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军事
一、明朝统治的危机
（一）统治集团的全面腐朽
万历十年，大学士张居正病逝，他所推行的改革很快被明神宗全盘否定。明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在一度振作之后，又继续腐败下去，终于形成了统治危机。
从万历中期开始，明廷最高统治者一直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国计民生被置之度外。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局面虽有所改变，但已无法挽救明王朝覆亡的命运了。明神宗在历史上以昏庸著称，在位48年当中大约有20年不理朝政。大臣要求召见面奏国事，也很少得到允许。奏疏往往“留中”不予批示，整个朝政陷于半瘫痪状态。然而，他对金银珠宝却是贪婪无厌，派出大批宦官和锦衣卫官校前往各地“开矿”“征税”，倚仗至高无上的皇权恣意掠夺民间财产。
以辽东税监高淮的所谓开矿征税为例：“谓其出巡为打劫之别名，非虚也。近辽人为之谣曰：‘内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无路，钻地无门。’又曰：‘皇天不挣眼，内相抹了脸。辽东人遭殃，不久要逼反。’”[1]这以后不久，辽东军事局势的急剧恶化，同矿监税使的野蛮掠夺导致北方军民困苦不堪有着密切的关系。万历中期以后，矿监税使几乎遍及全国，为害地方长达20多年。
万历四十八年（1620），明神宗去世，明光宗即位一个月也病死了，他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1620—1627年在位）。明熹宗自己不理政事，信用太监魏忠贤，宦官权力大增。从万历后期出现的党争更趋激化，东林党和阉党势不两立的争斗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
明朝中期以来，贵族（朱明宗室、世袭勋贵、皇亲国戚）和官绅地主的势力不断扩张，他们大量地兼并土地，无情地榨取人民的血汗。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天灾人祸，已陷入困境。
在农民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时候，明政府不仅不救济，反而“严为催科”。农民被迫铤而走险，不断地举行武装反抗。万历十六年，刘汝国等在太湖、宿松地区领导起义，自称济贫王，“就富民箱囷，招徕饥民共食之。饥民随者数万人”[2]。万历二十七年，白莲教徒赵古元在徐州一带组织起义，“约以二月二日各处兵马八路齐起，先扬淮，次取徐州新河口，阻绝粮运；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明朝地方官僚惊呼：“黄巾、赤眉之祸，再见于目前。”[3]万历三十四年，南京又有无为教徒刘天绪等密谋起义，“自称为辟地定夺乾坤李王”[4]。天启二年（1622），山东白莲教徒在徐鸿儒领导下发动起义，先后攻下郓城、邹县、滕县、峄县等城，准备“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改元建号”[5]。北直隶景县民于弘志领导的棒棰会，也起而响应。这些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遭到明廷的武力镇压，但总的趋势是反抗的规模越来越大，预示了大规模的明末农民战争即将来临。
（三）军政的废弛
作为明帝国主要支柱的军队，开国时确立的卫所制度，采用官、军世袭的办法，后来已逐渐丧失了战斗力。中期以后大规模实行募兵，虽然曾经部分地弥补了军事力量的不足，但由于整个军政的败坏，兵部和将领唯贿是求，层层盘剥，士卒不仅难以置办必备的武器装备，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上疏说：“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沿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6]
士卒生活贫困已极，不仅无法维护军队的战斗力，而且造成一连串的哗变。仅以崇祯初年为例，元年七月，辽东宁远官军缺饷四个月，士兵们枵腹难忍，群起哗变。辽东巡抚毕自肃、宁远总兵朱梅被叛兵抓住，“棰击交下”，毕自肃惭愤自尽。二年，因清兵入犯畿辅，诏各地火速派兵勤王。山西勤王兵哗变于京郊，甘肃勤王兵哗变于安定（今甘肃定西），原因都是缺饷和未得安家银两。
军政的败坏，还突出地表现为纪律**然无存。朝廷原意“设军以卫民”，到明朝末年变成了祸国殃民。其中一部分豢养家丁，作为关键时刻保身之用。朝廷发给的军饷一部分落入将领私囊，一部分被将领用于蓄养家丁，导致大多数士卒虚占名额，整个战斗力下降；另一方面将领拥兵自重，增强了对朝廷的离心力。明末出现一批临战奔溃甚至叛变投敌的军阀，同家丁制下军队的私有化是紧密相关的。
军政败坏是明朝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崇祯年间，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兵饷。兵饷大幅度增长造成财政入不敷出，朝廷为解决饷源，加紧对百姓压榨，直接导致官逼民反，为镇压农民起义又再三加征重赋，明王朝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自身的灭亡。
二、金国的建立与攻占辽东
（一）金国的建立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是我国众多兄弟民族之一。明朝建立后，在女真族居住区设立了大批卫所，任命各部酋长为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官职，建立各级行政机构，管理军政事务。清朝统治者的祖先就是起源于建州左卫。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平定建州右卫首领阿台等反明过程中，受另一女真酋长尼堪外兰的唆使，杀害了无辜的建州左卫首领觉昌安及其子塔克世，他们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为了安慰努尔哈赤，明朝让他袭任都指挥使官职，赐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这年努尔哈赤25岁，风华正茂。祖父和父亲的被害，加上明廷对女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使他决心统一女真各部，摆脱明朝的控制。当时，女真的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王甲部、董鄂部、哲陈部、讷殷部、鸭绿江部、渥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陵弱，众暴寡，争夺无已时”[7]。正是在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下，努尔哈赤于五月间以遗甲十三副、士卒不到一百名起兵，采取“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8]的政策，开始了统一女真的活动。由于自身力量不足，努尔哈赤在用兵策略上充分利用了女真各部分散势孤的特点，实行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的方针，逐渐吞并了建州女真各部。万历十五年在虎拦哈达南冈建城，“定国政”[9]。努尔哈赤利用明廷颁发给各部的敕书500道领取年例赏物，同时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同明辽东商人交易，“因此满洲民殷国富”[10]。努尔哈赤自知羽翼尚未丰满，在一段时间里，他避免同实力强大的海西女真冲突，对相邻的蒙古、朝鲜表示亲善，对明廷更是恭顺，亲赴北京朝贡，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治理建州各部。明廷在万历十七年授予他都督佥事的官衔，万历十九年（1591）加升左都督，万历二十三年（1595）又封为龙虎将军，以嘉勉他的守边有功。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逐渐崛起，同海西女真的摩擦也日益增多。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布斋贝勒纳林布禄纠集了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九部，合兵三万，分三路向建州女真发动进攻。在优势敌军压境的形势下，建州“众皆失色”[11]。努尔哈赤却沉着镇静，派人探明情况，对部众说：“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即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12]他从容布阵后，一举击败叶赫、科尔沁三贝勒兵，九部头领闻风丧胆，“各不顾其兵，四散而走”。努尔哈赤指挥部众趁势掩杀，歼敌兵四千人，获马三千匹，盔甲一千副，“满洲自此威名大震”[13]。此后十余年间，先后攻灭哈达、辉发、乌拉等部。随着归附人口的增多，努尔哈赤加强了部众的组织，先分立牛录，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后又扩建为八旗，规定五牛录设立一甲喇额真，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共设黄、白、蓝、红、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八旗固山。“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杂”，“克城破敌之后，功罪皆当其实。有罪者即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怨不遗，必加升赏。用兵如神，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14]。此外，努尔哈赤还命人创制满文，开始炼铁，开采金银矿产。由于实力的不断增强，努尔哈赤对明廷的态度日益傲慢，大有分庭抗礼之势。明政府也感到建州的兴起将危及东北地区的安宁，加强了防范。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准备进攻叶赫部，明廷决定派出军队保护叶赫。次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大臣的拥护下，建立后金国（史称后金），年号天命。
（二）萨尔浒之战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决心对明朝用兵。四月十三日，他以杀父祖、遣兵助叶赫防御等“七大恨”告天，率步骑二万攻明。在所谓七大恨中，最重要的是指责明廷阻碍了他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认为明朝支持哈达、叶赫是“逆天”行为。[15]努尔哈赤分兵两路，命左翼四固山兵攻东州、玛根丹（均在今抚顺南面）两城，自己率领右翼四固山兵攻抚顺。抚顺很快就被后金兵攻克。明游击李永芳投降，东州、玛根丹两城以及五百多个台堡也被占领。努尔哈赤把掠得的人、畜三十万，赏给部下将士。明广宁总兵张承荫、辽阳副将颇廷相领军一万来战，努尔哈赤回军攻杀，明军虽拥有火炮，却被后金兵冲入营中，张承荫等战死，士卒十损七八。后金兵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器械无数。七月，努尔哈赤又攻清河，明守将总兵邹储贤领兵一万固守，被后金兵架梯攻克，邹储贤和部下士卒全遭杀戮。
明廷得报后大为震惊，派杨镐为辽东经略，率领总兵杜松、马林、刘、李如柏统兵十万余人，号称四十七万，平定辽东。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杨镐命令明军分四路由抚顺关（在今抚顺东面）、铁岭、宽甸、鸦鹘关（在今辽宁本溪和新宾之间）向赫图阿拉（兴京，今辽宁新宾）推进，企图以优势兵力一举扫灭后金。努尔哈赤临危不惧，他利用各路明军虽然迫近赫图阿拉，却相互呼应不灵的状况，决定实施“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16]的作战方针，各个击破。他首先集中全力迎战来自抚顺的明军中路主力杜松部。三月初一，在萨尔浒全歼杜松部。次日于尚间崖（地近今铁岭东南之鸡冠山）击败北路明军，总兵马林仅以身免。努尔哈赤留下四千士卒守卫赫图阿拉以防李如柏部明军，主力随即掉头向东南方面迎击明朝名将刘部。刘在初三日于董鄂（今辽宁桓仁）击败后金守兵五百人，杀二牛录章京，进至阿布达里冈（今新宾南约四十里）遭到后金兵的伏击，刘在混战中阵亡，全军覆没。坐镇沈阳的杨镐闻讯，急令进至虎拦（在今清河城镇东面）的李如柏撤退。五天之内，明朝四路大军三路覆败，萨尔浒之战以后金全胜而告终。从此，后金的力量和声威大增，成为明朝最大的边患。
（三）宁远之战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兵力元气大损，努尔哈赤趁势先后攻占开原（1619），吞并叶赫（1619），攻克沈阳、辽阳（1620）以及辽东半岛大部分地区，并且在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攻占广宁（今辽宁北镇），明朝总兵刘渠、祁秉忠等全军覆没，辽东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带领辽东军民逃入山海关，关外几无遗土。后金兵撤退以后，明朝宁前兵备道袁崇焕于人心震慑之余，领兵收复宁远（今辽宁兴城），招徕难民，加固城守。
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又决定大举攻明。正月十四日，亲率大军渡过辽河向西推进。后金主力来犯的消息传开后，锦州、松山（今锦州南）、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市）、小凌河、杏山（锦州南）、连山（今锦西）、塔山（锦西北）七城的明军大惧，“焚房、谷而走”[17]。后金兵直抵宁远城下，并且派出一支军队于宁远城西南五里处切断通往山海关的大路。努尔哈赤妄图倚仗优势兵力不战而下，派被俘汉人进入宁远城对袁崇焕说：“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袁崇焕大义凛然地回答道：“义当死守，岂有降理？”[18]“且汗称来兵二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我亦不以来兵为少也。”[19]
努尔哈赤见招降无效，于正月二十四日指挥后金兵奋力攻打。袁崇焕和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凭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20]。后金兵失利，被迫后撤。次日，又挥兵力攻，被明军击退。后金兵在攻城时被击毙游击两员、备御两员、士兵五百名。努尔哈赤自从25岁起兵以来，四出征讨，战无不利，攻无不克，特别是在万历四十七年一举击败明朝四路之师，自谓所向无敌。没想到宁远城下损兵折将，败于明朝一个中级官员手下，这在精神上给他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二月上旬，努尔哈赤灰溜溜地回到沈阳，不久发病，于八月十一日死去。
（四）松山之战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四王皇太极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天聪（天聪元年即明天启七年，1627）。为了稳定内部、解除后方威胁，皇太极多次向明朝表示愿意和谈，甚至允诺放弃帝号，承认明朝皇帝为天下共主，条件是勒索巨额金银财帛，恢复互市，借以达到从经济上加强自己，削弱明朝的目的。同时，大举出兵，东征朝鲜（1627年、1636年），西征同明朝友好的蒙古察哈尔部（1628年、1632年、1635年），迫使他们臣服于后金。到1636年（明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建元崇德。时清朝不仅在辽东的实力大为增强，而且控制了朝鲜和漠南蒙古。皇太极从朝鲜勒索金银物资，又利用蒙古的骑兵和地盘入侵内地。
天聪、崇德年间，皇太极曾在1629年（明崇祯二年）、1634年、1636年三次绕过明军集结在锦州至山海关的重兵，由西面破边墙入犯。其中，以第一次和第三次对明朝的打击最为沉重，京师戒严，大批州县被攻破。清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数十万人口、数百万两金银以及其他财物被掠走。然而，由于锦州、宁远、山海关一线有明朝重兵扼守，清朝虑及根本，始终不敢在内地久留。为了达到进占中原的目的，皇太极决心拔除明朝关外的军事重镇。
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三月，皇太极采取“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21]的策略，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右翼主帅，多罗贝勒多铎为左翼主帅，带领一半清军包围锦州。守将祖大寿顽强抵抗，清军未能得逞。五月，皇太极亲至锦州城外，督促清兵抢割郊外庄稼。六月，派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率另一半清军接替济尔哈朗、多铎所统军队，继续围困锦州。此后，每三个月轮换一次，以资休整。祖大寿被围日久，兵力不敌，向朝廷紧急求援。这年年底，崇祯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总兵李辅明、王朴、唐通、曹变蛟、白广恩、马科、吴三桂、王廷臣统步骑十三万往援。洪承畴吸取了杨镐轻举妄动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1641年五月，他率领援军精锐进至锦州城南约十八里的松山西北立营，同锦州城内的祖大寿部呼吸相应。济尔哈朗令右翼清军向明朝援军进攻，不仅被击退，连他自己在山顶设立的营寨和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驻营地也被明军占领。由于祖大寿英勇善战，洪承畴老成持重，清军在围攻锦州和袭击明朝援军的战斗中一再失利，梅勒章京硕翁等被击毙，牛录章京佛洛向明军投降。[22]当时，锦州城内的粮食可供守军一二年之用，援军相距不远，人心稳定。按洪承畴的部署，援军前锋固守松山，待后续部队护送粮草辎重由塔山、宁远抵达松山地区后，再一举突破清军防线，同祖大寿军会师。可是，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却迎合崇祯帝速胜心理，力劝下诏促战。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带着崇祯帝的密诏和兵部文书来到松山，强令洪承畴立即同清军决战，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被迫把大批粮储留在塔山一带，全军向松山集中。
八月，清军前线主将多尔衮、豪格向皇太极报告“敌兵实众，乞遣送亲王率兵一半前往，协力拒敌”[23]，即要求改变原先半数兵力进攻、半数休整的部署，全军出战。皇太极知道成败关键在此一举，十五日亲统大军赶赴前线。鉴于洪承畴的13万大军云集于松山、乳峰山的狭小地区，大批粮草却留在塔山、笔架山和宁远，皇太极当即决定主力进至塔山、松山之间，派阿济格等攻下笔架山，缴获明军积粟12堆。他从情报中得知洪承畴部大军随带粮食不多，饷道切断，势必后撤，就在松山、塔山之间掘壕设障，埋伏重兵，伺机歼敌。洪承畴早已预计到这种危险，陷入绝境后，他力图挽回败局，除留下曹变蛟、王廷臣同自己固守松山地区外，命令吴三桂、王朴、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六总兵回师西南，打开通道。但战略上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挽救朝廷决策的错误了。吴三桂等突围途中，不断遭到清军邀击，几乎溃不成军，被清军追杀和逼入海中淹死的多达数万人，只剩下少数兵马突出重围。洪承畴打通饷道的方案既已破产，自身也像锦州城里的祖大寿一样陷入了重围。为了加强松山的防御力量，他命曹变蛟放弃乳峰山，同自己合守松山。曹变蛟奉令带兵杀出重围，无意中冲入了皇太极的御营，清军“大惊”[24]。从九月起，洪承畴，辽东巡抚丘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所统士卒不过一万多人驻守松山，仍一再派兵出城突击，都被清军击败。到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副将夏成德叛变，接应清军入城，丘民仰、王廷臣、曹变蛟等被俘杀，洪承畴被俘后降清。三月，祖大寿投降，清军占领锦州。至此，松山、锦州战役以清方全胜结束，明朝在辽东只剩下宁远至山海关一隅之地，没有力量同清方再决雌雄了。
三、明末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
（一）李自成中原五歼明军
天启七年，明末农民大起义在陕西爆发。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各部起义军时分时合，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转战黄河南北。明廷先后增兵添饷，都无法遏制像烈火一样蔓延的农民起义。到崇祯十四年正月，绰号闯将的李自成率部攻克河南洛阳，处死福王朱常洵。由于当地饥民大批归附，七月间，另一支起义军在著名领袖罗汝才率领下来到河南会同作战，李自成起义军兵力陡然增强。崇祯帝朱由检得知洛阳失守、亲叔被杀，急令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率总兵贺人龙、李国奇部兵马两万，同保定总督杨文岳统率的总兵虎大威部会合，追击李自成、罗汝才联军。九月，官军在河南项城孟家庄陷入起义军布置的埋伏圈中，贺人龙、虎大威、李国奇见势不妙，掉头逃往沈丘，杨文岳也在部将保护下窜入陈州（今河南淮阳）。傅宗龙只剩下标营六千人马，被起义军团团围住，几天以后矢尽粮绝，被迫突围。在起义军邀击下，士卒星散，傅宗龙被起义军俘杀。
傅宗龙兵败身死后，明廷任命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追剿李自成起义军。崇祯十五年二月，汪乔年率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张国钦、张应贵部卒三万出潼关，准备同左良玉部官军东西夹剿。这时，李自成、罗汝才起义军正把左良玉部围困在郾城，汪乔年当即赶赴襄城，催促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三总兵率部向郾城进发。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迫近，决定停止围攻郾城，全力西向迎击汪军。二月十三日，在襄城以东40里击败陕西官军，明总兵张国钦阵亡，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擅自带领部下兵马逃回陕西。左良玉在郾城解围后并没有西向尾追起义军，而是乘机率部东奔。汪乔年麾下，只剩总兵张应贵部四五千人据守襄城。十七日，起义军攻克该城，张应贵被击毙，汪乔年被活捉后处死。起义军乘胜扩大战果，连克豫中大批城镇。
这年五月，李自成第三次进攻开封。明廷急令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带领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赴援，兵力多达十八万，号称四十万，准备同李、罗联军决战。五月十三日，官军前锋进至朱仙镇。李自成当机立断，撤出围攻开封的兵马，专一对付来援官军。官军数量虽多，但除左良玉外，兵将都是从陕西、京营、江南等地临时抽调来的，各镇总兵互相观望，推诿不前，督师丁启睿又懦弱无能，一味依赖左良玉，被人称为“左府幕客”[25]。朱仙镇一战，左良玉见起义军军力强盛，为了保存实力首先率部南逃，其他将领也不战而溃。丁启睿和杨文岳对部队失去控制，仓皇失措，分别窜往固始和归德（今河南商丘）。起义军趁势追杀，收得降卒数万名、骡马七千匹。五月二十五日，起义军重新包围开封。
中原三次用兵都因大将拥兵自重，不听总督、督师节制，遇敌先逃，破坏了整个军事部署。明廷有鉴于此，又急于解开封之围，决定大力整顿军纪。首先把在朱仙镇战役中畏敌避战的总兵杨德政处斩，借以警告左良玉等；又密令新任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会集诸将，突然逮捕总兵贺人龙，宣布他多次倡逃，陷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于死地的罪状，当即斩首示众。九月，孙传庭在明廷一再催逼下，统兵东出潼关，部下总兵有左勷、白广恩、郑嘉栋、牛成虎、高杰等。这时，开封已经被明朝官员挖开黄河大堤淹没，李自成、罗汝才联军移向豫西南。孙传庭率部入关后，即向南推进。十月初一日，两军在郏县相遇。孙传庭命郑嘉栋、高杰、左勷等部设下埋伏，牛成虎领兵出战。战斗开始不久，牛成虎就假装兵力不敌向后撤退，李自成不知是计，领兵追入埋伏圈中，伏军两面夹攻，牛成虎也率部回头死斗。李自成部大败，狼狈撤退。官军见起义军丢弃的兵械物资很多，顾不上追击，纷纷争夺财物。罗汝才部起义军抓住战机，迅猛出击。官军措手不及，败下阵来。李、罗联军尾追不舍，杀官军数千名，夺得大批战马。孙传庭收拾败军退入潼关。
击败陕西官军后，起义军乘胜占领河南大部分州县。这时，活动于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的“革左五营”首领贺一龙、马守应、刘希尧、贺锦、蔺养成商议决定率部入豫，同李自成、罗汝才联合作战。闰十一月，李、罗和“革左五营”联军攻占河南汝宁（今汝南），俘杀明朝崇王朱由樻、保定总督杨文岳。至此，黄河以南的河南各府基本上处于起义军占领之下。由于当地连年遭受旱、蝗灾害，加以频繁的战争，社会生产几乎停顿，李自成等大军云集于河南，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因此，汝宁战役后，李自成等即率各部主力四十万人经南阳向湖广襄阳进军。驻守在这里的明总兵左良玉闻讯大惊，拔营沿汉水逃往武昌。崇祯十五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起义军占领了襄阳、荆州、承天（治今湖北钟祥）、德安（治今湖北安陆）。李自成被推举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改襄阳为襄京，开始设立中央政权机构，并且对各部起义军实行统一改编，分为镇守地方的驻军和担负攻城野战任务的前、后、中、左、右五营。消息传到北京，崇祯帝大为震惊，命令孙传庭重整兵马，再出潼关，与屯驻在武昌的左良玉部官军合击起义军。这一决策遭到包括孙传庭在内的大部分高级官僚的反对，兵部侍郎张凤翔说的话最有代表性：“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26]朱由检却固执己见，怀着侥幸心理严令孙传庭率部出关，“**平流寇”。八月，孙传庭带领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约十万兵马东出潼关，檄调原守开封的河南总兵陈永福会师洛阳然后南下，又发文书令左良玉统兵西上。李自成接到孙部大军入豫的消息后，亲自统率主力由襄阳北上河南，准备迎战。在战略上，李自成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洛阳以南的广阔地带只派少数部队阻滞官军，“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27]，主力都集中在郏县地区。孙传庭重占洛阳以后，没有遇到顽强抵抗就推进到宝丰县。李自成见陕西官军离后方供应基地已经越来越远了[28]，就出其不意地派大将刘宗敏领骑兵一万由间道抄到官军后方，在汝州（今河南临汝）白沙切断了官军饷道。孙传庭得信大惊，他知道就地筹粮是不可能的，面对农民军主力枵腹作战又毫无取胜把握，被迫下令回师就粮，打通饷道。为了防止起义军跟踪追击，命令陈永福率所部河南兵留守。河南官军对孙传庭保存嫡系、让自己当替死鬼的做法大为不满，拒绝服从命令，自动向北撤退。李自成见时机成熟，下令总攻。官军部伍大乱，士卒争先逃窜，道路也为之堵塞。起义军骑兵腾越而过，奋勇直追，步兵随后歼敌，“官军死亡四万人，军资甲仗马骡数万尽为贼有”[29]。孙传庭和总兵高杰、白广恩等在一片混乱中，收拾残兵败卒，退回潼关。郏县、汝州战役，陕西官军精锐大部被歼，士气一蹶不振。十月初，李自成挥师攻克潼关，孙传庭兵败身死。几天以后，西安被起义军占领，明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随之瓦解。
（二）张献忠转战大江南北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为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张献忠自崇祯三年起兵，号称西营八大王，先后转战陕、晋、豫、皖、鄂、川等省。崇祯十一年，由于明廷加紧镇压，农民起义一度转入低潮。李自成等部在陕西、甘肃连续失利后，剩下大约一千人马隐蔽在陕、川、鄂接境的深山里，销声匿迹。“革左五营”也退入英霍山区（大别山），避免同官军正面交锋。另一些起义前期著名的首领如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等则向明政府投降，充当镇压起义军的鹰犬。张献忠和罗汝才（绰号曹操）也以受抚为名，率部屯驻于湖北谷城和房县，但拒绝接受明政府的改编和调遣。在一段时间内，明廷制定的剿抚并行方针似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重新起义，占领谷城和房县，七月间于房县播箕寨一举击败赶来镇压的左良玉、罗岱部官军，从而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崇祯皇帝气急败坏，下令把主持抚局的总理军务熊文仙逮捕治罪，九月间派亲信重臣杨嗣昌出任督师。临行前，他密谕杨嗣昌集中兵力围剿张献忠，对其他各部起义军则“剿抚互用”[30]。杨嗣昌遵照这一旨意，部署了以平贼将军左良玉部和陕西官军组成的优势兵力，准备在鄂西、川东地区围歼张献忠部。这样，从崇祯十二年夏到十三年底，张献忠和罗汝才部起义军就承担了迎战围剿官军的全部重任，大大减轻了李自成和“革左五营”的压力。崇祯十三年二月，张献忠部在四川太平县（今四川万源）玛瑙山被左良玉部官军冲入老营，损失惨重。三月，又在韩溪寺被陕西官军击败。这年秋天，张献忠与罗汝才决定合兵入川，采取“以走致敌”的方针，在四川境内忽东忽西，时南时北，把追剿官军拖得疲惫不堪。崇祯十四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之间的矛盾，突然率部东下，在开县黄侯城一举击败尾追不舍的猛如虎部官军，随即进入湖北，于二月初四日攻克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闻讯愤恚而死。
崇祯十四年至十五年，张献忠起义军先后转战于今湖北、河南、安徽一带。崇祯十六年春，李自成部由河南南下湖广襄阳等府，张献忠也率部由安徽西上湖广，五月间占领省会武昌，处死明楚王朱华奎，在这里建立了大西政权。七月，张献忠率领大西军向今湖南进发，不久就占领了岳州（今湖南岳阳）、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和湖南大部分地区，明惠王、桂王逃往广西，吉王逃往广东。张献忠还派出部分军队进入江西，占领了袁州、吉安二府。在湘、赣地区建立的大西政权已经颇具规模了，然后，在这年冬天，张献忠得到了李自成全歼陕西官军的消息，判断明朝的覆亡指日可待，为了避免同李自成部发生重大摩擦，他毅然决定放弃湘、赣，进军四川，企图利用这块北有秦岭、东有三峡，易守难攻的地方，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六月，大西军占领重庆，处死明瑞王；八月攻克成都，明蜀王投井自尽。张献忠分派部将收取四川各州县，所至望风归附。十月，张献忠改成都为西京，自称大西皇帝，年号大顺，在四川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31]
（三）李自成夺取陕西三边和攻占北京
崇祯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李自成起义军占领西安。陕西三边是明朝为防御蒙古屯驻重兵的地方，居民尚武习战，明朝的精兵良将多来自这一地区。李自成为了东向争夺天下，必须首先拔除三边军事重镇，解除后顾之忧。占领西安以后，他分兵三路，北路军由他和李过、刘芳亮率领进攻陕北。占领延安后，李自成返回西安，由李过、刘芳亮统兵七万攻取榆林，十一月二十七日攻克该地。南路军由田见秀率领收取汉中，十一月间连克城固、南郑（今陕西汉中），明总兵高汝利等投降。田见秀留部将镇守汉中，自己返回西安。西路军由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率领，先后攻克庆阳、固原、宁夏（今宁夏银川）、巩昌（今甘肃陇西），明总兵白广恩、左光先、陈永福投降。刘宗敏等返回西安后，由贺锦统兵继续西征，占领了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1644年正月，贺锦在进攻西宁卫（今青海西宁）时被当地土司伪降诱杀，部下将领不胜愤慨，立即攻克该地，各土司首领也先后归顺。
三边既定，李自成在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正月初一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中央政权设丞相、六政府（相当于明朝的六部）；地方省级设节度使，道设防御使，下有府尹、州牧、县令等官。同时大封功臣，刘宗敏、田见秀、李锦（即李过）、刘芳亮、袁宗第、张鼐、谷英、刘国昌等均授侯爵。
西安建国标志着李自成认为推翻明王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以前，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已派李友、白鸠鹤率领先头部队东渡黄河，占领山西荣河等县。正月初八日，李自成亲率大军从西安出发，开始向北京进军。在军事部署上，李自成决定自己同刘宗敏率领主力取道临汾、太原、大同、阳和（今山西阳高，明宣大总督驻节地）、宣府、居庸关进占北京，其战略目标是扫除大同至居庸关的明朝沿边兵力，使京师处于无援之境；另一路大军由磁侯刘芳亮率领，沿黄河北岸向东推进，占领河南怀庆（今河南沁阳地区）；山西潞安（今山西长治地区）、河南卫辉（府治在今卫辉）、彰德（今河南安阳地区）后，进入畿辅地区，经大名、邯郸、邢台、河间、保定，同主力会师北京，战略意图不仅在于收取晋、豫、冀大批州县，更着眼于切断明朝廷同南方的联系，既可防止崇祯帝等人逃往南京，又可阻击江淮以南可能派出的“勤王”兵马。
甲申之春，大顺军两路大军的钳形攻势进展得十分顺利。北路李自成亲自指挥的部队只在山西宁武经过两天战斗，其他如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的守将都不战而降。南路刘芳亮部所经之处也大抵望风归附，仅在保定遇到官绅负隅顽抗。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所统大顺军主力进抵北京城下，屯驻于城外的明襄城伯李国桢率领的三大营京兵立即全部投降。明廷所调勤王兵，除蓟镇总兵唐通带兵八千名应诏到京，后来在居庸关投降外；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于三月十三日才拖家带口进入山海关，直到大顺军攻克北京仍滞留在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一带；山东总兵刘泽清不仅不奉诏来京，反而率部南逃。这样，京师的防备形同虚设，把宫中低级内官驱赶上城充数，才勉强做到一垛一人。崇祯皇帝束手无策，“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仓皇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32]。李自成为了争取崇祯帝投降，派遣在宣府投诚的明朝太监杜勋进入北京劝他退位。崇祯帝却企图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三月十八日，谈判没有结果，大顺军在刘宗敏指挥下攻入外城。当晚，朱由检见大势已去，在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三月十九日晨，大顺军占领北京内城，中午李自成在文武官员的陪同下由德胜门入城，明朝太子、定王、永王都被搜获，文武百官除极少数自尽外纷纷向大顺政权拜表归诚。明朝276年的统治终于在农民大起义中覆灭了。
（原载于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