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史的关系，历来说不太清楚。过去有“文史不分家”之说。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巨著《史记》被颂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者司马迁也被称为中国古时候的“文学家”。尽管史才的字样出现得很早，但细查起来我国古代绝大多数的史籍是由著名或不大著名的文人写成的。专业的史学队伍形成得相当晚。这固然有好的一面，对历史科学深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消极的影响也因为史学界内外的种种原因而悄然出现。就客观效果而言，许多史学著作的对象仅限于史学工作者，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而广大读者又需要历史知识，一些文艺工作者也热衷于历史题材的创作，于是我们传布历史知识的媒介手段就形成了一种杠铃现象，一头是令平头百姓敬而远之的史学著作，一头是往往闹出常识性笑话的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这说明史学工作出现了薄弱环节。弥补的办法应当是双向的，即史学工作者在提高学术水平的同时要注意普及工作，文艺工作者在涉及历史题材时也不妨多下点功夫，不耻下问。
近年来，郭良玉先生正是看到了上述脱节状况，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唐太宗演义》，去年以来又沉浸于《朱元璋外传》的撰写，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的意图是尽量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运用生动活泼的笔法增强其可读性。鉴于有的原始记载过于简略，作者间或在细节和文字上做了一些增饰和点缀，这不仅有其必要，而且是早有先例。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同陈涉一道佣耕过的老乡亲眼见到王宫的排场不禁惊呼“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是经过太史公修饰的。他还指出《史记》曾依据《左传》原文铺张成文，使先秦简略深奥的文字更适合汉朝人士的欣赏阅读水平。太史公尚能如此，我辈何不可？
郭先生是我的长辈，在她的新著即将付印之际，命我作序，足见她对后学者的奖掖和鼓励。我愿借此机会祝愿她健康长寿，为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做出更多的贡献。
（原载于郭良玉：《朱元璋外传》，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