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出版社重新排印李健侯（宝忠）先生所著《李自成演义》（原名《永昌演义》），这是一件使人高兴的事。
作者为了表彰乡里伟人，花费多年功夫收集整理李自成的事迹，用小说体裁写成《永昌演义》一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同历史上一切农民的武装起义一样，明末农民战争自揭竿之日起，就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流寇”“死贼”。在它失败以后，地主阶级统治卷土重来，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仍然长期被描绘成洪水猛兽。这种黑白倒置，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多大的改变。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传播，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几经交锋，过去被歪曲变形了的历史才逐渐还给了本来的面目。包括李自成、张献忠在内的一大批领导人民向封建统治展开过拼死搏斗的杰出人物，终于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崇敬，他们的业绩得到了理所应当的历史评价。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需要一个过程，在不同的领域里运用这一新观点也还有轻重缓急之分。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还未能对李自成起义做出全面和科学的研究的时候，李健侯先生的这部著作适时地出现了。说它是适时的，不仅是指它构成了探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一个环节，而且也是指由于它的出现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推动了对李自成起义的科学研究。正如考古学中的不同文化堆积层一样，每一个堆积层都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特定水平，都有其存在和研究的价值。《李自成演义》虽然采取了小说的表现形式，由于它的立论介于新旧观点之间，在史学的发展上自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在涉及李自成起义的大量陈旧与新颖的论著当中，《李自成演义》是别具一格的，时代的烙印在书中表现得异常突出。一方面，它一反封建史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故套，为一位出自社会底层的草泽英雄树碑立传，大声喝彩，堪称旗帜鲜明，异军突起。另一方面，它又藕断丝连，处处流露出封建陈迹。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是对《李自成演义》基本特点做出的准确评价。
《李自成演义》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作品。作者从李自成诞生一直写到大顺军抗清斗争的失败，其中既可窥见李自成起义军转战各地的大致历程，又收罗了各种民间传说、野史稗闻。这不仅增添了阅读的兴趣，也必然会吸引有心的读者对李自成起义做科学的探讨。尽管作者在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的同时又贬抑其整个运动，势必在客观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作者从自己的角度去肯定李自成做得相当成功。在他的笔下，李自成好比“出污泥而不染”的一枝莲花，独立擢秀，可供欣赏。比如，叙李自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第二回杀恶霸石友仁）；叙自成不爱女色、关怀士卒（见第十三回、第二十七回）；叙自成的轻财好义、英勇拼搏，更是绘形绘色，多处可见。这些在封建史籍中虽然也偶有记述，但多是刚说了半个好字接着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咒骂；像《李自成演义》这样立意表彰，集中地介绍自成的美德，确是独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时而妙言快语，常令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比如第三十一回描写自成在武英殿登基，有这样一段话：
据《明史》上说来，自成生得深?、高颧、鸱目、蝎鼻，本是一个丑陋不堪之人，但是到了今日，他做了皇帝，坐在九龙宝座之上，披衮戴旒，气象庄严。众人偷眼窃视，见他马上变成了天日之表，龙凤之姿。那一种穆穆天子之容，令人肃然生敬。可见古人说的成者王侯败者贼，这话是一点也不会错的。就如明太祖的那副尊容，猪头狗脸，令人着实不堪承教，然而因为他是一个创业英主，后人遂尊他为五岳朝天的贵象……想来当自成登极之时，众人的理想，也就把他当做明太祖看待起来了。不过他运气不好，后来又失败了。所以史书上就不抬举他，把他说得贼头贼脑，简直不成一个样子。依我想来，自成当日倘不要失败，那当时的史书上定要说“我太祖高皇帝，生而岐嶷，美须髯，阔达大度”等语。依此类推，那历代的帝王，大都不过如是，全凭后人替他鼓吹罢了。
这种泼辣的文字，有如锋利的匕首，切中封建史家的虚伪。又如，史籍中曾经提到自成“始终不受抚”，从反面证明了即便在逆风千里、艰险备尝的日子里，李自成也好比参天大树毫不动摇。《李自成演义》第六回叙起义军在武安受困，牛金星建议假降，作者代李自成立言道：“这些事我是干不来的。”轻轻一句就使自成的坚贞性格跃然纸上，可谓传神之笔。
这书写成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李自成的故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中不足之处自然在所难免。比较突出的是，作者完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可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对待李自成和明末农民战争。因此显得眼界比较狭窄，许多地方都流露出浓厚的乡土观念。“叹吾乡有此不世出之伟人，而竟听其事迹湮没”，这就是促使作者发愤著书立说的起因。书中甚至借李自成之口云：“自成以一介匹夫，十年之间横行天下，指日京师一破，这一统的锦绣江山，便成了我们米脂人的家产了。”（第二十五回）就史实而言，李自成的思想境界并不局限于光耀乡里，他在向京师进军的途中发布的《永昌元年诏书》历数了明王朝的罪恶，以致“民有偕亡之恨”，接着发自肺腑地说：“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占领北京以后接见明降官时，自成又说：“我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以解民倒悬为宗旨，表达得非常明白。由于作者常着眼于乡里，书中对于站在李自成对立面的米脂官绅也情不自禁地予以颂扬。例如官军副总兵艾万年疯狂地进剿起义农民，最后兵败身死，作者不仅毫无贬斥之词，反而借万年之口说道：“好为我米脂人争光。”（第十回）又如明河南南阳道艾毓初，湖广巡按御史李振声誓死效忠明王朝，本来应当否定；作者也从乡梓之情出发，滥加表彰。在着力考证李振声确实不曾投降李自成以后，声称：“作者对于此等忠孝大节，不忍听其埋没，故博采诸家记载，反复考证，褒善贬恶，阐发幽光。其于世道人心，或者不无小补也。”（第二十二回）甚至连参与发掘自成祖墓的米脂县劣绅艾诏被起义军擒杀，作者的笔下也写成了临危不惧的义士，还引用清代本县人士所作的挽诗赞美曰：“一从慷慨捐躯后，梓里英名永世留。”（第十七回）
书中对于明末社会注意得很少，对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双方都缺乏科学的认识。虽然在个别地方也说到了李自成起兵是为了“铲除昏暴朝廷”，至于这个朝廷究竟如何昏暴，它所维护的是社会上哪些势力，却未能做出正确的阐述。作者把明朝的灭亡常常归为“天意”“气数”，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必然导致他对明王朝的代表人物一掬同情之泪。他把崇祯皇帝的顽固抵抗说成绝不当“莫有价值的君主”（第二十九回）。叙至崇祯吊死煤山时，作者竟至于“泪随笔下”（第三十回）。至于在同起义军作战中兵败身死的明朝大员傅宗龙、汪乔年、杨文岳、宋一鹤、贺逢圣、蔡道宪、刘熙祚、孙传庭、林日瑞、蔡懋德、周遇吉、卫景瑗、朱之冯等也一概加以颂扬，把他们的甘心充当明王朝的殉葬品称为“忠肝赤胆，慷慨捐躯”，是什么“留得声名万古新”（第二十回）。作者的这类描述是同他的思想局限密切相关的。书中自称“作者既然操觚著书，便负有激浊扬清，褒善贬恶之责”（第三十回）。抽象地说，这话并不错。问题是作者用以衡量清浊善恶的标准不对，因而不仅沿袭了旧史籍的说法，还大都引用后人的诗词加以烘托，以为只有这样才“不至埋没诸公的忠孝大节”（第十七回）。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作者对明末农民战争，特别是除李自成以外的各支起义军领袖多所指斥。如把张献忠说成“每日起来专门放纵了手下的兵将到处剽掠，不是杀人，便是放火”（第十回）。又述自成颁布军令三十六条以后纪律严明，“比起那张献忠的杀人放火、任意胡来，这自成的人马简直就成了堂堂天兵”（第十四回）。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李自成、张献忠可谓各有千秋，作者扬李抑张显然是不恰当的。王嘉胤是这次大起义的早期重要领袖人物之一，崇祯四年六月被官军所派间谍勾结内奸刺杀。史料中并没有记载他的个人品质有多大缺陷，可是作者却毫无必要地先把王嘉胤描写成《水浒传》中白衣秀士王伦一类人物，妒贤嫉能，见李自成英勇善战、颇得人心就图谋暗中谋害（第二回）。后面在叙述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时忽然又把这位牺牲了五年的起义首领拉了出来，笔下穷极形象，说孙传庭下令刀斧手将王嘉胤推出砍了，王嘉胤竟“哭得泪人一般，死跪在那里不肯动身，禁不住那些刽子手，连拖带滚，将他架出帐外。嘉胤放声大哭，把脖项缩着一团，蹲在地上，高呼‘大人饶命’！闹得那些刽子手莫得法子，只好出来一个人把他的头发抓住用力扯展了颈项，方才将脑袋砍了下来，进帐缴令”（第十二回）。如果说作者对张献忠缺乏实事求是的叙述主要是受了封建史籍的影响，那么对王嘉胤这种无中生有的编派完全是出自作者的创造。张献忠、王嘉胤都是陕北人氏，同李自成一样是陕人之光荣，难道能够因为他们不是米脂县人就可以任情地鞭挞吗？
作者为了创作《李自成演义》查阅了不少史籍，列在书尾的考证书目就有50多种。但是，它毕竟是一部小说，也必然包含大量为适应创作需要的虚构。作者为了增添小说的曲折性，不仅改变了许多事件、人物的经历，还凭空创造了许多人物与情节。比如为了突出李自成，把本来同李自成平行的其他各支义军首领写成他的部将，以至部将的部将（第十一回叙李双喜“便传令叫大将蝎子块率兵上前”之类）；把牛金星、顾君恩的投身起义提前了许多年，以便他们早日登台演出（见第四、五、六回）；把从未参加李自成起义军的马维兴（又名马惟兴）、老神仙也移花接木地拨入自成部下，多次让他们大显身手。至于大顺军的许多重要将领的牺牲都和历史真实相距甚远，如说党守素、刘希尧在崇祯十七年进攻宁武时被周遇吉所杀；田虎在山海关战役中阵亡；左光先死于定州；田见秀在太原遇难；辛思宗战殁于潼关；李自成在潼关战役后主动放弃西安，作者大概是出于陕人保卫陕土的意图，故意安排了一场大顺军保卫西安之战，为了形容战况激烈空前，把贺锦、李友、刘芳亮、顾君恩、吴汝义、路应标都列入西安死难的名单。此外，作者遇到两军交战时，经常随手虚构一两员将校拍马出阵，交战若干回合即被斩于马下。我们应当体谅作者创作过程中缺乏细节素材的困难，但也应该指出书中许多一闪而过的流星式人物大抵是不见史传的。没有虚构，也就没有小说。作者按照自己的意图创造了部分人物和情节，本在情理之中。如果有人误将书中情节当成信史，作者是不能代为负责的。
最后，顺便谈一下《伪顺遗闻》。本书《自序》中说“又于某缙绅家得《伪顺遗闻》抄本二册，纪事尤详”，曾经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关切。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这部书的情况。不过，从长达四十回的《李自成演义》来看，并没有什么不见于其他书籍的可信史实。究竟是作者所见《伪顺遗闻》并无重要史料价值，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只好暂且存疑了。
（原载于李宝忠：《李自成演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