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委员会疗养院的旁边有一座属于中央医院的大花园。疗养员从海滨回来，总要经过这座花园。在这花园的一堵高高的灰色石墙附近，长着一株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非常喜欢在它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不太有人来。从这儿可以看见在花园林荫道上来回走动的人群，晚上在这儿可以静听音乐，避开大疗养区那恼人的喧闹。
这一天，保尔又躲到了这个角落里。经过海水浴和日光浴之后，他感到疲乏，于是惬意地躺在藤摇椅上打起了盹。旁边的摇椅上，放着他的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来疗养院的头几天，他依然神经紧张，头疼不已。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罕见的复杂病情。一次又一次的扣诊、听诊使保尔感到厌倦和疲劳。住院医生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一个非常奇异的姓。她常常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找到这个病人，耐心地劝说他随自己去见这位或那位专家。
“说实话，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内容，一天得叙述五遍。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您的曾祖父有没有得过风湿病？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就没见过他。而且每个大夫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的病。老实说，就凭这一点，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请你们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你们老这样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可能真会变成一个有害社会的危险分子。”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以玩笑应答，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起他的胳膊，一边走，一边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蒙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来人以为我睡着了，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一响，那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淡淡的香水味，说明坐在身旁的是个女的。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一双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像男孩子似的剪着短发的头、一双大眼睛和一排细密的牙齿。她难为情地笑了笑，说：
“对不起，也许我打搅您了吧？”
保尔沉默不语。这不太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身旁的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了翻《叛乱》。
“哦，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中央疗养院的吗？”
保尔忍无可忍地动了一下身子。“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还叫休息吗？说不定马上又该问我得什么病啦。唉，我还是走吧。”于是他没好气地回答：
“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站起身子要走，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低沉洪亮的声音：
“朵拉，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
摇椅边坐下一位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定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
“环卫所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同志，恐怕不能说您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起他们初次相识时的可笑情景。有一天午饭后，保尔去“泰拉萨”疗养院的花园观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那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促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女歌手，轻狂地打着手势，唱了一支《一夜销魂曲》。随后，一对男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上戴一顶红色圆筒高帽，半**身子，胯骨周围挂着五颜六色的扣环，上身却穿着白得刺眼的胸衣，还扎着领带。一句话，装扮成野蛮人，实际上却不伦不类。那女的长相倒不错，可全身却飘着许多布条。在疗养员的安乐椅和躺椅后面站着一群新经济政策的暴发户。他们伸出牛一样的粗脖子，乐得直喊。这对男女在他们的喝彩声中扭动屁股，跳起了狐步舞。真是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丑恶的场景了。戴着滑稽的圆筒高帽的胖子和那个女人紧贴在一起，左摇右摆，做出种种猥琐的动作。保尔后面一个肥头肥脑的大胖子看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保尔正要转身离开，突然，有一个人在靠近舞台的最前排站起来，愤怒地喊道：
“这样的卖**，卖够了吧!滚你们的蛋吧!”
保尔认出这人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吱呀了一声就不再响了。台上的一对男女停止了扭摆。椅子后面的暴发户们发出一片嘘声，气势汹汹地责骂刚才喊叫的人：
“混账透顶，把一出好戏给搅黄了!”
“整个欧洲都在跳呀!”
“简直岂有此理!”
这时，在“公社战士”疗养院休养的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放进嘴里，打了一个绿林好汉式的呼哨，其他的人齐声响应。于是，台上那一对宝贝就像被风刮走似的，消失不见了。报幕的小丑像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堂倌，跑出来向观众宣布，他们这个歌舞班子马上就走。
“一条大路朝天，夹起尾巴滚蛋，要是爷爷问你，就说到莫斯科转转!”在一片哄笑声中，一个穿疗养衣的小伙子用一段顺口溜把报幕人送下了舞台。
柯察金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俩到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久。扎尔基目前在党的一个州委会里任宣传鼓动部部长。
“你知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我们马上就要有个女孩，或者是一个男孩。”扎尔基说。
“呵，那你妻子是谁呀？”保尔惊异地问他。
扎尔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给保尔看。
“认得她吗？”
保尔一看，原来是他和安娜·鲍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现在在哪儿？”保尔更加惊奇了，又问。
“在莫斯科。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听说给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什么地方吗？他现在当上了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能够碰到一块儿叙叙旧，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跟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略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聚集在这房间里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身材不高但挺结实，五十上下年纪，过去是乌拉尔地区的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
“是的，有事实为证，我们早有预感的事果然发生了，出现了新的反对派。至于他们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就是托洛茨基。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如今这帮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就要开始行动了。”
来自坦波夫的检察员插嘴道：
“早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迟早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因为当季诺维也夫带领一群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跟大会唱反调时，托洛茨基在旁边一声不吭，只是看热闹，心里大概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跟我过不去，要把我置于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跟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了那么多年，在每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他们绝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绝不会听命于他们与之进行过长期无情斗争的人。”
“可结果怎么样呢？昨日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成为今日的朋友，因为他们都在猖狂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为此目的不惜联合任何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不惜放弃过去的立场。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被他们视若草芥。同托洛茨基结盟会给他们昔日的布尔什维克称号蒙上耻辱，可他们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呢？这个无原则的联盟与1912年的8月联盟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无耻程度绝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夕表现出来的胆怯与畏缩。这号人，”这个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女同胞朵拉，才克制住没有把脏话骂出口，“呸，差点说出粗话来!说实在的，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他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联合起来的反对派最近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层出不穷的小集团专干一件事，就是制造混乱，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彻底解决掉。我们实在太纵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捣乱分子和反对派全部清除出党。为了跟这些反党分子做斗争，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朵拉措辞激烈地说。
梅伊兹然老人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
“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必须赶紧准备回去。疗养院多住或少住两天无关紧要，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提前离去。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他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没有等候多久，就被派往一个工业区，担任地区共青团团委书记。才过了一个星期，城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已经听到他第一次的演说了。
深秋，保尔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乘着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比较远的一个区里去。汽车跌进路旁的壕沟里，翻倒了。
三个人都受了伤，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之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们对他进行会诊，检查了他那条肿胀的右腿，看了X光片，决定立刻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么就明天上午动手术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做了决定，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一间小小的单人病房，光线明亮，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早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雪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色小方凳，这便是全部家具。
护士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写信。伤腿疼得厉害，影响他的思考，也影响他的胃口。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医生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出她两道眉毛描得很细，一对大眼睛似乎是黑色的。她一手拿着纸夹，另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询问病情，您呢，不管愿不愿意，得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她的笑容减轻了“审问”给人带来的不快。
保尔讲了整整一个小时，不仅谈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提到了。
手术室里有好几个戴着口罩的人。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一张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当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医生已经洗了手。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他身后急速进行。保尔回头看了一下。一个女护士正在安放手术刀和小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开始给他解下腿上的绷带。
“柯察金同志，别朝那边看，这会刺激神经。”她轻声地嘱咐他。
“大夫，您说的是谁的神经？”保尔开玩笑地问。
几分钟后，厚实的面罩完全蒙住了他的脸。教授说：
“别紧张，我们马上给你施行氯仿麻醉。你用鼻子做深呼吸，一二三地数下去。”
面罩下面传出的声音低沉而平静：
“好的。不过我得事先道个歉，也许我会不自觉地说出难听的话来。”
教授忍不住笑了。
最初的几滴麻醉药水散发出难闻的、令人窒息的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数，尽量想数得清楚些。就这样，他开始了他人生悲剧的第一幕。
阿尔焦姆几乎把信封撕成了两半。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打开信的时候非常激动，眼睛刚接触到最初的几行，就飞快地一口气读下去：
亲爱的阿尔焦姆：
咱俩很少通信。一年至多只有一两次吧!不过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斩断老根，你们全家已经从谢佩托夫卡搬到了卡扎京的工厂。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跟她的家庭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切。要改造斯捷莎这种类型的人是不容易的，我担心你未必能成功。你说“岁数一大，学习很困难”，其实你学得很不错。你那样固执，一口拒绝脱产当市苏维埃主席，这是错误的。你不是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战斗过吗？那就应当掌握政权。从明天起，就接受并担负起市苏维埃的工作吧!
现在谈谈我自己的情况。我的情形有点不妙。我开始经常住院，开过两次刀，流了不少血，失去了不少精力，而且还没有人能答复我：这种情况究竟要拖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
我已经脱离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份新职业——当“病号”。我忍受了种种痛苦，结果却是右膝已成残废，身上添了好几条刀口的缝线，最近医生还有一个新的发现：七年前我脊椎骨受过暗伤，据说我可能要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够让我归队。
对于我而言，生活中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它。因此我忍受住了一切痛苦，可是到目前为止，病情非但毫无起色，而且还越来越糟。第一次手术后，我刚能走动就立刻恢复了工作，不料很快又被送回医院。现在我刚收到进耶夫帕托利亚的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我明天就动身。阿尔焦姆，别担忧，我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送掉性命的。我的生命力足够抵得上三个人的。哥哥，咱们还要好好工作呢!你要注意身体，别一下子扛三百多斤。否则，以后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替你修理。光阴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可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到医院里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尔
就在阿尔焦姆紧皱着两道浓眉、读着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里和巴扎诺娃医生道别。她一面握住他的手，一面问他：
“您明天就动身去克里米亚吗？那么，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住在她家里，明天早上她送我去火车站。”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咱们约过在您动身之前和我父亲见次面，您没忘记吧？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了他，我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刻同意了。
当晚巴扎诺娃就带着保尔来到她父亲宽敞的诊所。
著名的外科医生当着女儿的面给保尔做了一次详细的检查。巴扎诺娃还把医院里的X光片和全部化验单带了来。保尔不禁注意到，当巴扎诺娃的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的一句话之后，她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保尔注视着老教授那谢顶的大脑袋，竭力想从他那深邃的目光中看出些什么，可是老教授是深不可测的。
保尔穿好衣服后，老教授十分客气地和他道了别。因为他急着赶去参加一个会议，委托他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巴扎诺娃的房间布置得很优雅。保尔靠在长沙发上，等着她开口。但是她不知道怎样启齿，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作，凭目前的医学水平还无力救治。他反对再施行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正面临着完全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办法阻止。”
作为他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宜如实说出这一切。她只透露了一部分病情，而且措辞相当谨慎。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耶夫帕托利亚的泥疗法会使您的身体出现转机。到了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
但是当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忘记了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从您的话里，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您避免说出的话里，我明白了我的病情的全部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对我讲真话。什么事情都不必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自杀。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题引开了。
那天晚上，保尔始终没有了解到他真实的病情。临别时，巴扎诺娃轻轻地说：
“柯察金同志，别忘了我是您的朋友。很难说您将来的生活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是我的建议，请给我写信。我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那穿着皮外套的高大身影，吃力地拄着手杖，缓缓地从门口走向一辆出租的轻便四轮马车。
又是耶夫帕托利亚。又是南方那酷热的天气。人们戴着绣金的小圆帽，皮肤晒得黑黝黝的，大着嗓门说话。旅客们乘上汽车，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麦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灰色的石灰石砌成的两层楼房。
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带到各个房间。
“同志，您的疗养证是哪个单位的？”他在11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要求给他找一个俄罗斯同伴。”医生解释道，然后上前敲门。
从房间里传出一句发音很不准确的俄语：
“请进。”保尔走进房间，放下手提箱，转过身来，看见**躺着一个满头金发的德国人，长着一双漂亮而又富有生气的蓝眼睛。他朝保尔友好地笑了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16]。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手指细长的苍白的手。
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到德国人床边，两个人开始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此时词语只起辅助作用，一切难懂的词句全靠猜想、手势、表情来帮忙，总之用上了无师自通的世界语中的一切办法。保尔已经知道，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
在1923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次他旧伤复发，又卧倒在床。尽管伤口剧痛，他仍然精神抖擞，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
同这样一位出色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不禁喜出望外。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唠唠叨叨、唉声叹气。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却的。
“可惜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想。
在花园的一角，放着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辆病人坐的轮椅。五个病人在每天治疗之后就到这儿来度过一整天。病友们称他们为“共产国际执委会”。
德国人埃勃涅斜靠在轮椅上，另一张轮椅上坐着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身材笨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他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另一个是长着一双褐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劳琳；还有列杰尼奥夫，一个身材魁梧、两鬓灰白的西伯利亚人。的确，这里有五个民族——德国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所以埃勃涅请他们做翻译。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间房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成为朋友的则是国际象棋。
在列杰尼奥夫入院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象棋“冠军”。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之后，保尔才从瓦伊曼那儿夺得了冠军头衔。失败使瓦伊曼这个平时漫不经心的爱沙尼亚人失去了心理上的平衡，他很久都不肯饶恕击败他的保尔。不久，疗养院里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他虽然已经五十多岁，看起来却要年轻得多。他邀请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他是个厉害对手，平静地以后翼弃卒开棋，列杰尼奥夫以推进中卒相应，不吃弃卒。保尔作为“冠军”，必须和每一个新来的棋手对局。通常旁边都挤满了围观的人。走到第九步的时候，保尔已经发觉对方那些沉着推进的卒子正在步步紧逼。他明白他遇到了一个危险的敌手，他后悔开局时不该那么掉以轻心。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保尔尽管竭尽全力，还是不得不承认失败。他比所有观棋的人更早看出自己败局已定。他看了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和蔼地朝他笑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必败无疑。
但是正在紧张观战、毫不掩饰地盼望保尔吃败战的瓦伊曼却还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到最后一卒。”保尔说。
只有列杰尼奥夫一个人听得懂这句话，他赞许地点了点头。
五天之内，保尔和列杰尼奥夫一共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二胜一和。
瓦伊曼扬扬得意地说：
“哎呀，谢谢你，列杰尼奥夫同志!你终于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他活该如此!他击败了我们所有的老棋手，可是自己终究还是栽在了一个老将手里。哈哈哈!”
“怎么样，失败的滋味不好受吧？”他转而挖苦这位曾经战胜过他的败将。
保尔失掉了“冠军”的称号。不过，在失去了这份棋坛荣誉的同时，他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列杰尼奥夫后来成为他的一个挚友和最敬爱的人。保尔棋赛的失败并非偶然。他对象棋战略仅仅略懂皮毛而已，一个普通的棋手自然要输给一个精通棋艺的行家。
保尔和列杰尼奥夫之间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子：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恰好在同一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和布尔什维克青年近卫军的典型代表。一个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的监狱，以后又一直担任国家重要的行政工作；另一个拥有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战斗历程，但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多人的一生。而且这一老一少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同时又都疾病缠身。
每到晚上，埃勃涅和保尔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所有政治新闻都是从这里传播出去的。晚上，11号病房里热闹非凡。瓦伊曼动不动就想讲个黄色笑话，他对这类东西有特殊的嗜好。但是他马上就会遭到玛尔塔和保尔的夹攻。玛尔塔善于用巧妙而辛辣的嘲讽堵住他的嘴；如果还不奏效，保尔就出面干预。
“瓦伊曼，你最好先征求一下大伙的意见，也许你的‘俏皮话’根本不合我们的口味……”
“我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保尔用不平静的语气开始说道。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一双小眼睛含着嘲笑的目光在大家脸上扫了一下，说：
“看来得在政治教育委员会下面设立道德督察处，并且推举柯察金当督察长。对玛尔塔我倒可以理解，女同志嘛，当然会反对的。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装扮成天真无邪的小孩子，好像是个共青团里的乖宝宝……再说，我可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这场关于共产主义伦理的激烈争论之后，黄色笑话问题被提到原则高度来讨论。玛尔塔把各种不同观点翻译给埃勃涅听。
“我赞同保尔的看法，说黄色笑话不太好。”埃勃涅用不大正确的俄语说。
瓦伊曼只好退却了。虽然他竭力用开玩笑来敷衍搪塞，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讲过这类笑话了。
保尔一直以为玛尔塔是个共青团员。她的模样看上去大约只有十九岁。但是有一次他同玛尔塔聊天，结果大吃一惊，原来她已经三十一岁了，1917年就入了党，而且是拉脱维亚共产党一名积极的工作人员。1918年白匪曾判处她死刑，但是后来苏维埃政府设法把她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还在大学学习，不久就可以毕业。保尔没有留意到他们是如何接近起来的，不过这个常来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脱维亚女子已经成为他们“五人小组”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老地下工作者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经常调皮地逗她说：
“玛尔塔，你那可怜的奥佐尔在莫斯科可怎么过呀？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起床铃响之前一分钟，疗养院里总能听到一只公鸡在大声啼叫。埃勃涅学鸡叫的本领真叫绝了。院里的工作人员四处寻找这只不知从哪里跑进来的公鸡，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恶化。医师们禁止他下床。这使埃勃涅很难过，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他从不愁眉苦脸，乐观向上，精力旺盛，却又这么年轻就丧失了健康。当玛尔塔告诉埃勃涅，医师们预料保尔的未来一定十分悲惨的时候，埃勃涅听了非常焦急。
一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们始终都不允许他下床走动。
保尔竭力对周围的人隐瞒自己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异常苍白的脸色中猜出几分。出院前的一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知他假期延长两个月。信里又说，根据疗养院的诊断结论，以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想恢复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委员会还随信汇来一笔钱。
保尔经受住了这初次的打击，好比他当年跟朱赫来学拳击，经受住第一拳一样。那时他虽然倒下了，但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收到一封母亲寄来的信。老人家说，她有一位十五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名叫阿莉比娜·丘查姆，住在离耶夫帕托利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她很希望儿子能去看看阿莉比娜。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今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疗养院的病友们都到码头热情地欢送保尔。临别的时候，埃勃涅像对亲弟弟一样，亲热地拥抱和亲吻保尔。玛尔塔没有在场，保尔没能和她告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辆四轮马车载着保尔离开码头，驶到一座带着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保尔叫陪送他的人进去问问，丘查姆一家是否住在这儿。
丘查姆家一共有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丘查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两只黑眼睛流露出抑郁的神情，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美貌；两个女儿名叫廖莉亚和达雅，还有廖莉亚的小男孩，和那个胖得像头猪似的糟老头子丘查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做些粗活；大女儿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前不久和既是流氓又是醉鬼的丈夫离了婚，现在失业在家。她成天忙着照料小男孩，并帮着母亲做做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之外，还有一个儿子名叫乔治，不过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查姆一家热情地接待保尔。只有老头子用不友好的、戒备的目光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耐心地向阿莉比娜老太太讲述了他所知道的柯察金家的全部情况，同时也顺便问了她和她家的情况。
廖莉亚二十二岁。她留着褐色的短发，宽脸庞，是个心地单纯的女子。她和保尔一见如故，很乐意地把家里的全部秘密都告诉了他。保尔从她那里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控制着全家，扼杀任何主动精神，不给人丝毫自由。他心胸狭隘，目光短浅，喜欢吹毛求疵，使整个家庭始终笼罩在惊恐不安中。因此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妻子更是恨透了他，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反对他的专制。女儿们永远站在母亲这边。家里争吵不断，生活很不愉快。他们每天都在为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怄气，没完没了。
乔治是家里的第二个混世魔王。据廖莉亚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傲慢自负，好吹牛，只知道吃好菜、喝好酒、穿漂亮衣服。他念完中学后，仗着是母亲的宠儿，就立刻向母亲要钱到首都去。
“我去上大学。叫廖莉亚把戒指卖了，你也卖些东西。反正我得有钱花，至于你们上哪儿去弄钱，我才不管呢。”
乔治摸透了母亲的脾气，知道她对他有求必应，因此老是厚颜无耻地利用她这个弱点。他对两姐妹态度傲慢，总是居高临下，认为她们比他低一等。母亲把从老头子那里抠来的钱和达雅的工钱全寄给儿子。可是他的入学考试成绩却一塌糊涂，未被录取，目前舒舒服服地住在舅舅家里，还不断地拍来一封封电报吓唬母亲，逼她寄钱。
直到晚上，保尔才见到小女儿达雅。母亲在门廊里低声告诉她，来客人了。她腼腆地同保尔握手问好，面对这位陌生的年轻男人，她的脸羞得红到了耳朵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粗壮的起茧的手。
达雅已满十八周岁。她算不上漂亮，但是那一对淡褐色的大眼睛、有点像上画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线条分明的鲜艳嘴唇，使她显得富有魅力。她那件带条纹的工装衫紧紧地裹着年轻的富有弹性的胸脯。
姐妹俩分住在两个狭小的房间里。达雅的小房间里摆着一张小铁床和一个衣柜，上面放着各种小摆设和一面小镜子。墙上挂着三十几张照片和风景面。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深红的天竺葵和粉红的马兰花。薄纱窗帘用淡蓝的带子束在一旁。
“达雅从来不让男人进她的房间，可您瞧，她竟然为您破了例。”廖莉亚开妹妹的玩笑。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年人住的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听大家谈话。丘查姆老头聚精会神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不时从眼镜上方恶狠狠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客人。
“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脑袋却已经开过花，准是个十足的无赖。来我家已经两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欠着他似的。不知他要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干的好事。得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让他早点滚蛋。这帮党员在合作社里就叫我恶心，什么事都插一手，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们。这下可好，家里又来了一个，鬼知道打哪儿钻出来的。”他恼怒地琢磨着。为了给客人找点不痛快，他幸灾乐祸地问：
“今天的报纸看了吧？你们的领导人正在对咬呢。这么说来，别看他们是高层的政治家，暗地里捅起刀子来却一点都不比咱平头百姓差。真热闹。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合伙整托洛茨基，后来这两个人降了职，他们几个又一起联合起来对付那个格鲁吉亚人，哦，就是斯大林。
“嘿嘿!还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大老爷打架，小百姓遭殃。”
保尔推开没有喝完的茶杯，两眼喷射出愤怒的火光，盯住老头子。
“你说的大老爷指的是谁？”他一字一顿地问。
“随便说说而已。我是个非党人士，这些事跟我不搭界。年轻时我也曾当过傻瓜。1905年因为多嘴还蹲了三个月班房。后来我看清楚了——人得替自己多想想，犯不着替别人瞎操心。谁也不会让你白吃白喝的。眼下我是这么个看法：我给你干活，你就拿钱来，谁给的好处多，我就拥护谁。什么社会主义啊，对不起，这些废话还是说给傻瓜听吧。还有什么自由啊，你给白痴自由，他稀里糊涂，根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对现政府不满，是因为我看不惯眼下时兴的那套家庭规矩，还有别的一些说道，结果搞得道德沦丧、荒**无度。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太自由了。”
老头子呛了一下，咳嗽起来，缓过气之后，他指着廖莉亚说：
“她就是个例子，一点也不征求别人意见就和那个流氓结了婚，回头，问也不问别人，又和他离了婚。这下倒好，我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真是太不成体统了!”
廖莉亚难堪地涨红了脸。她赶紧避开了保尔的目光，双眼噙满了泪水。
“应当看清楚再嫁人。”
这时母亲插嘴了。她好不容易才压住怒气，断断续续地说：
“老头子哎，你听我说，为什么当着外人的面谈起这种事情呢？不谈这些，可以聊点别的嘛。”
老头子猛地朝她转过身来：
“我知道我该说什么!从什么时候起，你们倒教训起我来了？眼下这世道，无论说起什么事都叫人生气。
“比方说昨天吧，我听到帕韦尔·安德列耶维奇的高谈阔论，好像没听错，他在开导他那几个女儿。练嘴皮子你是把好手，我甘拜下风，可漂亮话填不饱肚子。你号召她们去过新生活？这几个傻瓜，听了什么都往脑子里灌。可瞧瞧吧，这新生活连饭碗都没给廖莉亚一个。外面失业的人多如牛毛。年轻人，得先把他们喂饱，然后再来给他们洗脑筋。你告诉她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好哇，那你就把她们带走，养着去。眼下她们在我这儿，就得按我的意思办。”
阿莉比娜预感到风暴即将降临，她竭力想缓和气氛，说：
“廖莉亚已经够不幸的啦，老头子，你怎么能再埋怨她？以后她总会找到工作的，再说……”
老头子胖乎乎的脖颈上青筋直暴，他根本不想压制住自己的火气。
“你干吗老拿以后来糊弄我？到处都听到以后、以后。从前神父一个劲许愿，说死了以后上天堂，如今又来了另一帮神父。我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们那个以后。到那时候，世界上都没我这个人了，以后还管什么用？凭什么叫我受苦受难，让别人过好日子？还是让每个人多为自己操点心吧。我看就没有一个人为我出过力，让我过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别人创造什么幸福生活。带着你们的空头支票见他妈的鬼去吧!想当年每个人替自己干，为自己攒下钱，要啥有啥。如今一帮人开始搞什么共产主义，倒搞得全完蛋了。”丘查姆抓起茶杯，恶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尔坐在丘查姆近旁，这个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墩使他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感。这老头是旧时代苦役犯世界的缩影，在那个世界里，人与人都是仇敌。兽性的利己主义经常**裸地暴露出来。保尔把已经到了嘴边的激烈言辞又咽了回去。他只剩下一个愿望——给这个可恶的老家伙来个当头棒喝，把他赶回他刚刚爬出来的那个老窝里去。于是他松开咬紧的牙关，胸口顶住桌子边沿，说：
“丘查姆，你很坦率，请允许我也直言相告。我们的国家不必征求您这一类人的意见，问你们是不是愿意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有一支伟大而坚强的建设大军。连国际帝国主义也无法阻挡他们史无前例的进军，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总比你们要强大一些吧。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场变革。至于像你们这样的人，不管是否愿意，都只能被强制去为建设新社会而工作。”
“要是他们不服从呢？你知道，强制会引起反抗。”
保尔把一只手紧紧压在杯子上。
“那我们就把他们……”保尔抓住杯子，猛一使劲，只听咔嚓一声，薄薄的玻璃碎了，没有喝完的茶水流进了盘子里。
“年轻人，拿茶杯的手放轻点。买一只杯子要八十六戈比呢。”丘查姆发火了。
保尔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对廖莉亚说：
“请你明天帮我买十只杯子，不过要厚实些，带棱的。”
那天晚上，保尔久久地思考着丘查姆家的事情。偶然的机缘把他带到这里，现在他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家庭的悲剧。他在想，怎样才能帮助她们母女摆脱家庭的束缚。他自己的生活进程正突然停顿下来，面临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难以采取果断的行动。
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母亲和两个女儿永远离开老头子。但这件事并非那么简单。他没有能力组织这个家庭革命，因为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去，而且也许将永远不会和他们再见面。那么，就一切听其自然，不必在这个低矮狭小的屋子里扬起灰尘吗？可是老头子那副可憎的模样使他无法平静。他设想了好几个方案，不过似乎都行不通。他的床搭在厨房里。他在**辗转反侧，隔壁房间里的达雅也是心神不宁，无法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亚和保尔在她的小房间里一直谈到深夜。以往庆祝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时，她只是远远地看到过那些站在主席台上的人，如今其中一个就近在眼前，这在她还是平生头一回。这个人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父亲立下的规矩，使他们一家人离群索居，蜷缩在自家的小天地里，与社会生活完全脱节。
她在码头上缝粮食口袋，下班以后必须马上跑回家，一小时以后，又得赶到父亲工作的合作社打扫房间，擦洗地板，一直忙到半夜。只有星期天她才有几个小时空闲，可以待在自己房间里，偶尔同小姐妹们去看场电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条灰淡的带子。母亲只疼爱儿子。他长得酷似母亲。这是一种盲目的偏爱。乔治长成了一条大懒虫，只知道吃最好的、穿最好的。母亲一点也不把两个女儿放在心上。达雅和廖莉亚怎么也弄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般重男轻女，不过姐妹俩都是一肚子委屈。最苦的是达雅，因为在这个家里，不单是乔治一个人认定她只配做吃力不讨好的粗活重活。渐渐地，干粗活脏活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凡是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她都得干。只要她稍微流露出一点不满情绪，乔治马上厚颜无耻地眯缝起右眼——这是他从加里·皮尔那里学来的表示轻蔑的表情——咂着嘴嘲笑她：“嗬，连这种人也知道争辩了，真没想到。”
达雅知道，父亲对保尔来他们家极为不满，而因为父亲的蛮横无理取闹，母亲已经气得发作过一次心脏病。
“兴许他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亲有过这样一场谈话之后，他是不会再留下的。他一走，家里又会恢复老样子。我真傻，老想着他干什么呢？一个人偶然来了，又走了，再过一天，他就把我们这些人都忘光了。”达雅怀着一股莫名的忧伤，不停地思前想后，不知为什么，竟难过得一头扎进枕头里，痛哭起来。
第二天是星期天，当保尔从城里回来的时候，看见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其他人都上亲戚家串门去了。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感到很累，就坐到椅子上。
“你为什么不到外面逛逛，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里也不想去。”她低声回答。
他想起了昨夜设计的几个方案，决定先试探一下。
为了使他们的谈话能在别人回来之前结束，他开门见山地说：
“达雅，听我说。咱俩互相称呼‘你’吧，何必再那么客套呢？我马上就要走的。咱俩这次见面，不巧正是我自己也陷入困境的时候，要不然，事情会有转机的。要是在一年前，我可以带你们一齐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亚这样的工人，肯定找得到工作!你们应当和老头子一刀两断，这种人你是劝不了的。可是目前我不能这么做。我连我自己的将来都无法把握，所以说，我现在是束手无策。那么，如今该怎么办呢？首先我要争取恢复工作。关于我的病情，鬼知道那些医生说了些什么，同志们竟要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我给我母亲写信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来结束这件麻烦事。无论如何，我决不会扔下你们不管。不过，达雅，有一点很重要，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必须彻底改变。你有这样做的愿望和力量吗？”
她抬起低垂着的头，小声回答：
“愿望我倒是有，可不知道有没有力量。”
她回答得很不坚决，保尔理解她的犹豫。
“达雅，亲爱的，没关系!只要有愿望，我们就能把事情办好。现在请你告诉我，你很留恋这个家吗？”
达雅没想到他会这么问，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很可怜我母亲，”她终于说，“父亲欺负了她一辈子，如今乔治又紧缠着她，我真替她难过……虽然她并不像爱乔治那样爱我……”
“真奇怪，老头子怎么还没找个人，把你嫁出去？”
达雅惊慌地摇摇手，说：
“我不嫁人。廖莉亚的遭遇，我看够了。我决不结婚!”
保尔笑了。
“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要是有一个小伙子追求你，盯着你不放，而且确实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那时候你怎么办呢？”
“即使那样，也不嫁人!他们在窗户下面转来转去的时候，全是挺好的。”
保尔伸出一只手，放到达雅肩上，和解地说：
“好吧。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所有的年轻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点。幸亏你还没有怀疑我在向你求婚，不然的话，我可真有点下不来台了。”保尔见姑娘满脸羞涩，便友爱地用他冰冷的手在她的手上抚摸了一下。
“像你这样的人，不会找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她轻轻地说。
几天以后，火车载着保尔前往哈尔科夫。达雅、廖莉亚和她们的母亲以及姨母萝莎都到车站送行。临别的时候，阿莉比娜要他亲口保证，决不会忘记她的女儿们，还要设法帮助她们跳出火坑。他们像亲骨肉一样地分了手；达雅的眼里泪水盈盈。保尔在很远的地方还能从车窗里看见廖莉亚挥动着的白手帕和达雅那件条纹短衫。
到了哈尔科夫后，保尔不愿意去麻烦朵拉，就住在自己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休息了一会儿，他就乘车前往中央委员会。他见到了阿基姆。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马上分配他工作，可是阿基姆坚决地摇摇头，说：
“保尔，这不行!我们这儿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医务委员会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我请求你给我工作的机会!到处住医院，没什么用的。”
阿基姆拒绝道：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保夫鲁沙，你要明白，这也是为了你好。”
但是保尔再三坚决要求，弄得阿基姆也顶不住，最后只好同意给他找份工作。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原本以为，只要重新开始工作，他失去的精力就能恢复。可是，从第一天起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常常一连八个钟头坐在办公室里，饭也不吃，因为他没有力气走下三楼，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手麻了，就是腿木了。有时甚至整个身子动弹不得，还伴有发烧。到了该上班的时候，他会突然浑身无力，起不了床。等到发作过了以后，他无可奈何地看到，已经迟到整整一个小时了。他终于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保尔明白：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掉队了。
“这就是说，我的身体好得不得了，已经根本用不着医治了。”他本来想说句玩笑话，但结果并不成功。
他刚觉得体力稍微恢复了点，又马上来到中央委员会。可是这回阿基姆的态度很坚决。他坚持要保尔去住院。保尔却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
“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什么用处，这是我从权威方面得到的消息。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退休，领残废抚恤金。可是我决不走这条路。你们不能阻止我工作。我才二十四岁，不能靠着一张残废证度过余生，明知无用还走遍各个医院，到处寻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一个工作，一个适合我的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做事，或者在机关里搭个铺……只有一点，别叫我当个只管登记发文编号的文书。我所需要的是能够使我内心充实、感到自己并没有离开大家的工作。”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洪亮。
阿基姆明白，这个直到不久前还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此刻内心激**着怎样的情感。他了解保尔的悲剧。他懂得，像保尔这样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党的人，一旦脱离斗争，退隐到遥远的后方，实在是太可怕的事情。因此他决心尽可能地帮助他。他说：
“好的，保尔，不要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向你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帮你解决。”
保尔费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阿基姆。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认为生活能把我逼进死角，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突然使劲抓住阿基姆的手紧压着他的胸脯，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觉到他那低沉而又迅速的心跳，“只要它还在跳动，就别想叫我离开党。只有死，才能让我离开战斗行列。老大哥，请你千万记住这一点。”
阿基姆沉默不语。他知道这绝不是漂亮话，而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的呐喊。他明白，像保尔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表达出另外的情感。
两天之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里有个重要工作让他去做，不过必须先考核一下，他是否适合在文艺战线工作。在编辑委员会，保尔受到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一位女同志，她是个老地下党员，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她问了保尔几个问题：
“同志，您受过什么教育？”
“读过小学三年级。”
“有没有上过党的政治学校？”
“哦，没关系，没有进过党的政治学校，也能锻炼成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阿基姆同志跟我们谈过您的情况。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不必到这里来，就在家里做，并且尽力给您提供一些方便。但是，做这项工作需要广博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番话使保尔预感到，他一定要失败了。半个小时的谈话显露出他知识上的不足；而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副总编用红铅笔画出三十多处修辞方面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气。如果经过进一步刻苦自修，您将来可以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文章还不够通顺。从您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不过非常抱歉，我们不能聘用您。可是我要再说一遍：您很有才气。您的这篇文章，只要在文字上好好地修改一下，用不着改动内容，就会是一篇佳作了。可惜，我们需要的是善于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他右眼的眉毛在**，他说：
“不错，我同意您的看法。我怎么能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呢？我曾经是一个好锅炉工，后来又是一个不错的电工。我很会骑马，也会鼓动共青团员，可是在你们这条战线上，我却是一名不合格的战士。”
他和她告别之后走出了房间。
在走廊的转弯处，他差点摔倒。一个拿着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同志，您怎么了？您的脸色这么难看!”
过了几秒钟，保尔才清醒过来。他轻轻地推开那位女同志，拄着手杖走了。
从那天起，保尔的情形越来越糟。恢复工作是不必谈了。他越来越经常地躺在**。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请社会保险总局给他发抚恤金。在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还领到了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又另外给他一笔钱，同时给了他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的证件。这时他收到玛尔塔的一封来信，邀请他到她那儿小住和休养一阵。即使没有接到她的邀请，保尔也打算到莫斯科去。他还怀着一线希望，想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份用不着走路的工作。但是到了莫斯科，大家也还是劝他先治病，并且答应把他送进一所好医院。他婉言谢绝了。
不知不觉，保尔已经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佳·佩捷尔松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因为娜佳和玛尔塔两人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来。
保尔如饥似渴地读着书，玛尔塔有许多藏书。到了晚上，玛尔塔的许多女友，有时也有男朋友来看望她们。
他时常收到由黑海港口寄来的信。丘查姆家的母女三人请他前去。生活的绳扣拉得越来越紧。她们企盼着他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