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这个题目，是依据个人长期的探讨，提出一种新的看法。
公元1644年，在我国历史上是大变革的一年。这年春天，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农民军从西安出发，像奔腾的怒涛直泻千里，席卷了整个黄河流域。明王朝覆亡了。就在大顺军占领北京，迅速地接管明王朝的残山剩水的时候，山海关战役爆发了。战役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大顺政权仿佛极地的冬日，刚刚升起就落山了。对于这种暴兴暴衰的现象，人们做过许多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清兵太强，大顺军不是敌手。
（二）大顺军进京后迅速地腐化了，从将领到士兵追欢逐乐，斗志锐减；大顺政权也不再关心民间疾苦，丧失了民心。
（三）大顺政权的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终于上演了骄兵必败的悲剧。
（四）由于所谓的“流寇主义”，大顺军不重视建立“根据地”，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
（五）近来又有一种新的解释，把大顺政权的失败归因于李自成等领导人的战略方针错误。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如果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不去攻陕西，而是从襄阳东下南京，占领江南财赋之区，巩固东南之后再逐步北伐西进，大业自然可成。起义军领导人却未能忘情于自己贫瘠的家乡陕北，急于衣锦昼游，终于铸成大错。
这些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也不能说没有点根据。但是，用当时的事实来检验，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下面，我们就对这些说法逐个地进行剖析。
（一）毫无疑问，就军事素质而言，清军的作战能力超过大顺军。这是因为，满族社会当时正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跃进阶段，富于朝气；满洲贵族的军队是从八旗子弟中选拔的，他们从小经过严格的训练，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而大顺军虽然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但它从崇祯十四年才进入大发展时期，兵员数达百万，久经战阵的骨干并不多，绝大多数是战斗经验不足的新兵和觉悟不高的明朝降兵。那么，能不能因此就得出满洲贵族注定要统一全国的结论呢？不能。理由很明显，满族受到了本身人口太少的限制，可以动员的全部满族兵力按通常说法只有十万左右。依靠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要实现征服和统治全国的任务是不可能的。细察清初用兵，不难看出两大特点：一是满族统治者非常重视蒙、汉同盟者，对他们不惜高爵厚利，原因就是意识到自己兵力不足。二是清廷总是竭力避免分散兵力，占领北京以后，八旗禁旅屯驻于京师，攥成一个拳头，关键时刻一拳砸下去，打胜了又撤回来。清前期驻防外地的满洲八旗军队数量极少，大部分地区是依靠汉军和绿旗兵攻占和驻守的。借用一句俗语，这种用兵方式可称为好钢用在刀刃上。但是，光有刃不成其为刀。清王朝是个全国政权，没有各省直，光有北京地区，成不了清帝国。换句话说，没有满、汉地主阶级的联盟，就没有清帝国，所以，探讨清廷得以排除大顺政权而取代明王朝的原因，关键在于弄清楚满、汉地主阶级联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应当看到，在汉族内部比较团结一致时，同清军作战往往能取得重大胜利。例如，顺治九年，大西军联明抗清的过程中，李定国所部不过五万士卒，却在桂林、衡州两大战役中夺得重大战果，清军主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都相继毙命。如果不是当时的实际掌权者孙可望妒贤嫉能，激化了同李定国的矛盾，军事上还可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人们都知道，在明末农民战争后期，张献忠部的实力逊于李自成，而李定国部又只是大西军中的劲旅之一，为什么大顺军全盛之际却没有取得一次类似的战果，反而节节败退呢？这说明，单纯强调清军实力雄厚，解释不了大顺政权灭亡的原因。
（二）说进京之后腐化是大顺政权失败的原因，根本违反事实。对这种论点应当从两方面指出其谬误。首先，史实方面，依据仔细审核有关的材料，可以判定，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吏治是清明的，军纪是严格的。个别的腐化违纪现象固然有，不占主导地位，甚至没有形成风气。就总体而言，大顺政权的新兴气象绝不下于历史上任何一个肇建之初的王朝。有关大顺政权“腐化”的史料绝大多数是从同它敌对的南明弘光朝廷控制下的官绅笔下涂抹出来的。当时正在北京的人士后来指斥大顺政权的“暴政”讲来讲去不外是追赃助饷，把官绅们整得很惨。个别造谣者当然有，可是这类谣言连在比较正直的官绅中都通不过。[1]这就提醒我们，引用史料时应当注意分析，不能不加鉴别地轻信当时农民革命的敌对营垒里编造出来的污言秽语。其次，赞成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很少想过一个基本史实：大顺军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进京的，四月十三日出军前往山海关平叛，此后就一败涂地，要说腐化致败应当是指这二十多天。请问，一支数以十万计的大军在二十多天里腐化得不能打仗，可能吗？纵观我国历史，一个新兴的王朝在建国的十几年里以至几十年里，一般都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大顺政权即便完成了封建化（在本质上说也就是领导人蜕化变质），又何至于在短短二十多天里就丧失战斗力呢？最后，根据可信的材料，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作战是相当英勇的，战役开始两天，吴三桂的五万劲旅就被打得焦头烂额，开始出现了瓦解的情势。假如不是吴三桂事先勾结好的清军突然参战，这支关辽劲旅必将很快覆灭。人们常常把刘宗敏当作“腐化”的典型，然而正是在山海关战役中他亲冒矢石，身负重伤，被抬回北京。这些事实表明，把大顺军的失败归咎于进京后的“腐化”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说大顺政权不再关心民瘼，致使民心离散，纯属揣测之词。前几年在一篇拙文中指出过，明朝末年各地的农民起义有如烈火燎原；清朝初年各地农民自发的反抗清廷封建统治的斗争也风起云涌。唯独在这两者之间的大顺政权管辖时期没有见到农民反对大顺政权的记载。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农民是站在大顺政权一边的吗？
（三）大顺军进京后确有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李自成等领导人的麻痹轻敌，对满洲贵族的可能出兵干涉估计不足。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放弃京畿地区同这有密切关系。不过，用表现为麻痹轻敌的骄傲情绪来解释山海关战役的失利是正确的，用来解释整个大顺农民革命的失败就是错误的。因为，从四月末大顺军放弃北京到十月清军大举进兵，其间还有五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控制的地方主要是辽东和北直地区，而大顺政权还拥有陕西、宁夏、甘肃、河南以及山西、湖北、青海的部分地区，人力物力都占明显优势，兵员数量仍大大超过清方。可是，从甲申五月以后大顺军的优势一点也没有发挥出来，现象上看是兵败如山倒，简直立不住脚。要说仍是因为骄傲情绪，实在说不过去。山海关的惨败、全国政治中心——北京的易手，难道还不能使李自成等人从骄傲情绪中清醒过来吗？
（四）不重视巩固地方政权的“流寇主义”是大顺军失败的原因吗？事情恰恰相反。大顺军的由盛转衰正是在占领区内普遍建立政权，中央和地方政权逐步完善的时候，也就是在所谓的“流寇主义”表现得越来越少的时候。有的史著不顾这个基本事实，却引用“伪官单骑赴任”之类的材料说明大顺军不重视地方。其实，在崇祯十六年以后，大顺军由于占地日广，大批攻城野战的主力军转成了驻防部队，造成兵力分散，影响了集中力量同清军展开战略决战。“单骑赴任”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从西北到山东以至江淮地区几百个州县官员加上节度使、防御使、府尹等高、中级地方官都要带兵马拥簇上任，李自成恐怕也没有那么多军队可派。顺便说一句，作者所见清初派遣官员接管地方的材料中，也有不少是“单骑赴任”的。
（五）至于说大顺军若是在战略上对头，先取南京，占领东南财赋之区，徐图北伐，就可以避免失败的命运，这种说法貌似有理，但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持这种论点的同志一厢情愿地为李自成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说根本不该西上去打孙传庭部的陕西官军，而应当顺江东下。须知明朝的官军并不像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由农民军领导人单方面决定先摘这一个，后摘另一个。看一下崇祯十五年底到十六年秋的基本史实，不难明白李自成部原先是大举东进的，占领了同湖广省会武昌隔江相望的汉阳，并且开始了向黄州进军。当时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孙传庭在十五年十月河南冢头战役中大败而回，重新整顿兵马需经相当时日，不可能对李自成的后方构成威胁。崇祯十六年春天，包括武昌在内的整个湖广，官军力量极其脆弱，李自成那时为了解决起义军的统一问题，处理了罗（汝才）、贺（一龙）事件，稳定和改编队伍需要时间，连收取武昌都顾不上。改编的完成为李自成起义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时孙传庭部官军也从冢头之败后重新补充整顿就绪，在明朝廷的催促下跃跃欲试了。十六年夏，李自成的主力陆续北调，集中于河南西部，一场决定明王朝命运的决战即将开始。所以，李自成在这年夏季仍然没有东进，张献忠却看准了时机，由南直隶西进，五月间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武昌。十六年九月，李自成部在河南郏县至汝州击溃孙传庭主力之后，乘胜夺取潼关，收取陕西三边，然后渡河东征，这在战略上也无可非议。明朝末年，官军的主力主要是陕西一带提供的。[2]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领导人对于自己的家乡在明王朝统治中的作用具有清醒认识。如果李自成在郏县、汝州战役中击败孙传庭之后不乘胜追击，而是掉头东下，那么孙传庭败返到潼关时收集的余卒尚有四万人，大将也都还在。错过了战机，使孙传庭得到喘息和补充时间，秦军就将重新成为一支劲旅，李自成部主力东下，仍然有后顾之忧。可见，那种指责李自成犯了战略方针错误的人，并没有认真研究当时作战双方的态势。
还应当指出，持这种论点的同志往往是以朱元璋为模式，同李自成加以类比。其实，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在占领南京之后，首先巩固附近地区，徐图向外扩展，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北面存在着以小明王韩林儿为首的龙凤政权。“当是时，据河南，**山东，躏赵、魏，跞上都，入辽东，略关西，下江南，大抵尽宋（龙凤政权国号宋）之将帅，不谓之中国之扬武不可也。……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指朱元璋等占领的江南地区）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3]反观李自成，他并不具备这样有利的客观条件。因此，做这种类比，也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了。
二
那么，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以为，要说明大顺政权的失败先要弄清它为什么胜利得那么快。这两点都同当时的整个阶级动向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人们常常注意到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进入河南以后提出和实行了“不纳粮”“开仓赈贫”“剿兵安民”“平买平卖”等一系列革命政策，得到广大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为此后农民革命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光讲贫苦农民拥护起义军这一面，不去分析官绅地主的动向那一面，势必陷入片面性，不可能正确认识大顺政权成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事实表明，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六年以后一日千里的大发展，不仅同贫苦农民的支持有关，而且同官绅地主的逐渐倒向李自成有关。
崇祯十三年末到十四年，李自成起义军已经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初步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但是，当时明王朝注定覆亡的形势还不明显，地主官绅的政治态度基本上仍是效忠于明王朝，对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持敌对态度。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参加起义军的只是个别在明王朝下受压抑的不得志人士。如牛金星就是因为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遭到打击，革去功名，遣戍充军，才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郑廉在《豫变纪略》中特别写上了一句“举人之从贼者自此始”，说明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李自成、罗汝才起义军在河南三次歼灭明朝廷调来的大批援剿官军，几乎占领了河南全省并且开始向湖北进军，军事上的优势已经比较明显地转到起义军方面。这时，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态度也逐渐分化。相当一部分生员、举人以至个别进士投靠了起义军，例如崇祯十五年底至十六年初，起义军在湖北襄阳、荆州、承天（钟祥）、德安等地设置的官员就多是河南绅衿，在河南各地派设的官员则多是湖北绅衿。王夫之说：“李自成据荆西，勾索人士充伪吏，悬参夷法以胁之。汉北响应风靡，士大夫至不知有崇祯十七年者。”[4]不过，这毕竟是地区性的现象。当时双方的胜负尚未可逆料，以朱明王朝为正统、参加农民军为“从逆”的思想仍然束缚着许多官绅的头脑。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李自成等部起义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占领的地区越来越广，然而无论是明朝廷的地方文官还是派来征剿的武将向起义军投降的都极少，绝大多数非死即逃。没有出仕的绅衿学子顾忌少一些，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对农民军及其政权持敌对态度或者心怀观望。例如，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在河南“谕民归业，选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预试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试之日，有愤激为文大骂者，有感伤为文痛哭者，有畏祸勉应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尔辈如刈草，但我方施仁义，且杀之不武；只杀其骂与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统开科禁锢终身”[5]。又如襄阳时期征聘文人出任官职，不少人抵死抗拒。[6]这些情况表明，襄阳政权时期李自成已经吸收了相当一批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已粗具规模，但是就整个地主阶级的动向来说，仍然是敌视这个从农民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新兴政权的。
大转变出现在崇祯十六年冬天。这年春夏之间全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可以大致归结如下：李自成起义军兵员已称百万，占领了河南和湖北的大片地方（还有湖南澧州等少数州县）；张献忠起义军迅速发展，占领了以武昌为中心的大批州县。这两支起义军都建立了自己的中央政权，树起了取代明王朝的旗帜。明朝廷由于内忧外患业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它除了拥有正统地位和维持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以外，在军事上仍有一定的实力。明亡前夕，朝廷的兵员数字虽然相当庞大，实力主要是三个集团：一、以吴三桂为主的辽东官军，这支军队比较精锐，但人数只有四五万人，又担负着抵御清军进犯京师的重任，实际上是一颗不能移作他用的死棋。二、位于长江中游的左良玉部，这支军队兵员多达二三十万，由于腐败和成分复杂，战斗力已大为减弱；加上主帅拥兵自重，对明朝廷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过，它毕竟是一个庞大的军阀集团，在农民军主力转移的时候，足以威胁农民军的后方。三、三边总督孙传庭统率的陕西官军，这是明朝廷手中唯一的主牌，它既有相当实力，又具有机动性。只要这支军队还完整，李自成起义军无论是东下南京，或是北取燕京，都有陷于前后夹攻的危险。崇祯十六年，朝廷上围绕着孙传庭部应否东出潼关同起义军展开决战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朱由检眼看农民军声势一天大似一天，心急火燎，严令孙传庭急速出关同左良玉部东西合击，扭转整个战局。朝廷一部分大臣和孙传庭本人却认为这样太冒险，陕西官军倾巢而出，胜了自然是如天之福，万一被歼，明王朝覆灭就成定局。所以他们主张持重。当时的兵部侍郎张凤翔说得最恳切：“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7]由于朱由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又不愿孙传庭部“老师糜饷”，白白吃了朝廷的钱粮，拒绝采纳廷臣的意见，悍然下令出兵。
郏县、汝州战役以李自成起义军大获全胜告终，接着是在潼关歼灭孙传庭残余兵力。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在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目中，明王朝的灭亡已经洞若观火，没有多大疑问了。地主官绅眼见大厦将倾，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寻求一个新的保护者。在当时各种社会势力当中，他们选中的是李自成。从崇祯十六年冬到十七年春夏之交，李自成和以他为首的政权确实成了众望所归。就是说，不仅农民们竭诚拥护，绝大多数地主官绅也急于攀龙附凤。这样，在整个黄河流域就出现了一种奇迹般的场面，除了个别的武将和方面大员出于对明王朝的愚忠进行抵抗或自尽以外，到处都是望风迎降。在西北地区，除了榆林和甘州顽抗了一下，同李自成有宿怨的叛徒高杰拼命逃跑外，各镇总兵几乎全部解甲归诚。甲申正月，大顺军渡河东征，除了在山西宁武和河北保定交锋以外，简直像千里行军一样，短短三个月里就接管了山西、河北、山东三个全省和河南未下州县以及江苏北部。这样的进军速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其原因在军事上看是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从政治上说就是得到各阶层的拥护。过去常说大顺军是在贫苦农民“迎闯王，不纳粮”的颂歌声中顺利进军的，这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地主阶级的归附。我们可以说，大顺农民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广大农民的拥护，而胜利得那样快则同地主阶级的归附密切相关。下面这些材料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的动向。
崇祯十六年十月，自成入西安。“夫关中山河之固号称百二，其士马甲兵之强为天下最。贼势虽甚张，乎（夫）三边文武将吏拥重兵者不下数十万人，及其部署未定时戮力同心，声其罪而讨之，天下事尚可为也。乃伪檄所至，莫不交臂屈膝迎之，惟恐其后。”[8]
十七年初春，自成东渡黄河以后，山西和河北等地的人士都把他看成真命天子，“真若沛上亭长（汉高祖刘邦）、太原公子（唐太宗李世民）复出矣。兵民望贼愈急”[9]。这年正月，明朝兵部在一件题本中说：“迩来降贼绅士实繁有徒。负圣朝三百年作养之恩，甘心为贼运筹，簧惑无知百姓曰：‘开城款迎者兵不血刃也，婴城拒守者尽数屠戮也。’地方二三奸徒，贼尚未薄城下，辄先倡说远迎。深可恨者，不肖怯死守令及几倖苟免绅衿往往相率出城望风伏迎。嗟乎，昔则不可守者尚勉强以守，今则尽可守者概委置不守；昔则不能守者犹是弃城而逃，今则尽可守者不免开门而揖。事势至此，可为痛哭流涕者也。”[10]地主绅衿在政治上的转向，引起了明朝廷的焦虑。甲申二月初六日，中书舍人张同敞奏：“楚豫伪官多系绅衿从贼，宜察教官以诸生忠逆为功罪。下部酌议。”[11]同月十七日，户科给事中介松年上言：“士节不振，廉耻风微，倡逃迎降，出自衿绅，深可痛愤。亟宜崇奖节烈，以收拾人心。上甚是之。”[12]明亡前夕，吏科给事中吴麟徵说：“流贼过河，直入三晋，伪官所至，士民郊迎。新旧设酒交代，乡绅醵金馈之，即给示不许干犯，地方肃然。市肆不易，往来亦不甚禁。……三秦尚有殉节之士，三晋绝无，以人各保有家室，不杀戮故也。如此情形，自成破竹。”[13]当大顺军进入畿辅地区时，保定的一个乡绅记载说：“是时学术大坏，人无君父。自数千里来有以闯贼为仁义弔（吊）伐之师者。衣冠盗贼转相煽惑，尤甚于奸民间谍。”“当逆贼李自成之乱，既陷全陕而东寇也。守土文武吏率皆望风降遁。或绅士争力乱首，倒曳衣冠，疾走恐后，相与称仁诵义曰：迎真主！”[14]
大顺军攻克北京后，明朝廷官员数以千计，甘心充当殉葬品的不过二十余人，其他大小臣工无不投降。这年七月间南明将领刘泽清致吴三桂的信中说：“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15]莆田县监生陈方策在《上督师史相公书》内说：“兹者寇虐披猖，王室板**。衣冠介胄，降叛如云。廉耻全澌，斯文将丧。”[16]冯钦明在《上家邺仙大司马书》中也说：“况今忠裔名士，悉戴伪冠；显宦高流，同臣逆贼。”[17]顺治初年，在清廷上曾演出了一场闹剧：龚鼎孳等人指责大学士冯铨原是魏忠贤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投降过李自成，曾任大顺政权北城御史。摄政王多尔衮问是否事实，龚鼎孳一时情急，脱口而出：“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徵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笑道：“人果自立卑贞，然后可以责人。己身不正，何以责人？鼎孳自比魏徵，而以李贼比唐太宗，殊为可耻。似此等人何得侈口论人，但缩颈静坐，以免人言也。”[18]
明朝臣热衷于到大顺政权里做官，在史料里屡见不鲜。其中一件描述了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廷官员争先效顺的场面：三月十九日王孙蕙听说大顺军进了城，“徐步中庭，若有所思。忽大笑，命家人取竹一竿，曳黄布一条，大书‘永昌皇帝万万岁’揭灯于门，拉同乡人往迎”。他对赵玉森说：“方今开国之初，须争先着。”二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一同出迎。路上遇着张琦，张询知二人意图后，连忙说：“无弃故人，老身尚能扬尘舞蹈。”“三人同行不数武，望见秦已先行矣。”一俟李自成出现在眼前，秦立即抢上前去“跪而叫曰：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恭候圣驾”。李自成没听见，“又高声大叫。其时军马之声如风雨之至，大叫亦不闻”[19]。兵科给事中时敏大言道：“天下将一统矣！”赶去向大顺政权报名时，吏政府的大门已经关闭，他急不可待地“叩门大呼曰：我兵科时敏也”。总算叫开了门，被任为四川县令。[20]少詹事项煜为了取得重用，“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21]。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谓之曰：‘公老矣，须白了。’刘曰：‘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才勉强录用。[22]就连那些最高的文武官员也觊觎求用。如首辅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内，他从窗户的缝隙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23]总督京营的襄城伯李国桢是最受崇祯皇帝宠信的勋戚，他在被俘后带到李自成面前受审时，说：“陛下应运而兴，愿留余生以事陛下。”李自成大骂：“误国贼尚求生耶？”李国桢没了指望，才自缢而死。[24]
在外地的明朝官绅情况也大抵相同。除了绝大多数是在当地迎接大顺军或大顺政权委任的官员以外，有的还长途跋涉，赴京求用。如山东参将王祯、游击将军刘孔和（明大学士刘鸿训之子）带着马步兵五六百人赴京投顺。五月初一日行至河北沧州，听说形势已变，才改变主意，投向南明。[25]陈济生记载他从北京南下，六月初二日至古城，运河中“有北去船数只。问云：‘前科举人知北京闯主即位，赴京听选。’一路招摇，恬不知耻”[26]。
这里还须提及吴三桂的态度。关于吴三桂所统辽东官军是否投降了大顺政权的问题，作者在《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一文里业已列举史实证明吴三桂确曾一度投降李自成。当时任明朝辽东巡抚的黎玉田还被大顺政权委任为四川节度使，同另一员明朝降将马科领兵入川。吴三桂本人也奉大顺政权之命带领部卒前往北京朝见李自成，准备接受新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644年春夏之交在大顺政权面前已经呈现出一幅统一全国的图景。它很有可能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新兴的封建王朝。然而，这种前景很快就化成了泡影，基本原因在于大顺政权没有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
三
大顺政权是一个由起义农民建立起来的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它所制定和推行的政策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在这些政策中，一部分虽然是适应广大贫苦群众的呼声而制定的，并不违反地主阶级的利益，如“平买平卖”之类。另一部分却直接损害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实力派——官绅地主）的利益，如财政政策。明朝末年，统治者为了应付内忧外患，不断增加赋税，仅崇祯年间就三次加派，沉重的赋税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这是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深知民间疾苦，因而提出了同明王朝截然相反的财政政策。大约在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的襄阳政权制定了“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现有史料表明，直到大顺政权的鼎盛时期，它在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在内的管辖区里是不征收赋税的。襄阳政权时期，由于兵马不算太多，政权机构也比较少，粮饷费用尚不难筹措。甲申正月，在西安正式建国大顺，随着军事上的一帆风顺，兵员日增，占地日广，要解决数达百万的兵马供应和各级政权的开支，原来所采取的没收明宗室财产，接收明朝官府有限的库存钱粮，加上规模不大的屯田收入，远远不能保证需求。更早一些时候实行的打粮办法，这时更不能用，因为地方已经是自己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的无非两种办法：一是收回“三年免征”的诺言，走所谓轻徭薄赋之路；一是坚持三年内免征赋税，另辟财源。大顺政权领导人选择了后一种办法，他们开辟的财源就是追赃助饷。这项政策推行的时间是甲申年春夏，正是大顺政权在军事上突飞猛进的阶段。追赃助饷的时间并不长，地区却极广，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把全部国家的财政负担加到官绅地主身上，这在革命性上应当充分肯定，可是，它在政治上导致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地主阶级归顺李自成，把他当作自己新的靠山，是以保护自身利益为前提的，李自成虽然也从政治上招徕他们，在经济上却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何况，追赃过程中势必动用国家权力，刑拷相加，官绅体面随同他们的金钱扫地以尽。这对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确实是非始料之所及，他们内心的追悔和愤恨不难想见。例如，甲申二月，大顺军攻克太原，“署阳曲县事、长史范志泰初被执，贼桁夹之，勒出资。与之，复夹。泰哀告曰：‘放某，放某，尚能效一臂用。’贼不听，益以桁夹其头。泰痛恨，知不能生，愤曰：‘真贼，真贼，那有如此刑罚！’晴出脑裂死。”[27]郑廉记载河南的情况：“诸伪官皆前日士人也，下车即追比助饷。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初犹谓贾令（指大顺政权商丘县令贾士俊）之虐则然，既而闻各州县皆然。……所在伪官大略如此。是岂兴朝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28]再如大顺政权在山东大搞追赃助饷，“追掠缙绅，桁杨接摺，相望于道”。德州卫生员何振先乃夜见明御史卢世淹与主事程先贞曰：“公等知闯寇之意乎？既蕴隆之，又加火焉，不尽不已。此盖欲先明故吏无遗种也。为公等谋莫如起义复仇。”[29]下文又谈到何振先往兖州说大顺军将领郭升（原为明将）曰：“今李王新破燕京，当大赦天下，与天下更始。……又以其敕追掠荐绅先生，夫荐绅谁无故主之思？即使手无甲兵，然其负养厮役，实繁有徒。曲意抚之尚恐其不服，而乃以死道逼之耶？”这些话微妙地传达出了地主官绅的心声。
当大顺军在前线节节胜利时，地主官绅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30]但已经是“人人饮恨，未及发也”[31]。双方矛盾极度紧张，只是尚未表面化罢了。山海关战役以前，这种阶级对抗是潜在的。农民们如释重负，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官绅地主则咬牙切齿，伺机而动，准备夺回自己的天堂。由于当时的社会进程，封建制度还不可能由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地主阶级的指望就注定了不会落空。实现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过程中的大顺政权如果举措得当，不遭受重大挫折的话，就将逐步地完成这种转化。史实表明，就在官绅地主对大顺政权深感失望时，也还有一部分人在继续观望，等待着它的政策将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例如，有人对明降官庶吉士周钟说：“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周钟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32]另一种实现的方式就是汉族地主阶级借助于满洲贵族的兵力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历史选择了后面一条道路。
汉族地主的叛乱是由原任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发难的。上文说过，现已查明吴三桂确曾一度投降大顺政权，大约在三月二十五六日于赴京朝见李自成的途中（具体地点为河北省玉田县）突然变卦，回师山海关，从背后一举击败奉大顺政权之命镇守该地的唐通部，夺取了关城，随即派副将杨坤等前往勾结清兵，实现了清吴联盟。这里应该指出几点：第一，吴三桂并不如一般想象的只是一员武将，他实际上是官绅地主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绥寇纪略》记载朱由检召见吴襄商议调吴三桂部入关堵剿时，吴襄就谈到其部下亲军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庄田”（见该书补遗上）。朝鲜世子李在《沈馆录》中记载他随清军过锦州，曾在该城内周览吴三桂舅氏祖大寿、祖大乐的旧居，有这样一段描写：“其结构宏杰，甲于城中，重门复室，金碧炫耀，甃砖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墙，穷极华丽。而大寿之家，则尤为侈奢。或云中原巨室之家，过于此者多矣。而我国则虽至尊之居不能如是。”[33]吴氏家族的豪富可想而知。吴三桂叛变之后攻占山海关，也仅仅得到当地官绅地主的支持。时人佘一元《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指大顺政权所任命的文武官员）。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34]顺治元年七月吕鸣章等启本中自我表功，列举参与吴三桂叛乱的有吕鸣章、吕鸣夏、冯祥聘、佘一元、程印古、曹时敏、刘克望、高选，都是当地绅衿。启本中说：“臣等从平西王讨贼，凡措饷、鼓众、供炊、供马，以至清奸、弥变，皆属臣等数人。”[35]这就清楚地表明，吴三桂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体现了汉族官绅地主的意向。第二，吴三桂的突然变卦，同大顺政权雷厉风行地推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有密切关系。他听到不利于他的家庭的传闻以后，认为跻身大顺朝新贵之列的美梦破产了，于是抢先发难。这个军阀之所以敢于扯起叛变的黑旗，是因为他的兵力比较强，特别是所在地理位置介于清、顺之间（中间隔着唐通部，唐部只有八千人，约相当于吴三桂部兵力的五分之一），叛顺投清，有后路可走。这两个条件是其他地区的官绅地主所不具备的，因而顾忌较少。第三，如果不是吴三桂叛变，清、顺之间这场战役的进程将会有很大不同。清军统帅原先不敢硬攻山海关，计划取道蒙古地区破边墙入犯。这样，山海重镇就不致丢失，清军即便进入畿辅，也有后顾之忧。何况，吴三桂部四五万人站在任何一边都将使双方兵力的对比相差十万，并不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力量。
吴三桂的叛变既是基于大顺政权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清、吴联盟击败大顺军后又引起了连锁反应。黄河流域的汉族地主于饱尝起义农民铁拳之余，这时纷纷公开叛乱，先后投入了满洲贵族的怀抱。于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的汉族官绅两次改换门庭另寻靠山。说他们软弱，自然是对的，否则就不至于那样急于寻求庇护；如果以为他们无足轻重，那就错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离开了他们，任何一个政权也休想站住脚。在史学论著中，常看到大顺政权占领北京后失去了民心的说法。这个论点正确与否，关键在于“民”字的含义，如果是指以农民为主体的一般群众，那是毫无根据的；解释为官绅地主却十分妥帖。顺治二年清淮扬兵备道杨在一件奏疏中说：“前明末岁，荒旱频仍，阛阓空虚，连年添兵措饷，日增月益，民不聊生，愁苦怨咨，遂听信闯贼，甘心诳诱，争先投降，秦晋瓦解，齐豫席卷。即畿辅金城汤池，不二日而陷没，则民心不固之害也。闯贼数月间抚有西北半壁，亦可谓神且速矣。而酷虐自恣，搜金银、焚室庐、屠苍赤、拷绅衿，瞬息之顷，蜂起鼎沸，曩之投降者又变为仇敌。皇上神武大振，天兵一临，驱逐鼠孽如摧枯拉朽，则民心顺逆之验也。”[36]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民心”前面一段是比较含混的，既包括了贫苦农民也包括了官绅地主；后面一段则确指那些原先投降“又变为仇敌”的官绅地主。
山海关战役之后三个月内大顺政权管辖区发生的叛乱中，策动者除个别不详外，全部都是官绅地主，没有一例是贫苦农民起来反对大顺政权的。至此，我们可以转而讨论大顺政权为什么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的问题。在大顺农民革命的兴盛时期，总的来说它的后方是稳定的，但是并不巩固。其原因既不是由于什么“流寇主义”不重视地方政权建设，也不是领导人不再关心民瘼导致群众失望，而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绝对不可能巩固。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模式去硬套古代的社会。在三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里，即便是在农民革命高涨时期，地主阶级被迫在政治上屈服，它的潜在势力也不可忽视。农民们由衷地拥护革命，却由于缺乏组织不能形成农民政权的坚强支柱。
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的官绅叛乱，使当地的大顺政权迅速地瓦解了。到甲申六七月间，李自成等大顺政权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局势恶化的症结在于官绅地主，他们一方面加强了对官绅地主的防范（如，把山西、河南一带的官绅全家迁往陕西，使他们脱离故土，无所施其技；监视明降官降将的行动，包括以家属做人质）；另一方面被迫“通令”停止追赃助饷，开始征收赋税。这自然含有向官绅地主让步的成分。然而，局势并没有扭转过来，原因主要是包括仍在大顺政权中任职的明降将在内的官绅地主已经对这个政权失去信心，而清廷不仅首先公布了保护汉族官绅利益的政策，而且指使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通过种种渠道招徕尚在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朝廷之下的官绅。就策略而言，清廷是略胜一筹的。多尔衮在进关初期比较谨慎，在争取人心上有独到之处。他既不分阉党和东林，也不分明官还是顺官，只要归附清朝就一概从优录用。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顺治三年四月，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任甘肃巡抚（实为甘肃节度使，与巡抚等）；刘达为明朝临汾知县，在大顺政权中任两河巡按御史（实为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立即决定按大顺政权所授较高的官职录用。[37]这种高价收买的办法，大大消除了汉族官绅的疑惧，从而出现了一片倒戈归附的形势。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原先归附了大顺政权的明朝武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先后降清。文官的情况也相去不远。正是由于内部的动**不安，李自成原先指望回到陕西组织兵马同清军再决雌雄的计划无从实现，战略上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加上一些具体战役上的判断失误，大顺政权终于一蹶不振，数千里江山转瞬易手，统一全国的前景成了昙花一现。
那么，大顺政权是否注定要灭亡呢？我认为，作为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它绝不可能长期存在。但是，这并不是说大顺政权根本不可能统一全国，成为继明王朝之后的另一个封建帝国。历史曾经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假定，大顺政权在西安建国时完成了向封建政权的转化，那么汉族地主在总体上将会衷心拥护这个政权，而不会宁愿选择一个言语风俗不同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清军要想战胜一个受到汉族各阶层拥护的新兴王朝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大顺王朝一旦稳定下来，就将凭借汉族居住区强大的人力和物力通过政治手段或军事手段重新解决辽东问题，在我国大地上再一次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帝国。假定，大顺军占领北京之后立即停止各地的追赃助饷，把没收财产的政策限制在明内帑和宗室、勋戚、太监以及持敌对态度的官绅范围之内，打击面就将大大缩小，不致树敌过多，大顺政权稳定下来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再假定，大顺政权领导人在渡河东征时不犯麻痹轻敌的骄傲错误，像清廷一样认准对方是自己争夺天下的真正敌手，精兵猛将集中地部署于山海关、北京、宣化一线。那么，在重兵挟制之下，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将是很小的；清廷空国而来也未必能够占到上风。只要这一仗打胜了，或者打成平局，大顺政权也将逐步稳定下来。我们前面已多次指出，李自成起义军建立的政权经过襄阳、西安、北京三个阶段，向封建政权转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稍假时日，转化就将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要动摇一个新兴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政权将是非常困难的。
总而言之，包括大顺农民革命在内的一切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都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农民在革命高涨时期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建立的革命政权不可能长期存在。它们不是被地主阶级的武装所摧毁，就是在胜利进军的途中由于领导人的蜕化转变为封建政权。大顺政权也曾经面临过上述两种前途，只是由于本文阐述的原因，走上了前面一条道路。
本文所探讨的只是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当然还存在一些次要原因，如用兵方略上的错误等。由于篇幅限制，加以作者在其他文稿中已经有所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6期，第31—42页]
[1] 例如，陈济生在《再生纪略》中造谣说大顺军将士在京**掠，“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当时也在北京的明朝官僚杨士聪就力斥其妄，“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证可诬乎”？（《甲申核真略》）
[3]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引李文凤论断。
[4] 《永历实录》卷七《杨锡亿传》。
[5] 康熙三十三年《武强县志》卷六《列传》，张星法：《李令尹列传》。
[6] 参见《国榷》卷九十九等书。
[7] 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
[8] 乾隆四十四年《甘州府志》卷十四。
[9] 邹漪：《启祯野乘》卷十一《朱忠壮传》。
[10]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29页。
[11] 《平寇志》卷之八。
[12]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国榷》卷一百。
[13] 吴麟徵：《寄伯兄秋圃》，见《吴忠节公遗集》。
[14] 张罗喆：《明张氏兄弟倡守保定阖家殉难实迹》。
[15]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63页。
[16] 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引自《玄览堂丛书》第十集。
[17] 冯梦龙辑《甲申纪事》，引自《玄览堂丛书》第十集。
[18] 《清世祖实录》卷二〇；又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九《龚鼎孳传》。
[19] 苏瀜：《惕斋见闻录》。
[20] 谈迁：《枣林杂俎》和集；冯梦龙《甲申纪事·绅志略》。
[21] 《平寇志》卷之十，《甲申传信录》卷五。
[22] 张正声：《二素纪事》。
[23]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24] 《国榷》卷一百。
[25] 程正揆：《沧州纪事》。
[26] 陈济生：《再生纪略》。
[27] 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三《丛纪》。
[28] 郑廉：《豫变纪略》卷六。
[29] 乾隆五十二年《德州志》卷十二《艺文》；程先贞：《何振先传》。
[30] 个别官绅地主中的死硬分子在山海关战役以前就已经狗急跳墙，公然与大顺政权为敌。如河北鸡泽县生员殷渊聚集乡勇于山中，拒绝大顺政权的招降。李自成率主力往山海关后，殷渊即飞檄附近郡县，煽动叛乱。（见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中《殷渊传》）
[31] 王度：《伪官据城记》，见《荆驼逸史》。
[32] 《甲申传信录》卷五。按，李自成进京前后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杀人都极少，所谓“残杀太甚”即指对官绅追赃。
[33] 《沈馆录》卷七，引自《辽海丛书》。
[34] 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之九《舆地编四·纪事》。
[35] 《录疏》，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36] 《皇清名臣奏议初编》卷一。
[37] 《清世祖实录》卷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