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尽后,关了店门,女老板玛丽亚·杰连科娃把我叫到身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她受人委托来打听岗警跟我说了些什么。

“啊,我的上帝!”她听完我的汇报后,惊得大叫一声,然后就像只耗子似的从屋子这个角落窜到那个角落,连连摇头,“对了,面包师没问你什么吧?他的情人原来是尼基福内奇的亲戚啊,是吧?得把他赶走。”

我靠着门框站着,皱着眉头看着她。她怎么能如此随意地说出“情人”这个词呢?这让我很不爽。她要赶走面包师的决定也让我郁闷。

“您可得当心。”她说道,像往常一样,她那直勾勾的眼睛让我局促不安—仿佛在问我那些我搞不明白的事情。她一下子站在我面前,背着双手:

“您干吗老是这么不开心呢?”

“我外婆不久前才去世。”

这似乎让她觉得有些好玩,她微笑着问:

“您很爱她?”

“是的。您还需要了解些什么呢?”

“不需要了。”

我走了。那天夜里,我写了一首诗,记得其中有这么一句倔强的话:

“您啊,总在装腔作势!”

这件事后,他们就决定让大学生们尽量少到面包店来。见不到他们,我读书时遇到搞不懂的地方,就找不到人问了,于是我就把感兴趣的问题记在本子上。但有一次,我实在太累,就趴在本子上睡着了,面包师看到了我做的笔记,叫醒我,问:

“你这是写的什么啊?‘为什么加里波第没有赶走国王……’[  1860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加里波第率千余志愿军占领西西里,并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占领那不勒斯,解放了波旁王朝统治下的那不勒斯王国。接着,在当地大部分居民表示愿意并入皮埃蒙特王国的情况下,加里波第将统一运动的领导权让给了皮埃蒙特国王。]谁是加里波第?咦,难道连国王都可以赶走吗?”

他气得把笔记本一下扔到面团箱子上,钻到地坑去烘面包去了,嘴里还不住地抱怨:

“你倒是讲讲,他凭什么赶走国王?真好笑。这些念头你都该戒掉,书呆子!大约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就像抓老鼠似的抓了好些个你这样的书呆子,嗯。哼,就算没这些,尼基福内奇也盯上你啦,你呀,就别再赶走国王啦,这可不像赶走一只鸽子!”

他好心好意地跟我说了一通话,而我却没法随心所欲地回应他—他们禁止我跟面包师说“危险的话题”。

城里流传着一本很轰动的小书,人们读着,争论着。我请求兽医拉夫罗夫给我弄一本,可他悲观地说:

“这个啊,老弟,你就别指望啦!不过,这几天有人要在一个地方读这本书,或许,我可以带你去那里……”

圣母升天节[  圣母升天节在8月15日。]的深夜,我走在阿尔斯科耶波列旷野上,穿过黑暗的夜幕,紧紧跟着兽医拉夫罗夫的背影,他离我有五十俄丈[  1俄丈≈2.134米。]的距离。旷野里十分荒凉,空无一人,但我还是按照拉夫罗夫的嘱托“要有备无患”,边走边吹着口哨,哼着小曲,扮成“喝醉了的作坊工人”。我头顶上,懒懒地飘过片片乌云,云缝中,月亮像一个金球似的滚动着,云影掠过大地,水洼泛着白银和钢铁般的亮光。背后,是城市轰隆隆的喧嚣。

我的带路人在神学院后面的一个果园栅栏旁停了下来,我快步赶上他。我们悄悄爬过栅栏,穿过茂密的果园,一路碰着果树枝,大滴大滴的水珠不断落到我们身上。我们在一处房子的墙脚停下来,轻轻敲着一个紧闭着的护窗板,一个大胡子打开窗板,我看到他身后漆黑一片,听不到一点声响。

“谁?”

“从雅科夫那里来的。”

“爬进来吧。”

一片漆黑中,隐约感觉里面有不少人,不时听到衣服窸窸窣窣的声音、脚步声、轻轻的咳嗽和耳语声。有人划燃了一根火柴,照亮了我的脸,我看到墙根地板上有好些黑黢黢的人影。

“都到齐了?”

“是的。”

“拉上窗帘,别让光从窗板缝透出去。”

一个义愤填膺的声音吼起来:

“是哪个聪明人把我们召集到这死屋里来的?”

“别说话!”

屋角燃起了一盏灯。屋子里很空旷,没有家具,只有两个箱子,箱子上搭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像寒鸦坐在篱笆墙上似的,坐了五个人。那盏灯也放在一个竖起的箱子上。靠墙脚的地板上坐着三个人,窗台上坐着一个长发小伙子,他有一张苍白的瘦脸。除了他和大胡子,其余人我都认识。大胡子用浑厚的男低音说他要读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意见分歧》,这本书是“前民意党人”[  俄国民意党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其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政权,主张人民拥有土地的权利,主张通过恐怖活动来达到目的,曾两次刺杀沙皇。普列汉诺夫原来参加民意党,于1880年脱党。《我们的意见分歧》是他在1885年写成的,是批判民粹派观点的主要著作。]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写的。

黑暗里的地板上有人一声怒吼:

“我们早就知道啦!”

这种神秘的气氛令我既兴奋又愉快;神秘的诗,是最高级的诗。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在教堂里做早祷的信徒,不禁想起古罗马时期第一批基督徒的地下祈祷室[  古罗马时期,最初的基督教教徒受罗马皇帝迫害,不敢公开活动,就躲在秘密地下室里举行礼拜。]。屋子里满是浑厚的男低音,但吐词还是很清晰。

“胡—胡扯!”角落里又有人吼起来。

那边一个暗处,一个铜器神秘而模糊地闪着光,就像古罗马武士的头盔。我猜这是炉子的通风口。

屋子里嗡嗡响着低沉的嗓音,黑暗中混着一些嘈杂的激烈言辞,完全搞不清楚谁在说话,说的是什么。在我头顶窗台上,有人嘲笑着大声质问:

“我们究竟读不读啊?”

说这话的是那个长发白脸小伙子。大家一下子沉默下来,只听见朗读者的男低音。人们划燃火柴,烟卷的红光一闪一闪的,照亮了沉思的人们,他们有的眯缝起双眼,有的睁大双眼。

朗读的时间长得实在有些疲沓,我都听累了,尽管我喜欢尖锐而激烈的言辞,这类言辞常常能浅显直白地表达出具有说服力的思想。

不知怎么,朗读一下子中断了,霎时间,屋子里满是愤怒的吼声:

“叛徒!”

“铜币响叮当……”

“这是向英雄的鲜血吐唾沫。”

“这是在格涅拉洛夫[  格涅拉洛夫是彼得堡大学的学生,1887年3月1日参加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未遂事件,被捕,于当年5月8日在彼得堡被处绞刑。]、乌里扬诺夫[  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列宁的哥哥。他本是彼得堡大学数理系学生,因参加民意党人策划的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活动而被宪兵逮捕,在彼得堡被处绞刑。]被处死之后……”

从窗台上又传来小伙子的声音:

“先生们,能不能就事论事,认真地提出反对意见,不要这样谩骂、指责呢?”

我不喜欢争论,也不大听得懂他们的争论,要盯住他们那不断跳跃的思想是有些难度的,而且那些争论者显露出来的自负常常让我怒不可遏。

那个窗台上的小伙子俯下身子问我:

“您是那个面包工彼什科夫吗?我是费多谢耶夫。我们该认识一下了。说实话,这里什么事儿也做不了,一闹起来就没个完,没什么收获。我们走吧?”

我曾经听人说起过这个费多谢耶夫[  费多谢耶夫(1871—1898),俄国初期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后在喀山创立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也参加了这一小组。他曾写过不少反对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高尔基在喀山期间,他还只是一个八年级的中学生。费多谢耶夫的主要活动是在1888年至1889年间,这时高尔基已经离开了喀山。],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青年小组的组织者,我喜欢他那神经质的苍白面容和深邃的目光。

我们一起在旷野上走着,他问我在工人里有没有熟人,读些什么书,闲暇时间多不多,而且还说:

“我听说过你们这家面包店,很奇怪您在干这种无聊的事,您干吗要这样呢?”

从某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该干这些事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他很高兴,紧紧握住我的手,开朗地微笑着,他告诉我,他后天要离开此地三周时间,回来的时候再告诉我,我们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会面。

面包店的生意十分兴旺,我手头的事情也越来越多。自从搬到新的面包作坊,我的活儿就增加了不少,我不仅要在作坊里干活儿,还要给私人住宅、神学院、“贵族女子中学”送小白面包。那些女学生们在从我的篮子里挑奶油面包的时候,偷偷塞给我一些小便条,于是,我常常在这些漂亮的纸条上惊讶地看到那些用半孩子体的字迹写的下流话。我总是有种怪异的感觉,每当这一大群快乐、纯洁、眼睛明亮的贵族小姐围着篮子,搞笑地做鬼脸,用粉红的小爪子翻拣一堆小白面包时,我一边看着她们,一边竭力猜测是谁给我写了那些厚颜无耻的字条,莫非,她们不知道羞耻的含义?我不禁想起那些个肮脏的“烟花柳巷”来:

“难道那个‘看不见的线’从‘烟花柳巷’延伸到这个女子中学来了?”

其中一个胸脯丰满、留着一条粗辫子的黑发小姑娘在走廊里拦住我,着急地低声跟我说:

“如果你能把这个纸条按地址送到,我给你十戈比。”

那温柔的黑眼睛噙着泪水看着我,她紧紧抿着嘴唇,脸颊和耳朵泛着红晕。我大大方方地拒绝了她的十戈比,拿了纸条,交给了一个高等法院法官的儿子,这是个脸上有肺病红晕的高个子大学生。他接过纸条,要给我五十戈比。他默默地、心事重重地数着一个个铜币,当我告诉他我不要钱时,他就把铜币塞回裤兜里,但没放进去,铜币稀里哗啦撒在了地板上。

他惊慌地看着那些五戈比、七戈比的铜币四下滚去,使劲揉搓着双手,搓得指关节咔咔作响,难受地喘着气,喃喃说道:

“现在该怎么办呢?好吧,再会!我需要好好想想……”

我不知道他想出些什么办法没有,但我很为那位贵族女孩惋惜。不久,她就从贵族女子中学消失了,过了大约十五年,我们再度相遇时,她正在克里米亚半岛一个中学当教师,其时,她已经得了肺结核,一谈到人间的事情,总带着失意人愤世嫉俗的神情。

送完面包后,我才躺下睡觉,晚上还要上夜班,半夜要把烤好的奶油面包送到面包店,面包店就在市剧院旁边,晚场散场后,观众就顺便到我们店里来狂吃热腾腾的千层面包。这之后,就去揉论重量卖的大面包和法式小面包的生面团,双手揉十五到二十普特重的面团—这活儿可真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我又睡两三个钟头,接着又去给各个地方送面包。如此周而复始,一天又一天。

可我老是想传播“合理、善良和永恒的事物”[  出自涅克拉索夫《致传播者》(1876)。]。我喜欢跟人打交道,善于讲生动的故事,丰富的阅历和博览群书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出精彩的故事,然后在此基础上随意延伸那条“看不见的线”。我认识一些克列斯托夫尼克夫工厂和阿拉夫佐夫工厂的工人,跟我走得特别近的是老织布工尼基塔·鲁布佐夫,此人几乎干遍了俄国的所有织布厂,心眼灵活,不安分。

“我行走江湖五十七年啦,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的俗称。],我的小强盗,我的新小梭子啊!”他瓮声瓮气地说着,一双患病的灰色眼睛在墨镜后微笑着,这副墨镜是他自己用一根铜丝连接起来的,因此在他的鼻梁和耳朵上看得到一些铜氧化后留下的绿色斑点。织布工们叫他“德国佬”,因为他每次刮胡子的时候,总要在上嘴唇留一撮紧凑的小胡子,下嘴唇下方留一绺浓密的灰白胡子。他中等身材,宽胸阔背,快活中带些伤感。

“我喜欢去马戏团看马戏,”他把那光秃秃的生着小疙瘩的脑袋往左肩一歪,说道,“那马儿本来是个家畜,怎么训练出来的,啊?真让人高兴。我怀着崇敬看着那畜生,心想:这么说来,人也可以这样通过训练变得聪明一些。马戏演员给畜生吃糖就把它给驯服了,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在小卖铺买些糖来,我们的心灵需要糖,这会是一种关爱!所以啊,小伙子,平时待人要有爱啊,我们之间不要用一块劈柴来解决问题,对吧?”

他自己待人却并没有什么关爱,跟人说话老是半带蔑视半带嘲笑,争论中总是一个劲儿地用简单的大吼大叫来极力压制对手。我是在啤酒馆认识他的,当时大伙儿正要揍他,而且已经打了他两下了,我冲进去拖走了他。

“他们把您打痛了吧?”我问,我们冒着秋天的细雨,走在黑夜里。

“哦,这能算挨打吗?”他冷冷地说道,“等等,你干吗称呼我‘您’?”

从此我们就熟悉了。起初,他老是俏皮地变着法子嘲笑我,但当我告诉他,“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生活里所起的作用时,他若有所思地惊叹道:

“看来,你并不笨,一点儿也不笨!对吧?”然后对我像慈父般地关怀,甚至叫我名字的时候加上了父称[  俄国人一般对长辈、上级、值得尊敬的人称呼名字的同时加上父称。]。

“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的可爱的小锥子,你的想法是对的,只不过没人会信你,这没好处啊……”

“那您信我不?”

“我啊,是条短尾巴的丧家犬,而人们大都是些名贵狗,每只狗的尾巴拉拉杂杂地挂上了各种刺草: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每只狗都恋着自己的狗窝,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在我们那里,在莫罗佐夫工厂就是这样的!谁冲向前面,谁的脑门就会被打破,脑门可不是屁股,打破了可要痛很久的啊。”

但自从他认识了克列斯托夫尼克夫工厂的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后,说话方式就有些不同了。雅科夫患有肺病,是个吉他手,熟读《圣经》,却又极力否定上帝的存在。他常常一边四下吐着烂肺里带血的浓痰,一边拼命狂热地证明:

“第一,我完全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  《旧约·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同时,我并不是个善良的人,不是,绝对不是!第二,上帝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者虽然知道,但要帮我却力不从心,或者虽然能够帮我,但却不愿意。第三,上帝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并不仁慈,其实,他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编造出来的,所有的生命都是编造出来的,这都骗不了我。”

鲁布佐夫惊得哑口无言,气得面色暗淡,破口大骂起来,但雅科夫引用了《圣经》上的一段圣词,让他消了气,弄得他无话可说,呆呆地蜷缩起来。

一开口说话,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就变得可怕起来。他面孔黝黑、瘦削,头发卷曲而乌黑,就跟茨冈人似的,瓦蓝色的嘴唇里,一排狼牙闪着光;一双黑眼睛一动不动地直勾勾地盯着对手的脸,让对手完全受不了这种压抑而变态的眼神—它令我想起那个狂躁症患者。

我们从雅科夫那里出来,鲁布佐夫愁眉苦脸地说:

“还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反对过上帝,这种话我还从来没听到过,什么都听过,就这种还没听过。显然,这个人活不长了。哎,真是遗憾!他已经把自个儿给烧化了……真有意思,老弟,真是太有意思了。”

他很快就跟雅科夫混熟了,整个人兴奋得像开水沸腾了似的,不时用手指揉擦着那双患病的眼睛。

“这样的话,”他冷笑着说,“是要叫上帝下台吗?哼!至于沙皇,我的小钉子啊,我看沙皇并不碍事。问题不在沙皇身上,而在老板们身上。我无论跟哪个沙皇,就算跟伊万雷帝都能和平相处:来吧,请坐下来,随你怎么统治吧,只是有一点—你得授权我对付那些老板们,就这样!就让我用几条金链子把他们拴在沙皇的御座上吧,我会向你祈祷……”

读完《沙皇就是饥饿》这本书后,他说:

“书里写的都对啊!”

他头一次看到石印的小册子,便问我:

“谁给你写的这本书?写得真棒。你告诉他,就说我谢谢他。[  作者注:谢谢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巴赫!]”

鲁布佐夫有着贪得无厌的求知欲,他竖起耳朵仔细听着沙波什尼科夫令人心惊肉跳地亵渎上帝,连续几个小时听我讲那些书里的故事,经常高兴地抬头哈哈大笑,赞叹道:

“聪明人的脑袋瓜就是灵活,真是灵光啊!”

他自己读书是有困难的,他那双患病的眼睛不给力,但他还是知道不少事情,这常常让我很吃惊:

“德国有个极为聪明的木匠,连国王都常常请他到宫里献计献策呢。”

经过我的仔细盘问,才搞清楚他说的是倍倍尔[  倍倍尔(1840—1913),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做过木工,1867年任议会议员。]。

“这个,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他简短答道,用小手指挠着满是疙瘩的光头。

沙波什尼科夫并不看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压迫和苦难,他热衷于消灭上帝、嘲笑神父,特别憎恨那些修士。

有一次,鲁布佐夫平心静气地问他:

“瞧你,雅科夫,你怎么就只知道骂上帝呀?”

他恶狠狠地号叫起来:

“可是除了上帝还有什么能妨碍我呢,嗯?我信上帝差不多信了二十年,在他面前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什么都得忍,不许争辩,一切都是上帝定好了的。活得缩手缩脚。我认真读了《圣经》,才发现:天啊,都是编造出来的!确实是编出来的,尼基塔!”

然后,他挥动着一只胳膊,仿佛在扯断那条“看不见的线”,带着哭腔说道:

“看着吧,就因为这个,我就要短命了!”

我还有几个有趣的熟人,我常常跑到谢苗诺夫面包作坊去看看我的老同事,他们见到我都很高兴,喜欢听我说话。可是鲁布佐夫住在船厂区,沙波什尼科夫住在鞑靼区,在卡班河对岸很远的地方,彼此相距大约五俄里,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们到我这里来也不行,因为我没地方接待客人,况且新来的面包师是个退役士兵,跟宪兵很熟;宪兵司令部的后院跟我们院子仅仅一墙之隔,那些威风八面的“蓝制服”们常常翻过篱笆墙来替汉加尔特上校买白面包,同时给自己买黑面包。还有,有人提醒我不要太“出风头”,以免引来对面包店过多的注意。

我发现我的工作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有些人不管生意好坏,大手大脚地从柜台拿钱,弄得有时连面粉钱都付不起了。杰连科夫揪着胡子,苦笑着说:

“我们要破产了。”

他自己过得也不好,红头发的娜斯佳已经身怀六甲,常常像猫一样打着响鼻,总是瞪着一双愤愤不平的绿眼睛看所有事、所有人。

她径直向安德烈·杰连科夫走过去,就像没看见他似的;而他呢,抱歉地微笑着,给她让出路来,叹着气。

有时候,他跟我抱怨:

“一切都乱套了。大家什么都在拿,不成体统。我给自己买的半打袜子,一转眼就不见了!”

这真太好笑了,还袜子呢,不过我没有笑,眼睁睁看着这么一个谦逊无私、热心公益的人受着折磨,而周围所有的人都对这项事业吊儿郎当、漠不关心,还拆他的台。杰连科夫并不指望那些他帮助过的人感恩戴德,他只是理应得到更关心、更友好的对待,而不是遭遇这样的冷遇。而且他的家庭也很快崩溃了,父亲患上了一种宗教性质的抑郁症,弟弟开始酗酒、跟姑娘们乱搞;妹妹也像变成了外人,显然,她正跟一个大学生陷入一段并不快乐的罗曼史,我常常看到她哭肿了眼睛,于是憎恨起那个大学生来。

我似乎爱上了玛丽亚·杰连科娃。同时,我也爱上了我们店铺的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这是个身材粗壮、脸蛋红红的姑娘,红红的嘴唇总是带着温柔的笑意。总之,我是在爱了。我的年龄、个性和生活的迷茫、混沌都要求我跟女人有交集,这事儿与其说来太早,不如说已经晚太多了,但总比没有好。我需要女人的抚慰或者哪怕是女人朋友般的关怀,需要毫无顾忌地谈谈自己,在一团乱麻的感受中理清楚毫无头绪的思想。

我没有朋友,那些看我就像看一块“需要打磨的材料”的人,引不起我丝毫的好感,不值得对他们坦诚以待。当我跟他们讲起那些他们不会感兴趣的事时,他们总是劝我说:

“打住,别扯这些!”

古里·普列特涅夫[  时间是1888年2月,古里第二次被捕是1888年9月。]被捕了,被押往彼得堡,进了“克列斯特”监狱。第一个告诉我此事的是尼基福内奇,他一大早就在街上碰到了我。他朝我迎面走来,心事重重而且穿戴隆重,挂满了奖章,像是才从阅兵式上下来,一只手抬起来扶着警帽,一声不吭地跟我擦肩而过,然后,又站住了,冲着我的后脑勺气呼呼地说:

“古里·普列特涅夫今天深夜被捕了……”

随后摆了一下手,一边环顾四周,一边低声补了一句:

“这小子算是完蛋了。”

我觉得他那双狡黠的眼睛里闪着泪花。

我知道普列特涅夫料到自己会被捕,他亲口跟我说起过,并叮嘱不管是我还是鲁布佐夫都不要去找他,他跟鲁布佐夫也很要好。

尼基福内奇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有些落寞地问我:

“你干吗不来看我呢?……”

晚上,我去找他,他刚刚醒来,坐在床沿喝格瓦斯,他老婆在窗户前弯腰缝裤子。

“事情是这样,”岗警开了口,一边捋着浣熊般的胸毛,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被捕了,在他家搜出一个平底锅,他用这口锅来煮涂料,印反对沙皇的传单。”

他接着往地上吐了口痰,冲着老婆怒吼:

“把裤子给我!”

“马上。”她答道,头也不抬。

“她惋惜着呢,哭着呢,”老头子说着,眼神往老婆那里示意了一下,“我也是惋惜啊。但是,谁叫这个大学生跟沙皇对着干呢?”

他开始穿衣,说道:

“我,出去一会儿……你把茶炊烧好。”

他老婆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他刚关门出去,她就立刻转过身来,朝着门伸出紧紧握着的拳头,咬牙切齿地狠狠说了句:

“哼,这个老不死的!”

她的脸都被泪水泡肿了,左眼几乎被一个大大的瘀青盖住了。她猛地跳起来,走到炉子跟前,弯腰拾掇茶炊,恶狠狠地压低声音说:

“我得骗骗他,要骗得他号叫!像狼那样号叫。你可别信他的话,没一句真话!他在套你呢。他撒谎,他是谁也不会惋惜的。他就像个钓鱼的,对你们可了解了。他就是吃这碗饭的。他的爱好就是—抓人……”

她直接走到我跟前,乞求道:

“你爱抚我一下好吗,嗯?”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可她那只眼睛如此愤恨、忧郁地看着我,我只得拥抱了她,并抚摸起她那散乱的、硬硬的、油腻腻的头发。

“他现在盯上了谁?”

“雷布诺利亚德街上,那个旅馆里的什么人。”

“你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吧?”

她笑着答道:

“那我要告诉他,你找我打听什么了!他回来啦……古罗奇卡[  古罗奇卡是古里的昵称。]就是他查出来的……”

她一下跳回到炉子跟前去了。

尼基福内奇带回来一瓶伏特加、一罐果酱和面包。大家坐下来喝茶。他老婆马琳娜挨着我坐着,故意特别亲切地款待我,她那只完好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她老公又开始教训我了:

“这条看不见的线,就在大家的心里、骨头里,那你能扯断它、拔出它吗?沙皇对人民来说,那就是上帝啊!”

他忽然问我:

“你读过不少书,那福音书读过吧?嗯,那好,照你看,那里面写得都对吧?”

“不知道。”

“照我看,有些写得有些多余,还真不少呢。比如,说到穷人:穷人们都非常幸福—他们又哪里幸福了呢?[  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但原文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就有些胡说八道了。反正一说起穷人,就有很多莫名其妙、搞不懂的地方。应该把本来就穷的人和后来变穷的人区分开来,本来就穷的人,那就是坏人!那些后来变穷的人,只能说他不走运,很不幸。就应该这样来评判这个事情,这样要好些。”

“为什么呢?”

他试探地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清晰而分量十足地开口说出显然是深思熟虑过的想法:

“福音书上有很多要怜悯人的话,但是怜悯是有害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怜悯会把庞大的开支花在那些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人身上,要兴办养老院、监狱、疯人院等。应当帮助那些健壮的、健康的人,让他们把力气花在该花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去帮助那些弱者,难道你能让弱者变成强者吗?这种荒谬的做法只会使强者越来越弱,而那些弱者就骑在强者的脖子上作威作福。这问题应该好好探讨,这就是症结所在!要重新好好思考一下。必须搞清楚,生活老早就背离了福音书,生活有自己轨迹。你看,普列特涅夫是怎么完蛋的?还不是因为怜悯呗。我们给穷人、叫花子施舍,而大学生们却在倒霉。这是什么逻辑,啊?”

虽然以前遇到过这类思想观点,但还是头次听到这么尖锐的阐述,这类思想如此富有生命力,传播如此广泛,超出我的想象。大约七年后,我读到尼采的著作,就非常清晰地回忆起这个喀山警察的哲学观点。顺便插一句:我在书里读到的思想基本上都在我以前的生活里听人说过。

这个以“捕人”[  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耶稣传道时,在海边遇到三个渔夫,就对他们说:“跟我走吧,我要叫你们得(捕)人如得(捕)鱼一样。”]为生的老头子就这么一直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边说还边和着语速用手指敲着茶盘边沿,打着节拍。他那干瘦的脸冷冷地绷着,但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看着那擦得跟铜镜一样亮晃晃的铜茶炊。

“你该走啦。”他老婆已经两次提醒他了。他不睬她,仍旧顺着自己的思路一句一句往下说,忽然,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思路又不同了。

“你这小子啊,又不笨,又有文化,难道一辈子就当个做面包的吗?你只要为沙皇陛下工作,完全可以挣不少钱啊。”

我一边听他讲,一边在想怎么通知那些雷布诺利亚德街上的陌生人,让他们知道尼基福内奇已经盯上他们了。那里的一个旅馆里住着不久前才从亚卢托罗夫斯克流放回来的谢尔盖·索莫夫,人们跟我讲过他的许多趣事。

“聪明人应该扎堆过日子,就像蜜蜂在蜂房,黄蜂在蜂窝里一样,沙皇帝国……”

“看呐,都九点钟啦。”他女人叫起来。

“见鬼!”

尼基福内奇站起身,整理了下制服:

“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坐马车去。再会,老弟!有空尽管过来,别客气……”

离开岗亭后,我叮嘱自己,以后再也不要到尼基福内奇家“做客”了,这个老头子已经让我倒胃口了,尽管他挺有趣。他那些讲怜悯坏处的话很有煽动性,而且牢牢印在我记忆里。我觉得其中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但让人不爽的是,这些话竟出自一个沙俄警察之口。

常常有人争论这类话题,其中一次争论深深触动了我。

城里来了位“托尔斯泰主义者”,这种人我还是头一次遇到,高高的个子,骨瘦如柴,黝黑的脸盘,黑色的山羊胡子和黑人似的厚嘴唇。他总是驼着背看着地面,可偶尔也会猛地把秃头抬起,湿漉漉的黑眼睛燃着**的光芒,他那锐利的目光中似乎燃烧着仇恨的火焰。座谈会在一个教授家里进行,来了很多年轻人,其中还有一位瘦削、优雅的小神父,是个神学硕士,穿一件黑丝绸教袍,这件教袍恰到好处地衬托了他那俊俏、苍白的脸,一双冷冷的灰眼睛露出干瘪的微笑。

“托尔斯泰主义者”说了很久,谈了福音书永恒的伟大真理;他的嗓音低沉,语句简短,但话语刺耳,能感觉到其中有一种虔诚的力量,他讲话的时候总是一种姿势—毛茸茸的左手老是在做砍切的手势,右手则揣在衣兜里。

“一个演员。”我身旁角落里有人嘀咕道。

“真是太像演戏了,真的……”

这之前不久,我才读到一本书,好像是德雷波尔[  约翰·威廉·德雷波尔(1811—1882),美国哲学家及历史学家,代表作《天主教与科学关系史》。]的,讲天主教对科学的抵制,我觉得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就跟那些信徒很相似,他们狂热地相信爱的力量可以拯救世界,出于对人类的爱,要把人类全砍死,然后扔进火里焚烧。

此人里面穿一件宽袖口的白衬衣,外面披了件有些发灰的旧大衣,这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布道”结束时,他高呼:

“那么,你们是跟基督,还是达尔文呢?”

他把这个问题像扔石子一样扔向那个屋角,那里密密麻麻坐着一大群年轻人,小伙子们、姑娘们又惊恐又兴奋地看着他。他的话显然震住了所有人,人们低下头,沉默着,思索着。他用热辣辣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严厉地补了一句:

“只有法利赛人[  古犹太的一个宗派,曾在耶稣的时代很流行,但过于强调摩西律法的细节而不注重道理。该派人大多出身城市富裕阶层,认为自己维护了《旧约》传说的纯洁。《新约》的作者认为他们是用僵化的方式解释《旧约》。因此,法利赛人就成了伪善的象征。]能够把这两种势不两立的因素连接起来,连接的同时,他们又无耻地自欺欺人,教人们撒谎、虚伪……”

那个小神父站起来,讲究地把教袍袖子一掀,带着不怀好意的客气和显得宽容的微笑,开始娓娓道来:

“你们啊,显然对法利赛人有庸俗的成见,这种成见不仅粗暴,而且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竟然说法利赛人才是犹太人遗训的真正忠实的保护者,还说人民总是跟随法利赛人去反抗他们的敌人。

“你们都快去读读约瑟夫斯[  约瑟夫斯(约37—100),犹太历史学家和军事家,原名约瑟夫·本·马赛厄斯,生于耶路撒冷,代表作《犹太战争史》。]的书吧……”

“托尔斯泰主义者”跳起来,做了一个大幅度的砍人手势,仿佛要把约瑟夫斯腰斩似的,大叫起来:

“人民现在还在跟自己的敌人一起来反对朋友呢,人民并没有遵照自己的意愿前进,他们是被驱使、被强迫的。你的约瑟夫斯能给我什么?”

小神父和其他一些人把争论的主题扯得一地鸡毛,已经没了主题。

“真理,其实就是爱呀。”“托尔斯泰主义者”激动地叫起来,他的双眼闪着仇恨和蔑视的目光。

我觉得自己被这些话弄得云里雾里的,总抓不住话里的意思,我脚下的地面似乎在话语的涡流中摇摆,我常常绝望地想,这世上再没有比我更笨更没出息的人了。

那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边擦着紫红脸上的汗水,一边凶残地叫着:

“你们把福音书扔掉吧,忘掉它,免得造谣生事!把基督耶稣重新钉上十字架吧,这样要更虔诚一些!”

我面临着一个大问题:怎么办呢?如果生活就是为了世间的幸福不断地斗来斗去,那仁慈和爱情只会妨碍斗争的成功吧?

我打听到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名叫克洛普斯基,还打听到他的住址,于是第二天晚上就去拜访他了。他寄住在一个地主家里,去的时候,他跟地主的两个姑娘正在花园里一棵古老大椴树树荫下的桌子旁边。他穿着白裤子和白衬衫,衬衫扣子解开了,露出毛茸茸的胸脯,他高高的个子,脸庞干瘦而棱角分明,简直跟我想象中的流浪使徒、福音传教士一模一样。

他亲切地跟我交谈,乐意跟我谈爱的创造力,认为应该在内心开发这种情感,只有它才能“把人和世界的灵魂联系起来”,才能让人在一生中处处播撒爱。

“只有这样才能把人联系起来!不会爱,那就不可能懂得生活,那些说生活的法则就是斗争的人,是注定要死翘翘的傻瓜蛋。火不能用火去灭,同样,邪恶也不能用邪恶的力量去铲除!”

但是,当两个姑娘互相搂着,往花园深处的一幢房子走去后,此人眯缝着眼睛望着她们的背影,问道:

“你,是谁?”

听完我的回答,他一边用手指敲着桌子,一边说,人啊,不管到哪里都是人,因此人需要的不是改变生活中的地位,而是尽量在爱人的过程中提高精神素养。

“人站得越低,就越接近生活的真相,就越接近生活的神灵……”

我有点怀疑他是否熟悉这种“神灵”,但没说出口,感觉他跟我在一起有些无聊;他用生疏的目光看着我,打了个呵欠,把双手举到脖子后面,双腿往前伸直,伸了个懒腰,疲倦地闭上眼睛,嘴里嘟囔着,仿佛在梦呓:

“顺从爱……生活的法则……”

他哆嗦了一下,挥了一下双手,像是在空中抓什么,惊恐地盯着我:

“怎么回事?我累了,请原谅!”

他又闭上眼睛,像是痛得咬紧了牙关,咬得龇牙咧嘴的;下嘴唇耷拉着,上嘴唇微微上翘,稀稀拉拉的几根瓦蓝色胡子也立起来了。

我厌恶地离开了他,有点怀疑他的诚意。

几天后,我一大早送面包到一位熟悉的副教授—一个酒鬼单身汉家里时,又见到了这个克洛普斯基。他应该是一晚没睡,黄褐色的脸,双眼红肿着,我觉得他是喝醉了。微胖的副教授醉得眼泪滴答的,穿一件内衣,手里端着个吉他坐在地板上,四周一片狼藉:移了位的家具、啤酒瓶子、脱掉的上衣,他坐着,摇晃着,号叫着:

“慈……慈爱呀……”

克洛普斯基气得尖声叫起来:

“没有慈爱!我们不是因爱而死,就是在争取爱的斗争中被击溃,反正都是一回事:我们注定会死……”

他一把抓住我的肩头,带我进了房间,对副教授说:

“来,你来问他想要什么?你问问他:他需要人类的爱吗?”

副教授泪眼婆娑地看了我一下,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他身子一晃,手伸到衣兜里,掏出一个钥匙,递给我:

“嘿,都拿去吧!”

但“托尔斯泰主义者”一把抢过钥匙,朝我一挥手:

“走吧!回头再来拿钱。”

然后从我手里接过面包,扔到墙角沙发上。

他没认出我来,这令我松了口气。出门的时候,我回想起他那句因爱而死的话,心里一阵厌恶。

不久,有人跟我说,他向寄住那家的一个姑娘求爱,但在同一天,又向另一个姑娘求爱。两姐妹分享各自的喜悦,她们都对这个“情种”深恶痛绝,吩咐管家叫这个爱情传教士立即从家里滚蛋。从此,他就从城里消失了。

爱和慈悲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何在?这是个我早就面临的复杂而棘手的问题,起初,它还没成形,只是心里觉得一团乱麻、毫无头绪,后来,我才用一句话清晰表明了这个问题:

“爱的作用何在呢?”

我所读过的书都充斥着基督教的思想、人道主义的观点,呼吁对人们报以同情,那个时期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们都在热情洋溢、娓娓动听地谈着这些。

我亲眼所见的一切几乎完全不是对人们的同情。生活在我面前展开的是无休无止、一连串的敌意和残忍,人们为了一些琐碎小事而不断肮脏地争斗。我个人只需要书,其他所有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毫无意义。

你不妨出门到街上去一趟,然后在大门口坐上一个钟头,就会明白:所有的那些车夫、清道夫、工人、官吏、买卖人过的日子,跟我和我喜欢的那些人、那些知识分子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那些想法,走的道路、方向也不一样。那些我所敬重、信赖的知识分子总是显得怪异、孤独、另类,而且,在大多数人中间,在这尔虞我诈、像卑鄙的蚂蚁般勤恳堆砌生活的工作中,他们是多余的;眼前的生活在我看来,真是彻头彻尾的愚不可及、无聊透顶。而且,我常常看到那些所谓倡导慈悲和博爱的人们总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他们已经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屈从了普遍的社会生活习俗。

我真的很为难。

有一天,那个因为得了水肿病变得又黄又肿的兽医拉夫罗夫叹着气对我说:

“让残暴来得更猛烈些吧,让所有人都厌恶它,就像厌恶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

这年的秋天来得早,多雨,冷飕飕的,多瘟疫和各种自杀事件。拉夫罗夫不愿意被水肿病折磨死,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治了一辈子牲口,到头来也跟牲口一样一命呜呼了!”拉夫罗夫的房东梅德尼科夫抬着他的遗体说道。梅德尼科夫是个裁缝,面容瘦削,笃信宗教,能把全部的圣母赞美诗背下来。他常常用三股皮条做的皮鞭抽打自己的孩子—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和一个十一岁的男孩,用竹竿打老婆的腿肚子,边打边抱怨:

他手下有个工人,是个罗圈儿腿,整天愁眉不展的,绰号顿卡老公,他谈起自己的老板时这样说:

“我挺害怕那种温和的信教的人!性子火暴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总还有时间躲避他,可是温和的人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你面前,就像草丛里趴着的蛇一样,冷不防猛地在你最暴露的心窝上咬上一口。我怕温和的人……”

顿卡老公其实说的是实话,尽管他是一个温和、狡猾、爱“打小报告”的人,是梅德尼科夫的心腹。

有时候,我觉得那些温和的人就像苔藓,能够软化人岩石一般坚硬的心,使之更柔软、更能结出果实来,但更多时候,我常常看到他们那如鱼得水、同流合污的适应能力,难以捉摸的变化无常和能屈能伸、见风使舵的心态,他们那蚊子般的嗡嗡呻吟,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匹被绊了一下的马儿,落到一大群马蝇的围攻中。

从警察那里出来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想过。

风儿不断喘着气,街灯也不断摇晃着,甚至深灰色的天空也在摇晃,往大地播撒着十月的丝丝细雨。一个浑身湿透的妓女拖着一个醉汉在街上走,一边拽着他的手,一边往前推,醉汉嘴里喃喃嘀咕着什么,哽咽着。那女人疲惫不堪、沙哑着嗓子说:

“这都是你的命啊……”

还真是,我想,我也像是有某个人拖拽着我,一边给我看各种肮脏卑鄙、悲伤的事情和五花八门的人们,一边把我推向一个个讨厌的角落。我真是受够了。

也许,我当时想的并不是这样的话语,但是这种念头确实出现在脑海里。正是在这个悲哀的夜晚,我头一次感觉到精神的疲惫、心灵的极端颓废。从这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糟糕,开始用旁人冷冷的、陌生而敌视的眼光审视自己。

我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零零散散地融合着各种矛盾,不仅体现在言语和行动上,也体现在情感上,这些矛盾的变幻莫测弄得让我倍感压抑。事实上,我发现这样的变幻莫测也在捉弄我。我的兴趣面太广,忽而女人和书籍,忽而工人和快乐的大学生,弄得我无法每个方面都兼顾到,整天“忽东忽西”地忙得像个陀螺似的团团转,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有力的手拿着一条看不见的鞭子疯狂地抽打着我。

听说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生病住进了医院,我赶过去探望他,在那里遇到一个歪嘴胖女人,戴着眼镜,裹着白头巾,头巾下面耷拉下来两只红得像煮熟了的耳朵,她冷冷地说:

“他死啦。”

她看我还没打算走,还默默地站在她面前,就怒吼道:

我也怒吼着回敬一句:

“您这个蠢货!”

“尼古拉,快赶走他!”

那个尼古拉正在用抹布擦拭着一些铜棒,他吼了一声,操起铜棒给了我背上一下。我一下子抱住他,拖到街上,按到医院台阶旁边的水洼里。

他很淡定,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朝我瞪了一眼,站起身,说:

“呸,狗崽子!”

我去了杰尔查文[  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喀山人,其纪念塑像坐落在喀山大学校园内。]花园,在诗人纪念塑像前的长凳子上坐下来,特别想干点儿什么坏事,惹上一群人朝我扑过来,我就可以趁机揍他们一顿。尽管是周日,花园里还是空****的,周围空无一人,只有风在呼呼吹着,吹赶着枯叶,路灯柱子上的广告单在沙沙作响。

花园上空,湛蓝的天色渐渐暗淡下来,冷飕飕的黄昏来临了。我站在诗人巨大的青铜像前,看着他,想:雅科夫这个光棍活着的时候,曾经那么义无反顾地要灭掉上帝,到头来还不是死得平平淡淡的。就那么平平静静地死了。这真让人遗憾、难过。

“那个尼古拉真是个白痴,他本该跟我打一架,或者叫警察把我送进局子里……”

我去找鲁布佐夫,他正坐在自己小屋里的桌子跟前,就着一盏小灯缝补着一件夹克衫。

“雅科夫死了。”

老头子举起握着针线的手,看上去是想画十字,不过只挥了一下手,针线就像是钩住了什么东西,他轻轻骂了一声。

然后,他吐起了苦水:

“不瞒你说,我们大家都得死,这就是我们愚蠢的宿命啊,就这样了,老弟!他算是死了,我这里有个铜匠,也是个光棍,也滚蛋了,上个星期天被宪兵带走了!古里介绍我跟他认识的。一个聪明的铜匠!据说跟大学生们有些交集。你听说没,大学生们在闹学潮,是真的吗?嘿,来帮我缝缝夹克,我的眼神不好使了……”

他把那件破衣和针线塞给我,自己背着双手,在屋子里来回踱起步来,一边咳嗽,一边抱怨:

“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刚冒出一点火星,魔鬼就把它吹灭了,然后又是百无聊赖!这座城市真是倒霉。我得趁河面还没封冻、轮船还没封航,赶紧离开这里。”

他停下来,挠着头问道:

“那,你还能去哪里呢?到处都去过了。嗯,哪里都去过了,最后落得个精疲力竭。”

他吐了口痰,继续说:

“哎,生活真不是个东西!活着活着,结果,什么好处都没赚到,无论身体还是心灵……”

他站在门边角落里,沉默了一会儿,像在倾听什么,然后健步走到我跟前,在桌旁坐下:

“我跟你讲,我的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雅科夫一辈子在反对上帝的事情上空耗了大量心血。不管是反对上帝,还是沙皇,都不会变得更好,要是我反对他们,那得先让人们自己恨自己,抛弃自己卑鄙龌龊的生活,必须这样干!哎,我是老了,赶不上了,就快全瞎了,真是郁闷啊,老弟!缝好了?谢谢啦……走,我们去小饭馆喝茶去……”

“记住我的话:人们再也不会忍下去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爆发,毁掉一切,让一切琐事都化为尘埃!他们真的是受够了……”

还没走到小饭馆,我们就撞见一帮水手在围攻妓院,阿拉夫佐夫织布厂的工人们在守着妓院大门。

“这里每到节假日就要打架!”鲁布佐夫赞赏地说道。他摘下眼镜,看清楚这群保卫妓院的人里有他厂里的同事,于是立即投入“战斗”,还一边煽风点火:

“挺住啊,工厂伙计们!压死这帮蛤蟆!灭掉这帮小鲤鱼!啊哈—哈!”

这场面看上去又怪异又好玩。这个聪明的老头儿是多么灵活多么投入啊,他冲进水手人堆里,冒着他们雨点般的拳头,用肩头把他们顶得双脚离地。这样的打架没有什么恶意,很快活,纯粹为了显示勇气,释放多余的精力;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拥到大门旁,把工人们压在门板上,木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人们亢奋地大声叫喊着:

“揍那个领头的秃子!”

有两个人爬上了房顶,齐声高唱起来:

我们不是小偷,我们不是混混,我们不是强盗,

我们是行船的伙计,我们是捕鱼的渔民![  俄国民歌中的《盗贼歌》。]

一阵警笛响起,黑暗中,警察制服的铜扣子一闪一闪的,脚底下啪嗒啪嗒不断溅起泥泞,房顶上又传来了歌声:

我们沿着干涸的河岸撒网,

撒向商人的豪宅,撒向货栈和仓库……

“站住!不会打趴下的人……”

“老头子,护住脸!”

后来,鲁布佐夫、我和另外五个人,其中有对手也有朋友,被带往警察局,秋夜寂静的黑暗中,一阵欢快的歌声为我们送行:

嘿,我们捕了梭子鱼四十条啊,

就是要用来缝皮衣啊!

“伏尔加河上的人真是好样的呢!”鲁布佐夫一边感慨,一边不断擤鼻涕、吐唾沫,然后悄声对我说:“你啊,快跑啊!看准时机就跑!干吗要往局子里钻呢?”

于是,我就溜进了一个胡同,后面还有个高个子的水手紧紧跟着,我们跳过了一道又一道篱笆墙。这一夜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可爱的聪明老头儿尼基塔·鲁布佐夫了。

我周围变得越来越空虚。大学生开始闹学潮了,可我不大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闹学潮,动机也不清不楚的。我只看到人们快活地忙来忙去,没觉得这是场悲剧,我想,要是能有上大学的福分,我甘愿忍受严刑拷打。要是谁跟我说:“走,上学去,但是为此我们每个星期天要在尼古拉耶夫广场用棍子揍你一顿!”—就是这样的条件,我也会接受的。

有次,我顺道去了谢苗诺夫的花式面包作坊,得知面包工们打算去大学里揍学生:

我立马跟他们吵起来、打起来了,但是忽然转念一想,我其实本来无心为大学生辩护的,因为理屈词穷。

记得我离开面包作坊的地下室时,像个被打残了的人,心里是难以名状的悲哀,想死的心都有了。

深夜,我坐在卡班河岸上,一边往黑漆漆的河水里扔石子,一边不断地反复想着这三个字:

“怎么办?”

为了排解苦闷,我开始学拉小提琴,每晚都在铺子里拉琴,搅得更夫和耗子不得安宁。我很喜欢音乐,学得十分投入,不过,我那个在剧院乐队担任提琴手的老师在课间,趁我离开店铺的时候,打开了我没有上锁的钱柜,我回来正好撞见他把几个衣兜都塞满了钱。一见我出现在门口,他把脖子一伸,凑过来一张刚刚刮过胡子的苦脸,悄悄说:

“嘿,来打我呀!”

他的嘴唇哆嗦着,从他那淡得近乎无色的眼睛里滚出些油腻腻的泪珠,大得有些出奇。

我很想揍提琴手一顿,为了不这样做,我坐到地板上,把一双拳头塞到屁股底下压住,叫他把钱放回钱柜。他把几个衣兜都倒空,走到门口,站住,白痴似的用大得吓人的嗓门说:

“快给我十卢布!”

我给了他钱,但学拉小提琴这事儿就算是放弃了。

这年十二月,我下决心自杀[  高尔基自杀未遂的时间是1887年12月12日,地点是喀山河岸边的费奥多洛夫山。]。我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活中的片段》中曾尝试描述做这个决定的动机,可我没成功,这个短篇小说写得不好、手法拙劣,而且内容缺乏真实。它值得注意的优点,在我看来,正是它的内容完全缺乏这种真实。事件本身是真实的,但阐述这些真实事件好像就不是我的事,这个短篇也不是在写我自己了。抛开这个短篇的文学价值不谈,其中还是有那么一点儿让我感到惬意的:好像我已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我在集市上买了一支军队鼓手用的左轮手枪,里面装填了四颗子弹,我照着自己胸口打了一枪,以为能打中心脏,结果只打中肺部。过了一个月,我觉得自己简直愚不可及,羞愧难当,就又在面包店干活儿了。

可是没干多久,三月末的一个晚上,从面包作坊去面包店的时候,我在女店员的房间里看到了霍霍尔(罗马斯),他坐在窗户前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抽着一根粗大的香烟,聚精会神地看着腾起的一团团烟云。

“您现在有空吗?”他招呼也不打,直接问我。

“有二十分钟。”

“您坐下,我们谈谈。”

像以往一样,霍霍尔裹着那件扣得紧紧的哥萨克式“鬼皮”上衣,宽宽的胸膛上散落着淡黄色的胸毛,倔强的脑门上立着剪得很短的鬃毛般的硬发,脚蹬一双沉甸甸的男式皮靴,散发着浓浓的焦油味道。

“好的。”

“那您星期五早晨六点钟就到库尔巴托夫码头去,打听一个红景村来的舢板船,船老大叫瓦西里·潘科夫。其实也用不着,那时我已经在那里了,我会看见您的。再会!”

他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大手掌,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沉甸甸的银质凸形怀表,说:

“我们谈了六分钟!对了,我的名字叫米哈伊洛·安东诺夫[  米哈伊洛·安东诺夫和后面的米哈伊尔·安东内奇都是米哈伊尔·安东诺维奇的俗称,都是罗马斯的名字。],姓罗马斯。就这样。”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迈着坚定的步伐,轻松挪动着他那沉甸甸的勇士般强悍的身躯。

两天后,我坐船前往红景村。

伏尔加河刚开始解冻,从上游,顺着浑浊的河水,灰色的易碎的冰块摇摆着漂下来,舢板船从中穿过的时候,冰块擦着船舷,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冰块被碰散成一个个尖锐的结晶体。上游吹来的风,把波浪往岸边吹去,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从冰块淡蓝色玻璃似的侧面反射出一道道耀眼的白光。舢板船满载沉甸甸的木桶、麻袋和箱子,扬帆前进,掌舵的是个年轻的庄稼汉潘科夫,穿一件考究的鞣制过的羊皮夹克,胸前用彩线缝着图案。

他面容镇定、目光冷峻,沉默寡言,不大像个庄稼汉。船头,潘科夫的雇工库库什金手握篙竿叉开双腿站着,这是个蓬头垢面的小个子庄稼汉,穿一件粗呢子外衣,腰间系着一条麻绳,头戴一顶揉得皱兮兮的神父帽子,脸上有青紫斑和抓破的痕迹。他一边用篙竿撑开冰块,一边轻蔑地骂道:

“一边去……看你往哪里爬?”

我跟罗马斯坐在船帆下的箱子堆上,他轻声对我说:

“农民们都不喜欢我,尤其是那些富农!您迟早也会亲身体会到这种敌意的。”

库库什金把篙竿横放在脚下两边船舷上,转过那张破脸对我们感慨地说:

“特别是你,安东内奇,就不讨神父喜欢……”

“是的。”潘科夫承认了。

“你就像是神父这条花斑狗喉咙里的一块骨头!”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朋友的,您也会有的。”霍霍尔说道。

天气还是很冷,三月的阳光一点儿也不温暖。岸上,一棵棵光秃秃的树不断摇晃着那黑黢黢的树枝,在一些岩缝里、坡岸上的灌木林下面还有一块块天鹅绒般的白雪。河面上到处都漂浮着冰块,就像一群群放牧的绵羊。我觉得自己仿佛在梦中。

“就算你不是神父的老婆,但是按照职责,他就该爱所有生灵才对呀,就像书里说的那样。”

“这是谁给你破的相?”罗马斯笑着问道。

“嗯,就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呗,就是些混混,”库库什金轻蔑地说道,然后,又得意起来,“也不全是,有一次是炮兵揍了我一顿,那才真是打得惨!简直难以置信,我怎么就活下来了。”

“他们干吗要揍你?”潘科夫问。

“你是说昨天那拨人?还是—炮兵?”

“嗯,昨天怎么回事?”

“哦,难道还能搞明白为什么揍人吗?我们那地方的人就跟山羊似的,惹不得,一丁点儿事就要用羊角顶人。那里人把打架当成家常便饭!”

“我觉得,”罗马斯说,“人家揍你还不是因为你多嘴多舌……”

“就算是吧,确实!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老在问这问那。对于我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听到什么新鲜事。”

船头猛地一下撞到一块浮冰,冰块沿着船舷划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库库什金身子一晃,一把抓住篙竿,潘科夫责怪他:

“留神你的正事,斯捷潘!”

“那你就别跟我说话!”库库什金撑开冰块,嘀咕道,“我可没能耐又干活儿又跟你说话……”

他们两个善意地争吵着,罗马斯转过来对我说:

“这里的土地比我们乌克兰要差些,但是这里的人比乌克兰好,全都很能干!”

我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也相信他说的话。我喜欢他的镇定和平缓流畅、抑扬顿挫的话语,简单,但有分量。我觉得这个人知道很多事,有他自己看人的尺度。特别令我宽慰的是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自杀。换其他任何一个人,在他那位置上,怕是早就问了,而我对这种问题简直深恶痛绝,很难回答。鬼知道我怎么会想要自杀。要是面对霍霍尔的提问,也许,我会回答得啰里啰唆、愚不可及。是的,我根本就不想提起这件事。在这伏尔加河上是多么美好、多么自由、多么通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