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之际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可以看出大顺政权同它前后的明、清两代封建政权有本质的区别。明代末年全国几乎到处是农民起义。只要查一下当时的各种文献和地方志，就不难发现各地差不多都有所谓“土贼”，即地方性农民起义。在河南各县“流土交讧”的记载，史不绝书。山东除了先后爆发过徐鸿儒和李青山等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以外，范围较小的农民起义更是连绵不断。到了崇祯十四年，山东六郡当中济南、兖州、东昌三府已经是“无民非贼”，“土寇饥民动号数十万，济、兖、东三郡已势成燎原”。[68]
在大顺政权建立以后，这些地方性的起义农民有的参加了大顺军或成为大顺政权的地方武装，有的自动解散归农，个别已经转化为地主武装的则被大顺军所剿灭。在大顺政权治理下，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贫苦农民起来反抗的例子。封建文人陈济生曾经记载他在甲申四月由北京南下经过大顺政权管辖地区的见闻。他说：“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69]走到郑家口（今故城县）时，所看到的情况是：“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70]刘銮在《五石瓠》一书里也说：“至李自成称帝关中，设伪守令到河北，诸贼（指各地地方性农民起义）始消。”那么，在大顺政权管辖区内阶级斗争是否停止了呢？没有。不仅没有停止，而且激烈得很。不过不是像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反动统治下那样是贫苦农民起来造地主阶级的反，而是地主阶级不断地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方面材料太多，举不胜举。以山东为例：在济宁地区有乡绅任孔当、潘士良、郑与侨等人的叛乱，大顺政权的兖东防御使，兖州府尹，济宁州牧，汶上、鱼台、巨野、邹县、嘉祥等县的县令全部被杀、被捕。高苑县有明知县苏方发动叛乱，“布告远近”说“秦中缙绅僇辱皆如都中，东南绅士宜同仇共奋”。章丘有明乡绅谢启光的叛乱，大顺政权县令被杀。饶阳有明乡官田维嘉“倡率饶阳绅士擒斩流贼李自成所置伪令”[71]。阳信有明山东布政司理问赵申宠的叛乱，杀大顺政权县令和都司。泰安州有明游击将军高桂等的叛乱，大顺政权防御使被害。德州有明大学士谢陞之弟谢陛等人发动的叛乱，杀大顺政权防御使和州牧。曹州有明参将张成福的叛乱，大顺政权兖西防御使、曹州牧被擒。临清州有明乡绅于连跃等人的叛乱，大顺政权防御使和临清州州牧被捕。此外，即墨、沾化、海丰、福山、高密、日照等县的大顺县令都被当地乡绅所擒杀（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当地地方志）。像这样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地主豪绅同大顺政权是势不两立的死敌吗？到了清兵入关，汉族地主豪绅争先归附，建立了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贫苦农民的斗争又是烽火遍地。连京师附近也是“畿辅盗贼肆行”，使统治阶级感到“惶惶靡有宁宇”[72]。康熙初年玄烨还说：“直隶重地，理宜肃清，迩来盗贼繁多，大为民害。”[73]他任命的直隶巡抚于成龙是当时有名的“能臣”，为了保护交通要道，竟然劳民伤财地在大路两旁修筑百里长墙。时人有诗云“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夜绕官衙”，可见农民起义声势之盛。山东的满家洞农民起义、谢迁起义、于七起义和长期坚持抗清斗争的榆园军更为人们所熟知。
请那些坚决否认历史上存在过农民阶级革命政权的同志想一想，为什么在明清封建王朝统治下，一方面是地主豪绅为之歌功颂德，另一方面是农民如火如荼地揭竿而起；在大顺政权之下，一方面是农民大唱颂歌，另一方面是地主豪绅感到“如罹水火”，以至纷纷叛乱呢？如果说这些发动叛乱的地主乡绅是因为“忠臣不事二主”，而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采取敌视态度的话，那么事实证明清兵占据北京后，他们都如蝇之逐臭争先恐后地拜表归诚于满洲贵族的爱新觉罗氏，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很明显，这不是两个或三个同属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之间的争夺，而是封建社会里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斗争的核心正是集中在政权问题上。列宁曾经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74]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标志。”[75]明末农民战争中大顺农民政权的建立和被颠覆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要是按照某些同志的说法，李自成起义中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那无疑是说崇祯十五年后期起明末农民战争已经转变成为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要取代旧的明王朝的地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而不再是农民革命。这种观点是经不起史实检验的。因为，在崇祯十五年上半年以前，李自成虽然已经提出了一些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革命口号，然而这些口号作为政策来贯彻正是在十五年下半年建立政权以后。某些同志在肯定均田、免粮、追赃助饷等政策是农民革命政策的同时，又把执行这些政策的大顺农民政权说成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显然不能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