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王朝在农民起义中覆亡

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检是位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君主。他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心劳力瘁，施展出了全身解数，然而，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崇祯十六年九月河南郏县战役，陕西总督孙传庭部主力的被歼，标志着明朝末日即将来临。在这以前，尽管辽东崛起的满洲贵族军队多次给予明军沉重打击，起自陕北的农民武装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毁了内地许多军事要镇，消灭了大批明朝的有生力量，然而，它们占领的地盘毕竟有限，明帝国虽然处于风雨飘摇当中，整体框架还勉强支立着。陕西精锐部队的被歼灭，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跟踪追击，十月占领西安，随即分兵收取整个西北，明帝国土崩瓦解的形势终于明朗化了。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正式在西安建国大顺，改元永昌，在襄阳政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大顺政权的建立意味着迅速结束腐朽已极的明王朝统治。摆在李自成和他的谋臣武将面前的中心议题是不负民望，不失时机，凭借优势兵力，全面取代明王朝。正月初八日，距建国不过一个星期，李自成就亲自统率大顺军从西京出发，开始了渡河东征、夺取北京的大规模战略行动。

依据李自成的部署，大顺军向北京进军采取了南北两路的钳形攻势。北路主力由李自成，汝侯刘宗敏亲自统率，于渡过黄河后，占领平阳（今山西临汾），然后北上太原、大同，经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攻居庸关，进抵京师；其战略意图是继续执行在陕西收取三边的方针，歼灭或者招降素称敢战的明朝边军，拔除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为攻取北京铺平道路。南路大军由左营制将军、磁侯刘芳亮率领，过河入晋以后，即沿着黄河北岸向东推进，收取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畿辅南部，然后转而北上，同主力会师北京；其战略目标不仅在于占领黄河以北的大批州县，扩大大顺政权的统治区，更重要的是切断明朝廷同南方各省的联系，既防止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廷向南逃窜，又阻挡可能来自山东、南直隶的“勤王”官兵。

甲申之春，大顺军的南北合进，简直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进展得十分顺利。除了北路军攻取宁武、南路军攻克保定两次战役稍费时日以外，其他地区基本上是不战而降，甚至先期纳款。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普通军民在明朝的统治下早已挣扎于死亡线上，他们急切地盼望着大顺军早日到来，如史料所说：“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33]连京师的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34]。至于明朝官绅的政治态度在崇祯十六年冬到十七年春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明朝的灭亡既已洞若观火，除极少一部分官绅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以外，绝大多数都把归附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看作唯一的出路。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成为新朝定鼎功臣；有的心怀疑惧，只是为形势所迫。但是，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他们不大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何况又是一个以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清政权。这就是当时淮河以北汉族军民官绅面临的形势和心理状态。

二月初八日，大顺军占领山西太原，二十二日仅仅经过两天战斗又攻克了宁武。宁武之战以后，大顺军主力在向北京推进的过程中，经大同、阳和（明宣大总督驻节处）、宣府、居庸关等军事重镇，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主要是因为各地明朝将领慑于大顺军的兵威，还同大顺政权发动的政治攻势有密切关系。二月间，李自成发布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诏书，其中说：“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寖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祲。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35]诏书历数了明朝廷的腐败，以致民怨已极；表达了大顺政权接管畿辅，救民水火的决心；同时也宣布了只要崇祯帝能及早投降，减少军事行动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大顺政权将予以破格优待。

然而，面临灭顶之灾的明朝廷是绝不甘心灭亡的。崇祯十七年正月间，朱由检得知西北全境失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决定派大学士李建泰出任督师，“代朕亲征”[36]。这月二十六日，崇祯皇帝在正阳门城楼上举行遣将礼，亲自斟酒饯行。仪式结束，朱由检怀着无限的希望目送李建泰带领几千人马缓缓离去。李建泰出马督师在整个崇祯年间是礼仪最隆重的一次，从效果而言却是最差的一次。当时在宣府、大同、宁武一带明朝廷还有一批兵将，他并没有赶在大顺军到达之前组织抵御，也没有接受山西官绅的请求由井陉关直趋太原，而是毫无作为地在畿辅地区徘徊观望。当他走到邯郸时获悉大顺军刘芳亮部占领了潞安（今山西长治），兵锋直逼畿辅，立即仓皇北窜，在三月间逃进保定，不久向大顺军投降。

尽管对李建泰出京督师抱有希望，但崇祯帝对局势的严重性是比较清楚的。过去为了镇压农民军和抵御满洲贵族部队，朝廷经常抽调陕西三边的精锐部队，现在整个形势倒了过来，陕西三边连同当地的精兵悍卒已归李自成所有。想在山西境内堵住大顺军，只有一步险棋可走，就是放弃辽东，把堵御清军的吴三桂部调往西线。正月十九日，他在召见大臣时指示调吴三桂部入关。大学士同户、兵二部尚书密商后，认为“三桂兵精，诚可调以剿寇；而此兵一调，恐宁城士民不免惊疑或致溃散。近报奴营烽火已过松、杏，万一乘虚突入，尤为可虑。大约其兵之调总视宁远撤不撤。如宁未可撤，则兵未敢轻动也”[37]。次日，朱由检批示：“调三桂马兵助剿，余兵尚多。乘贼三边新安未定之时，此着似不可失。……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38]首辅陈演等见朱由检既要调吴三桂率部下骑兵入晋，又借口关外“余兵尚多”不拟放弃宁远，把应行与否的重大责任推给大臣主持担任，这无疑是为日后追究丧师失地的罪过埋下伏笔。于是再次密议后上疏“伏乞圣裁”。朱由检只好在二十一日的批示中亲自决策放弃宁远，“移宁士马，收守关之效，成**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先生每即拟旨来行”。如果到此为止，也不失为当机立断，可是犹豫成性的朱由检却毫无必要地又加上一句：“如必须再议，先生每即刻会官密议妥确来奏，仍将各官议语各行亲书备览。”[39]这种立此存照的方式颇能反映崇祯帝的“英察”。大学士陈演等也随机应变，再次召集大臣合议，借以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又“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40]。经过这样反复协商、互相推诿，直到三月十三日吴三桂部才携家带口进入山海关。这时大顺军已经占领大同、阳和、宣府，京西重镇全部瓦解。原议调吴三桂部加强山西防务的时机早已失去，而吴三桂等入关后又要求用五天时间在永平府境内安置家口，连指望他赴京勤王的目的都没有达到。

随着军事形势的逐渐恶化，朱由检内心里早就酝酿着南迁图存的念头。按照明朝的两京制度，留都南京一直保持着全套中央机构。朱由检设想迁都南京，至少可以暂时避开农民军和满洲贵族军队的直接威胁。如果做出这一决策，对于明朝廷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整个北方政治军事格局将由力量最弱的明朝廷苦撑着来自西部和东北两面的沉重压力变为大顺军与清军直接对峙，而明朝廷却保有江南财赋之区在内的半壁河山，可以争取到一段喘息时间再依据形势的发展决定对策。然而，朝廷南迁毕竟预示着整个北方易手，京师和成祖以降的陵寝化为异域。优柔寡断又自视甚高的崇祯帝下不了决心。他希望朝廷大臣合辞恳请，最好是一面以“御驾亲征”的堂皇名义护送他到南京视事，一面又能有一批肯担当任事的官僚代他留守北京，收拾残局。同他的意愿相反，绝大多数大臣只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在面临这种关系宗庙社稷的重大决策时不愿承担风险。结果是，“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无人决策”[41]。到三月中旬，大顺军南北两路合击京师的部署已接近完成，朱由检南逃的可能性也很小了，他才能在无可奈何之中发出了“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的叹息，准备与明王朝同归于尽。[42]

这里还应当提到皇太子南下监国和二王分封的问题。明亡前，崇祯帝有三个儿子即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炤、永王朱慈焕，都养在宫中。当北京局势危急时，不少大臣建议让太子到南京监国，同时让定王和永王离京就藩（建藩地点诸臣意见不一，多数主张分封于南方），目的是以防万一，为继统问题准备后路。由于朱由检本意是自己率宫眷南下，对廷臣的上述意见大为不满，他怒不可遏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43]就这样，太子南下监国、二王分封的计划终成画饼，造成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结局。这对于后来南明局势的变化是关系重大的：正是由于没有直系继统人，才演出了一幕幕立福、立潞之争，唐、鲁争立，唐、桂争立的场面，严重地削弱了抗清力量的统一。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直抵居庸关，总兵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次日，进占昌平。十七日到达京师城下。明朝廷立即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崇祯皇帝“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仓皇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44]。襄城伯李国桢统京营兵携带大批火器屯扎于城下，一遇大顺军就失魂丧胆，全部缴械投降。临时驱赶上城的兵卒平时既缺乏训练，人员器械又不足，添上宫中低级宦者才勉强凑到一垛一卒。凭借如此单薄的防御力量要想守住偌大的北京城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顺军兵临城下后，李自成在沙河巩华城设立总部，由权将军刘宗敏亲临北京城下指挥战斗。为了在政治上谋取最佳效果，李自成认为应该尽可能争取崇祯帝投降。因此，他派遣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劝朱由检认清形势，及早“逊位”。朱由检自知无力守住北京，但要他向大顺朝廷俯首称臣又于心不甘。在生与死的关头，他指使亲信内官同义军使者秘密谈判，企图拖延时间等待勤王兵的到来，或者通过讨价还价争取到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条件。十八日夜间，谈判仍无结果。大顺军见朱由检犹豫不决，乃诉诸武力，一举攻克外城。朱由检在绝望中仍想逃命，带着一批内官奔向朝阳、安定等门，企图突出重围，都被挡回。直到这时他才横下心来，命周皇后自缢，亲手砍死、砍伤两位公主，把太子、永王、定王交太监们领去躲藏，自己同太监王承恩跑到煤山（今景山）上吊自尽。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顺军占领了北京内城。中午，李自成由德胜门入城，在刘宗敏、牛金星等文官武将的簇拥下进入皇宫。

崇祯十七年春季，大顺政权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短短三个月内就占领了整个黄河流域，到处是一派“百姓欢迎”[45]，“衣冠介胄，叛降如云”[46]的景象。大顺军占领北京时，明朝廷两三千名官员当中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府州县的情况也差不多。南方的动向颇值得注意，当大顺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北京进军时，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首的南方官僚尽管议论纷纷，却始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北上勤王，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迎降的舆论，“如闽、越、三吴未罹贼兵之害，皆谓不**不杀，或望其来”[47]。一旦大顺军主力南下，江南将同黄河流域一样很快纳入大顺政权的版图。大顺军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地接管明朝廷辖治的大批州县，无疑是明清之际中国历史的一大关键。对于大顺军领导集团来说，同样是处于十字路口。汉族地主官绅的大批归附，表明他们把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看成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改朝换代。如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所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48]事实上，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也正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过程中，只是还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占领北京时期，李自成虽然已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手下大将也早已封侯拜将，可是他们在思想感情以至生活作风上农民阶级的平等色彩依然非常浓厚。“且贼无上下之别，其极尊伪官与其兵丁皆席地并坐，戏谑打骂，犹然作贼时行径。”[49]正是由于大顺军及其政权的农民革命性质尚占主导地位，在政策上就势必继续以打击官绅地主为重点。原先拜迎马首的汉族官绅很快就失望了。

（二）大顺军在北京期间的措施

占领北京期间是大顺政权的全盛时期，统治区虽然非常辽阔，迅速的失败却招致了后人对大顺政权的种种非议，其中说得最多的是大顺军进京以后立即从上到下全面地腐化，以致军无斗志，民心尽失。事实却证明，大顺军的失败是另有原因的。同明末清初相比，大顺政权的军纪和吏治都更好一些。早在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就以“剿兵安民”为己任，现存明朝官方文书中常常可以见到“贼梳兵篦”“贼来犹可，左兵杀我”一类的记载，曲折地表述了农民军纪律远较官军为佳。大顺军进入北京时，文秉的记载是“伪将刘宗敏整军入，军容甚肃”[50]；刘尚友也说：“辰刻入城，果尔肃然。”[51]“街坊胡同无不至者，但不抄掠。”[52]“至**、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53]“商民仍旧张肆。兵**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而人情稍帖。”[54]明左谕德杨士聪还具体地指出在四月二十六日大顺军从山海关败回北京后的三天里出现了“军纪不行”的混乱现象，“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55]这些记载都表明大顺军在北京时军纪相当严明。

大顺政权建立之后，旧的统治秩序被摧毁，宣布了三年免征的政策，农民们如解倒悬。原先各地的“土贼”（即地方性起义农民）有的解散归农，一部分接受大顺政权的改编，少数同当地官绅勾结变为地主团匪的则被大顺军剿灭。时人记载：“至李自成称帝关中，设伪令到河北，诸贼始消。”[56]甲申四月，封建文人陈济生离北京南下，沿途所见大顺政权管辖区的情景是：“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他行至郑家口（今故城县）时，眼见“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57]。大顺政权吏治的清明也是腐朽的明王朝不能比拟的。早在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襄阳政权任命湖北宜城县举人陈可新为宝州牧（自成改河南宝丰县为宝州），陈可新上任后即“榜大堂柱云：掌宝州一颗印，秋肃春回；受百姓半文钱，天灾人祸”[58]。建国大顺以后，委任官员也廉洁奉公，如河北定兴县“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59]。大顺政权淮徐防御使武愫上任后，当地乡绅“有屈膝于公堂上馈遗礼物，为其所摈斥者”[60]。钱的著作中更有概括性的描述：李自成“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61]。

大顺政权管辖区的迅速扩大，行政机构的日益完备，也急需录用人才。襄阳时期主要是采取征聘方法；建国大顺以后在陕西、山西和北京都举行过科举，大批选用明朝举人，同时录用降官，这对于许多官绅地主无疑具有颇大的吸引力。据时人记载，畿辅、山东等地的文人听说大顺政权“颇爱斯文秀才，迎者先赏银币，嗣后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县，时复见选来府县伪官多系山陕秀才，益信为真。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62]。“当逆贼李自成之乱，既陷全陕而东寇也。守土文武吏率皆望风降遁，或绅士争为乱首，倒曳衣冠，疾走恐后，相与称仁诵义，曰迎真主。”“是时学术大坏，人无君父，自数千里来有以闯贼为仁义吊伐之师者，衣冠盗贼转相煽惑，尤甚于奸氓间谍。”[63]大顺军进京之日即发布命令：“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64]此令一下，明朝官员急于求用，争先恐后。兵部官员秦拜迎马首，口称“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恭迎圣驾”，李自成没有听见，秦又提高嗓门重复一遍：“时兵马之声如风雨骤至，虽高声大喊，贼终不闻。”[65]二十日晨，王孙蕙和赵玉森商量何去何从，“孙蕙曰：方今开国之初，吾辈当争先著。玉森曰：甚合吾意。遂同诣贼报名。遇张琦，拱手而不言；琉曰：无弃故人，老夫尚可扬尘舞蹈。因与俱焉”[66]。少詹事项熤“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67]。给事中时敏也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吏政府报名时见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68]，才得以放入。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才勉强录用。[69]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拘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70]清初顺治二年八月在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颇能反映当年情景。都给事中龚鼎孳等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原为明朝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鼎孳曰：“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徵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的失言虽遭到多尔衮的斥责，却如实地反映了大顺军入京后明廷官僚的动向。[71]

长期以来被指斥为盗贼的李自成竟然得到包括官绅地主在内的汉族各阶层的广泛归附，说明当时的大势所趋。然而要取代明王朝，大顺政权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完成自身的演变过程，在政策上做根本性的调整，由打击官绅地主转而保护他们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力求实现轻徭薄赋、整顿吏治；二是在战略上有一个清醒的估计，认准辽东新兴的清政权是自己完成统一大业的唯一劲敌，从而在军事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这两点上，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集团都未能妥善地处理。尽管大顺政权已经处于向封建政权转化的过程当中，然而转化的速度却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局势变化的要求。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建立襄阳政权时宣布的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以及随之而来为解决军饷、行政开支采取的追赃助饷政策一直延续到占领北京时期。各地留下的记载都表明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到任后首要任务就是拘拿官绅追赃助饷。如崇祯十七年三月刘芳亮部占领大名府，“布州县伪官，毒掠缙绅”[72]。进占广平府之“次日，拷掠乡绅，以官职大小定银数之多寡，惨不可言”[73]。高阳县令王瑞图抵任即“奉贼令逼索乡绅，名曰助饷”[74]。灵寿县“伪令郭廉持符至灵寿，勒乡绅捐饷，恣为横暴”[75]。肥县县令石传声下车伊始即“置乡绅于狱，比饷银”[76]。山东各地情况也和畿辅一样，“崇祯十七年闯寇李自成既陷京师……乃遣其巨帅郭将军者以精贼数万略行齐鲁，张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间遍于海岱……奉其敕追掠缙绅，桁杨接擢，相望于道”[77]。济南府“有户政府从事张琚者，谓之催饷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银。其被掠者以万历来科目为断，计三十余家。刑具夹桚外，有铁梨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78]。阳信县“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三五百金，勒限追比”[79]。邹平县令王世传上任后“阳言蠲租，刑逼乡官，渐及富户，谓之追饷”[80]。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见到大顺政权征收赋税的记载，这就证明崇祯十七年五月以前大顺政权仍停留在以追赃助饷为主要手段解决庞大的军费和行政开支的阶段上。

在北京城内对明朝廷官员的追赃从三月下旬开始，未经选用的官员大抵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81]。四月初八日，李自成发现此举在政治上已造成不利影响，下令停止，被押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各地的追赃活动一直延续到大顺军败回西安才停止。官绅地主归顺李自成，出于保护自身利益，把他当作新的靠山。李自成虽然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招徕他们，追赃助饷也做了区别对待，但毕竟打击面过宽。何况追赃时往往刑拷相加，官绅体面扫地以尽，这对于大批归附大顺政权的官绅地主来说实非始料所及。他们在饱尝铁拳之后，不胜愤慨地说：“是岂兴朝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82]当大顺军所向无敌之时，官绅们慑于大顺政权的兵威，一般不敢公开反抗，但已经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83]。双方的矛盾再度激化，只是还没有表面化罢了。由此可见，大顺军领导集团在争取官绅地主的支持问题上犯了策略性的重大错误，这对于不久以后整个形势的逆转，汉族官绅纷纷托庇于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有着密切关系。

在辽东问题上，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缺乏战略眼光。从万历末年起日益强大的满洲贵族军队已经成为明朝廷难以对付的敌手，明末农民战争的整个过程都是同明清之战交错重叠的。按常情而论，李自成在西安决策东进，志在结束明王朝统治时，就应当对下一步如何迎战清军做到成竹在胸。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李自成占领北京的前后，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中的兵力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约三分之二以上的大顺军被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四府、河南以及新占领的山西、畿辅、山东等地。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分兵把口的结果却造成了在关键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例如，大顺军向北京进军时，明朝左良玉部官军乘机进攻湖广承天、德安，守将白旺告急；河南一些地主武装也同左良玉相呼应，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当即决定派右营制将军绵侯袁宗第统率大军由陕西奔赴湖广、河南，击退和平定了官军与地主武装的反扑。直到山海关战役失败，袁宗第和白旺的军队仍滞留于河南和湖广。这种局部的胜利最终导致了全局的失败。如果李自成能高瞻远瞩，暂时置湖广、河南于不顾，把袁宗第的右营军大批兵马调到北京地区，等到稳定辽东局势之后再回头收拾左良玉等手下败将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李自成计不出此，终于造成兵力分散的严重后果。

其次，占领北京以后，李自成身边的军队总数大约是十万人，受封侯爵的大将就有刘宗敏、李过、刘芳亮、张鼐，加上明朝投降军队，兵力也还可观。然而，李自成却没有在京东以至山海关地区部署重兵防守。当时，吴三桂的辽东官军已经调入关内，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地区。[84]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兵收取了关外的城堡土地。李自成的着眼点仅限于招抚吴三桂和关门总兵高第，对关外的清兵则完全置之度外。开初，他对吴三桂、高第的招降进行得很顺利，吴三桂在大顺政权使者转达李自成“许以父子封侯”等优厚条件后，立即在明辽东巡抚黎玉田和部分将领的支持下决定归顺大顺政权。黎玉田随即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命同明朝另一投降总兵马科带领军队西行收取四川；马科部下兵马一万原驻于畿辅，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以前竟派他远征四川，更反映了大顺政权领导人对清军出兵干预的危险毫无认识。山海关总兵高第只有一万兵马，也同吴三桂采取一致行动，归附大顺。在黎玉田、吴三桂、高第投降之后，李自成在山海关地区的军事部署是只派遣几天以前在居庸关投降的唐通统领原部八千兵马接管山海关防务。[85]在吴三桂、高第投降大顺、清军占领关外土地之后，京东北的局势已形成清、顺隔关相峙。李自成没有派亲信高级将领统率大顺军“老本”（嫡系部队）扼守山海关地区，足以表明他对局势的严峻毫无清醒认识。即便没有发生吴三桂叛变，单凭唐通八千兵力也抵挡不了清军可能的进犯；何况如果李自成在山海关派驻重兵，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也必然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