能把他调走。对此我们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这一年，边境地区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搞得空前热烈。保尔当选为边境各村庆祝十月革命节委员会主任。在波杜布齐村开完庆祝大会之后，三个村子的男女农民五千多人就开始游行。长达半公里的游行队伍以军训营和乐队为前导，高举鲜艳的红旗，浩浩****地走出村子向边境行进。他们秩序井然，纪律严明，沿着界桩在苏维埃国土上游行，到那些横跨苏波国界的村庄去。边境上的波兰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边防军营长加夫里洛夫和保尔骑着马走在最前头。在他们身后，铜号奏出的乐曲声、红旗迎风招展的哗啦声和此起彼伏的歌声汇成了一片。青年农民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少女们银铃般的笑声传向远方。成年人表情严肃，而老年人则神态庄重。这股人流像条大河一样奔向目力所及的远方，而国境线就像这条河的堤岸，他们寸步不离苏维埃的国土，没有一只脚跨越这条严禁逾越的边界。保尔停下来，让人流从他身旁涌过。队伍中正在高唱《共青团之歌》：
……
从西伯利亚的森林，
到不列颠的海滨，
最强大的力量
是我们的红军。
紧接着，响起了女声合唱：
嗨，那边山上收割忙……
苏维埃哨兵用愉快的微笑欢迎这支游行队伍，波兰哨兵看见游行队伍却感到惊慌和窘迫。这次游行虽然早已通报过波兰指挥机关，却依然在边界那一侧引起了恐慌。一队队战地宪兵骑着马四处巡逻。岗哨比平时增加了四倍，谷地里还隐蔽着后备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事件。但是游行队伍始终行走在自己的国土上，欢声笑语阵阵，嘹亮的歌声直冲云霄。
小土冈上站着一个波兰哨兵。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过来了。乐队奏起了进行曲。波兰哨兵立刻从肩上卸下枪，紧贴脚边竖着，朝队伍行注目礼。这时保尔清清楚楚地听到一句波兰话：
“公社万岁!”
从哨兵的眼神里可以看出，这句话是他说的。保尔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呢。
是朋友!他那士兵大衣里面跳动着的是一颗同情游行群众的心。于是，保尔用波兰语轻声回答：
“同志，向你致敬!”
哨兵落在后面了。游行队伍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持枪立正的姿势。保尔几次回过头去看这个小小的黑色身影。前面又是一个波兰哨兵，他胡子花白，镶着镍边的四角帽帽檐下露出一双呆滞的、无精打采的眼睛。保尔依旧沉浸在刚才听到那句话后产生的激动心情中。这回他先开口，仿佛自言自语般地用波兰话说：
但是没有得到回答。
加夫里洛夫笑了。原来，两次谈话他全听到了。
“你要求太高了。”他说，“在边界上除了普通步兵，还有宪兵。你看见他袖子上的标志没有？他是个宪兵。”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开始下坡，朝一个被国界分成两半的村庄走去。苏维埃这半边已经做好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村民们都集合在界河上的小桥旁边。小伙子和姑娘们排成队，站在道路两旁。在波兰那半边，房顶和板棚顶上都站满了人，全神贯注地观看河对岸发生的事情。还有一群群村民站在农舍门口和篱笆旁边。当游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的时候，乐队奏起《国际歌》。接着许多人在一个临时搭成的、装饰着绿色枝叶的台子上发表了动人的演说，发言的既有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保尔也用他的本族语——乌克兰语讲了话，他的话飞过国界线，传到了河对岸。波兰方面唯恐这个讲话打动某些人的心，于是决定采取措施。宪兵的马队开始在村子里横冲直撞，他们用马鞭把村民赶回屋里，还朝屋顶上开枪。
街上变得空无一人。屋顶上的青年人也被枪弹赶了下来。苏维埃这边的人对此看得清清楚楚，不禁皱起了眉头。这时，一位老羊倌在几个小伙子的搀扶下走上了讲台。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激动地说：
“好好瞧瞧吧，孩子们!从前他们也是这样打我们的。现如今在咱们村子里，再也看不到当官的拿皮鞭子抽庄稼人这种事了。地主老爷完蛋了，我们背上就再也不会挨鞭子了。孩子们，你们可要牢牢地掌住这个权哪。我老了，不会说话，可是心里想说的话很多。沙皇在的时候，我们像老牛拉车一样，受了一辈子苦!看看那边的老百姓，我真为他们难过……”他用他那干瘦的手指指着对岸，放声大哭起来，只有小孩子和老年人才会这样哭。
接着，格里沙上台发言。加夫里洛夫一边听着他那愤怒的讲话，一边掉转马头，仔细观看对岸是否有人在记录。但是，对岸空****的，连桥头的岗哨都撤离了。
“看样子，这次大概不会向外交人民委员部发抗议照会了。”他开玩笑地说。
11月底，一个秋天的雨夜，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人帮”总算是走到了尽头。这帮豺狼到迈丹维拉一个富裕的外来地主家里参加婚礼，被赫罗林的党团员跟踪追击，落入了法网。
妇女们在闲谈时，把这些客人要来参加婚礼的消息泄露了出去。赫罗林的十二个党团员立刻集合，带上现有的武器，坐上马车直奔迈丹维拉庄园。同时，又派一名通信员骑马到别列兹多夫报告。报信人在谢马基村遇上了菲拉托夫的剿匪队，于是菲拉托夫立刻带领人马朝迈丹维拉飞奔而去。赫罗林的党团员已经把那个庄园包围起来，并且同安托纽克匪帮交上了火。安托纽克和他的几个匪徒躲在小厢房里，一看见有人露面，就开枪射击。他们曾经突然冲出厢房，妄想突围，但是赫罗林的党团员打中了其中一个匪徒，把他们压了回去。安托纽克陷入这样的困境已经不止一次，但是每次都靠手榴弹和黑夜帮忙，安全地逃脱了。也许，这次差一点又让他逃走，因为赫罗林支部已经牺牲了两个人，幸好菲拉托夫及时赶到。安托纽克明白，这回他陷入了绝境，再也跑不掉了。但他们仍然负隅顽抗，从厢房的各个窗口向外射击，直到天亮才被抓住。“七人帮”中没有一个人投降。为了消灭这伙豺狼，有四位同志献出了生命，其中三位是最近刚成立的赫罗林共青团支部的团员。
全营在场地上集合完毕。不一会儿，师部来了几个骑马的人。这个军训营已经领到服装和步枪，面貌焕然一新。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为训练这支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花费了不少时间，因此信心十足。正式检阅完毕后，全营进行了操练和队形变化的表演，显得训练有素。这时，一个脸蛋漂亮但皮肉松弛的军官厉声责问保尔：
“您为什么骑马？我们普及军训部队的营长和政委不应该骑马。我命令您，把马送回马棚去，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自己这两条腿连一公里路也走不了，不骑马就无法参加演习。可是这种情况该怎么对这位身上装饰着十来条各种肩带、绶带、大喊大叫的花花公子解释呢？
“我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如果不说出实情，便无法解释清楚，所以低声回答：
“我的两条腿全肿了，连走带跑一个星期我实在做不到。此外，同志，我还不知道您是谁。”
“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这是一。第二，我再次命令您下马。如果您是个残废，那么我可没叫您在部队里工作，这不能怪我。”
保尔觉得像被鞭子猛抽了一下。他使劲一抖缰绳，但是古谢夫那只粗壮有力的手阻止了他。受到这样的侮辱还要强制忍耐，保尔内心斗争了好几分钟。不过如今的保尔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任性地从一个部队跑到另一个部队的普通战士了。他是营政委，全营战士就站在他身后。他的举动将给全营树立什么样的遵守军纪的榜样呢!况且，他又不是为了这个花花公子才训练全营战士的。这么一想，他忍着关节上的剧痛下了马，朝队伍的右翼走去。
接连数日都是难得的晴朗天气。演习接近了尾声。第五天，他们在本次行动的终点谢佩托夫卡一带进行演习。别列兹多夫营奉命从克里缅托维奇村方向攻占车站。
保尔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他把所有的路径都告诉了营长古谢夫。全营兵分两路，深入迂回，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敌军”后方，然后高喊着“乌拉”冲进车站。演习仲裁员认为，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车站已被别列兹多夫营拿下，防守车站的那个营被判定丧失一半兵员，退进了树林。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营。他正站在街心，和三连的连长、指导员一起布置散兵线。一名战士气喘吁吁地跑到他跟前说：“政委同志，营长问，各个道口是不是都已经架设了机枪。考察团马上就到。”
团部的军官已经聚集在那里。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成功。战败的那个营的代表们羞愧不安地站着，甚至一点也不打算为自己辩护。
“这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本地人，是他给我们领的路。”
参谋长骑着马来到保尔跟前，冷嘲热讽地说：
“同志，您的两条腿跑得挺不错嘛。看来，您显然是为了出风头才骑马的吧？”
他还想再说几句，但是保尔的目光镇住了他，吓得他赶紧把话咽了回去。等团部人员走了之后，保尔轻轻地问古谢夫：
“你知不知道他姓什么？”
古谢夫在他肩头拍了一下：
“算了，别理这个滑头。他叫丘扎宁，革命前好像是个准尉。”
这一天，保尔几次竭力回想，似乎在哪儿听到过这个名字，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演习结束。军训营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好评，返回了别列兹多夫。但是，保尔的身体几乎彻底累垮了。他到母亲那里住了两天。马就拴在阿尔焦姆家里。头两天，保尔每天都睡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机车库去找阿尔焦姆。这座被煤烟熏黑的厂房使保尔倍感亲切。他贪婪地闻着煤烟的气味。这气味对他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因为从童年时代起就熟悉这种气味，在这种气味的包围中长大，与它结了缘。保尔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听见火车头的吼叫声了，他感到仿佛失落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似的。就像一个水手与茫茫无际的碧蓝大海久别重逢会止不住心潮澎湃一样，保尔现在的心情也是异常激动。机车库亲切熟悉的气氛吸引着他，召唤着这个昔日的小伙夫和电工，以致他久久不能平静。他跟阿尔焦姆没说上几句话。他看见哥哥的前额上又新添了一道皱纹。阿尔焦姆正在一座移动式锻工炉前干活。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看样子生活很艰难。虽然阿尔焦姆没说，但情况是明摆着的。
兄弟俩一起干了两个多小时活，便分手了。保尔在路口勒住马，久久地望着车站，然后朝黑马抽了一鞭，沿着林间小路飞跑起来。
现在走在林间小道上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匪帮，捣毁了他们的巢穴，各个乡镇的生活也太平多了。
中午时分，保尔回到了别列兹多夫。莉达高兴地站在区委会门口的台阶上迎接他。
“你可回来了!你不在，我们都闷得慌。”莉达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同他一起走进屋里。
“拉兹瓦利欣呢？”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
莉达似乎有点不乐意地回答：
“不知道他在哪里。哦，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到学校去代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分内的事，不关柯察金的事。”
这消息使保尔感到既惊讶又不痛快。他一向不喜欢拉兹瓦利欣。“这家伙到学校里去，不知又搞什么花样？”保尔不高兴地想。
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一面搓揉着他那疲倦的双腿。莉达把最近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
“前天已经批准拉基京娜成为预备党员了。这将加强我们波杜布齐党支部的力量。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她。你瞧，教师中间已经发生变化，他们有些人完全站到咱们这边来了。”
利西岑、保尔和新到任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晚上常常在利西岑家的大桌子旁坐到深夜。
通往卧室的门关着。阿妞特卡和利西岑的妻子早已睡着了，他们三个人却还坐在桌子旁埋头研读一本不太厚的书——波克罗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概要》。利西岑只有夜里才有时间看书。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到利西岑家里来学习。当他得知他们两个人已经学到前面去了，心里挺懊恼。
有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噩耗：格里沙夜里被人暗杀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忘记了腿疼，一下子就冲到执委会的马厩里。他用疯狂的速度备好马，用鞭子左右抽打着马肚，朝边界飞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那间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遗体停放在一张饰有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有一名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任何人都不准进屋。保尔走进屋子，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色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大大的，依旧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他的后脑勺被利器击破，现在用枞树枝遮掩着。
是谁对这个青年人下了毒手？他是独生子，母亲是个寡妇。父亲从前给磨坊主做长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
老母亲一听到儿子的死讯，立刻昏倒在地。邻居们正在救护这位不省人事的老人，可她的儿子却默默地躺在这里，保守着自己的死亡之谜。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位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保护者，在村子里他的朋友远远多于敌人。
拉基京娜对格里沙的死感到非常伤心。她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保尔走进来的时候，她甚至连头都没有抬。
“拉基京娜，你看是谁杀害了他？”保尔沉重地坐在椅子上，低声问她。
“准是磨坊老板那伙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因为格里沙卡着那帮走私贩的脖子，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两个村子的人都来参加格里沙的葬礼。保尔带领他的军训营和全体共青团员来给自己的同志送葬。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的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门前的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抬出覆盖着红旗的灵柩，把它安放在广场上。这里埋葬着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如今在烈士墓旁又新挖好一个墓穴。
接着，放了三次排枪。常青树枝铺在了新的烈士墓上。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了新的支部书记——拉基京娜。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防哨所通知保尔，说他们那儿已经发现凶手的踪影。
一星期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剧院开幕了。利西岑神情庄严地向大会作报告：
“同志们，我非常高兴地向大会报告，一年来经过我们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大大地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肃清了土匪，并且狠狠地打击了走私活动。各村都建立了坚强可靠的贫农组织，共青团组织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在发展。前不久，在波杜布齐村，富农暗杀了我们的同志格里沙。现已查明，凶手就是磨坊主和他的女婿。他们已被逮捕，不久，省法院巡回法庭就要审判他们。大会主席团接到许多村代表团的提议，他们都要求大会做出决议，请求法院对这帮暴徒处以极刑……”
大厅里响起震天动地的呼喊声：
“赞成!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莉达出现在大厅侧门门口。她向保尔招招手。
在走廊上，莉达交给他一封公函，外面写着“急件”两字。他立刻拆开来看：
共青团别列兹多夫区委会：
接省委通知，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另行委派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区党委会
保尔不得不向工作了一年的区委告别。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区党委会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柯察金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的团区委书记职务，通过对他的品格和工作能力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握住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了他。当他骑着马从大院出来转向大路的时候，十几名战友为他鸣枪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