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淓，号敬一，自称敬一主人、敬一道人，生于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608年2月10日），顺治三年五月十七日（1646年6月29日）被清廷杀害。他的父亲翊镠是明神宗翊钧的弟弟，穆宗隆庆五年（1571）二月被册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三月离开京师前往封地河南卫辉府（府治在今河南卫辉市）。这就是第一代潞王。翊镠就藩的时候，明朝统治集团的贪婪腐朽已经达到极点。翊镠贵为亲藩，又是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爱子，更加有求必应。除了常年禄米万石之外，他向朝廷请乞的田地就多达400万亩，不仅成为明代藩王当中霸占土地最多的一个，而且为神宗诸子请乞万顷以上田土开了先例，对于明后期的土地兼并急剧进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万历四十二年五月，翊镠病死，谥为潞简王。[80]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常淓年过10岁，被册封为嗣潞王[81]，是为第二代潞王，也是末代潞王。
朱常淓嗣封之后，过着穷极奢侈的生活。由于他不干预地方政事，又有充分的钱财和余暇从事文化活动，因此颇得“贤”名。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从陕西开始渡河东征，以推翻明朝。二月间，大顺军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部沿黄河北岸进军，占领了怀庆府（府治在今河南沁阳），潞王封地卫辉危在旦夕。十九日，朱常淓见大祸临近，即在总兵卜从善的保护下携带家眷和财宝渡河南逃。三月间，到了淮安。
明朝被大顺农民军推翻后，南方的明朝官绅立即陷入混乱，为了重建明朝政权，急需解决帝位继统问题。由于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未能逃出北京，这个帝位继统人只有从帝室近枝当中选立。当时，神宗诸子瑞王常浩、惠王常润、桂王常瀛都避居于四川和广西，距离明朝留都南京较远，只有神宗的孙子福王由崧和侄儿常淓由河南逃到了南京附近。明朝官僚们主要在这两个帝位候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常淓很快就获得一部分官僚的拥戴，他们基本上是倾向东林党的人物。他们以立贤为名，实际上却因为害怕福王继统会掀翻万历年间东林党反对福王由崧祖母郑贵妃的旧案，在政治上对自己不利。而曾经依附魏忠贤的阉党以及同东林党人关系较浅的官绅则主张按伦序立福王为帝，力图以拥戴福王作为自己进身之阶。凤阳总督马士英是个善于观风察势的投机政客，当他探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和钱谦益、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大臣主张拥立潞王时，知道自己无论在地位上和威望上都不能超越史可法等人，参加拥立潞王的行列不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权势。因此，他施展诡计，利用总督职权联络麇集于江北地区的四大军阀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派出军队护送福王朱由崧径至南京监国。史可法等迫于既成事实，只好改变初衷，加入拥立福王的行列。不久，朱由崧正式即位为帝，建立了弘光朝廷，大权落到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手里。
常淓失去了当皇帝的机会，奉弘光的旨意移居杭州，依旧过着富贵闲人的生活。尽管弘光朝廷对他防范颇严[82]，他自己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政治野心。顺治二年，当清军南下，举行“联虏平寇”政策的弘光朝廷迅速瓦解后，南明帝室继统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常淓才成了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皇位候选人。
这年五月二十八日，马士英簇拥着弘光太后邹氏逃到杭州。六月初八日，弘光被俘的确信传开后，马士英、黄道周等人以太后名义发布懿旨：“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祖宪具在，今可遵行。”[83]朱常淓被立为监国。然而，常淓也不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而已，就任监国三天之内不仅毫无作为，还在马士英唆使下派出号称“活秦桧”的陈洪范去同清军议和，企图以割让江南四郡换取清军停止进兵。[84]黄道周等上笺请求惩办奸相马士英、起用贤臣、命将分汛扼守要害。常淓唯恐得罪马士英，一概拖延不理。十一日，清军进抵塘西。马士英、阮大铖又故技重演，一走了之。其他官员也纷纷奔窜。朱常淓竟在浙江巡抚张秉贞[85]等人的撺掇下，向清军统帅博洛递上了降书。
不久，常淓被清军带到北京，给以“恩养”。顺治二年十一月，他还向清廷上疏“恭谢天恩”，疏中写道：“念原藩卫郡，蹇遭逆闯之祸；避难杭城，深虑投庇无所。幸际王师南下，救民水火，即率众投诚，远迎入境。原拟出诸焚溺，以延残喘，荷蒙豫王普施清朝好生之德，不加斧钺而反重辱宠渥，将随带来京。又蒙我皇上与皇叔父高厚之恩，给以日费，俾饔餐有资；赐以房屋，使栖身得所。除恭设香案望阙叩谢外，但良夜扪思，自分何能谬叨天泽如此？即结草衔环，奚报隆恩之万一。惟举家焚顶，祝颂圣寿于无疆而已。……”[86]
这大概是朱常淓降清后留下的最后一份文献，文中感恩和敬畏之情跃然纸上。尽管如此，清廷许下的“给以恩养”的诺言并没有信守多久。顺治三年，清朝统治者见各地抗清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抗清势力一般都以复明相号召，决定将朱由崧、常淓等明朝帝王宗室十余人处死。清方记载说：顺治三年五月十七日“壬戌，京师纷传故明诸王私匿印信，谋为不轨。及行查，果获鲁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银印，鲁王等十一人伏诛。因集九卿科道大小各官传谕曰：本朝举兵征伐，原非无故。因万历年间数窘辱我国，以致愤兴师旅。今荷天庥，得膺大宝，不修旧怨，礼葬崇祯，追加谥号，其阵获诸王尽加收养。乃不知感恩图报，反妄有推立，鲁王等私匿印信，将谋不轨，朕不得已，付之于法。……”[87]文中的“鲁王”是“潞王”一词由满文回译汉文时发生的错误，或者是有意篡改。所谓“鲁王等十一人伏诛”就是潞王朱常淓等十一位明朝王爷被处斩，罪名除了私藏明朝颁给的印宝外，主要是说这些明朝的龙子龙孙意欲谋反。弘光帝朱由崧也在这一案件中被杀，上引文献里没有公开提到他，大约是出于政治考虑。
朱常淓因贪生怕死而屈膝投降，结果并没有苟全性命于乱世，被清廷诬为“将谋不轨”的首犯而遭处决。常淓死于政治谋杀，却是咎由自取。
关于常淓其人，时人李清曾针对他的“贤名”虚誉写道：“陪都既失，人咸恨不立潞藩。时张奉常希夏奉敕奖王，语予曰：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又叶主政国华为予言：潞玉指甲可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又命内官下郡县广求古玩。倪廷尉胤培尝曰：使王立而钱谦益相，其不支与马士英何异？”[88]意思是说，朱常淓同朱由崧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常淓降清，在清初杭州地区的一些上层人士心目中认为是明智之举，据说投降免除了杭州百姓遭受清军屠戮之祸，所以常淓也获得了“潞佛子”的赞誉。可是，在当时全国的抗清斗争形势中，常淓降清构成了南明史上的一大关节。在弘光政权覆灭之后，朱常淓就任监国，即便守不住杭州，南方回旋的余地还很大。他即使只像后来的永历帝朱由榔一样“唯知奔逃”，抗清阵营也不至于分裂。唐王朱聿键当时正在杭州，曾经力劝他监国之后树起抗清大旗。这说明，包括胸怀大志的朱聿键在内的明朝藩王，都认为他是无可争辩的帝位继承人。如果他不降清，就不会出现闽、浙两地帝系远派子孙唐、鲁二藩的争立，也不会出现在隆武既亡以后广州、肇庆两地唐（朱聿）、桂（朱由榔）二藩的争立。这两次争斗都严重地分散和抵消了抗清力量，给清廷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所以，朱常淓的降清后果是很严重的，直接影响到此后南明政局的演变和抗清斗争的进程。
朱常淓爱好古董书画，特别是酷嗜古琴，除编撰了琴谱《古音正宗》以外，还监制了数以千计的仿古琴，一般称为潞琴。[89]他还“精通内典”，擅长佛学。他又“善擘窠大书，尤工画兰”[90]。他的书法包括真、草、隶、篆各体，传世的书法石刻、印文等可以见到。所以他在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点痕迹。
（原载于《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四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9—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