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帝被俘次年即康熙元年，李定国病死，部将有的牺牲了，有的投降清朝，也有的逃窜隐居，以大西军为主体的西南抗清斗争终告失败。这时，除了经营台湾的郑氏以外，在大江南北继续坚持武装抗清的只剩下了四川奉节县以东的所谓“夔东十三家”。西南抗清斗争的失败，使清廷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兵力摧毁夔东抗清基地。
康熙元年七月，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向朝廷建议调集四川、湖广、陕西三省的兵力会剿，并请确定会师的日期。他在密疏中说：
……闯逆余党郝摇旗、李来亨、刘体纯、贺珍、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宝、王光兴等贼窜伏于荆、郧、蜀东之间。在楚则远安、兴山、归州、巴东、施州卫、房、竹等处，在蜀则大宁、大昌、夔州、巫山、建始等处，而逼近陕西之兴安。计其切（窃）据地方横亘数千余里……楚蜀难通，气脉梗阻。向来勾通滇寇李定国等假窃号召，摇惑人心，其肆猖獗而稽天讨盖有年矣。前者台臣两次建议，奉旨会剿；旋又奉旨暂停。庙谟深远，诚非愚臣所能窥测。但诸逆向所倚恃观望，惟在滇南。今大兵远伐，六诏敉宁；而诸寇尚负固弄兵，阻我声教……逼处内地，有同养痈。……且楚、郧、秦、蜀处处设防，旷日持久，息肩无期。……惟祈立奋乾断，敕行进剿，俾屡年逋诛之巨寇速就殄诛。……庙堂之上酌定师期，三省士马同于是日进发。……[12]
李国英的建议正中清廷统治者的下怀，九月初四日奉旨：“这所奉三路进兵剿除郝摇旗等贼，说的是。着密速议奏，兵部知道。”兵部经过秘密商议，提出的具体方案是：由湖广提督董学礼调总兵三员统兵三万，从湖广进剿；陕西提督王一正调总兵二员统兵二万五千，另调河南省的河北镇总兵鲍照统兵五千，凑足三万，从陕西进剿；四川由总督李国英亲自统兵进剿，官兵酌量带往。进剿的日期确定为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日逼近抗清基地，同时发动进攻。兵部的方案在九月十三日得到清廷批准，下达川、楚、陕三省。这年年底，清军三路迫近夔东抗清基地，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战斗从此开始了。
康熙二年正月初一日，四川总督李国英利用新春佳节之际，带领重夔镇总兵程廷俊、抚剿署总兵梁加琦所部兵丁从夔州（今重庆奉节）出发，顺长江北岸“沿崖前进”，于初三日渡过大宁河，占领了大昌县。袁宗第被迫将城内外房屋粮草放火烧毁，带领部众撤往深山中的茶园坪。据守大昌北面大宁的是岐侯贺珍，这时已经病死，部众由其子贺道宁以富平伯名义统率。贺道宁见袁宗第败走，清兵迫近营垒，吓得失魂丧魄，在正月十八日向李国英投降。李国英即于是月下旬分兵两路夹攻茶园坪，同时派出一部分军队堵截郝摇旗、刘体纯来援之路。袁宗第虽据险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将士阵亡和跳崖跌死的多达二千五六百人，被俘三百余人，部下新化伯冯启凤缴印投降。袁宗第带着残兵败卒跳崖脱走，同郝摇旗部合营，四川清军也因为粮草接济不上，暂时停止了追击。
与此同时，湖广官兵在提督董学礼率领下攻占了香溪口，这里是李来亨部据守的兴山县进入长江的重要通道。正月上旬，陕西提督王一正带领陕西、河南兵也由白土关进入湖北，攻占了竹山和竹溪两县。二月十五日，同郝摇旗部交战于房县赤土坡，郝部战败。清军三十六营驻扎于房县西面的茅坪，又在邓川峪再次击败农民军。[13]郝摇旗因兵力不敌，在房县境内已经无法立足，于六月二十日带领部下士卒和家口放弃房县山中营寨，取道上龛，于七月初十日到达川鄂交界处的吴家垣子，同刘体纯部会合。[14]房县是郝摇旗部经营了12年的据点，从此落入清军之手。
在清军步步进逼，形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下，郝摇旗同刘体纯商量后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联合以兴山为基地的李来亨部对清军发动反击，打破清政府的围剿计划。这个提议得到了李来亨的积极赞同，他们决定首先合力打击湖广官军，出战之前，李来亨犒赏了刘、郝两部士卒，借以鼓舞士气。七月二十三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三部联合对湖广官军大举反击。农民军奋勇作战，董学礼指挥的三万清军被杀得抱头鼠窜，“带伤、死者甚多”[15]，“除杀伤外，挤窜于南阳河（在兴山县境内），水为不流”[16]。湖广官军一直逃回彝陵（今湖北宜昌市）。
在东线取得重大胜利之后，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又决定乘胜西上，击破四川官军。当时，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统率的官兵已移驻巫山县。八月二十四日，七部农民军数万之众直抵巫山城下。次日凌晨，开始大举攻城。巫山县地处长江三峡之中，是座面江背山的城市。这一地形特点既决定了它易守难攻，但若一旦攻克，守军势必全部覆没，逃跑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李国英在这生死关头，一面亲自负责最危险的地段，随身佩带匕首以示必死的决心，严厉督率部下官兵负隅顽抗；一面两次派人向朝廷呼吁急派援兵。农民军从八月二十五日起昼夜猛攻，志在必克。他们不仅建造了土囤、挨牌、云梯等攻城设施，还开挖地道，准备用爆破或透入城内的方法夺取巫山县城。李国英为了逃脱被歼灭的命运，高悬赏格，鼓动士卒卖命。双方拼死搏斗了几天以后，李国英发现了农民军给攻城部队运饷的通道，就派出几百名精兵，用白布包头，伪装成农民军，潜伏在农民军运粮的路上。见有运粮士兵经过，就从暗中猝然击杀，将尸体和粮食弃置于林木荒草之间。他还下令把农民军为运粮和士兵往来而铺设的浮桥砍断。这些措施，使农民军得不到粮食和兵员的补给，陷于饥疲交困之中。九月初七日，李国英抓住战机，于黎明时分突然开城出战。农民军虽然奋勇迎敌，终被击败，将士阵亡的多达七千人。李来亨等被迫于次日撤退。
康熙二年七月至九月的东、西反击战，是大顺军在夔东地区为打破清军围剿而展开的两次大规模战役。结果是一胜一负，虽然打击了官军的嚣张气焰，却并没有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在这以后，随着清军兵力不断增强，夔东基地逐渐缩小，农民军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年秋天，清廷接到湖广官军惨败的报告，又鉴于四川当局曾经一再求援，决定增派满洲八旗兵参战。命西安将军傅喀禅、副都统杜敏带领驻守西安满兵由陕入川，从水路抵巫山。另调京师八旗禁旅一万名，以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率领前往湖广，增强东路清军实力。[17]
十一月二十九日，傅喀禅、杜敏所统西安满兵到达巫山。由于通过汉中入川，“栈道崎岖，马匹困惫”，李国英立即把自己所统四川绿旗兵的马匹让给满兵骑乘，“鼓励汉兵荷戈步走”[18]。清政府重兵的集结，标志着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农民军内部的一些不稳定分子被清军的浩大声势所吓倒，不断发生重大的叛变事件。十一月，郝摇旗部下的挂印总兵罗茂同投降；十二月上旬，又有郝部挂印总兵马进玉、王之炳、张大盛、武自强，袁宗第部下的挂印总兵邓秉志、杨洵、赵云等带领部众集体哗变，叛投清朝。郝摇旗、袁宗第无可奈何，带着为数不多的士卒前往巴东投靠刘体纯。[19]可是，当时刘体纯部的处境也相当困难。从四川开来的满汉官兵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逼近了刘体纯的营垒陈家坡，大举进攻。刘体纯部抵敌不住，退到天池寨，部下总兵锁彦龙、吴之奇、王加玉、李之翠、刘应昌、胡君贵、田守一、王之礼等先后投降。[20]清军乘势攻占了刘部重要据点老木崆。刘体纯见大势已去，同家属一道自缢而死。据文献记载，刘体纯“骁勇有方略，御众严明”，“颇知爱民”。[21]他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都为之伤心落泪。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为顺应民心，下令以礼安葬。二十六日，清军追至黄草坪，郝摇旗、袁宗第两人带领兵丁拼死抵抗，终因敌势过大，郝摇旗、袁宗第和永历朝廷所派部院洪育鳌被俘，长期依附于郝摇旗的明东安王朱盛蒗[22]也被捉获，永历所派监军太监潘应龙自缢身死。郝摇旗、袁宗第、洪育鳌、朱盛蒗被解到巫山县城，后奉清廷旨意于该地杀害。[23]
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原来坚持抗清的一些领导人发生动摇，先后降清。如据守长江南岸施州卫一带的荆国公王光兴在康熙二年十月同永历朝廷任命的巡抚蒋尚膺带领部下兵丁七千余名向清湖广当局投降。[24]永历朝廷委派的部院毛寿登也在康熙三年正月降清。[25]甚至原来大顺军旧部将领马腾云、党守素、塔天宝也丧失了战斗意志，于康熙三年二月率领部众向清朝投降。[26]
到康熙三年春天，原先所谓的夔东十三家只剩下了李来亨部屹然挺立于湖北兴山县境的茅麓山区。清朝靖西将军穆里玛率兵到达茅麓山下后，自以为兵精将勇，贸然下令向山寨进攻。农民军依凭山险迎头痛击，满兵坠崖落涧，伤亡很大，“慕公（即穆里玛）大悔”[27]。二月初，四川总督李国英、提督郑蛟麟接到穆里玛的咨文，领兵到达茅麓山南面的黄龙山，参加围剿。李国英同穆里玛、图海观察了地势，“见逆寨高险异常，周围一百五十余里”，建议长期围困，由三省官兵会同满洲八旗兵分汛连营扼守。为了达到困死农民军的目的，清军采取了构筑木城、挑挖堑沟、竖立排桩等措施。木城是为清军驻防而设，城外挖掘阔深各八尺的壕沟；壕外埋设一道五尺宽的排桩，名为梅花桩。具体办法是，用长五尺、围一尺的圆木一半埋入土中，地面留露二尺五寸，每根木桩之间相距仅五寸，参差排列，状如梅花。这道壕堑排桩工事建成之后，给农民军的行动和军需供应造成了极大困难。
双方相持了几个月，李来亨部囤积的粮草消耗得差不多了，求战不得，被迫拼死突围。六月十五日深夜，李来亨亲自率领总兵五名、精兵数千名分路进攻清军驻地，另派三名总兵带领士兵旁攻，借以牵制清军赴援。农民军抬着云梯、盾牌，手持钩镰大斧，砍断木桩，铺平沟堑，“炮矢如雨，蜂拥攻打”。这次突围因清军势重，未能成功。闰六月初九日夜晚，李来亨又再次率领几千名士卒猛冲清军防线，“枪炮齐发，势如风雨骤至”。农民军战士“莫不奋臂争呼，拼死力战”[28]。尽管农民军“连攻五阵”，结果仍被清军击退。两次突围的失败，使农民军打破官军围剿的希望幻灭了。即便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李来亨也没有动摇，他把清政府派来招降的叛徒李有实处死，表达了宁死不屈的决心。[29]清军见劝降无效，进一步挑深壕堑，加固工事，以求不战而胜。
八月初四日，寨内粮食告罄[30]，军心不稳，李来亨知道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先把妻子杀死，放火点燃房屋，然后自缢而死。部下士卒除了少数投降以外，都在混战当中英勇捐躯。清朝将领唯恐有农民军将士潜藏逃出，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穷凶极恶地实行斩草除根，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是“扫穴无遗类”[31]，彻底地毁灭了茅麓山抗清武装。至此，坚持20年的大顺农民军的抗清斗争以失败而告终。
清政府为平定这一弹丸之地，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重大的。仅第一线兵力就多达十余万人，至于附近几省为运送军粮而征发大量民夫更使百姓承受了不堪忍受的负担。据王夫之记载，“而□（虏）兵督挽运，丁夫死者积崖谷，益峻法驱里民，三千里外诣军负挽，披蓑笠，缘绝峭壁蚁行，延绵弥望不绝”[32]。李国英之子李雯也说：“先是楚运自西瀼、渣溪起旱（即由船运改为旱路），用夫背运至茅麓山。道里险远，往返不下半月，运既无多，夫半饥毙。”[33]在地方志里也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湖北《安陆府志》记：康熙元年“冬，会兵剿西山，起运夫于各州县，往来死伤甚众”[34]。湖南《安福县志》记：“康熙二年……民役西山，死者十之五。”[35]甚至还因为夫役负担过重发生过哗变，如湖北大冶县：“康熙三年春正月，运夫譁（哗）。西山用师，县派民夫运粮，轮至第三批三百余人，中路逃归，拥聚北关外，左公铉等倡首，要索公县，抢掳后衙与猾胥之家。县官屏匿数日始去。而公铉自称左将军。上檄招安，至县，鼓吹迎之。公铉益恣。”[36]
夔东抗清斗争的被扼杀，标志着清王朝统一事业迈进了一大步。就历史的进程而言，大约从顺治十四年（1657）大西军余部的分裂和孙可望的降清起，全国的抗清斗争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没有胜利的希望了。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否定李定国、李来亨等人继续坚持抗清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以致错误地认为既然清朝统一全国的大势已定，李定国、李来亨等人仍然拒不投降，以致兵连祸结。实际上历史的发展是在各种矛盾的冲突中展开的。从清初统治者政策的调整中，折射出了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换句话说，没有清初农民军和其他仁人志士的舍身拼搏也就没有清初统治者特别是康熙八年玄烨亲政以后在一系列政策上的变化。正是由于以农民军为核心的抗清力量的顽强战斗，才使清朝统治者多少认识到了蕴藏在人民当中的雄伟力量，迫使他们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安定人民生活、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就以李来亨部的斗争来说，直到清中期嘉庆年间京师人士在谈到某件事情极端艰难时还说：“又上茅麓山耶！”[37]这句谚语充分反映了当年茅麓山上的壮士创建的业绩给清朝统治者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由此可见，把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仅仅归因于统治者自动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政策，是没有全面看待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第39—46页]
[1]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九年。
[2] 光绪十年《兴山县志》卷十五《营造志》，又见卷十九《艺文志》。袁宗第、贺珍在大昌、大宁也设置了知县等地方官，见《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一。
[3] 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第193页。
[4]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五。
[5] 《湖北通志》卷六十九《武备志·兵事二》。
[6] 钱秉镫：《所知录》卷下。
[7]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第181页。姚黄指摇天动、黄龙；王二、王三即王光兴、王光泰；刘二虎即刘体纯；一只虎养子即李过的养子李来亨。
[8]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6辑，第185—186页。
[9] 沈佳：《存信编》卷三。
[10]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50页。
[11] 《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958—961页。
[12] 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
[13] 参见同治四年《房县志》卷六《事纪》；及《竹山县志》卷十八《兵防》。
[14] 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一。
[15] 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一。
[16] 乾隆十五年《直隶澧州志林》卷十九《兵难》。
[17] 《清圣祖实录》卷九。
[18] 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二。
[19] 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一。
[20] 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二。
[21] 光绪六年《巴东县志》卷十四《事变志·寇乱》。
[22] 查继佐著《罪惟录》中记有韩王朱本铉自立于郧西，年号定武，为郝摇旗、李来亨等所奉。至“定武十七年”夔东抗清基地被摧毁，“韩王不终”。考之清初档案及有关史料，并无其事。明东安王朱盛蒗长期依附于郝摇旗，但仅属寄居性质，既没有建号称尊，也没有得到郝摇旗、李来亨等人的推崇。
[23] 李馥荣：《滟滪囊》卷四记：“遂生擒宗第、摇旗献功。太保命囚于巫山，请旨。命下，斩宗第、摇旗。”
[24]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及一五。
[25]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
[26]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
[27] 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九《柯尔昆神道碑》。
[28] 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三。
[29]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七年。
[30] 潘内召：《茅麓山记》云：“三年八月，贼食尽，从党争降，来亨计穷，自焚死。”见光绪十年《兴山县志》卷十九《艺文》。
[31] 见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又见康熙八年《当阳县志》卷一《事纪》。按：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五《李来亨列传》中说：“来亨部凡三万余人，来亨死，或死或逸去，就俘执者百五十人而已。余众散入秦、蜀山中，不知所终。”这种说法可能得自传闻，也许反映了作者的愿望，但并不符合事实。从当时清军部署的兵力和修筑的工事来推测，来亨的部众逃出包围圈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32]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五《李来亨列传》。
[33] 李国英：《李勤襄公抚督秦蜀奏议》卷二十二。
[34] 康熙六年《安陆府志》卷一《郡纪》。
[35] 同治八年《安福县志》卷二十九《祥异》。
[36] 康熙二十二年《大治县志》卷四《治忽·兵寇》。
[37] 昭梿：《啸亭杂录》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