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评，从明代中期以来一直受到后人的崇敬。叙述他的业绩既多，也没有什么争议。《左传》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就于谦而言，道德、功绩、文章都脍炙人口，是一位流芳百世的不朽人物。他推崇岳飞，南明张煌言又推崇岳飞和于谦。这三个人都是中国古代光照史册的巨星。
我对近年于谦研究的情况了解很少，自己又缺乏研究，蒙研究会同人热情邀请，要我做个发言，实在是心中无底。只好谈两点不成熟意见，供参考。
一、于谦和明代军事制度演变的关系
按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制度，兵部只管军政，没有指挥权。军务由皇帝任命勋臣、五军都督府将领管理和指挥作战。直到英宗正统年间还是这样。有一个典型例子，兵部尚书邝埜（于谦为侍郎）向管理都督府事务的恭顺侯吴克忠索取军（事务）队册籍看看。吴克忠回答要请示皇帝，邝埜一听，知道自己越权，连忙道歉。可见在“土木之变”以前，兵部尚书连五军都督府的册籍都不能查阅。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以后，郕王朱祁钰由监国即位为帝，对兵部尚书于谦十分信任，授权“提督各营军马”[243]。在这危急关头，于谦毅然挑起重担，亲自指挥军队在北京德胜门、西直门、彰义门外击退瓦剌也先的军队。景帝给于谦加衔少保，并总督军务兼兵部尚书。（十月乙亥）于谦“乞回少保、总督之命，仍臣尚书旧职”。景帝没有同意。[244]十一月，兵部尚书于谦在奏疏中谈到训练军马说，“臣不时往来总督”教场操练，景帝立即同意。[245]景泰元年正月，昌平侯杨洪上疏言四事，其一即“乞赐总督军务少保于谦以将权，俾军士知所以畏令”，并负责“选军操练”。景帝明确地回答：“于谦已总督军务，即将权也。其余军务，兵部计议行之。”[246]同年六月，于谦等言：“比者奉命令臣等具将士军马数目，战守方略以闻。”[247]景泰二年二月，于谦在一件奏疏中说：“臣既为少保，又兼尚书，加以总督军务，掌握兵戎。”请求辞去少保和总督军务，景帝又不同意。[248]这里请辞的少保只是一种荣誉的虚衔，关键是“总督军务，掌握兵戎”，实际上是原属五军都督府的军队管理权和指挥权。同年十二月，于谦奏：“臣才职浅，既掌部事，又总兵权，委难负荷。今副都御史罗通已召至京，乞令提督训练军马，臣专理部事。诏不允，令谦仍总军务，（罗）通协赞提督操练。”[249]
于谦既掌军务，为提高军队战斗力，两次提出团营操练。景泰二年十一月，于谦建议选官军十万，分五营团练，以便“兵将相识”。[250]景泰三年十二月，“总督军务、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总兵官武清侯石亨等议选五军、神机、三千营精锐官军十五万，分为十营，每营置坐营都督一员”[251]。到景泰五年（1454）二月，兵科都给事中苏霖等奏：“臣窃见于谦平日军务悉凭节制，自总兵而下，莫不箝口结舌以依从，俯首帖耳以听服。……平日节制号令皆系于谦。……”[252]《明史》卷一百七十据王世贞《弇州史料》《兵部尚书于公谦传》剪裁而成的《于谦传》也说：“谦之为兵部也，也先势方张，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拥众僭号，湖广、贵州、广西瑶、僮、苗、僚所至蜂起。前后征调，皆谦独运。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
这些事实都说明景泰帝在位期间，于谦实际上掌握了军政和军务大权。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兵部。南宫复辟之后，于谦虽然被害，但是从他开始的兵部权力上升，五军都督府职权日益衰微，却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直到明朝灭亡。这是在研究于谦和明代军事史时应该充分注意的。
二、关于孙太后的影响
于谦曾经长期担任山西、河南巡抚，政绩显著，但他一生中最突出的篇章还是在土木之变到南宫复辟这一段。谈这一段历史不能忽视孙太后的影响。从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到南宫复辟，孙太后的地位和作用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宣宗朱瞻基原来的皇后是胡氏，却宠爱孙贵妃。两人都没有生儿子，孙贵妃把宣宗同宫人生的儿子抱为己子，取代了胡氏成为皇后。这个养子就是后来的英宗朱祁镇。宣宗另一个儿子是吴贤妃生的朱祁钰，也就是后来的景泰帝。英宗即位以后，孙氏被尊为皇太后，母子感情非常深厚。太监王振怂恿英宗亲征时，英宗指定郕王朱祁钰居守。不料发生土木之变，消息传到北京，孙太后首先是下诏立英宗庶长子朱见深（后来的宪宗）为皇太子，由于朱见深才2岁，只好让郕王朱祁钰“暂总百官理其事”。孙太后的意图是即便儿子朱祁镇回不来，皇帝的宝座应由她的孙儿朱见深继承。然而，明代没有太后垂帘听政一说，郕王既掌握了皇帝的实际权力，也就阻止不了他正式即位的意图。在文武百官以“国赖长君”为理由的请求下，孙太后不得不同意朱祁钰即位为帝。景帝即位，尊大兄皇帝为太上皇帝，并且在给英宗和也先的信中明确表示即使回来也不能再当皇帝，即所谓“恐降尊就卑，有违天道”。正统十四年十二月，景帝尊孙太后为上圣皇太后，自己的生母吴氏为皇太后。景泰元年八月，瓦剌部也先把英宗送回，景帝是很不愿意英宗回来的，连奉迎的使者也不肯派，给也先的信件中也没有“奉迎”二字。英宗回京，景帝接待的礼节极为简慢，随即把英宗软禁于南宫。礼部和其他大臣要求在英宗生日和元旦朝见一下太上皇帝也不被准许。甚至连英宗生病要药也不给[253]，还把南宫靠近宫墙的树砍掉，防止英宗逃出来。孙太后挂念自己的儿子，到南宫去看过几次。竟然有人向景帝建议趁孙太后去南宫时不准再出来，同英宗一道软禁。吓得孙太后不敢再去南宫。景泰三年四月景帝利用广西土官黄的奏疏，决定易储，让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取代英宗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何文渊起草的群臣奏疏中说：“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传之子。”五月，正式下诏立朱见济为皇太子，原太子朱见深改封沂王。这一系列的非情之举，对孙太后和软禁于南宫的英宗自然是重大的刺激。名义上是太上皇帝、上圣皇太后，日子却十分难过。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朱见济病死，由于景帝只有这一个儿子，不少大臣建议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景帝认为自己还年轻（不到30岁），会再生儿子，坚决不同意。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大将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徐珵）等决定把英宗从南宫中迎接出来复位，改元天顺。在策划南宫复辟的过程中，由太监曹吉祥征得了孙太后的同意。所以后来官校纷纷以“夺门”有功冒滥官职时，就有大臣指出没有孙太后的决策，南宫复辟未必能成功。英宗复位特地给孙太后加尊号（圣烈慈寿皇太后）。郑晓《吾学编》中说，孙太后并不知道于谦被处死，“怜公忠于社稷，有功不赏，嗟叹累日，面谕上‘何不留谦’，上深悟悔”[254]。到宪宗成化年间，于谦的冤案终于全部平反。于谦的遭遇同宫廷、朝廷上的矛盾密切相关，这方面似乎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
以上是我的两点粗浅意见。学术上由于功力不够或一时疏忽，难免出错。比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宫复辟》开头说景帝把英宗送入南宫，接着记以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其实，王骥是守备南京。位于北京南池子的南宫与南京相距甚远。近年在一些史学著作中还有沿袭谷应泰的失误，说王骥奉命看守南宫，防止英宗同外界联系。像《明史纪事本末》这样的名著都会出现明显失误，我对于谦缺乏研究，发言中肯定会有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请方家和各位学者批评指正。
（原载于于谦研究会选编：《于谦研究》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