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前期，起义农民由于在力量对比上还处于劣势，不得不采取避实就虚的流动作战方式。那时，他们既然不能在一个地区长期立足，自然谈不上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崇祯十四年春天，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月，李自成部攻克了河南洛阳；二月，张献忠部占领了襄阳。一个月之内，明王朝的两个政治、军事重镇被起义军占领，藩王被杀，标志着革命**的到来。明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迅速地趋于土崩瓦解。正是由于这种阶级力量对比的改变，才出现了尔后起义军“守土不流”的可能性。
李自成起义军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呢？就其先声来说，崇祯十四年正月攻克洛阳之后，起义军不仅行使了农民阶级对官僚地主的有力专政，把崇祯皇帝的叔父朱常洵和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处死，而且在起义军移师攻汴时，还委任了当地一个明政府低级官员负责守城。《平寇志》卷之四记载：“（十四年二月初十日）闯将搜掘河南富室窖藏俱尽，烧王府廨舍。设伪官，以书办邵时昌总理城守。生员张旋吉、梅鼎盛等皆授伪官。贼整兵而去。时昌募人为兵，月给银五两，饥民趋如鹜，简五百人用贼旌旗列营城上，门昼闭。”这可以说是李自成建立地方政权的尝试。由于当时李自成起义军刚刚从几百人扩充到几万人，新兵过多，战斗力必然受限，不可能留下主力部队屯兵坚城。仅仅依靠临时招募的人员要守住洛阳这样的大城市，事实上也不行。所以，两天以后这个起义军建立的地方政权就被明政府的优势兵力摧毁了。“丁巳，巡抚李仙风侦贼去，将游击高谦兵抵城下。时昌拒守。仙风谕缚叛者，时昌惧，开门迎入。仙风斩之，并杀从逆张旋吉以下数十人。”[1]在这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李自成起义军所向克捷，攻克了河南的大批中小城镇，歼灭了不少明政府的军队，然而并没有在攻克的城镇里建立自己的政权。相反，却常常可以看到起义军攻克一个城池后“平其城”的记载。如河南新郑自十四年十二月以来起义军曾经“两陷城邑，三平雉垣”[2]。十五年二月攻克河南郾城后，“拆毁城垣”[3]。同年三月攻克宁陵，“垣堞拆毁”[4]。同月，拆毁虞城城墙，“贼发马一队至虞，掳人拆墙”[5]。同年五月攻克郑州，“驱我男妇毁我城垣……百雉之险不两日而拆如平地”[6]。采取这种把城墙拆毁的措施，说明起义军在洛阳易手之后，冷静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在没有从军事上取得对明政府军压倒性的优势以前，不可能在地方上站住脚，为了避免起义军胜利转移后，原来攻克的城池被明军再度据以抗拒，当然以拆毁城墙为妙。到崇祯十五年后期，由于起义军三攻开封歼灭了大批来援的明军，又在襄城、项城先后击溃了明督师傅宗龙、汪乔年纠集的大批明政府军，起义军在军事上取得的光辉胜利使明政府已经没有力量来夺回河南被起义军占领的大片地区。崇祯十五年八月奉朱由检之命督师的兵部尚书侯恂在《论中原流贼形势疏》里说，“寇患积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图也。由秦入豫，一败汪乔年、再败傅宗龙，而天下之强兵劲马皆为贼有矣。贼骑数万为一队，飘忽若风雨，过无坚城，因资于我。官军但尾其后问所向而已。……今贼氛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故为今计，苟有确见，莫若以河南委之”[7]。连当时的首辅（相当于首相）周延儒也“窘迫无策，但云弃之而已”[8]。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使李自成起义军有可能在自己占领的广大地区里站住脚跟，建立农民阶级革命政权的任务终于提上了日程。从崇祯十五年后期起，李自成开始在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设立地方行政机构。高斗枢在《守郧纪略》里记载了这一变化：“先是，张、李各贼每陷一城辄大掠以去。至壬午夏秋，李自成、罗汝才每得一城辄分贼防守，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过去有的同志把李自成起义军从流动作战到“守土不流”看成李自成采纳了某些参加起义军的知识分子的建议，在政策上做了改变的结果，这是不对的。因为政策的变化取决于客观形势，而形势的改观是靠起义军打出来的。当然，在李自成建立地方政权的过程中，一部分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比如后来逃跑了的牛金星就曾经向李自成建议重用举人，争取在政治上比较受压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在起义军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还不敢贸然参加，直到自己的家乡比较稳定地处于起义军控制之下，起义军的所向无敌和军纪严明同明王朝的日薄西山、腐败透顶也给他们以深刻的印象。一旦李自成向他们伸出手来，不少对起义军有某种程度好感的读书人就纷纷靠拢，把希望寄托于李自成革故鼎新的事业上了。
崇祯十五年底到十六年初，李自成起义军乘屡胜之兵威，挥师南下湖广，连克襄阳、荆州、承天和大批中小城镇。这时，明末农民战争又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原来互不统属的各部起义军开始在李自成的旗帜下统一起来，“推自成为盟主，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号曹操（即罗汝才）曰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号闯营曰老府；汝才营曰曹营，不为号令，惟闯是听。回、革、左以下咸受节制”[9]。这年三月，随着起义军的统一，李自成除了在军制上做了整顿以外，开始建立中央政权。改襄阳为襄京，以牛金星为丞相，下仿明六部设六政府。地方行政机构也逐渐完善，规定原明道一级设防御使、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在襄阳时期由于起义军占领的地方仅限于河南、湖广两省的部分地区，没有设省一级的行政机构。同年九月，起义军北上迎击由陕入豫的明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决战的结果，孙传庭部土崩瓦解，起义军乘胜追击，克潼关，入西安。接着，分兵拔除了明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军事据点，占领了陕西、宁夏、甘肃的广大地区，同河南、湖广已经占领的地区连成了广袤数千里的起义军管辖区。公元1644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改元永昌，正式宣告了彻底推翻朱明王朝的决心。西安立国是襄阳政权的继续和发展，除了封功臣以侯、伯等爵位外，行政机构增加了省一级，在大致相当于一省范围内的地区设立节度使。在西安建国的前后，大顺政权就派出部队东渡黄河，以势如破竹之势连克山西、北直隶，在三月十九日胜利地攻占了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从三月下旬到四月底，是大顺政权的极盛时期。它所控制的地区包括西北地区、山西、北直隶、河南、山东的全省以及湖广的部分地区，东南方面直到南直隶北部。这时控制着四川部分地区的张献忠至少在名义上也承认李自成的领袖地位，奉永昌年号。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也任命了一批四川省官员。《北还纪变》中说大顺政权“设官东至淮，西至蜀”，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清兵入关以后，李自成虽然因为军事上受到挫折，放弃了北京等地区，但大顺政权仍然继续存在了一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崇祯十五年后期算起，大顺政权经历了大约三年的战斗历程，它的活动情况构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史上最光辉夺目的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