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三桂的叛变
吴三桂出身于辽东军阀世家。他的父亲吴襄、舅父祖大寿都曾任明朝总兵，同当地的将领官绅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由于祖大寿等明朝将领先后降清，吴三桂和他的部下又与敌对的清方营垒里增添了一层暧昧关系。甲申三月，他被崇祯帝加封为平西伯，率部进关勤王，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共只有5万军队，局促于关内永平府一隅，正好处于清、顺两大新兴强敌之间。继续效忠明室是不现实的，因为崇祯皇帝自尽，弘光朝廷尚未建立，明朝已呈现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且他同淮河以南的残明势力相距太远，彼此音信不通。剩下的道路就是或者投降清朝，或者归附大顺。清廷对吴三桂进行招降是比较早的，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极就曾致书吴三桂：“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同时又命祖大寿致书吴三桂：“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霑（沾）渥泽。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86]崇德八年（1643）正月，吴三桂给祖大寿的回信态度“犹豫未决”，皇太极再次致书劝他“急图归顺，勉立功名”[87]。并指使降将祖可法、张存仁写信招降吴三桂。[88]然而，在明亡之时，吴三桂等辽东官员却很快决定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做出这一抉择，首先，是因为吴三桂等人获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将都归附了大顺，其中不少人在过去辽东战事中是自己的同僚，大顺政权已成众望所归，颇有一统天下之势；其次，大顺政权毕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吴三桂等辽东官兵长期同清方对峙，与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恩怨，即所谓“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89]。就个人前途着想，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其他家属居住在北京已处于大顺政权控制之下，归降或敌视大顺政权必将直接影响到亲属的命运；再考虑到以前在辽东共事过的总兵白广恩、姜瓖、马科、唐通等人都已跻身于大顺朝新贵之列。唐通的兵力远逊于己，三月间才投向大顺就晋封为定西伯，由他出面写信劝降，“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90]，吴三桂不可能无动于衷。出于以上原因，吴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地决定投靠大顺，将山海关防务交由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府治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91]等语，随即领兵向北京进发。三月二十六日左右，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归降转持敌对态度。这一变化的起因，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押追赃；二是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所夺；三是吴襄家中一奴仆趁乱拐带女口出京不意正碰上吴三桂统军前来，为掩盖罪行就编造了一篇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的谎言。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保护和扩张自己家族的利益，从北京传来的噩耗使他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采取不利于己的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进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事出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距关门不远的一片石，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先后逃回。
吴三桂的叛变，使山海关地区顿时阴云密布，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时人佘一元《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92]形象地描绘了当地百姓的惶惧不安。跟吴三桂采取同一立场的只有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和镇城（即清代的临榆县）一小撮缙绅地主。关、辽两镇兵力不过5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洶洶（汹汹），不保朝夕。”[93]吴三桂当然明白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顺政权相抗衡。他决定夺取山海关，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顺政权决裂之后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投靠清廷。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他不是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花招，一面“遣人东乞王师”，以山海关城为见面礼；一面“遣人绐贼缓师”，“以待本朝大兵”[94]。
李自成得到吴三桂叛变的消息以后，经过紧张的策划，一面对吴襄安抚，以吴襄的名义写信给吴三桂进行规劝，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变计；一面准备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山海关，随行的有明太子、定王、永王、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说明李自成对招降吴三桂仍然抱有希望。然而，由于吴三桂同清方勾结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
（二）清廷决策进军中原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清廷经历了一场短时间的权位之争。内部纷争以妥协方式平息以后，九月底至十月初，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济格即领兵攻占了明朝前屯卫与中前所、中后所，到甲申三月，吴三桂奉诏勤王，主动放弃宁远、沙后所时，山海关外的土地已全属清方所有。
明王朝的急剧衰微，使清廷统治者问鼎中原的野心大增。皇太极去世前不久，对天下大势已经做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他说：“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今皆败亡已尽。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95]在这以前，他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兵伐明时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96]可见清廷早已处心积虑利用汉族内部阶级拼搏谋取渔翁之利。崇祯十七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部落来告大顺军已占领陕西[97]，摄政王多尔衮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载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98]这封信表明清廷统治者企图利用明朝瓦解之机分享胜利果实，语气上俨然以盟主自居。大顺军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来信时，李自成已亲率大军向北京推进。王良智虽将清廷来信事报告了李自成，大顺军领导人对清方这一动向似乎并没有给以重视。
联络大顺军共同灭明的企图虽然没有实现，多尔衮等满洲贵族是绝不会放过时机扩张自身利益的。这年三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出师之前，范文程上书摄政诸王，指出明朝灭亡的大势已定：“窃惟成大业以垂休万世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99]这就为多尔衮等人用兵提供了总体战略方针。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当时在清都沈阳的朝鲜使者向本国报告说：“顷日九王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100]四月初九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101]。动员兵力之多连清方人士也说“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102]。清廷的这次出兵，同崇祯年间三次入关大不一样，战略目标已由掠夺财物子女变为进取中原。因此，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军民秋毫无犯。”[103]至于进军路线，也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于山海关坚城之下。
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时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副将杨珅和游击郭云龙，携来求援书信说：“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酹，不敢食言。”[104]多尔衮得信当即决定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山海关。在回信中说：“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105]很明显，吴三桂的信在措辞上经过一番斟酌，他以亡国孤臣的名义代表明朝请求清方合兵共讨农民军。尽管当时明朝廷并不存在，“裂地以酹”也不是他所能决定的，多尔衮却绕开这些辞令，直截了当地以晋封王爵为诱饵，招降吴三桂。当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军迫近山海关，再次派郭云龙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就请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106]。四月二十日多尔衮接信后，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大顺军占领山海关，下令兼程前进。次日清军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于当晚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营。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部关辽兵正在激战当中。
（三）山海关战役
四月十三日晨，大顺军由北京向山海关进发。行至三河县就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谎称吴三桂仍有意投诚，请求缓师。[107]在这关键时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骗了，他派明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官衔去山海关与吴三桂谈判，随即放慢了进军速度。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五天可达，大顺军却在八天之后即四月二十日才进抵关前。这时，李自成才知道派去的使者已被拘留，吴三桂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做好了作战准备，除了诉诸武力，没有其他选择了。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战役开始。为了全歼关辽兵，李自成把主力放在石河，另外派遣部队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和北翼城。双方昼夜激战，到二十二日早晨吴三桂的军队已呈现崩溃之势，据守北翼城的吴军向大顺军投降。[108]吴三桂见情况危急，亲自带领部分属官和乡绅冲出关门，到距离关城仅二里之遥的威远台谒见多尔衮，请求清军立即参战。多尔衮经过几天的观察，对吴三桂的处境和降清诚意已洞然于心，当即回答道：“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109]接着又吩咐吴三桂：“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人，以何为辨？恐致误杀。”[110]说完，一面让吴三桂立即回关准备，一面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清兵进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排列于清军的右边，采取重点突破战术。这时大风扬尘，咫尺莫辨，清军得以从容布阵。少顷风止，多尔衮一声令下，清军呼啸出击，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尽管大顺军拼死对敌，仍为时不久就被清军击败，阵容大乱，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立马小冈阜上见败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下令把吴襄处斩。[111]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可见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反复无常、勾引清兵痛恨之深。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时就率领关城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承制封为平西王。
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明朝灭亡后究竟是由大顺朝廷还是清王朝统治全国具有决定性意义。大顺军的失败，首先，在于李自成等人目光短浅，对推翻明朝以后清方必然出兵争夺胜利果实缺乏全盘的战略考虑。因此集中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兵力用于扫灭吴三桂等明朝残余军队虽足以胜任，但要迎击几乎是空国而来的强劲清军就显然不是对手。清朝八旗兵在素质上远胜于大顺军，这是因为大顺军是在崇祯十四年以后才由近千人的骨干迅速膨胀成百万大军，其中虽有一部分来自久经战阵的革左五营，但绝大部分是训练不足的新兵和投诚不久的明朝官军。李自成若有清醒估计，就应采取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向北京进军时就调集优势兵力。占领北京前后，随着统治区的扩大，兵力又进一步分散。山海关战役时，李自成留守北京的部队只是老弱一万，参战兵力清方宣传是二十万[112]，实际上不过十万左右。双方兵力对比，清、吴联军也强大得多。当时在场的朝鲜使臣李麳就曾说过：“以臣所见，胡兵似倍于流贼。”[113]清方早已认准大顺军为劲敌，全力以赴；而李自成等人正好相反，对清廷出兵干涉毫无准备，战略决策上犯下的错误，终于导致无可挽回的失败。其次，对吴三桂的安抚与防范不够已如上述。如果李自成在山海关一线部署了足以应变的精锐部队，必将有助于慑服吴三桂。大顺政权若能对吴三桂及其家属安抚得当，消除其疑惧反侧之心，清、顺交锋的结果也可能不同。一是关门要隘不致拱手洞开；二是关辽军队在明朝官军中比较强劲，又最了解辽东情况。在清顺之间，关辽五万之众站在任何一方都将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从战役的过程来看，大顺军同关辽兵已激战一昼夜，吴三桂部原额四万，经过两天搏战后仅剩一万[114]，大顺军兵力的消耗和疲惫可想而知；反观清军，不仅顺利入关，而且以逸待劳，凭借锐气方张的优势兵力，一举击败对手。战役以清方取得全胜告终，正是大顺军领导人决策中一连串重大失误的必然结果。
山海关战役的意义还标志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这三点对清初历史的进程都是影响深远的。
（四）清军占领北京和畿辅地区
大顺军撤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并且一度采取了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等备战措施。但是，一两天之后，大顺军领导人决定主动放弃北京。这是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短期内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政权的核心人物和残兵败将将成瓮中之鳖；加上城内居民眼见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状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伺隙而动。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115]，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络绎不绝”[116]，部分明朝降官也随军西行，表明大顺政权在当时尚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尔后局势的演变仍无定见。
清军旗开得胜之后，在山海关地区经过短暂的休整，即向北京进发。四月三十日晚，多尔衮在蓟州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火速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财物。他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于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居住于劫后仅存的武英殿。一个多月以前向李自成俯首称臣的明朝官僚大部分又故技重演，拜倒在爱新觉罗皇室之下。
五月八日，清军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城东追上大顺军。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接着，清军又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再次获胜。大顺军在畿辅地区已无法立足，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117]追击的清军也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大顺军战败西撤、京师易手的消息传开后，畿辅、山东以及山西、河南部分地区的汉族官绅纷纷发动叛乱。他们或是设计消灭大顺政权派驻当地的军队，或是擒杀大顺政权委任的官员，其中尤以遵化巡抚宋权（投降大顺后仍被委任为遵化节度使）、山西大同总兵姜瓖叛杀大顺军镇守该地的制将军张天琳、山东德州官绅联络附近州县发动的叛乱规模最大。开初，他们因消息不确，以为大顺军是被忠于明室的吴三桂部打败的，往往以兴复明朝为号召，如姜瓖推明朝宗室枣强王朱鼎为主，德州等地官绅则奉明庆藩宗室朱帅为济王。不久真相大白，他们就步吴三桂的后尘，正式拜表归降清朝。
多尔衮进关初期是比较谨慎的，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着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118]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曾任伪官”，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涤前秽”[119]，“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120]。不久，又进一步规定：“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121]即不问既往，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阉党，是明官还是顺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例如冯铨列名魏忠贤阉党，崇祯时期革职为民，多尔衮入京后即以书征至，委任为内院大学士；陈名夏在大顺军进京后曾报名任职，清军入关后他逃回南方，却被南明弘光朝廷视为“从贼逆臣”，要捉拿归案，他走投无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历任显官，一直做到大学士。顺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请示，周伯达在明朝任陕西关西道，在大顺任甘肃巡抚；刘达原为明朝临汾知县，在大顺时期任两河巡按御史，究竟应按明朝官级还是按大顺官级授职，清廷决定按大顺所授较高官职录用。[122]多尔衮还多次命降清汉官荐举人才，形成门生故旧相率入朝的局面。自明朝中期以来，缙绅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各地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多尔衮采取大包大揽，求“贤”若渴的方针，就奠定清朝统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着。顺治二年正月，“吏科都给事中朱徽奏言：去岁五六月间，人心甫定，引避者多，察署一空，班行落落。及圣主御极（指元年十月福临在北京即位）以后，东西响应，多士云合”[123]。这段话颇能说明清廷在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下所取得的成效。在经济上，清廷也实行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124]，甚至连“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各照旧”[125]。
多尔衮入京之初采取的措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记忆犹新的清军三次深入内地屠杀掳掠的残暴形象，特别是对汉族文武官绅招徕有方，不仅迅速稳定了清廷在畿辅及其附近地区的统治，而且为此后征服全国奠定了基础。
（五）清廷定都北京，制定统一全国的方针
顺治元年五月到六月，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呈现为四分五裂的局面。大致而言，清方控制着辽东、畿辅和山西大同、山东德州等地区，拥有最强盛的兵力，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也很少失误。大顺政权管辖区包括整个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广的部分地区，军事力量仅次于清军，但在山海关至畿辅地区连续失利后，不仅元气大损，政治影响也一落千丈，各地官绅的叛乱严重地危及大顺政权的稳定。以张献忠为首的大西军正处于收取四川的过程中，六月占领了重庆，军事力量虽很可观，但对全国局势的影响比较有限。五月初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是明王朝的延续，它的统治区基本上包括了整个南部中国，所辖土地、人口在各股政治势力中是最大的，兵员数额也最多，特别是江南财赋之区都在它管辖之下；然而由于弘光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比崇祯时期的明王朝更加腐败，文臣贪婪结党，武将跋扈殃民，早已丧失民心，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清廷在轻易地占领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之后，开初在总体战略上并没有定见。个别满洲贵族甚至主张“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多尔衮则以皇太极曾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为理由，不同意就此止步。[126]不过，多尔衮设想的移都北京以图进取，究竟能进取到什么程度，也心中无底。他的方针是“得寸则寸，得尺则尺”[127]，并没有形成一统之规。六月初一日，即多尔衮进入北京仅一个月后，发布文告说：“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清（靖）万邦。……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128]看来，多尔衮初期的意图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一方针对于南明弘光朝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转而对清廷代平“流寇”寄予莫大的希望。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以“联虏平寇”为基本国策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原因在于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上自宫廷、达官贵人，下至部分军民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这种经济上的依赖性并不是仅靠“南朝”以“岁币”形式提供金银、绸缎等物所能解决的。降清的汉族官僚对此深有了解，例如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就曾上言：“西北粒食全取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129]何况南籍官僚唯恐出现南北朝的局面自己将同故乡亲属两地隔绝。事态的发展也为多尔衮提供了决策的依据。自五月清军占领畿辅地区以来，除了在七月间发生过大顺军由山西反攻畿辅、占领井陉县城以外，南京的弘光政权连“收复”大顺军西撤后归属未定的山东、河南都没有采取过有力措施。以山东为例，顺治元年六月，清廷派明降臣王鳌永为户、工二部侍郎招抚山东、河南，以方大猷为山东巡抚，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济南等府。弘光朝廷却只在七月间派人到济宁宣读登极“喜诏”，把州库封存就回朝复命。清政府随即派员接管济宁。[130]弘光朝廷的软弱，使多尔衮终于认识到并不需要照搬金与南宋分国而治的历史模式，另走平定“流寇”，收取江南之路。
七月，清廷不费吹灰之力接管了山东全省和山西部分地区，又得知南方虽建立了弘光政权，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四镇兵马却只顾争夺江淮繁华之区，既无北上之心，也无西讨之意。于是，多尔衮在同月给南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的信中完全否定了弘光政权的合法性。南方官绅中除了个别人物（如章正宸）大声疾呼主要威胁来自清方，但当政大员无不以“联虏平寇”为锦囊妙计，八月间派出以兵部侍郎左懋第为首的使团前往北京同清廷讲好。清廷既然不承认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乃通令沿途官员“不必敬他”。使团到达北京后，受尽了屈辱，“国书”被拒绝接受，连要求祭奠崇祯陵寝也遭禁止。携来的10万两白银、1000两黄金等财礼只换来一句话：“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了！”[131]使团成员总兵陈洪范早已同清方暗中勾结，在他的唆使下，清廷拘留了正使左懋第、副使马绍愉，自己返回南京复命，实际上是充当清朝间谍。
清廷在畿辅及其附近地区的统治基本稳定后，六月间多尔衮同诸王、贝勒、大臣协议，决定移都北京。九月间，顺治帝从沈阳到北京，除了留下为数不多的官兵镇守辽东地区外，大部分八旗兵民都奉命携家带口先后移居北京地区。十月初一日，顺治帝在北京再次举行即位典礼，宣告清朝已不是北方边外与中原王朝即敌体之国，而是代明而兴的天下共主。由于顺治皇帝年龄幼小，国家大事仍由摄政王多尔衮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