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吃力地沿着丰杜克列耶夫大街向上爬行，马达呜呜地叫个不停。它开到歌剧院门口，停了下来，一群青年下了车。接着，它又继续往上爬行。
潘克拉托夫一个劲地催促落在后面的人：
“快走吧，同志们。咱们肯定要迟到了。”
到了歌剧院门口，奥库涅夫才赶上他，说：
“你记得吧，伊格纳特，三年前咱们也是这样来开会的。那时候，柯察金、杜巴瓦和一群‘工人反对派’回到了我们中间。那天晚上的会开得真好。可是今天我们又要跟杜巴瓦斗一斗了。”
他们向站在入口处的检查人员出示了证件，走进了会场。这时潘克拉托夫才回答说：
“是呀，杜巴瓦的这出戏又要在这个老地方重演了。”
会场上有人嘘了一声，要他们保持肃静。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大会晚上的议程已经开始。站在台上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
“来得正是时候。快坐下，听听你老婆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捅捅奥库涅夫，悄声说。
“……不错，这场辩论耗费了我们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参加辩论的青年们从中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很高兴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12]信徒们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而且他们也没有理由抱怨，说我们没有给他们发言的机会，没有让他们充分说明他们的观点。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甚至滥用了我们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做出了一连串严重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非常激动，一绺头发垂到脸上，妨碍她说话。她使劲把头往后一甩，继续说：
“我们在这儿听到了来自各区的许多同志的发言，他们都谈到了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段。出席这次大会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数量相当多。各区有意识地把代表证发给他们，让大家在这次市党代表大会上再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在这里发言不多，这不能怪我们。他们在各区和各支部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多少让他们学乖了一点。现在他们很难再跑上这个讲台，把昨天还在说的那些话再重说一遍。”
突然，会场右边角落里有人刺耳地喊了一声，打断了塔莉亚的话：
“我们还是要说的。”
塔莉亚转过身去，对那个人说：
“好吧，杜巴瓦，那就请上来说，我们倒要听听。”
杜巴瓦恼怒地盯着她，神经质地撇了撇嘴。
“时机一到，我们自然会说!”他大喊了一句，同时想起昨天他在索洛缅卡区遭遇的惨败，那个区里大家都认识他。
会场上响起一片不满的嗡嗡声。潘克拉托夫忍不住喊了起来：
“怎么着，你们还想动摇我们的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他的声音，但是他连头也没有回，只是用力咬紧嘴唇，低下了头。
塔莉亚继续说：
“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典型例子。他当了多年团干部，许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人更了解他。杜巴瓦现在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但是，我们大家知道，他跟米海拉·什科连科在这儿已经待了三个星期。现在大学里功课正紧张，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全市没有一个区他们没有去发表过演说。不错，最近什科连科开始醒悟了。谁派他们到这儿来的？除了他们两个，我们这儿还有不少外地来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以前都在这儿工作过，现在回来是为了在党内煽风点火。他们所在的党组织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吗？当然不知道。”
台下传来舒姆斯基的喊声：
“我们没办法，跑东跑西打小工，我们没有地方办公。”
会场上响起一阵哄笑声，舒姆斯基自己也笑了。
舒姆斯基的玩笑话暂时缓和了场内的紧张气氛。大家都在等待托洛茨基分子上台发言，承认自己的错误。尽管这些同志凶恶地反对多数派，但他们同出席市党代会的四百名代表过去毕竟共患过难。只不过反对派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猛烈攻击党和共青团的领导，才使这种共同性日渐消失。到前来参加会议的时候，占绝对优势的多数派和分裂出来的少数派已经形同陌路、势不两立了。然而，只要杜巴瓦、舒姆斯基和他们那伙人真心诚意地悔过自新，那么言归于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可惜，这样的局面没有出现。
塔莉亚还在动脑筋，促使他们承认错误。她说：
“同志们，大家总还记得，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剧场里，杜巴瓦同志和当时的一批工人反对派回到了咱们的队伍里。柯察金发了言，这个发言同时也是受杜巴瓦同志委托做的，发言中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掉下去。’大家还记得吧？但是，不到三年，杜巴瓦同志已经把党的旗帜抛弃了。他刚才扬言：‘我们还是要说的。’这表明，他和他的同伙还打算走得更远。
“我还是回过头来讲一讲杜巴瓦在佩乔拉区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我念一段会议速记记录：
“年轻人不能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各处党委会成员都由上级指派，党的机关已经僵化，变成了官僚机构。种种迹象表明，老干部已经蜕化变质。党的领导工作只能由一群职业管理人员来担任，这已成为一种合法的特权。这种特权必须打破。我们必须把新鲜的血液、年轻的血液注入党的机关正在日益衰老的机体。但是，党的机关在疯狂地维护自己掌控的一切权力。为什么党的机关要拼命攻击托洛茨基同志呢？恰恰是因为他勇敢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青年是党的晴雨表。”
会场上的喧闹声更大了。后排有人喊道：
“让屠弗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学家。”
会场上响起激动的喊声：
“别开玩笑!”
“让他们回答：他们还要不要搞反党活动了？”
“让他们交代，那篇反党宣言是谁写的？”
大伙的情绪越来越激愤，执行主席不住地摇铃。
塔莉亚的声音淹没在会场上嘈杂的人声中。不过，这场风暴很快就平息了，又可以听见她的讲话了：“托洛茨基分子总在抱怨，说他们遭到了无情的斥责。那他们还能指望得到什么礼遇呢？最近几年，党和共青团在思想上已经成熟起来，坚强起来。我们可以感到自豪的是，面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挑战，党的绝大多数青年积极分子都能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当辩论扩展到广大党团员群众中间去之后，托洛茨基分子就输得更惨了。他们到处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但是基层干部并没有上他们的当。杜巴瓦和舒姆斯基同志有很多朋友，可在众多的朋友中他们竟找不到支持者，这总不是我们的过错。
“1921年舒姆斯基曾和我们站在一起同杜巴瓦进行过斗争，如今他们同流合污了。茨维塔耶夫过去就参加过‘工人反对派’，现在他继续反对我们。斯塔罗韦罗夫在两派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朝东，一会儿朝西。斗争使我们受到了锻炼。青年们正从思想上成长起来。
“我还想说一件事。我们经常收到来自各地基层组织同志们的信，表示和我们并肩作战，这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无论损失哪一位同志，我们都感到痛心。现在，请允许我念一段来信给大家听听。信是奥莉加·尤列涅娃写来的。在座的很多人都认识她。她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的组织部长。”
塔莉亚从一叠信纸中抽出一张，匆匆看了一下，开始读道：
“日常工作停顿了。四天来，常委会的人都下到各区去了。托洛茨基分子挑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昨天发生的事激起了专区全体党员的极大愤慨。反对派在本市的任何一个支部都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决定集中力量，在专区兵役局的党支部里发起进攻。这个支部包括专区计划部和工人教育部的党员，总共有四十二人。托洛茨基分子全部集中到了这里，并且在会上发表了前所未闻的反党言论。兵役局有个党员竟跳出来公然宣称：‘过去我们追随托洛茨基进行过国内战争。现在如果需要，我们还准备跟他走。为了健全机体，有时就得动点外科手术。如果党的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把它砸个稀巴烂。’
“反对派对这样的叫嚣竟然鼓掌欢迎。这时，保尔站起来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讲话。在这里我无法把他的讲话全部复述出来，但记得他有力地揭露了那些胆敢对工人阶级政党挥舞军刀的反对派的真实嘴脸。
“‘你们身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怎么能为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鼓掌喝彩呢？’他斥责反对派道。
“这帮家伙不让保尔说下去，把椅子敲得乒乓乱响，还拼命叫骂：‘机关老爷!官僚!共青团贵族!’
“党支部的一些成员看到会场上拥进来这么多‘外人’，感到非常气愤，一致要求让保尔把话讲完。可是保尔刚一开口，这帮人又是一阵起哄。
“保尔冲他们喊道：
“‘瞧瞧你们的民主，真是妙极了。不管你们怎么闹，我还是要讲下去，即使是为了那些中托洛茨基的毒还不太深的人，我也得说。’
“这时，冲上来好几个人，他们抓住保尔，想把他从台上拽下来。他们竟野蛮地动起武来了。保尔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往下讲。但那些人硬把他拖到后台，打开边门，扔到了外面的楼梯上。有一个坏蛋还把他的脸打出血来。那个支部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了会场。这件事擦亮了不少人的眼睛，促使他们退出了反对派……”
塔莉亚放下拿着信纸的手，又激动地说：
“我们这些谢加尔的学生，听到保尔站在我们这一边，感到非常高兴。”
会场上顿时响起呼喊声，混杂成一片，只能听清楚几句话：
“他们竟然用拳头来争取民主。”
“让他们说说，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塔莉亚的发言时间已到，她走下了讲台。
接下去还有人要发言。主席团由十五个成员组成，其中包括托卡列夫和谢加尔。
谢加尔担任省党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已经两个月了。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市党代会各位代表的发言，到目前为止，发言的还全是年轻代表。
“三年前还都是些‘共青娃娃’呢，像细嫩的柳枝条。这三年他们成长得多快呀。”谢加尔对身旁的几位老同志轻声说。
“反对派费尽心机地破坏新老近卫军的团结，却遇到如此有力的反击，而我们的重炮还没有投入战斗呢。看到这一切，真令人心里舒坦。”托卡列夫听到谢加尔继续诙谐地说。
这时屠弗塔连蹦带跳地跑上了主席台。会场里的人对他发出一阵不满的喧嚷和短暂的哄笑。屠弗塔转向主席团，想就此提出抗议，但是会场上已经安静下来了。
“刚才有人称我为气象学家。哼，多数派同志们，你们就是这样嘲笑我的政治观点的吗？”他一口气说了出来。
一阵哄堂大笑盖住了他的声音。屠弗塔气愤地用手指指会场，要主席团好好看看台下的情况。
“无论你们怎么嘲笑，我还是要再说一遍，青年是晴雨表。列宁在他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一点。”
会场上立刻安静了下来。
“列宁是怎么写的？”有人问。
屠弗塔立马来了劲。
“准备十月武装起义的时候，列宁下令把最坚定的青年工人召集起来，发给他们武器，把他们和水兵一起派往最重要的地方。要不要我把这段话念给你们听听？列宁的原话我都抄在卡片上呢。”说着，他把手伸进了公文包。
“这个我们知道!”
“那么关于团结的问题，列宁是怎么写的？”
“关于党的纪律呢？”
“列宁在什么地方把青年人和老一代近卫军对立起来过？”
屠弗塔难以回答，赶紧换个话题：
“刚才塔莉亚·拉古京娜读了尤列涅娃的信。我们可不能对辩论中出现的某些反常现象负责。至于柯察金被撵出门去这件事，我表示赞赏。1921年的时候，他也是反对派，他并没有阻止他们的人把党委的几个代表撵到门外去，被撵的人当中也包括我。工厂里的两个小伙子挟着我的胳膊，无视我的反对，硬把我推出门外。舒姆斯基可以作证，当时他也在场。是该让柯察金尝尝，这种滋味是否好受。”
茨维塔耶夫气得半死，对坐在身旁的什科连科低声说：
“真是，硬让一个傻瓜去向上帝祈祷，那么他会连头都磕破的，太过火了!”
什科连科也小声回答说：
“是啊!这个笨蛋会把事情彻底搞糟的。”
屠弗塔那又尖又细的声音仍在刺激着听众的耳膜：
“你们在这里斥责我们瓦解党、分裂党。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既然党的多数派手里掌握着党的机关，把它作为武器，那么我们也必须掌握与之相抗衡的武器。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我们就有权组织少数派。”
会场上又掀起一阵风暴。
愤怒的吼声几乎把屠弗塔的耳朵震聋。
“你说什么？又想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吗？”
“俄国共产党不是议会!”
“他们这是在为所有的孟什维克卖力气，从米亚斯尼科夫到马尔托夫!”
屠弗塔仿佛游泳似的挥动着两只手，激动得越说越快：“对，就应该有组织党派的自由。否则的话，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何能捍卫自己的观点，同这么有组织、有纪律、团结一致的多数派进行斗争呢？”
会场上的喧嚷声越来越大。潘克拉托夫站起来高声喊道：
“让他把话说完，听听大有好处!屠弗塔说出了有些人憋在肚子里的心里话。”
会场再次安静下来。屠弗塔这才发觉他的话说过了头。恐怕现在还真不能这么说。他脑子一转，语无伦次地说了下面一番话，想赶紧收场：
“托洛茨基迫使中央全会承认了党内生活不正常。是他促使中央做出了关于党内民主的决定。当然，你们可以开除我们，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这不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嘛。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已经被撤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可正是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托洛茨基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再说我吧，也给排挤出了省团委。到底谁对谁错，很快就会见分晓。我们不怕你们一再指责我们破坏党内团结。列宁也受到过孟什维克同样的指责。在莫斯科，有百分之三十的党组织支持我们。我们还要继续战斗。”说完，他快步跑下了主席台。
杜巴瓦接过茨维塔耶夫递过来的纸条：
“德米特里，你马上去发言。当然，这已无法挽回局面，咱们的败局已定。不过必须把屠弗塔的话纠正过来，他是个信口开河的蠢货。”
杜巴瓦要求发言，立刻得到允许。
他走上主席台的时候，全场一片寂静，大家都在等待。这种讲话前的沉默本来是会场上最常见的现象，此刻却让杜巴瓦感到大家对他的疏远和冷淡。他已经失去了在各支部发言时那股慷慨激昂的劲头，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眼下他如同一堆被水浇灭的篝火，在冒出一股呛人的浓烟——这浓烟就是他那病态的自尊和坚持错误的顽固态度，而他的自尊早已被明显的失败和老朋友们无情的反击刺伤。他决心硬着头皮干到底，虽然他明知这种做法只会使他跟大多数同志离得更远。他发言时声音不高，但是非常清晰：
“我请求大家不要打断我，也不要中途插话。我想完整地阐述我们的观点，虽然我早就料到，这是白费口舌，因为你们是多数。
“我尽量说得简短点。这十天来已经说得不少。
“你们都知道‘四十六人声明’。在这个文件里，托洛茨基同志和党内许多著名领导干部尖锐地批评了中央的工业政策。我们要求工业高度集中——这是第一。我们还认为，财政改革和垄断性纸币切尔沃涅茨[13]的发行会把我们引向危机。我们本应该对于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加以压制，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威力逼迫农民交出他们的全部财产，可是中央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否决了提高工业品价格的建议。确实，也要看到国内农民对此有一定的抵抗情绪——他们拒绝购买工业品。
“反对派提议，采用日用消费品‘入侵’的办法，也就是全部日用消费品都从国外进口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罢买行为。但是中央拒绝向农民施加压力，并且吓唬我们说，这样会破坏同这个所谓的非可靠同盟军的联盟。我们则认为，应该把这股自发势力手中的一切钱财都挤压出来，直至最后一戈比。然后把这笔资金全部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去。历史将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的分歧表现在党内问题上。刚才塔莉亚·拉古京娜念了我发言的部分速记记录。但是我还想再重复说一说。为什么党的机关猛烈攻击托洛茨基呢？因为托洛茨基同党内的官僚主义做斗争。高等学校里的年轻人全都支持托洛茨基，他说的‘青年是党最重要的晴雨表’是真理。
“是的，同志们，托洛茨基是一个值得我们信赖的人。他是十月革命的领袖。他不同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没有在武装起义面前做缩头乌龟。他也不同于布哈林同志，没有在1918年布列斯特和谈期间破坏党的统一，而布哈林，据说为了缔结对德和约，甚至打算逮捕列宁和其他同志。托洛茨基在1903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他领导红军走向胜利。他同列宁一样，是世界上最有名望的革命家。当然，如果不是中央压制托洛茨基，我们早就向国际上的反革命势力发动进攻了。为了实现真正的党内民主，必须让所有的集团、派别都拥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不能仅仅由多数派说了算。
“党的机关成为我们的不幸之所在，而担任领导职务的清一色都是老近卫军，则使党面临蜕化变质的危险。托洛茨基曾正确地举出考茨基[14]和保罗·勒维[15]这两个活生生的例子。”
会场上的喧闹声和愤怒的呼喊声反倒使杜巴瓦更加亢奋。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在耐心地静听他的发言，只有一排排人头焦躁不安地晃动才表露出与会代表紧张激动的心情。
“这么说吧，同志们，权力会毁掉一个人。因此我们奉劝各位把党的机关干部，特别是那些当头头脑脑的，重新拉回到工厂去开机器，这个劝告也是正确的。”
茨维塔耶夫在座位上幸灾乐祸地叫喊：
“对!让他们去闻闻汽油味，否则，办公室成了他们的避风港啦。”
没有人搭理他。大家都在等着，看杜巴瓦还会说些什么。
“我们再次声明，中央的政策将使国家走上毁灭的道路。如果继续实施这项政策，那么过不了多久，我们的财政和工业就会崩溃，农民就会给予我们致命性的打击。除此之外，中央和你们这些支持中央的人正在把我们党引向分裂……”
大厅里如同爆炸了一颗手榴弹。怒吼声犹如暴风雨般向杜巴瓦猛扑过来。愤怒的斥责叫喊声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杜巴瓦的脸上：
“可耻!”
“打倒分裂派!”
“够了，不许血口喷人!”
等喧闹声平息下来后，杜巴瓦结束了他的发言：
“是的，必须是有足够勇气的人，才能讲出这番话。我无非是谈谈真实情况。当然，你们肯定会找我算账，但是我无所畏惧，大不了再去当钳工。我上过前线打过仗，没做过孬种，现在你们也休想吓倒我。”
他当胸捶了自己一拳，摆出一副“扬长而去”的架势，高声喊道：“十月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万岁!打倒机关老爷和官僚!”
杜巴瓦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下了讲台，这笑声使他感到绝望。如果大家气得暴跳如雷、大呼小叫，他倒会产生满足感。可是，现在人们却在讥笑他，就像讥笑一个唱歌走调、表演砸了锅的演员一样。
“现在请什科连科发言。”执行主席说。
什科连科站起来说：
“我不发言了。”
后排传来了潘克拉托夫低沉的声音：
“我要求发言!”
杜巴瓦一听潘克拉托夫说话的口气，就猜出了他此刻的心情。这个码头工人只有在受到严重侮辱的时候，才用这种声调说话。杜巴瓦神情忧郁地看着这个身材高大、略微驼背的人快步走上讲台，心中感到沉重和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说什么。他想起昨天在索洛缅卡区和老朋友们聚会，大家都诚挚地与他谈心，苦口婆心地劝他脱离反对派。当时同他一起去的还有茨维塔耶夫和什科连科。大伙聚集在托卡列夫家里。在场的还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亚、沃伦采夫、泽列诺娃、斯塔罗韦罗夫、阿尔秋欣。同志们说了很多希望恢复团结的话，杜巴瓦却装聋作哑，始终一言不发。当大家相谈正欢的时候，他和茨维塔耶夫却拂袖而去，以此来表示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什科连科当时留了下来，现在他又拒绝发言。“真是个软弱无能的知识分子!一定是给他们拉了过去。”杜巴瓦愤愤不平地想。在这场狂热的斗争中，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共产主义大学里，他同扎尔基多年的友谊也破裂了，因为扎尔基在常委会上激烈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他们的分歧日益严重，杜巴瓦就不再跟扎尔基说话。他有好几回在自己家里看见扎尔基上门来找他的妻子安娜。他和安娜结婚已经一年了，两人各有各的房间。安娜不赞同杜巴瓦的观点，夫妻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并且正在逐步恶化。杜巴瓦认为，扎尔基最近成了安娜那里的常客，也是他们夫妻关系恶化的另一个原因。这倒与嫉妒无关，而是因为他已经同扎尔基断交，安娜却依然同扎尔基保持着友谊，这使杜巴瓦十分恼火。后来他把这话告诉了安娜，引起两个人大吵一场，彼此的关系就越发紧张了。这次杜巴瓦连招呼都没有跟安娜打一个，就上这里来了。
他的如潮思绪被潘克拉托夫的声音所打断，潘克拉托夫开始讲话了。
“同志们!”潘克拉托夫把这三个字说得特别清楚而有力。他走上主席台，站在舞台的最前面。
“同志们!我们进行激烈的辩论，今天已经是第九天了。各个支部通宵达旦地开会，我们看到了许多东西，也听到了许多东西。现在，市里的辩论已接近尾声。我们这里的会议，再召开一次也就该结束了。一些枝节问题我就不谈了，因为它们无关大局。我想谈谈主要的东西。昨天我们讨论了中央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四十六名反对派成员于去年9月向中央递交了他们臭名昭著的声明。这份声明已经成为从工人反对派残余到民主集中派的一切敌对集团和派别的反党旗帜。这些形形色色的集团和派别都是由托洛茨基和他的信徒们领导的。显然，杜巴瓦深入钻研过这份文件。那么，托洛茨基分子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呢？他们说，党中央和多数派把国家引向毁灭，而他们则是临危受命的救世主。我必须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的言论不像是我们的战友，不像是革命战士，不像是和我们并肩作战的阶级弟兄。他们的言论充满敌意，极其嚣张、恶毒，并且带有诽谤性。是的，同志们，是诽谤性的言论!他们指责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党内专横制度的维护者，是出卖本阶级利益和革命利益的人。他们污蔑我们党内那些真正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光荣的老布尔什维克战士，也就是说，污蔑那些培育和教育了俄国共产党的人、那些在沙皇专制的监牢里受尽折磨的人、那些在列宁同志领导下跟国际上的孟什维主义及托洛茨基进行无情斗争的人。他们污蔑这些人，把他们描绘成党的官僚主义的化身，一个独揽大权的类似于‘党内贵族’的特殊阶层。除了敌人，谁还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分子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只能做一件事——揪出来，砸烂，砍掉。他们中有些人说漏了嘴，泄露了天机。尤列涅娃信里提到过这一点。这场斗争表明，在我们的队伍中确实有些人随时准备破坏党的统一，践踏党的纪律，每当党遇到困难，他们就兴风作浪，瓦解党的队伍。让我们来揭开这些反对派的真面目。
“难道党中央在决议里没有指出某些党组织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和过度的集中？难道12月5日没有做出关于工人民主权利的决定？都有过，而且托洛茨基也投了赞成票。党内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可以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改进的建议。剩下要做的是在统一的党的大家庭内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齐心协力地克服困难，把事业推向前进。
“可是托洛茨基都干了些什么呢？就在他投票表示完全同意通过这个决议的第二天，他越过中央，把自己那份臭名昭著的声明直接抛售给了广大党员群众。接着，党内所有的反对派便疯狂地向党中央发动进攻。不去扎扎实实地讨论我们经济工作和党内生活中的问题，却挑起一场党内战争。托洛茨基企图把青年武装起来反对老一辈革命家，破坏新老两代人之间牢不可破的团结。他和他的追随者竭力诽谤中央和革命老战士。党内多数同志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搞突然袭击的反党行径十分愤慨，向反对派发起了无情的全面反击。于是他们便污蔑我们压制他们。可谁会相信这些鬼话呢？
“现在，在我们基辅的托派宣传鼓动家不下四十名。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哈尔科夫来的一大帮子，还有两个来自彼得格勒。我们全都给了他们讲话的机会。我敢肯定，无论出席哪个支部会，他们都会干些造谣中伤的勾当。杜巴瓦、舒姆斯基以及另外几个过去的干部已经属于外地党组织，按党章规定他们无权参加本市各区及市的党代会，但是我们还是给他们发了代表证，给了他们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如果他们遭到党内多数同志尖锐的、毫不留情的谴责，那责任不在我们身上。
“请听听他们给别人起的‘机关老爷’这个侮辱性的绰号吧。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深仇大恨!难道党和党的机关不是一个整体吗？他们对青年人说：‘瞧这些机关，它们是你们的敌人，炮轰它们吧。’
“这叫什么话？只有那些颓废的无政府主义者才讲得出这种话，而不是布尔什维克。
“请大家说说看，假如有人在部队陷入敌人包围的时候，跳出来唆使年轻的红军战士去反对他们的指挥员、政委，反对他们的司令部，我们管这种人叫什么呢？
“再比方说，今天我当钳工，那么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我还算得上是个‘好人’，但是如果我明天当上了党委书记，那我就成了‘官僚’，成了‘机关老爷’。这是什么逻辑？
“托洛茨基分子如此大肆诽谤，结果会落个什么下场，大家心里是否清楚？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沦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
“我们的各级党委，过去是、将来也仍然是我们的司令部。我们把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选派到那里工作，并且决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他们的威望。”
潘克拉托夫喘了一口气，伸手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反对派要求得到建立小团体的自由，其实质是想在党内不受拘束地拉帮结派，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要把我们的党变成争论不休的俱乐部。这意味着今天党做出一项决议，明天就有某个团伙要求废除这项决议。接着再进行一场争论。这样一来，我们的脑子都给搅乱了，全都变成了一群糊涂虫。
“我们的党是一个行动的党，一旦做出决议，全体党员都应该贯彻执行，不能各行其是。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成为一支不可动摇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决不允许有拉帮结派的自由。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反对派在自己的周围笼络了一批什么人呢？绝大多数是高校的青年学生。托洛茨基称他们为晴雨表，是党的基石。可是在我们这儿，连小孩子都知道，党的基石是老一辈革命家，是机床旁边的工人。
“反对派里有屠弗塔、茨维塔耶夫和阿法纳西耶夫这样一些人。屠弗塔不久前因为严重的官僚主义被撤职，茨维塔耶夫的那套‘民主’在索洛缅卡区是出了名的，阿法纳西耶夫则因为在波多拉区唯我独尊和压制民主被省委三次撤职。同志们，反对派一面起劲地叫喊争取民主，一面又收罗了这样一批人，这岂非咄咄怪事？
“固然，反对派里也有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可是，那些因为工作方法问题受过党的批评处分的人全都纠合在一起向党发起进攻，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于是，出现了一番什么样的场景呢？杜巴瓦和舒姆斯基带领一帮受他们蒙骗的工人打头阵，他们的两侧则是昨天还是官僚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今天却在猛烈攻击官僚主义的屠弗塔之流。谁会相信他们呢？
“托洛茨基成了反对派的旗帜。我们听到他们千万次地高喊：‘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领袖’‘他是打败了反革命势力的胜利者’‘他是我党最早的领袖’，等等。
“他们迫使我们不得不谈谈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借此机会一劳永逸地彻底弄清楚托洛茨基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反对派在谈到十月武装起义的时候，很少提到列宁同志的名字，这并非偶然。他们也不提中央委员会。既不提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也不提彼得格勒的革命工人、水兵和士兵们。他们只提一个人的名字——托洛茨基。
“反对派企图以托洛茨基偷偷取代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列宁，取代我们的党，可托洛茨基是1917年才加入到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来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目的依然只有一个：为了派别斗争的利益，为了蒙骗那些不了解我党历史的人，把他们拉过去。为了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
“反对派认为，在国内战争中，列宁不存在，党不存在，为苏维埃政权英勇战斗的千百万战士也不存在。只存在一个人——托洛茨基。这也绝非偶然。但是，我们亲身参加过斗争，是活生生的见证人，我们知道谁是胜利的领袖。是党和党的领袖列宁，是光荣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率领无产阶级战胜了敌人，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战胜了敌人。是劳动人民的儿女流血牺牲，才取得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而不是某个人的功劳。”潘克拉托夫的声音洪亮激昂，语调铿锵有力。他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全场对他的发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掌声犹如惊涛拍岸，汹涌澎湃，**，那威力和气势仿佛正在吞没整个堤岸。
杜巴瓦不止一次听到过这惊涛的咆哮。这些日子他参加支部会和区代表会议，总是受到这惊涛的冲击。他领教过它的威力。昔日，当他和大家并肩前进的时候，他的心、他的身子也曾经是这汹涌洪流中的一滴。如今他和他的一小撮同伙逆潮流而动，过去引起他内心共鸣的东西，如今正向他猛扑过来，把他抛到了浅滩。潘克拉托夫说的话，字字句句都在他心里引起病态的反响。他真恨不得慷慨陈词的是他杜巴瓦，而不是这个来自第聂伯河畔的码头工人。这个潘克拉托夫结实健壮、表里如一，不像他杜巴瓦已分裂成两半、正在失去立足之地。
“至于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是怎么回事，还是让老布尔什维克们来介绍吧。年轻人对此了解得不多。现在既然有人抬出他的名字来与党抗衡，那么就有必要让年轻人了解托洛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了解他是如何摇摆不定，经常从一个阵营跳到另一个阵营的。党应该了解，是谁把所有的孟什维克纠集在一起，拼凑成8月联盟来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应该把这些事写成书印出来。既然托洛茨基成为分裂的组织者，我们就应该剥下他华丽的外衣，还他以历史的和现在的本来面目。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斗争表现不错，因此党对他委以重任。党为他树立了威望，对他表现出高度信任。如果说此人曾是英雄，那也是在他同我们步调一致的时候。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不是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之后他忽左忽右，无论是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期间，还是在有关工会问题的争论之时，莫不如此。直到这次终于发展到向党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进攻。
“同反对派的斗争，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团结，也使年轻人在思想上更加坚定。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在反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反对派中那些患有歇斯底里恐慌症的先生预言，明天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将彻底崩溃。未来会向我们证明这种预言究竟有多少价值。
“他们要求把我们的老同志，比如托卡列夫和谢加尔同志，派去开机床，而让杜巴瓦这类把反党活动视为英雄行为的失灵的晴雨表来接替老同志的岗位。不，同志们，我们决不能这么做。老布尔什维克是需要接班人的，但是，绝不能让那些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人来接替他们。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们伟大的党的团结。新老两代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他们如同人的肌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坚定性，正是体现在我们的团结一致中。前进，同志们，迎着困难上，奔向我们的目标!在列宁旗帜的指引下，在同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我们必定会取得胜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会场上许多人站了起来，随即自发地唱起无产阶级的战歌——庄严的《国际歌》。
第二天，十来个人聚集在屠弗塔那里。杜巴瓦说：
“我跟什科连科今天就动身回哈尔科夫。我们在这儿已经搞不出什么花样了。你们千万不要散伙。我们只能等待时局发生变化了。很明显，全俄党代表会议一定会批判我们，但是我认为，暂时还不会采取迫害行动。多数派决定还要在工作中再考验考验我们。现在，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如果继续进行公开的斗争，就会被开除出党，这不符合我们的行动计划。将来会怎么样，现在还很难预料。就这样吧，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杜巴瓦站了起来，打算走。
“德米特里，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大会的决议咱们不一定要服从？”
茨维塔耶夫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形式上必须服从，否则你就别想要党证了。咱们先看看风向再说。现在散会吧。”
屠弗塔不安地在椅子上动了一下。什科连科愁眉不展，脸色苍白，由于老是失眠，眼圈发黑。他一直坐在窗户旁边啃指甲。听到茨维塔耶夫最后这几句话，他突然把手放下，朝在场的人转过身来。
“我反对这套阳奉阴违的做法。”他突然生起气来，粗声粗气地说：“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服从大会的决议。我们已经申述了自己的观点，但大会的决议我们应该服从。”
斯塔罗韦罗夫用赞同的目光看了看他。
“我也是这个想法。”他含糊不清地说。
杜巴瓦两眼盯住什科连科，非常露骨地讥讽他说：
“悉听尊便，谁也不会来管你。你还有机会到省党代表大会上去‘低头认罪’呢。”
什科连科气得跳了起来。
“德米特里，你这是什么话？老实告诉你，你这话让人很反感，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我过去的立场。”
杜巴瓦朝他挥挥手，说：
“你也只能走这条路了。快去认罪吧，现在还不晚。”
杜巴瓦同屠弗塔等人一一握手告别。
他走后，什科连科和斯塔罗韦罗夫也马上离开了。
1924年在一片冰天雪地中到来。从1月初起，严寒就在积雪的大地上肆虐。进入中旬后，更是刮着暴风，下着连绵不断的大雪。
西南的铁路线全被大雪封埋。人们和这严酷的自然灾害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除雪车的铁犁头钻进小山般的雪堆，为火车开路。由于狂风暴雪，天寒地冻，表层结了冰的电报线断了不少，十二条线路只有印欧线和另外两条直通线还畅通无阻。
在谢佩托夫卡火车站的报房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人才听得懂这没完没了的谈话。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不会超过两万米长，可是她们的同事，那个年老的男报务员却已收发了超过二十万米长的电报纸条。收报的时候，他不用像她们那样，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字母和句子。他听着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直接译出来，逐字逐句地写在电报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老报务员一边记录，一边想：“大概又是一份要求和风雪做斗争的通知。”外面狂风呼啸，卷起一团团白雪，扑打到玻璃窗上。老报务员觉得似乎有人在敲窗户。他转过头去，不由自主地欣赏起窗玻璃上美丽的霜花来。霜花的图案精巧别致，世界上任何能工巧匠都雕刻不出如此别出心裁的枝叶花纹、如此精美绝伦的版画。
“1月21日晚六时五十分……”
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
“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喜讯和噩耗，他总是最先得知别人的痛苦和幸福。他早已不再留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的具体含义。他只是耳朵听着，双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必须把这消息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这封电文的开头几个字是：“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继续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着，已经有点累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在某个地方死了。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悲伤地痛哭。不过这跟他毫不相干，他只是个旁观者而已。机器嗒嗒地打出几点，之后是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从那熟悉的嗒嗒声中已经知道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是“Л”，于是把它写在电报纸上。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Е”，然后又工整地写上“Н”，那两竖之间的短横还特意多描了一次。随后接上个“И”，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Н”。
收报机接着打出一个停顿符号，他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
“ЛЕНИН(列宁)。”
机器还在啪嗒啪嗒地响着。老报务员刚才不经意间瞥见的那个名字十分熟悉，他不禁回想了一下。他又看了一遍最后那个单词：“列宁”。什么？列宁？他把电报纸拿远一些，看了一遍电报的全文。他盯着电报纸，愣了好一会儿，工作了三十二年的老报务员头一次不相信自己亲手抄录的电文。
他把电文连看三遍，看来看去还是那句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
老报务员从座位上跳起来，抓住卷曲的纸带，呆呆地看着它。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的消息还是被这两米长的电报纸带证实了!他脸色变得煞白，转过身来，冲着两个女同事惊恐地喊道：
“列宁逝世了!”
这个惊人的噩耗溜出报务室敞开的房门，宛如迅疾的狂风传遍车站，又冲进暴风雪中，沿着铁路线和道岔口盘旋飞舞，然后随着刺骨的寒风，钻进机车库那扇半开的大铁门。
机车库里，有一辆机车停在一号修车地沟上，小修队的工人们正在修理它。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亲自下到地沟里，钻到这辆机车底下，把损坏的部位指给钳工们看。勃鲁扎克和阿尔焦姆在锤平压弯了的炉条。勃鲁扎克钳住炉条，把它放到砧子上，让阿尔焦姆一下一下地锤打。
机车库的门半掩着，忽然从狭窄的门缝里挤进来一个人。在傍晚的昏暗中，看不清他是谁。这人的第一声叫喊淹没在铁锤敲击声中。于是，他跑到修理机车的人们跟前喊道：
“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阿尔焦姆的铁锤突然在半空中停住了。举着锤子的手缓缓地从肩膀上落下来，铁锤无声地跌落到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阿尔焦姆伸出手，像钳子似的抓住了这个人的皮外套。这个满身是雪的人急促地喘着气，嗓音低沉而嘶哑，重复说了一遍：
“是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
因为那个人这次没有喊叫，阿尔焦姆这才听明白这个震撼人心的消息是真的，也看清了来人的脸——这是党组织的书记。
工人们从地沟里爬出来，默默无言地听着这个全球闻名的伟人逝世的噩耗。
大门旁边，有一台机车吼叫起来，使大家都打了个冷战。紧接着，车站尽头的机车也呼应着叫起来，一台接一台……发电厂的汽笛也应和着这片强劲而又不安的吼声响起，仿佛炮弹在空中呼啸般尖厉而又震人心肺。一列特快客车正要开往基辅，它那美观的C型机车敲响了铜钟。钟声洪亮激昂，淹没了汽笛声。
在谢佩托夫卡至华沙的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司机弄明白这些汽笛声的缘由之后，又侧耳细听了一会儿，然后慢慢举起手来，抓住小链子，拉开了汽笛的阀门。这突如其来的汽笛声倒把国家政治保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以后他再也不能开这辆机车了，但是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链子。机车的怒吼声，吓得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们惊慌失措，从柔软的沙发上跳了起来。
机车库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从四座大门拥入车库。当宽敞的建筑物里挤满人的时候，有人在悲恸肃穆的气氛中开始讲话。
讲话的是谢佩托夫卡地区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逝世了。我们党遭受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并且教导全党对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人与世长辞了。党和阶级的领袖之死是对无产阶级优秀儿女的响亮号召，号召他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哀乐奏了起来，几百个人脱下帽子。连十五年来没有掉过眼泪的阿尔焦姆也感到喉头哽塞，他那宽阔的肩膀在颤抖。
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四壁似乎要被参加会议的群众挤塌了。外面严寒刺骨，门口的两棵云杉被雪覆盖着，上面还挂着长长的冰柱。可是大厅里却又闷又热，荷兰式壁炉烧得正旺，六百个人聚集在这里，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党委会的委员们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矮壮的西罗坚科小心翼翼地拿起铃，只轻轻摇了一下，就放回桌上。这已经够了。大厅逐渐被一种令人感到压抑的沉寂所笼罩。
党委书记西罗坚科致过悼词后，立刻从桌后站起来。他宣布了一件事，这种事在通常的追悼会上是没有的，但此刻人们并不感到惊讶。他说：
“一群工人要求大会审查他们的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上，有三十七位同志签名。”接着，他宣读了申请书：
致西南铁路谢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
领袖的逝世就是要求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号召。因此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参加列宁的党。
在简洁的文字下面是两排签名。
西罗坚科念着名字，每念完一个就停顿几秒钟，以便听众记住那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齐格蒙多维齐，火车司机，工龄三十六年。”
大厅里响起一片赞成声。
“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钳工，工龄十七年。”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工龄二十一年。”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讲坛上那个人还在继续念着名字。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一直跟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坛的时候，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
老头子波利托夫斯基在向大家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旧时代，一个工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大家都清楚。过的是奴隶的生活，年老的时候，像叫花子一样穷死饿死。哦，说句老实话，革命刚闹起来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老了，肩膀上又压着养家糊口的重担，所以犹犹豫豫地没提入党的事。虽然我从来不曾帮助过敌人，但也很少参加战斗。1905年我在华沙工厂做工的时候，做过罢工委员会的委员，跟布尔什维克一块儿干过。那时候我还年轻，有一股冲劲。老掉牙的事还提它干什么!列宁的死，好比一把刀扎在我的心口。我们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保护人，我决不能再说自己老了!……我不会讲话，让那些讲得好的人来讲吧。我只想强调一点：我跟定了布尔什维克，永远不变心!”
白发苍苍的老司机倔强地点了一下头，灰白眉毛下面坚定的目光凝视着会场里的人，似乎在等待着他们的裁决。
没有人举手反对这位身材矮小、头发苍白的老人入党。当党委要求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时，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
会场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一桩非同寻常的事情正在进行。方才老司机站过的地方，这时出现了阿尔焦姆健壮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因此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带有大耳罩的帽子。他那件衣襟被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灰色的军便服，领口上整齐地扣着两颗铜纽扣，这使他显得像过重大节日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石匠的女儿嘉莉娜，她正坐在被服厂的一群女工中间。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微微一笑，那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隐约流露出一种无法言传的表情。
“阿尔焦姆，谈谈自己的经历吧!”党委书记西罗坚科对他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从何说起才好。这会儿他才感觉到，不可能把一生的经历和体会全讲出来。他找不准词，而且心情太激动，更开不了口。他还从未有过类似的感受。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正处在重大的转折点上，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关键的一步。他那萎靡不振的生活从此将变得火热而有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大厅里静悄悄的，六百个人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个个子高大、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话。
“母亲在大户人家做用人。父亲的模样，我不大记得了。他跟母亲合不来，经常喝醉酒。我们是跟母亲过的。她没法养活我们那么多人。母亲天天起早摸黑地干，累弯了腰，除了吃东家的饭，每月只挣四个卢布。我好歹上过两年学，学会了读和写。但是到了九岁，母亲实在没法子，只得送我进一家铁工厂当学徒。三年当中，没有工钱，只管饭……老板是个德国人，姓费斯特。他原本嫌我小，不肯收，不过见我长得结实，母亲又替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我在他那里干了三年。他不教手艺，光叫我干家务活，差我去买伏特加酒。他常常喝得烂醉……叫我买煤，叫我搬铁。老板娘也把我当用人使唤，叫我倒尿盆、削土豆皮。他们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因为老板经常喝得醉醺醺，老板娘对谁都看不顺眼，稍不如意就抽我两三个耳光。有时我不得不从她那儿逃走，跑到街上，可是能到哪儿去呢？能向谁去诉苦呢？母亲远在四十公里以外，何况她那里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在厂里的处境也差不多。那里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浑蛋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这个垫圈是刚打的，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放在地上看着是黑色的，手一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疼得大哭大叫，他却在一旁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逃回去找母亲。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得再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她一路走，一路哭。一直到第三年，他们才让我学一点钳工活，但还是照样打我。所以我又逃走了。这回跑到了旧康斯坦丁诺夫，进了一家香肠作坊做工。我在那里整天洗肠子，过了差不多两年猪狗不如的生活。后来，老板赌钱，把作坊也输掉了。欠我们整整四个月的工钱没发，他就溜走了。这样，我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爬上火车到日梅林卡找工作。多亏那里的一个机车库工人同情我的遭遇。他听说我多少会干一些钳工活，就假装是我的叔叔，竭力把我推荐到厂里去。他见我个子高，替我报了十七岁。于是，我就给钳工打下手了。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做了九年工。这就是我过去的经历。至于在这儿的情况，你们全都知道。”
“也许人们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刚刚燃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应当说，我离年老还远得很。我是因为直到今天才找到自己的路。我何必隐瞒呢？以前就是没有认清道路。其实早在1918年，举行反德大罢工那会儿，我就该走上这条路的。有个叫朱赫来的水兵跟我谈过多次。直到1920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被赶进了黑海，我们就转回家来了。于是结婚，生孩子……一头扎进家庭的小圈子里。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回顾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这当中缺少的是什么。仅仅保卫过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共同奋起，接替列宁，要让苏维埃政权像铁打的江山那样永远屹立着。我们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我们自己的党哪。”
阿尔焦姆就这样简洁而又极其诚恳地结束了发言，似乎还为自己跟平时不同的言辞感到不好意思。他觉得仿佛卸下了肩头的千斤重担，便挺直全身，等候大家提问。
“也许有人要问些什么吧？”党委书记打破了沉默。
一排排坐着的工人开始稍稍动弹起来，不过还没有人应声提问。有个司炉工一下机车就直接赶来开会。他浑身黑得像甲虫，爽快地喊道：
“问什么？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发给他就行啦!”
矮墩墩的锻工吉利亚卡，因为闷热和激动，脸涨得通红。他用似乎感冒般的嘶哑嗓音说：
“这样的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刚强的同志的。西罗坚科，表决吧!”
后面共青团员坐席上站起一个人来，由于光线半明半暗，看不清是谁，他说：
“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庄稼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削弱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呢？”
会场上发出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有人出来指责那个小伙子说：
“说得简单明白点，这里不是卖弄口才的地方……”
不过阿尔焦姆已经在回答了，他说：
“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庄稼地缠住了，这是事实，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工人阶级的良心。从今天起，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儿更踏实些。否则，那块地会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
阿尔焦姆看见台下的手臂密密麻麻地举起，他的心不由得又颤抖了一下。他不再有沉重感，挺胸阔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身后传来西罗坚科的声音：
“一致通过。”
“我的两个孩子都牺牲了。我应该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不能只躲在角落里伤心。我还没有拿出行动，弥补上他们的牺牲所造成的损失。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眼界。大家就不要问我过去的事情了，真正的生活从现在重新开始。”
头发斑白的扎哈尔回想起往事，心烦意乱，愁眉不展。可是大家没提什么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这时他抬起头来，双眼也炯炯有神了。
大会继续审查申请者，一直持续到深夜才结束。被接受入党的全是大家熟悉的、经过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工人分子。
列宁的逝世促使数十万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宛如一棵大树，强劲有力的根深探地扎在土壤中，如果只被削去树梢，它是不会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