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讨论的是物质—供给人类的所需。不管什么年龄的人，都追求健康、财富和幸福。健康本身并不能带来财富，有了健康和财富并不一定有幸福。幸福是个人所感知到的某种东西，但是不论什么样的幸福，肯定更容易伴随健康和财富而不是疾病和贫困而生。
人们都普遍承认，如果物质文明意味着什么的话，它应该意味着每一个人，不管男女老幼都应有良好的衣食住行条件，而且要完全满足个人的实际需要。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说，文明是失败的。不管书怎么写，楼怎样建，艺术怎样创作，这都不重要—如果人们不能真正享受到各种实际物质利益。
人类一直为贫穷所困扰。有时候这种困扰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只能无奈地视之为美德，认为贫穷是值得自豪的事情。逃避贫困有人选择用宗教减缓悲伤，或者借助于各种完全错误或部分错误的理论麻醉自己，这些理论和布道不能给人们带来财富，只能告诉人们痛苦是人生不能免除之本。所有教条思想都避而不谈世界的主要的问题。的确，任何与商品供应有关系的举措—让老百姓的生活更舒服—过去都被称之为“商业化”。高谈阔论脱贫致富似乎很高兴，而一旦将其付诸实施好像就很卑鄙。
工业时代的来临虽然大幅度增加了新财富，但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如使富人更富的同时，却让穷人更穷。依赖电力和机器的现代化生产比手工劳动要强大得多，但是，企业家并不明白，电力和机器注定要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过去的思想局限于手工劳动，现在仍没有跳出这些旧观念，甚至连改革家也跳不出旧的思维框架。我们曾经经历过演讲家的黄金时代—到处都在批判剥削的残酷性。现在的大多数社会、经济概念来自那个时代。
人们都不忘记见面时谈论“好雇主”和“坏雇主”，雇主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其雇员的福利状况。除了认为雇主是向人们提供就业机会的人以外，没有想过别的。长期以来，人们不明白，雇员对雇主的重要性和雇主对雇员的重要性一样大—二者的关系是客观的，并非感情用事的主观行为。克服生产过程所带来的消极因素的生产者被人们称为“慈善家”—这个词其实是用来形容一些向乞求者施舍的老者。
人们在大谈民主，并将其与自由联系在一起，但是，一旦他们获得自治以后—本来应该执行民主和自由的时机—他们却在其他名义下寻求专制。他们想在这样的理念下管理国家：政府应该取代个人的领导地位，工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需要政府的管理；而事实却相反，工业尚没有正常发挥功效，亟需发展的自由空间。今天，日益增加的法律—大量的判例和法律条文—并不意味着人权和自由的增加。无疑，社会主体的增加和人们经济自由的实现会大大增进人类的自由（并不是不受经济法律的约束，而是经济生活之内的自由）。但是，我们都知道，谁都可以制定法律条文，而要制定符合基本权利的法律则只有聪明人才能做到。通常，法律会影响社会发展，因为进步本身就能进行自我调整，人们对社会进步的自我调整并不能充分认识。
有趣的是，立法常常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关税的目的是保护工人的就业机会，保持国家的自立能力，而结果却带来了可怕的垄断局面，扼杀了竞争的活力。本来是保护性的城堡，到头来却蜕变为阻碍公平竞争的障碍。有些原则是自然调节而起作用的，一旦受到管治则变为一种压制力量。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法律，当初颁布、通过时主要因为其将带来积极效用，而一旦通过，则成为公众利益的危害者。
当人们正忙于谈论政府的失败，爱做不爱说的人仍然在工作，他们的工作成果是他们发现了电力和机器的真正意义—它们的应用价值在于解放人类，而不是奴役人类，新的道德标准应该是使人更积极，而不是更消极。
你可以制造香皂、留声机、汽车、煤气或者期刊，你可以说，“我要尽可能制造最好的产品，而且做到质量稳定、价格便宜，让人们把我们的产品当作首选商品”。
你这样说时，你是在宣扬一种道德吗？不，你其实是在显示合理的商业风范。但那却是一种道德。
如果谁这样说，“我想生产一种香皂去为难和伤害人”，那么，我们就不会再谈论道德问题。我们明白，他是个傻瓜。
道德就是以最好的方式做正确的事，它是生活之中更长、更具意义的观念。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只是生产这样或那样的产品：我们是在缔造生活，创造生活的机会和条件。我们的道德标准就是我们的智慧标准—看我们到底能做多好！
我们不妨把生活比喻为一种香皂：“我们要尽可能地为大家创造最好的生活环境和最好的生活机会—这样的生活才是人们最希望的生活。”那样，我们才是把正确的理念用于了生活。
所谓的道德的优势在于其客观自然性，它代表着生活的本来面目。好的才是自然的。道德是优质管理的一部分。优秀的经理人员可能讨厌这样的措辞，他会将其视为常识。然而，那确实就是道德—最朴素、最真实、最自然的生活面貌。
这种道德的社会影响体现在对全体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服务上面。“服务精神”听起来似乎很理想化。然而，它只是这样一种认识：不能最大可能地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服务，谁也无法生存，包括政府、企业、个人和文明制度。人们对于事物的唯一兴趣就是向他提供事物的利益和从他人身上得到事物的利益。通常，作为创造力的个人，我们只对我们工作给他人所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作为政府或文明制度的一员，我们也只对其向我们提供的服务水平感到满意。
当然，这种服务并不同于利他主义。它只是以启蒙代替愚昧。
而利他主义会阻碍进步，阻碍克服多种不可能的前进步伐。例如，失业保险和旧式的救济制度在过去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失业和贫困，因为对日用品征收额外税费，限制了消费需求，进而制约了规模化生产，结果使人们无法享受到规模生产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利益。
说得更清楚一些，除了艰苦的劳动，谁也没有办法摆脱贫困。
这个世界尝试过的其他一切都失败了，只有劳动最有效。所有工作中最繁重的应该是管理工作。绝大多数的所谓经济问题都可以完全得到解决，如果产业由懂产业的人来管理的话。专家、研究人员和苦思冥想的哲学家们都是在无中生有地虚拟经济奇迹。外科手术失败后能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奇迹呢？这种愚昧常常出现在金融家试图染指企业管理时。
大多数劳资麻烦都是由于没有实践经验的经理造成的。它们通常是“老板乱子”，安全可以用一种新型经理人员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这样的经理应该非常懂行，而不是听那些夸夸其谈者的议论。一个必须让圈外人告诉该怎样做的经理人员，尽快下岗便是他能提供的最大服务。
不单单是“劳资纠纷”，就连不能增加服务规模和提高服务质量的问题也出于同一原因。工业因向人们提供产品而存在。但是，工业一旦由那些对工厂一无所知的人来控制，所有产品都会成为他心目中的利润，因为他的兴趣在于收支平衡表中的数字。这样，最终会出现书上所写的经济困境。这些问题根本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企业本身并没有导致失败的必然因素。企业的失败是由那些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就管理企业的人所致。企业永远不会自灭，只有人才能使其毁灭。关键是要把守企业的领导职位。
有人曾经问我，是自己亲自管理企业好呢，还是雇用他人管理企业好？参加他人的企业和自己创业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类比关系，这一点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在别人的企业里工作为你提供一个自己创业所追求而又无法满足的事业。所在企业的成功可以给就业者很高的地位，这样的地位在50 年前连企业主都享受不到。对于旧体制工人的自由，人们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其实，旧式的行会根本没有自由可言。行会制度及其压迫性传统很像主仆关系，既不会令行业内工人满意，也不会带来社会繁荣。
开创的动力从来没有像现代就业制度这样大，其发挥的空间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阔。就拿设计来说吧：过去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就是设计，但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设计人员的服务范围迅速扩大，设计行业的发展也非常巨大。以前，一个设计人员只能做一种工作，现在他们可以做上百种工作。当然，现代设计并非完美无缺，但是，过去的设计也不全是好的。其中有一些甚至很差。
然而，即使如此，采用现代设计仍然比沿袭上辈的式样要好得多。
我们现在所取得的自由比过去可能取得的自由要大得多—我们知道，与此同时我们将拥有很多必需的物质产品。在我们自己的工厂中，我们发现一周工作五天就足够满足我们的生产需求。也就是说，每周五天八小时工作制比每周六天十小时工作制生产效率还高。空闲的那一天将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人们将会对生活有更多的了解，将会有更多的时间释放他们的需求，从而会增加他们的消费量。
如果服务至上精神和工资动机得以推广和普及的话，这个世界将会拥有它想要的一切商品。但是，我们必须在精神方面进行调整。
死气沉沉的保守主义和狂放无羁的激进主义兼而有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需要政府坚持新保守主义，它不要许诺不劳而获或大家都有豪华别墅，或者视出类拔萃为心腹之患。政府的敌人应该是鼓励浪费、怠工、压制生产、限制工资、丧失机遇、阻碍工业发展、扼杀竞争以及任何置集团于社会之上的少数人。同样，那些好吃懒做以及要求构筑关税壁垒以逃避竞争的人也应该是政府的敌人。
坚持新保守主义的政府还要明白，立法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好的经济环境—它只能起到铺平道路的作用。人们不要误认为，法律会带来繁荣。所有法律所起的作用都是在法律上承认和支持人民的基本信念：公平竞争，无可例外。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工业扩张的时代；“工业扩张”的措辞实际显示出对现实缺乏了解。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完全满足全体成员的需求，如果它想的话。
我们不是生活在机器时代。我们处在一个能够将动力和机器用于公众生活的时代—同时也为私人带来利润。
但是，未来如何？下一代如何呢？我们会不会达到这样的程度：机器将变得异常强大，人变得无足轻重？
谁也无法说出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用不着为此担忧。不管我们怎样处心积虑加以阻挠，未来仍会自动到来。如果今天我们最出色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我们就问心无愧了。
也许会出现生产过量，但那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欲望都被满足之后的事。如果有一天真能这样，我们肯定会露出会心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