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化的研究，40年来经历了一个由狭窄的小胡同，进入了广阔天地的过程。迄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哲学史几乎完全局限于以唯心、唯物作为判定精华、糟粕的格局，政治思想则一度以批儒崇法做标准，其他文化领域则长期受到冷遇。此后，随着思想的解放，文化研究也日趋活跃。
明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代表著作为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和第五卷（原名《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的部分章节；《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两部书在内容上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系统性著作。由于《宋明理学史》是近年新作，学术环境的变化在书中有明显的反映。即以对王阳明学说而言，在《中国思想通史》中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在《宋明理学史》中则肯定了阳明学说的个别论断“是有价值的”，如“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命题，强调认识过程两个阶段之间的统一与联系……是他对于认识论的新贡献，应予以肯定”，并且新立了“教育论”一小节肯定了王阳明言传身教的教学经验有“合理因素”，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至于有关李贽等人的研究文章数量极多，这里就不再涉及了。
对明代文化研究的格局，也出现了颇为令人瞩目的势头。迄至20世纪70年代论述明代文化往往偏重于文学，而在文学方面又基本上是以明代文人创作风格、流派的演变为主线条，重点放在《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以及《牡丹亭》等戏曲的研究上面。其成果比较明显地体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涉及明代的章节。对于明代整体文化却往往被忽视，可能在某些方面受了清代汉学家的影响，以为“明人空疏”，缺乏研究价值。近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明朝自中期以后，文化方面的成就堪称卓越。学者们在广泛涉猎了明代文化遗产之后，观念为之一新，认为随着明中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明人思想之新颖、视野之开阔、兴趣之广泛，都是前无古人的。明代由于科举流弊和王学末流影响所及，固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或拘泥于时文，或空谈性理，显得不学无术，但绝不能以偏概全，无视明代后期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实学迅猛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在思想上公开提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异端思想，以“用世”为宗旨而展开的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农业、医药、日用百业等方面的专门研究，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历法、数学及其他“奇器”的浓厚兴趣和努力汲取为世所用的热情，从官绅到市井小民生活的丰富多彩，这些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比拟。这里姑且不谈研究的成果已达到何种深度（因为目前“文化史热”方兴未艾，许多研究尚未能以出版成果体现出来），仅从认识上的转变，研究领域的开拓，就已经标志着对明代文化探索取得的进展是何等重要。
就前一段时期的情况而言，对明代文化讨论得比较热烈的是“启蒙思想”和“市民文学”问题。分歧实际导源于学者对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发展进程的估计。一般来说，运用“启蒙思想”“市民文学”“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等概念的学者基本上是以承认当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为前提的；而持反对态度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在明代并没有出现多少新的社会因素。有的人对“启蒙说”一直表示怀疑，“我否认‘启蒙说’，是不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能通过自我批判的方式，从中世纪形态过渡到近代形态”。因此，他劝告人们绝勿把封建文化的“晚霞”误认为近代文化的“曙光”[298]。“市民文学”“市民思想”之类的提法也同样遭到非议。有的学者根本不赞成明中期以后形成了“市民阶层”，既然还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市民，所谓“市民”思想、情趣以及由此产生的“市民文学”也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误解而已。看法上的差异乃至于针锋相对，是不足为奇的，从积极意义上讲，这类分歧正是促进人们对明代文化深层研究的兴奋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