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存的数字化，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跨文化交流盛况空前。
跨文化交流中的焦点问题是误读。为此，早在1993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召开了一个题为“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误读”被引入了比较文化研究。会后出版了论文集，由乐黛云教授作序。她在序言中对“误读”作了如下的界定：“所谓‘误读’是指人们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人在理解他种文化时，首先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文化之间的误读。”
这是我很认同的对误读发生机制的诠释。我要“接着往下说”的是：误读，是个既能酿成灾难也能激活创造的奇特的认知精灵。
跨文化人际交流（活人对活人）中的误读，除了“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误读有点正面作用外，其余都可能导致隔膜、离异、合作失败，甚至战争。然而，活人对人文与艺术产品的误读，却是一个激活想象力和灵感并可能导致创造的驱动器。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他误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最有人权的制度”，催化他建构起了自由平等的君主立宪制；他误读中国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理性宗教”，激活他批判并重创了当时横行欧洲的“神示宗教”。毕加索对非洲面具的极端推崇（误读），使他创造了立体主义《亚威农少女》等传世之作。阿美迪欧·莫蒂里安尼对印第安和黑人原始艺术的误读，使他在美术史上留下了具有原始稚拙美的雕刻和绘画。
我这篇文字想说说误读在抽象艺术中造成的戏剧性，由此来看看对艺术“解读式的误读”（对自然科学的解读必须是确定无谬的解读，不容许误读；而对艺术和人文的任何解读，都是由读者的想象力参与的有原创性的半误读，所以称是“解读式的误读”），所需要的边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