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形成了一股文化史热，特别是探索明清文化大有一哄而起之势。正如一讲开放搞活，既会出现埋头苦干、力图创新的改革家，也会冒出一批手持皮包、袋藏总经理名片的投机者，在史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分野，有不畏艰难向上攀登的执着追求者，也有靠几声空喊、些须引进而跻身于史学家之列者。这在文化史领域里也不乏其人。正所谓趁潮而起，鱼龙混杂，无须大惊小怪。
我由于在大学执教，同青年学生和朋友们接触多一些，知道他们当中许多人刻意求新。这原是不错的。几千年沉重的思想绳索至今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也被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弄成了僵化的东西，为己所用。把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视作经典，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原意。历史在发展，世界在前进，新的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总结和汲取整个人类不断更新的文化成果，在各个领域里把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停止，想阻挡的人只能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然而，任何研究工作中真正新的进展，都是科学的，也就是说它必须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蜚语惊四座，信口尽雌黄”，也可能显得颇有“新”意，耸人听闻于一时，但在历史的天平上是没有分量的。
陈宝良君的这本著作最显著的优点正是在扎实的功夫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新论点。它不仅在现时很有新意，到将来仍有其参考价值，因为它提供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明代文化所达到水平的一个范例。作者在纵向把握整个明代文化的演变过程、横向分析各流派的特色上，都能独抒己见，不落前人窠臼，做到这一点是认真阅读了大量明代文化册籍，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研究做出的总结。至于文字的流畅，内容的深入浅出，读者自将有所体会。
在学术上，大凡提出一个论点总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呈现为聚讼不休。这种现象我以为是正常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强求一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宝良君在本书中涉及的许多问题，立论上过去有分歧，今后也仍然会有不同看法。比如以资本主义萌芽作为阐述明中期以后思想文化革新的社会背景，导致异端思想和市民文学的出现等。专门收集这方面讨论文章的集子在我国已有四部。论之者说有，攻之者说无，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中期以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无疑是个事实。仅以商人而言，历来为官僚士大夫所不齿，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公认为文坛盟主的王世贞对朋友说：徽州商人见着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这位朋友回答道：苏州文人见着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逐羊肉一般。王世贞无言可对，只好付之一笑。这个小故事说明，王世贞虽然自命清高，却看到了徽州商人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了文化上的追求，而他的朋友却看得更深刻，过去以圣贤之徒自居的文人正在朝着拜金主义者演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局面显然已不适应当时的潮流。宝良君的著作正是阐明了包括这一潮流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流派衍化的轨迹，至于用什么名词来概括，那是作者的权利。
（原载于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