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拍打着保尔脚下的乱石堆。从遥远的土耳其吹来的干燥的海风吹拂着他的脸。曲曲弯弯的弧形港湾伸进海滨,钢筋水泥筑成的防波堤阻挡着海浪。连亘的山脉在海滨突然中断。城郊那些白色的小房子分散在山坡上,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山顶。
古老的郊区公园里静悄悄的。长期无人打扫的小径上布满了杂草。枯黄的枫树叶随着秋风,缓缓地飘落在小径上。
一个上了年纪的波斯马车夫把保尔从城里拉到了这里。当他扶着这个奇特的乘客下车时,忍不住问道: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儿没有姑娘,也没有戏院,只有豺狼……我真弄不懂,你来这儿干什么?还是坐我的车回去吧,同志先生!”
保尔付了车钱,老车夫也就走了。
公园里空无一人。保尔在海边找了一条长凳坐下来,把脸朝着那已经不太热的太阳光。
他坐马车来到这里,来到这个僻静的地方,是为了回顾生活历程及思考一下今后怎么办。已经到了应该进行总结、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保尔第二次来访,使丘查姆家的矛盾冲突激化到了极点。那老头子听说他来了,大发雷霆,在家里大闹了一场。领着家人反抗这个老暴君的自然是保尔了。老头子没有料到,老婆和女儿们会对他进行这么强烈的反击。从保尔到达的第一天起,这一家人就分为两个敌对的阵营,相互仇视。通往老头子住房的过道已经被钉死了。一间小厢房租给了保尔。房钱预先付给老头子。他似乎很快就满不在乎了,因为两个女儿同他断绝了关系,就不会再向他要生活费了。
为了照顾面子,母亲依旧和老头子住在一起。老头子从来不到年轻人住的这边来,他不愿意碰到那个可恨的入侵者。但是在院子里,他却像火车头似的喘着粗气,表示他是这里的主人。
老头子在到合作社工作之前,会两门手艺——鞋匠和木工活。他把板棚改成了作坊,抽空捞点零花钱。为了跟房客捣乱,他很快就把工作台移到保尔的窗户底下,拼命敲着钉子,心里乐开了花。他十分清楚,这样可以妨碍保尔读书。他常常低声地自言自语地说:
“走着瞧,我早晚要把你轰出去……”
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轮船喷出的黑烟像乌云一样在舒展。成群的海鸥嘶鸣着扑向海面。
保尔双手抱着头,陷入了沉思。他的一生,从童年到现在,一幕幕地在眼前闪过。他这二十四年,过得好还是不好呢?他一年又一年地回忆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似的细细审查自己的生活。最后他非常满意地认为,他这一生过得还不错。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有时由于糊涂,有时由于年轻,然而多半则是由于无知。最主要的是在如火如荼的战斗岁月里,他没有睡大觉;在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在鲜红的革命旗帜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
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飘扬,
如熊熊烈火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那是我们的热血在燃烧……
他低声朗诵着他喜爱的一首歌曲中的歌词,难为情地笑了。“老弟,你那点英雄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扔掉呢。连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东西,你都爱给它们抹上一层绚丽的色彩。可要说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钢铁逻辑,老弟,那你可就知之甚少。同志,生病嘛,再过五十年也不晚,眼下正是学习的大好时机。现在必须想方设法活下去,他妈的,我怎么这么早就动弹不了了呢?”他痛苦万分地想着,五年来头一回恶狠狠地骂开了娘。
他如何能料到飞来这么一场横祸?老天爷给了他一副结实的身板,经受得起任何磨难。他回想起小时候跑得像风一样快,爬起树来像猴子一样灵活,四肢有力、肌肉发达的身子可以轻而易举从一棵树枝跳到另一棵树枝上。但是动乱的岁月要求人们付出超越常人的毅力和坚韧。他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斗争,而斗争也以不灭的火焰照亮了他整个生活之路。他献出了他拥有的一切。在二十四岁的风华正茂之时,在胜利的浪潮把他推上创造性幸福生活的顶峰之时,他却被击中了。他不甘心立刻倒下,而是像一名刚强的战士,咬紧牙关,紧跟在胜利前进的无产阶级钢铁大军的后面。在尚未耗尽全部精力之前,他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队伍。现在他身体垮了,再也无法坚守在前线。剩下的唯一出路是进后方医院。他还记得,在华沙城下的鏖战中,一个战士被子弹射中,从马上摔下来,跌倒在地。战友们匆忙包扎好他的伤口,把他交给卫生员,又继续策马疾驰,追赶敌人去了。骑兵连并没有因为失去一个战士而停止前进。在为伟大事业进行斗争时,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应该这样做。当然,也有例外。他就见到过失去双腿的机枪手,坐在载着机枪的大车上坚持战斗。他们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勇士,他们的机枪喷射出死亡和毁灭。这些同志意志如钢、目光如电,成为团队的骄傲。不过,这样的战士并不多见。
现在,他的身体垮了,永远失去了归队的希望,他应该如何处置他自己呢?他已经逼得巴扎诺娃吐露了真情,等待他的必将是更加可怕的未来。那么怎么办才好呢?这道未解的难题摆在他面前,犹如一个恐怖的黑洞。
既然他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那么活着还有什么用呢?在今天,在凄凉的明天,他将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呢?用什么来充实生命呢?光是吃喝和呼吸吗?只做一个毫无作用的旁观者,眼看着同志们在战斗中冲锋陷阵吗?成为队伍的累赘吗?他想起了基辅无产阶级的领袖博什·叶夫格妮亚·波格丹诺娃。这位久经考验的女地下工作者得了肺结核,丧失了继续工作的能力,不久前自杀身亡。她在简短的遗书中解释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我不能接受生活的施舍。既然成了党的累赘,就没有必要继续活下去了。”他是否也应该毁灭掉这个背叛了他的肉体呢?朝心口开一枪——一切烦恼就都结束了!以往既然能够生活得不错,那么今天也应当能适时地结束生命。谁能责备一个不愿意做垂死挣扎的战士呢?
他的手在口袋里摸到了光滑的勃朗宁手枪,手指头习惯性地攥住了枪柄。他慢慢地掏出了手枪。
“谁能想到你会有怎么一天呢?”
枪口轻蔑地望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到膝盖上,恶狠狠地骂起来:
“老兄,这不过是虚假的英勇行为!任何一个笨蛋都会随时冲着自己开一枪。这是摆脱困境的最怯懦也是最容易的办法。活得艰难,就自杀。对于胆小鬼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出路了。可你试过去战胜这种生活吗?你是否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冲破这个铁环呢?难道你已经忘记了在诺沃格勒—沃沦斯基城下,是如何一天发起十七次冲锋,克服千难万险,最终攻克了那座城市的吗?把手枪藏起来,永远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纵然生活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能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让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
他站起来,朝大路走去。一个驾着四轮马车从这儿经过的山里人把他拉进了城。到了城里,他在一个十字路口买了份当地的报纸。报上登着本市党组织在杰米扬·别德内依俱乐部开会的通知。那天,他直到深夜才返回住处。他还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发了言。保尔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达雅还没有睡。她很担心,保尔出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他怎么了?他去了哪里?她看出在保尔一向活泼生动的眼神里,今天蕴含着一种严酷和冷峻。他很少谈到他自己,但是她感觉到他正在承受着某种不幸。
母亲房里的钟敲了两下,院子里传来开栅栏门的声音。她立刻披上一件短外衣,跑去开门。廖莉亚正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熟睡,喃喃地说着梦话。
达雅看见保尔回来了,十分高兴,等他一走进过道,就轻轻地对他说:
“我正在为你担心呢。”
“达雅,亲爱的,我是到死也不会出什么事的。怎么,廖莉亚睡了吗?你知道,我一点也不想睡。我想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跟你谈一谈。到你房里去吧,要不我们会把廖莉亚吵醒的。”保尔也低声回答。
达雅犹豫了一下。怎么能在深更半夜跟他谈话呢?要是母亲知道了,她会怎么想?但这话又不便对他说,恐怕他会生气的。而且,他究竟要对她说些什么呢?她一边想,一边已经把保尔带往自己的房间。
“达雅,是这么回事。”他们面对面地坐在黑乎乎的房间里,互相靠得那么近,她甚至能感觉得到他的呼吸。他压低嗓门说:“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这些日子我的心情很糟。我不知道该怎样在这个世上生活下去。有生以来,我的生活从未像这几天这样充满了黑暗。可是今天,我召开了一次个人‘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决议。我把这些告诉你,你可不要吃惊。”
他向她讲述了最近几个月来的经历及他在市郊公园里的大部分想法。
“情况就是这样。现在谈谈最主要的吧。你们家的麻烦事才刚刚开始。你应当从这里冲出去,远离这个窝,去呼吸新鲜空气,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我既然卷入了这场斗争,咱们就得把它进行到底。无论是你还是我,目前的个人生活都毫无乐趣可言。我决心放一把火,让它燃烧起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愿意做我的女友、我的妻子吗?”
达雅一直非常激动地听着他说。听到最后这句话,由于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不禁战栗了一下。
“达雅,我并不要求你今天就答复我。你好好考虑一下吧。你当然不明白,这个人怎么一点也不献殷勤,就直接提出这种要求。可是花言巧语有什么用呢?我把手伸给你,小姑娘,你瞧,它在这儿。要是这次你相信了,你是不会受骗的。我有许多你所需要的东西,反过来也一样。我已经决定:我们的结合有一个目标,就是让你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我们的同志,我一定要帮助你做到这一点,否则我就一钱不值。在达到目标之前,我们不应当破坏我们的结合。一旦你成熟了,你就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完全自由。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完全的废人。你记住,在那种情况下,我决不会拖累你。”
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又非常温和而亲切地说:
“现在,请你接受我的友谊和爱情。”
他紧握着她的手指不放,内心是那样的平静,仿佛她已经同意了似的。
“你永远不会抛弃我吧?”
“达雅,口说无凭。你只要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决不会背叛朋友……但愿朋友也别背叛我。”他伤感地结束了他的话。
“今天我什么也不能对你说,这一切太出乎意料了。”她回答道。
他站起来说:
“达雅,睡吧,天快亮了。”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衣服也没脱就躺了下去,头刚挨着枕头便睡着了。
在他房间靠着窗户的桌子上,堆放着从党委图书馆借来的几大摞书、一叠报纸和几本写得满满的笔记本。还有从房东家借来的一张床和两把椅子。通往达雅房间的那扇门上挂着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上面插着许多小红旗和小黑旗。当地党委同意保尔借阅党委资料室的书刊,此外还指定本城最大的港口图书馆主任当他的读书指导。不久他就从那里借来了大批书籍。廖莉亚看见他从早到晚读书、记笔记,只在吃饭的时候才中断一会儿,感到很惊讶。每天晚上,保尔和姐妹俩都在廖莉亚的房里度过。他把他读到的东西讲给她们听。
后半夜,老头子走进院子的时候,总能看见这位不速之客的护窗板里透出一线灯光。他踮起脚,悄悄地走到窗前,从窗缝里朝里张望,看到保尔正在那里伏案苦读。
“大家都在睡觉,可是这位却整夜点着灯。他在家里晃来晃去,好像他才是这儿的主人。两个丫头片子也敢跟我顶嘴了。”老头子想想真不是滋味,走开了。
八年来,保尔第一次什么工作也不做,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他像一个初入校门的学生,如饥似渴地读书。每天一读就是十八个小时。倘若不是达雅仿佛不经意地说了这样几句话,他的健康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害是很难说的:
“我把衣柜的门挪开了,通你房间的门已经可以打开。如果你想跟我谈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进来,用不着穿过廖莉亚的房间。”达雅说。
保尔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光彩。达雅高兴地嫣然一笑——他们的结合成功了。
从此,老头子半夜里再也看不到厢房的窗子里透出灯光,母亲却开始发现达雅眼睛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欢乐。她的一双眼睛被爱情之火烧得闪闪发亮,眼睛下面隐约现出两块暗晕——这是不眠之夜留下的痕迹。小屋里经常可以听到吉他的琴声和达雅的歌声。
但是,获得了欢乐的达雅也常常觉得苦恼,那就是,他们的爱情仿佛是偷来的。只要有一点响动,她就吓得哆嗦,总以为是母亲的脚步声。她总在担心,万一有人问她为什么一到晚上就把房门用钩子扣上,那她该怎么回答呢?保尔看出了她的心思,便温柔地安慰她说:
“你怕什么呢?只要认真想想,你我就是这里的主人。睡吧,别担心。谁也无权干涉我们的生活。”
达雅把脸贴着他的胸脯,搂着爱人,安心地睡着了。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久久地听着她的呼吸,唯恐惊醒她的好梦;对这个把一生托付给他的少女,保尔内心萦绕着无限的柔情蜜意。
达雅的眼睛近来变得那么明亮,廖莉亚第一个知道了原因。从此,姐妹俩就疏远了。不久母亲也知道了,更确切地说,是猜到了。她警觉起来。她没有料到保尔会这样。有一次,她对廖莉亚说:
“达尤莎跟他不般配。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
她忧心忡忡,却又鼓不起勇气找保尔谈一谈。
青年们开始出现在保尔身边。小房间有时挤得满满的。蜂群般的嗡嗡声不时传到老头子耳朵里。他们常常齐声合唱:
我们的大海无限荒凉,
日日夜夜不停地喧嚷……
或者唱保尔喜爱的歌:
泪水洒遍茫茫大地……
这是工人党员积极分子小组在聚会,保尔写信给党委,要求做一点宣传工作,党委就把这个小组交给了他。保尔就这样度过了一些日子。
保尔双手重新把住了舵轮。生活经过几次重大波折,又朝着新的目标前进。他渴望通过学习、通过文学,重返战斗行列。
但是,生活给他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每次遇到障碍,他都十分不安,担心这对他实现目标不知道会产生多大影响。
突然,那个考大学不成功的乔治·丘查姆带着老婆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在那个在沙皇时代当过律师的岳父家里,三天两头到家里来刮他母亲的钱。
乔治的到来,进一步恶化了家庭内部关系。他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一边,而且还和那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岳父一家狼狈为奸,搞阴谋诡计,竭力要把保尔赶走,叫达雅和他断绝关系。
乔治回来两个星期后,廖莉亚在附近的一个区里找到了工作。她带着母亲和儿子去了那儿,保尔和达雅也搬到离得很远的一个沿海小城去了。
一年半过去了。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社会主义即将迈入现实生活,正由理想变成人类智慧和双手创造的宏伟建筑。这座规模空前、雄伟壮观的大厦正在奠定它那钢筋混凝土的地基。
“钢、铁、煤”这三个富有魅力的字眼,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这个正在进行伟大建设的国家的报纸上。
党通过领袖之口告诫全国人民:“要么我们跑步赶过这段距离,赶上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最短的时间建立起自己强大的工业,使我们在技术方面从此不再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要么我们就被踩死。因为没有钢、铁、煤,不要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保住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也是难以办到的。”于是全国掀起了为钢铁而战的空前热潮,人们迸发出举世罕见的建设**。“速度”一词也成为强有力的号召,敦促人们加快行动。
在久远的古代,在扎波罗什营地,为抵抗贵族波兰及当时还强盛的土耳其的入侵,一支支哥萨克分队曾在此驰骋纵横,杀得敌人闻风丧胆;如今,在昔日的古战场上,在霍尔季扎岛近旁,另有一支部队在安营扎寨。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建设大军,他们决定拦腰截断古老的第聂伯河,驯服它那狂暴不羁的原始力量,以此来转动钢铁涡轮机,让这条像生活一样源远流长的河流为社会主义工作。人类向大自然发起了进攻,在汹涌的第聂伯河的急流处,给它桀骜不驯的力量套上钢筋水泥的笼头。
在三万名向第聂伯河开战的大军中,在这支大军的指挥员中,有昔日的基辅码头搬运工、如今的建筑工段段长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大军兵分两路,从左右两岸向河流夹攻。从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起,两岸之间就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竞赛,这是工人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身材高大的潘克拉托夫轻快地在跳板上、脚手架上跑来跑去。他一会儿在搅拌机旁跟弟兄们说两句俏皮话,一会儿消失在土沟里,一会儿又突然出现在卸水泥和钢材的站台上。一大清早,他那微微弯曲的身躯就出现在棘手的工段上,直到深夜他才把疲惫不堪的巨大躯体放倒在行军**。
有一次,他眺望着晨雾笼罩的河面,眼望着沿河两岸一望无际的建筑材料,不禁回想起森林中小小的博雅尔卡。当时似乎是一项大工程,现在看来只能算作一件儿童玩具了。
“瞧,咱们发展得多快呀,伊格纳特老弟。第聂伯河这匹烈马让咱们给套住了。老爷子们再也不用在这急流险滩上受苦啦。给你一百万度电,没说的!咱们的生活从这儿才真正开始,伊格纳特。”一股暖流从他胸中涌起,仿佛猛地喝下了一杯烈性酒似的。“博雅尔卡那帮弟兄们在哪儿呢?要是把保尔,还有扎尔基两口子都叫来,那该有多好!嘿,我们准能给左岸的人一点厉害瞧瞧。”想到博雅尔卡,他不由得怀念起朋友们。
那些跟他一起在冰天雪地里大战博雅尔卡的人,还有那些与他共同创建共青团组织的人,如今分散在祖国各地,从热火朝天的新建筑工地到辽阔国土的偏僻角落,都在重建新生活。他们那批最早的共青团员大约有一万五千人。有时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真如亲兄弟般亲热。如今,他们那个小小的共青团已经成长为巨人。过去只有一个团员的地方,现在可以编成整整一个营。
“眼前这批小鬼,跟我们当年一模一样。前不久还光着脚丫子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呢。当年我们上前线时,他们还要妈妈用衣襟替他们擦鼻涕呢。一转眼的工夫,他们都长大了,在工地上还拼命想让你当乌龟落到他们后面去。对不起,这个想法可行不通。咱们还得走着瞧。”潘克拉托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河边的清新空气。二十岁的共青团员安德留沙·小托卡列夫在左岸第七工段当支部书记,今天晚上潘克拉托夫一定要把这个工段“挂到自己拖轮后面的钩子上”。想到这里,他感到十分满足。
至于刚才他回想到的那位朋友和战友保夫鲁沙·柯察金,现在已被抛弃到偏僻遥远的滨海小城,正在为重返战斗队伍进行着艰苦顽强的斗争,饱尝失败的悲哀和胜利的喜悦。
阿尔焦姆难得接到弟弟的来信,但是,每当他在市苏维埃自己的办公桌上看见那灰色的信封,看见那有棱有角的熟悉字体,他都会失去往日的平静,反复地阅读着来信。这时候,他正一面撕开信封,一面满怀深情地想:
“啊,保夫鲁沙,保夫鲁沙!咱俩要是能住在一起就好了。那样你就能帮我出出主意,对我会很有用的。”
保尔在信上说:
亲爱的阿尔焦姆:
我想谈谈我自己的情况。我觉得,除你之外,我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你了解我,理解我写的每一个字。我在为健康而斗争的战场上,继续遭受生活的挤压。
我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次打击过后,我刚站起来,另一次打击,比上一次更无情的打击又来了。最可怕的是我无力反击。先是左臂不听使唤了。这已经是够痛苦的了,谁知紧接着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我原本就只能在室内勉强走动,现在甚至从床沿挪到桌子跟前也异常困难。可是,恐怕这还不算最糟的。明天会怎么样?谁也无法预料。
我再也不能走出家门了,只能从窗口看到大海的一角。一个人既有背叛了他的、不受支配的肉体,又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布尔什维克的意志,迫切地向往劳动,向往加入你们这支全线进攻的大军,向往投身到排山倒海、滚滚向前的钢铁洪流中去。一个人兼有这两者,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但是,我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归队,相信在冲锋陷阵的队伍中也会闪亮着我的一把刺刀。我不能不相信,我也没有权利不相信。十年来,党团组织教给我反抗的艺术。领袖说“没有布尔什维克攻克不了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适用。
阿尔焦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像熔化的钢铁一样滚烫的话语。其实,我们的生活原本就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的。我要你和我一样相信,保尔还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咱们还要一起好好干呢。不可能不是这样,否则,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的马蹄下声嘶力竭地呻吟,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为什么还能使我们热血沸腾呢?如果面对坎坷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工人的坚强意志何在呢?
阿尔焦姆,即便在朋友们当中,当他们听到我这些话时,我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讶的神情。谁知道呢,或许有人会想:他是让理想蒙住了双眼,看不到现实。他们不理解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
下面简单谈谈其他方面的情况。既成的事实是我的生活被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事基地上。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再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收获颇丰。可以开列出一份战果清单,本国的和外国的各种著作我都读。我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修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且通过了考试。每天晚上,我负责一个青年党员小组的学习。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建立了联系。另外,还有我亲爱的达雅,她的成长和进步,当然,还有她的爱情及她对我的温柔体贴。我们生活得很和谐。我们的经济情况非常简单——靠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和达雅的工资过日子。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向党组织。她曾经做过家庭女工,现在是食堂洗碗工(这个小城里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自豪地把她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给我看。在她心目中,这不仅仅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从她身上我看到一个新人正在诞生,我将尽我所能地帮助她成长。总有一天,她会进入一个大工厂,在工人的集体中达到完全成熟。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她只能沿着这样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往前走。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在拉女儿的后腿,想把她拉回到充斥着卑微琐事的生活中去,让她再次陷入狭隘而闭塞的圈子。我努力劝说老太太,告诉她不应该把自己往日生活的阴影投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但是,这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我觉得,达雅的母亲总有一天会成为她走向新生活的障碍,因此跟这个老太太的斗争恐怕在所难免。
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坐落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场上。四周林木环抱,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通往山下。房间里所有的窗户全敞开着,阵阵微风送来山下矿泉的硫黄气味。保尔独自待在房间里。明天要来一批新疗养员,那时他就会有同伴了。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有几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个人的声音很熟悉,可是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音呢?保尔苦苦思索,终于从记忆深处找出了一个还没有忘却的名字: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尼奥夫,一定是他,不会是别人。保尔蛮有把握地喊了他一声。不一会儿,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的身旁,高兴地握住他的手了。
“呵,你还活着呀?怎么样,有什么高兴的事说给我听听?你这是怎么啦,一本正经地当起病号来了?这我可不赞成。你应该向我学习。大夫早就说过我非退休不可,可我好像故意让他们为难似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列杰尼奥夫温厚地笑了起来。
保尔觉察到在他的笑谈中隐含着同情和忧虑。
他们兴奋地谈了两个小时。列杰尼奥夫讲了许多莫斯科的新闻。从他那里,保尔第一次听到了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农村改造的重要决议,他如饥似渴地听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还以为你在你的家乡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工作呢。没想到你这么不幸。不过,没关系,我原来的情况还不如你,我已经完全卧床不起了,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你记住,现在绝不能无精打采地过日子。这样不行!有时候我也有过不该有的念头:是不是该歇一阵了,稍微喘口气也好。毕竟上了年纪,一天连着干十一二个小时,确实累得不行。好吧,那就想想,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一部分,有时候甚至都要落实了,但每次结果都一个样:坐下来办‘移交’就得花很长时间,晚上十二点之前别想回家。机器转得越快,它的小齿轮转得也越快。现在我们前进的速度一天胜过一天,结果我们这些老头子也只得像年轻人一样生活了。”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摸高高的额头,像慈父一般亲切地说:
“好,现在讲讲你的情况吧。”
列杰尼奥夫仔细听保尔叙述他前段时间的生活,保尔注意到,列杰尼奥夫一直目光炯炯,赞许地看着他。
在凉台一角,在浓密的树荫下,坐着几位疗养员。切尔诺科佐夫紧紧皱着两道浓眉,坐在小桌旁边看《真理报》。他穿着俄罗斯斜领黑衬衫,戴一顶半旧的鸭舌帽,瘦削的脸庞晒得黑黑的,胡子好久没有刮了,两只蓝眼睛深深凹陷进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就放下了铁镐,参加边疆区的领导工作,可是看他现在的样子,仍然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一样。这从他的举止言谈及讲话的用词上,都可以看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委员和政府委员。他腿上生了坏疽病,这种痛苦的病不断消耗着他的体力。他恨透了这条病腿,就因为这条病腿,他躺在**已经快半年了。
坐在他对面,一边抽着烟卷一边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已有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管她叫“金工姑娘小舒拉”。差不多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就尝到了流放西伯利亚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像古希腊罗马雕像一样美丽的头,正在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用手扶一扶鼻梁上的玳瑁大眼镜。这个年方三十的大力士竟要费很大劲才能抬起那条不听使唤的腿,真叫人看着不敢相信。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熟悉欧洲,精通好几门外语。他学识渊博,就连一向稳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重。
“他就是你的同房病友吗?”日吉廖娃朝坐在轮椅上的保尔那边抬了抬头,低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色立刻变得开朗起来。
“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是病魔把他缠住了,要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工作难以开展的地方去,肯定是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总之,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将来还可以工作的。我是下定决心要帮他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交谈。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1920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出了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他们都担心暗伤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我马上把他推到这边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的挚友,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成为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照常进行。达雅做工,保尔读书。但是他刚要开展一个小组的工作,新的不幸又偷偷袭来——他的两条腿完全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但是都没有效果。他知道他从此再也走不了路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感到了绝望,由于没有能力帮助他更觉痛苦,可是她勇敢地掩饰着她的绝望和痛苦。
保尔内疚地微笑着说:
“达雅,亲爱的,我俩只好离婚了。当初咱们约定的时候可没有说,这么倒霉了还要一块儿过下去呀。亲爱的,今天我得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她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她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把保尔的头紧紧地搂在胸前。
阿尔焦姆得知弟弟又遭遇新的不幸,就写了封信给他母亲。老太太立刻抛下一切,赶到保尔这儿来。现在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老人家跟儿媳妇相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学习。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冬日的晚上,达雅带回了第一个胜利的喜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的委员了。从那天起,保尔就开始很少见到她了。下班后,达雅常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直接去市苏维埃或妇女部,直到深夜才回家。她满脸倦容,但是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新的不幸又袭来了。保尔的病情持续恶化。先是右眼火烧火燎地疼起来,随即左眼也感染发炎了。他平生头一次懂得了什么叫作失明——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现在,一个难以克服的可怕的障碍已经悄无声息地挡在路上,阻止他继续前进。母亲和妻子悲观失望到了极点,但是他本人却异乎寻常地冷静,暗自决定:
“应当再等一等。如果确实再也不可能向前迈进一步了,如果为了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了,如果归队的希望永远成了泡影——那么就只有自杀了。”
他给朋友们写了许多信。大家纷纷回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奋斗。
就在保尔万分艰难的日子里,一天晚上,达雅无比兴奋地笑着告诉他:
“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着她叙述党支部接受她这位新同志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起自己入党时的情形。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
“呵,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
第二天,他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有空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门口停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拉脱维亚人,已年过半百,一脸络腮胡子。他握住保尔的手,问:
“哦,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表现得这么差劲?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说完,他大笑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待了两个小时,把晚上还要开会的事都忘了。他一面听着保尔激动的叙述,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
“领导学习小组的事你就别提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的事弄弄清楚。不见得就没办法治了吧。要不要去一趟莫斯科,啊?你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
“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生生的人。我不能一个人孤单单地活着。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农村里总想搞得‘左’一点,嫌集体农庄不过瘾,要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稍不注意,他们就会冲到前面去,搞冒进。我过去就是这样,我了解这一点。”
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
保尔微笑着说:
“你大概还记得我妻子吧?昨天你们刚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个洗碗女工?她是你妻子?哈哈,我还不知道呢!”他稍稍考虑了一下,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接着说:“有了,我们可以给你派个人来,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两个连性格脾气也差不多,有点像两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喜欢用这样的词语,打这样的比方。对了,列夫还可以帮你装个无线电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经常在他家戴着耳机听到半夜两点钟。连我老伴都起了疑心,问:‘你这老东西,半夜三更的,跑到哪儿闲逛去了?’”
保尔笑着问他:
“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
“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不过,他当公证人就像我跳芭蕾舞一样不内行。不久以前,他是个担任要职的大干部。1912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期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热洛巴[17]一起消灭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领导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这人什么苦头都吃过,后来肺结核使他躺倒了,所以才从远东调到这儿来。在高加索,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后来他的肺病更加严重,有了生命危险,这才硬把他调到我们这个区。这就是咱们这个不同寻常的公证人的来历。公证人的职务挺清闲,所以他还活着。来到这里后,先是悄悄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接着又把他拉进区委会,然后让他管理一所政治学校,又请他参加监察委员会。他是所有处理疑难棘手问题的重要委员会的常任委员。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打猎,又是个无线电迷。别看他只有半只肺,可一点也不像个病人。他的精气神足着呢。他即使是死,恐怕也会死在从区委赶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工作呢?他在这儿比以前更忙了。”
沃利梅尔眯缝着眼睛,瞟了保尔一眼,说:
“要是让你领导一个小组,再派给你一些别的工作,别尔谢涅夫也会说:‘你们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工作呢?’可是他对他自己呢,却又会说:‘宁可轰轰烈烈干一年,也胜过在病**苟且偷安混五年。’看来,只有等社会主义建成之后,才能真正做到爱惜人这件事了。”
“说得好。我也赞成干一年,反对混五年。不过,我们常常会任意挥霍精力,这等于犯罪。现在我才明白,这样做与其说是英勇,还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懂得,我没有权利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要是我不那么热衷于斯巴达式的蛮干,也许还可以再多坚持几年。一句话,‘左倾’幼稚病是造成我目前状况的一个主要危险。”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两人一直谈到半夜才分手。别尔谢涅夫离开新朋友的时候,心情就像刚刚遇到了失散多年的亲兄弟一样。
次日早晨,有几个人爬上屋顶,架起了天线。别尔谢涅夫在房里一面安装收音机,一面讲述自己最有意思的经历。保尔看不见他,不过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淡蓝色的眼睛,身材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跟保尔刚跟他见面时想象的模样完全一样。
黄昏时分,三只小灯亮了,别尔谢涅夫郑重地把耳机递给保尔。太空中传来一片嘈杂声。港口的莫尔斯电报机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个地方(显然是在近海)发报。突然,可变电感器线圈从杂乱的噪声中收到了一个沉着而自信的声音:
“注意,注意,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能收听到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播音。疾病切断了保尔同生活的联系,但现在生活穿过耳机的膜片冲了进来,让保尔触摸到了生活强劲有力的脉搏。疲劳的别尔谢涅夫看见保尔两眼闪现出喜悦的光芒,不禁笑了。
家里的人都睡了。达雅在睡梦中发出不安的嘟哝声。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保尔很少见到她。她越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晚上的闲暇时间就越少,这让保尔想起了别尔谢涅夫曾经说过的话:
“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也是党员,他们彼此见面的时间就很少。这有两大好处:既不会相互厌烦,更没有时间吵架!”
他能够表示反对吗?他早就应该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过去,曾经有段时间,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那时候对他有更多的温存体贴。可是那时候她仅仅是朋友和妻子,而现在她是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他明白,她政治上成长得越快,她能陪伴他的时间就越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负责起一个学习小组的工作。
每天晚上,家里又热闹起来了。跟年轻人共同度过几个小时,使保尔变得朝气蓬勃。
其余的时间,他用来听广播。母亲要喂他吃饭,总得费好大劲才能让他摘下耳机。
无线电广播把失明所夺走的东西又还给了他,他又可以学习了。于是他凭着一股永无止境的强烈欲望如饥似渴地学习,忘却了不断侵袭全身的发热和剧痛,忘却了双目火烧火燎的肿痛,忘却了生活对他的残酷无情。
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的青年们从保尔那一代共青团员手中接过共产国际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保尔从电波中听到这一消息时,感到无比幸福。
在第聂伯河上,汹涌的洪水冲垮钢闸,淹没了机器和人。与这场天灾进行斗争的依然是共青团员们。他们废寝忘食,苦战两昼夜,终于把河水赶回了闸门。在这场大规模的抢险斗争中,新一代的共青团员冲在最前面。在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中,保尔高兴地听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