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代明史研究梗概
对明代历史的研究，大致可以说从明朝中后期已经开始，当时称为本朝国史。这主要是一批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士绅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稳定明王朝的统治而兴起的一股收集整理、考核取信的热潮。明朝覆亡以后，一批汉族士绅不忘故主，以“国灭，史不可灭”为口号，撰写了一批关于明代史事的著作。随着清廷以文字罗致人罪，大狱迭兴，撰述明代史事常触忌讳，自康、雍以迄乾、嘉100多年间，明代史事几乎成了禁域。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国势日蹙，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人士鉴于清廷的腐败，丧权辱国，为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提出了复汉的口号。在这种政治条件下，整理和研究明代历史，特别是南明志士抗清斗争的史事成了一股热流。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从张煌言《张苍水集》、朱子瑜《朱舜水集》的编辑出版到《痛史》网罗明末清初多种史料的刊刻发行，都反映了当时部分学者的用心所在。但是，这个时期只是发掘公布了一些史料，研究性的撰述并不多。以后致力于明史料的收集整理者，如谢国桢先生以多年努力编辑《晚明史籍考》，朱希祖先生著有《明季史料题跋》。郑振铎先生有感于珍籍外流，于“劫中”抢救，影印出版《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为保存和供学者利用明代典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谢国桢先生在整理编目的基础上，还撰写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论文集，对于明末清初若干政治事件如明万历至清初的党争、复社、明末奴变等问题都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朱倓所撰《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8月版）一书对东林党人及其著作、应社、几社以至阉党阮大铖操纵的中江社分题进行了探讨，颇有参考价值。这里，还应当提到柳亚子先生对南明历史的关注，他曾广泛搜集材料，有意撰写一部南明史，虽然没有如愿以偿，但在《怀旧集》中不难看出他在这方面的努力。
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原先藏在故宫的明清档案几经周折之后，转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组织人力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出版了《明清史料》甲、乙、丙三编，《崇祯存实疏钞》等多种史料汇编。故宫档案绝大多数为清代文献，但也有一小部分明后期的文件，由于明朝灭亡，崇祯朝未修《实录》，这些原始材料弥补了一部分空白；而且清初档案也有许多同明代史事密切相关，所以，故宫档案的整理利用，为研究明末历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随着近代教育制度在我国普遍建立，一些高等学校设立了历史学系，明史作为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或独立的断代史被列入课程当中。与此相应地出现了一些讲义性质的教材，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就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一书是为考证清室入主中原以前的世系而作，对于了解明代建州女真的情况，特别是其同明朝廷的关系，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二）明史专题研究的论著
1.对明代社会的研究同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密切关系。赞成不同理论体系的人都各自提出了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很自然地，这种分析又必然涉及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于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出现了一些探讨包括明代在内的社会经济史论文。这方面成绩显著的是梁方仲先生对明代赋税徭役制度的研究，他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表的《明代鱼鳞图册考》（载《地政月刊》1933年第8期）、《一条鞭法》（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6年第4卷第1期）、《明代的户帖》、《明代十段锦法》（两文均载《人文科学学报》1943年第2卷第1期）等论文都是颇具功力的开创性作品。作者依据大量史料，探讨了整个明代赋役制度的演变，提出了一些在当时是全新的论点。比如在对一条鞭法做了研究之后，作者指出一条鞭法的实行“打破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248]吴晗先生则对明代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研究，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论文《明代之农民》《十四世纪时之纺织工厂》[249]就是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淹没。
2.在政治、军事、典章制度等方面以及有关明代史籍的编撰过程，也有一些学者做过认真研究。发表的文章如吴晗先生的《明代的军兵》《记明实录》；李晋华先生的《明史撰修考》，都是言之有据的力作。李晋华编著的《明代敕撰书考附引得》（燕京大学图书馆1932年6月版）对明代历朝皇帝亲作或敕命臣僚编纂的书目做了全面的介绍，对于了解明代官书颇有裨益。书中也有个别疏忽，如《诸司职掌》《宗藩要例》《纪非录》均存而注上已佚。研究明代版本学的有潘承弼、顾廷龙纂《明代版本图录初编》12卷（开明书店1941年版），书中汇集了各种明版书的图片，附以简略说明，有助于读者识别明代版本的源流。对于《永乐大典》的修撰、佚散、存目及其价值也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
3.明代的思想文化是新中国成立前研究得比较多的一个领域，出版和发表的成果颇为引人注目。容肇祖先生用了几年时间写成的《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版）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学术著作。他认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固然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但是随着时代见解的迁移需要摆脱黄氏衡量标准的束缚，材料上也应该超过《明儒学案》。作者的辛勤劳动确实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的这部作品在观点上、材料选择上以及表达方式上都有所创新，直到现在仍有参考价值。对于明代著名思想家的专题研究以王阳明和李贽较为突出。研究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学派的论著屡见不鲜，出版的专著就有胡哲敷《陆王哲学辨微》（中华书局1930年版）、宋佩韦《王阳明与明理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贾丰臻《阳明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嵇文甫《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版）等多部作品。李贽的问题在辛亥革命前后就由于他反对某些传统的儒家思想而引起刘师培、吴虞等人的注意，写了《李卓吾先生学说》（载《天义报》1907年第6期，署名“不公仇”）、《明李卓吾别传》（载《进步杂志》1916年第9卷第3、4期）等文章，对李贽的异端思想广为介绍。此后，容肇祖、嵇文甫等先生继起研究，强调了李贽是从旧的道德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家，并对王学左派做了系统的研究。[250]在宗教史方面，陈垣先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比如关于佛教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关于天主教的《基督教入华史略》以及《大西利先生行迹识》，李之藻、王徵等人的传记，都是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著作。此外，一些学者和教会人士对明后期以降天主教士在华活动的史实多有译述，如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费赖之《早期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其著作提要》等。关于明代文学的研究，自五四运动以来在小说、戏剧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等先生都对明代的通俗文学做过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举凡作品的创作时代、作者生平、主题思想、社会意义、文学价值、版本源流，都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讨。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均列有专章论述明代文学。正是由于他们的倡导，不仅为明代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争得了本应享有的崇高地位，而且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如丁文江先生于整理《徐霞客游记》的同时，撰写了《徐霞客先生年谱》，并主持绘制了游记附图1册[251]，在当时是研究徐弘祖生平事迹的最佳作品。
4.在中外关系方面，郑和下西洋的问题早在19世纪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发表了多篇研究文章。我国学者梁启超在20世纪初撰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文中列举了郑和所到西洋地名39处，并且指出“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堪称“国史之光”。[252]1912年袁嘉谷在云南昆明发现了“马哈只墓志铭”，20世纪30年代郑鹤声查出了原立于太仓县刘家港的《通番事迹碑》文，福建长乐县也发现了《天妃灵应之记》碑，在云南玉溪又觅得了“郑和家谱”。这些金石、文献的发现为人们研究郑和的家世、航海行踪提供了重要资料。向达先生在1929年发表了《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对有关郑和航行的文献内容和版本情况做了介绍和考证。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各报刊发表的关于郑和的文章在20篇以上，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专著有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1937年）、束世澂《郑和南征记》（1941年）、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1943年）、郑鹤声《郑和》（1945年）、《郑和遗事汇编》（1948年）。[253]“九一八事变”后，部分学者目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步步深入，对明代倭寇问题和抗倭战争给予了高度重视，写出的论著很不少，意在唤起国人的爱国心。如陈懋恒著《明代倭寇考略》（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版），吴重翰著《明代倭寇犯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此外还有不少文章和小册子。
5.对于明代农民起义，新中国成立前由于作者的政治倾向不同，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都呈现明显的差异。郭沫若先生在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当时以至新中国成立以后都发挥了广泛的影响。有的著作在学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如李文治先生1948年出版的《晚明民变》对明末农民战争做了全面的论述，这部书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颇得好评。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明史学者在进步思想的推动下，写出了一批意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作品，其共同特点之一是以古喻今。吴晗的《朱元璋传》《明初的学校》《“社会贤达”钱谦益》；叶丁易先生的《明代特务政治》都属于这类作品。由于作者是在一定时代条件下为一定政治目的而写的，尽管书中也引用了不少史料，具有一定学术水平，但有时因立论的牵制而影响到著作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