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明代地理与国内民族关系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明代地理方面，首先应当提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明代部分），这是一部为探讨明代版图和地方管理机构的建制分布的奠基之作。只是由于地图集必然受到体例的限制，很难反映动态的明代地方机构管辖区的变迁。因此，研究明代历史地理的变化，成了近年来史学界关心的课题之一。就进展而言，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对明代东北地区奴儿干都司、辽东都司的设立，各卫所的治地及管辖范围，社会经济状况做了大量研究，除发表了不少论文、整理出版了有关档案等资料外，还出版了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杨旸《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等专著。对于东南沿海如台湾、澎湖、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及航道的研究，也在许多论著中做了论述。至于明代西南地理的研究，则有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书问世，该书上溯至元初朝廷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统治，一直写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其间对明代朝廷对西藏的治理做了系统的论述。近年来对北部蒙古、西域吐鲁番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他写的《关于明代吐鲁番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魏良弢《明代及清初吐鲁番统治者世系》（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就是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成果。还应该提到，地区性研究目前正处于深入（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社会风俗、生活状况等角度开展的分区性研究）和广泛铺开（这同各地大规模撰修方志有密切关系）的阶段，新的佳作不断涌现。
明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进展是我国史学工作者取得较大成果的另一个领域。史学工作者经过深入探讨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整个明代，各民族间尽管由于统治者的偏见和处置不当发生过许多武力冲突，但友好往来、团结共进才是历史的主流。他们还指出就明帝国的君主而言，明前期朱元璋、朱棣等都曾几次大举出征蒙古，但从明初基本国策看，是把蒙古问题作为国内民族问题来处理的。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始就认定元世祖入主中原建立元朝是中国的正统王朝之一，他反对的仅限于蒙古贵族东山再起同自己争夺中央政权的企图。洪武、永乐年间朝廷为争取团结蒙古部族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明前期，朝廷选用了许多蒙古族将领，对他们的部众做了妥善的安置，给予蒙古族军官的俸禄一般高于同级汉族官僚。这类优遇政策自然增强了蒙古族的向心力。赵俪生著文指出，明成祖在封建统治者中是“开明的”，“例如种族歧视的思想，他就很淡薄”，他不歧视蒙古人，是最积极的西域关系政策的制定者。[299]至于明代汉族和满族的关系，总体上也是好的。奴儿干都司的设立加强了汉、满民族的友好往来，稳定了明王朝对辽东以及黑龙江流域等地方的统治，明后期满族的兴起同长期吸收汉族先进文化有密切关系。在西南等地区，明太祖继承并改进了元朝的统治办法，对云、贵、川西、青海等地区实行汉官和土司并存的政策，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又照顾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首领人物的利益。在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下，既有大批汉族官军及家属移住于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官军携带家属定居内地卫所，这对于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边远地区的开发，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此外，对明代民族间的贸易（如茶马贸易）、朝贡制度、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人物（如蒙古族的三娘子、满族的努尔哈赤、《回族人物志》明代分册中的人物）以及民族冲突等问题，也做出了不少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