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值得奋斗的目标。谁都知道战争的危害。
战争就是破坏。战争使生产改变了为人类服务的目标。战争不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只会从世界夺取什么。
但是，战争不是原因，只是结果。它是贫困所致—尤其是思想贫乏所致。只要大多数群众生活在贫困之中，就肯定会有战争发生。战争爆发源于人们掠夺他人生产成果的欲望，除非全世界人民都能够独立自由地创造大量财富，这些欲望就会永远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明白创造和劳动比掠夺更容易时，战争才能销声匿迹。
在国家间达成不诉诸武力的协议、达成仲裁分歧的协议以及以外交手段代替战争，只是临时的。因为他们把战争视为一种疾病—其实只是疾病的一种表现而已。
的确，国际联盟及其附属机构—世界法庭所缔造的上述协议，由于没有去调查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因而却更像是战争的推动者，因为他们急不可待地承认了战争。国联成员国同意暂时限制军备费用，这样，本来用于生产的能源就被挪作他用，最终阻止战争爆发的脱贫工作被束之高阁。
任何战争都有其经济原因。表面上看起来起因于无法律状态的战争都可找到经济根源。反复强调任何标语、口号都不能消除贫困。
今天，谁也不会完全相信阿拉丁和他那奇妙的神灯，但一涉及政治，我们的幼稚信仰便萌发出来，我们对条约中的文辞信以为真，认为法律会创造奇迹—如阿拉丁神灯一样。迄今为止，所有拟就和通过的条约都只能起到制止没有人想发动的那一类战争。因此，斥责战争并不是很重要的事。同意不发动战争也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不再把战争视为原因来防止，而是缔造普遍繁荣的局面。繁荣可以成为社会的自然状态。这已经被证明，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已向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美利坚合众国有自己的使命，这种使命不是说更多的话，因为目前人们说的已经不少了。将大把钞票借给别人也不是美国的使命。
我们借给欧洲各国的任何一笔款项，都只能起到推迟他们清醒和加剧其贫困与痛苦的作用，所以说，战争前本已很不幸的欧洲人民现在更加困苦不堪了。迄今为止，国际联盟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为欧洲安排贷款，说到这些钱的效果，便是让欧洲各国人民晚一天正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商业领域里的贷款与国家间的贷款有相同的效用。虽然欧洲各国认为他们需要钱，实际上他们根本不需要。在欧洲，光凭金钱连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使命不是培育一种错误的国际主义精神，因为这只能把我们自己的麻烦强加给痛苦的欧洲各国人民，而是以我们在国内外的实践证明，欧洲的灾难源于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我们不妨再谈谈国际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危害。它对于人民无疑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人民分别受不同的政府管理，而且彼此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确是一个骗局。一个国家只不过是一个垄断性的经济性组织。如果国家不实行垄断、不实行有效的统治，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一个国家组织。有时候，应该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存在的个体常常分裂成两个或更多的部分。我们早就了解我们各州之间的世界不是经济世界，我们没有对此给予关注，但是，欧洲各国之间都建立起了政治边界，并且以此为基础构筑经济分野，结果却很悲惨—例如，德国和法国之间由此结怨。
然而，强调美利坚合众国本身的利益并不是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美国利益的基本原则也是所有文明所致力达到的目标。这样说并不是夸夸其谈，因为这些原则在美国建立前就已经存在了。美国的诞生就像为完全实现这些原则建设了一个良好的实验基地，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并且正在看到，自由具有实践意义，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美国的使命就是向全世界表明，所有这些原则都可以变成永久的现实。
和平主义者阻止不了战争爆发，战争发动者也创造不了和平。
只要世界上存在战争思维，只要实施战争的目的和手段存在，战争就有可能发生。就像上一次战争中所显示的那样，主张和平和反对战争的国家的军事力量比发动战争的国家要强大。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的战争现在遭到了抵制，将来遇到的阻力更大，直至战争思维认识到其无效性。
你能想象美利坚合众国会发动一场战争吗？你能想象美国会对侵略它的战争袖手旁观的吗？众所周知，美国不会在他国的枪口下苟且偷生，也不会容忍他国破坏我们的和平生活。
在战争思维极度猖獗的地区，宣传和平主义是不错的选择。用武装好战国和裁减爱好和平国家的军备并不能制止国际侵略。劝说好人赤手空拳以感化恶魔，就是毫无根据地相信恶魔会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这只是一个善良的传说。
军国主义分子对和平不感兴趣，他们是使用武力的行家，就像和平主义者多善于打感情牌一样。
人们不会变得像和平主义者想象中的那样温和，也不会像极端军国主义分子那样的强硬，但是，他们却擅长制定常识性的战略。
我们不是战争发动者并不等于不做战争制止者，有效地制止战争会让发动战争的人感到恐惧。
在防止战争的实践中，我们最担心的是以政治诺言取代思考和工作。造成战后欧洲贫困的最大因素就是，依赖政府做它做不了的事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样的体制下，政府包揽的事情越来越多。需求日益增加，而能力却相应降低。因为政府中的一切都来自人民。一旦人民的自助精神被扼杀，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就会越来越少，直到最后政府和人民都失去自助能力。俄国将部分企业由政府控制归还给私人企业，实际上表示任何民族都离不开自助精神。
政府可以实行垄断，却创造不了供给。政府可以专断地制定价格，却不能创造购买力。
美利坚合众国的力量在于，它可以对工农业提供帮助，但有一个限度：绝对不能影响工农业的独立自主。现在，幸运的是，政府的精力开始投向某些竞争激烈的行业—这些行业从来没有感到轻松过。实际上，我们所设立的关税也许在真正的企业出现之前对他们是一个帮助，但是，我们要记住，美国没有一个真正伟大的企业—那些尽最大努力提供服务的企业—是因为关税或其他帮助而发展起来的。那些声称需要关税保护的企业通常都是生产工艺落后、产品低劣、工人薪水不高，这是难以避免的情况，因为他们没有进取的压力，他们不仅不会把自己的员工作为产品市场，反而会满足于有限的市场，或者利用税收保护在国内高价销售，在国外低价倾销。
美国所采取的最伟大的措施之一，便是取消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这对于世界是一个真正的贡献，同时也是对美国工业的一个贡献。除美国之外的整个世界都没有满足美国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
除了我们国内一些工业品价格定得过高以外，外国的绝大部分产品的销售低于美国国内。如果我们降低一些产品的价格，我们将会从中获得很大益处，因为这些行业都是低薪产业，产品价格降低所带来的竞争将迫使它们改组和重订计划，那么，正如我以前解释过的，他们将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增加社会购买力和消费能力。
对于物美价廉的商品，美国的消费需要是没有限制的。全世界都会凭借公平竞争的手段向我们出口商品而获利，同时他们也会因此而进入提高工人工资的行列，结果便是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外国工业的发展和美国不同。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实际上它可以向非工业化国家出口其全部工业品，而且它还有遍布全球的海运体系，因为英国不缺制造和销售轮船的行家。关税只能阻碍英国的发展，它没有必要构筑国内市场，因为英国在工业领域捷足先登，没有竞争对手。当德国发展工业时，该国政府制定详细的援助企业的计划，援助手段包括关税和补贴，战后以来，欧洲各国都在努力仿效德国的做法发展各自的工业。欧洲各国都想当然地认为，工业的发展有赖于国外市场而不是国内市场，因此，出现了诸如关税壁垒、进口许可证、政府的管制和补贴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除了生产过程，其余全部都在国外。
生产设施并不缺乏，但是，生产能力高于消费能力，除非消费能力培育成熟，并与生产能力相当，否则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和平可言。然而，如果企业不能用工资动机代替利润动机，那么，消费能力永远赶不上生产能力。
在国外，工资动机尚没有被广泛采用。企业绝大部分掌握在金融家的手中，企业的经营目的是利润，而不是为社会公众服务。国外并没有真正大的企业存在，被称为大企业的不过是不稳定的金融金字塔，并不是服务于社会的企业。这样，资本和劳动当然无法全部用于企业生产。工资动机不被执行，因为在政府规定、税收和工会之间已经对产量达成默契的情况下，企业根本没有机会重新改造。
我们看到，劳工政府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幌子下上台，资本控制的政府以保护资本利益的名义走马上任。但是，这些政客们太华而不实了，以至于没有一个政府不是以庸医误人似的方法施政—没有一个政府是以帮助人民自助为施政方针。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政府能正视现实。
政客们的灵丹妙药无法帮助欧洲，也帮不了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将财产分割开没有一点用，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财产可供分配。
只能通过创造更多的财产来救世，但是，如果不相应提高消费能力，那么，生产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效果，只能带来混乱。
我们公司具有切实提高消费需求的经验，因为，我们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有分支机构、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在这些部门中，我们采用与我们在美国相同的生产方法，工资待遇与国内几乎一样，而各地的结果却极为有趣。我们在国外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当地工人的两倍或三倍，付的薪水高，得到的产品成本却很便宜。这些国外工厂并不是美国人在那里工作，通常都是在底特律培训过的当地人建立和管理的，但是，一旦进入正规以后，雇员全部从当地招聘。在爱尔兰工厂的都是爱尔兰人，在英格兰和巴西工厂的分别是英格兰人和巴西人，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提供良好的服务。
不妨看一看我们设在考克的工厂。我的祖先来自考克附近，这个城市有一个优良港湾，很多地方都适于建造工厂。我们选择爱尔兰设厂是因为我们想推动爱尔兰的工业发展。现在看来，其中确实有我个人的感情因素。1917 年该厂开始动工，由于爆发战争，1919 年工厂才完全建成。最初，工厂的设计目的是生产拖拉机，并向欧洲各国销售，但是，后来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拖拉机厂改造成铸造厂，用来向我们在英格兰的工厂供应铸件，将来这个厂还要供应其他工厂。
多年来，考克一直是一个劳动力自由散漫而又极度贫穷的城市。
当地有一些酿造和制酒业，但没有真正意义的工业。人们的最大希望便是一周能到码头上干二三天苦力，因为这样他可以得到60 先令或15 美元，而出外做农活，一周他最多只能得到30 先令，而且这种工作很不稳定。
每个做工者及其家庭简直含辛茹苦，度日如年。他们没有家—只有破旧的布被，除了身上的破衣服外，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换的衣服。我们从底特律工厂派来三个人指导生产。现在该工厂正式雇用1800 名员工。他们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每周工作五天—非常稳定。
平均工资是每小时2 先令6 个便士—一周5 英镑，最低工资是每小时2 先令3 便士，或者每天18 先令。这笔工资非常稳定—每周如此。这样的待遇，他们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迄今根本没有人辞职，而申请者却很多。爱尔兰人爱冲动，但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们抱怨过工种重复枯燥，只是刚开始的几个月有人埋怨上班期间不准抽烟很难受。
工人的高工资收入对他们的家庭有立竿见影之效。你可以从新员工妻子身上看到这些变化。妻子常常为他们的丈夫送饭。刚开始的几周，妻子的身上披一件破围巾，随后，又换上一顶帽子，几周后便穿上了礼服或西装。员工晚上也不再在旧衣服店挑挑拣拣了。
除了工作服以外，他们还有自己的休闲服装，晚上，携夫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以前，工人们一领到工资就会喝得烂醉，现在这一类事件在我们员工的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前周一早上穿着破烂的男人们，现在却焕然一新，仪态昂然。尽管他们以前都没有花钱的经验，现在他们很快学会了该怎么有效地利用手中的钞票。
更有趣的是考克工厂的工人们对毁灭性革命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当地政府多次告诉工厂总监要把工厂变为军火工厂。他总是加以拒绝。终于有一天，一辆军车载着15 个士兵开进了工厂，负责的年轻军官交给他一份明细单，上面是他要拉走的机器。总监告诉军官这些机器并不是生产军火的机器，而且只有机器还不够。但是，军官执意要命令士兵们搬走机器—他要立即采取行动。但是，总监的一席话最终起了作用：
“这些车间里有1800 名优秀的健壮青年。如果我告诉他们你们要搬走这些机器，我们都可以猜得出他们会做什么。我建议你们不要惹麻烦，赶快离开这里。”
军官接受了建议。待遇良好的工人并不喜欢具有破坏性的革命行动。我们工厂的一些雇员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汽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税收的降低，绝大多数员工们都会拥有自己的汽车，随着员工拥有汽车数量的增多，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
英格兰的主要麻烦在于工会组织，人们被严格地限制在某一个行业工会里。我们的汽车工业不存在行业工会，虽然我们不反对工会，但我们不与他们打交道，因为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管理中，他们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一般来说，我们提供给工人的工资比任何一个工会要求的都高，工人的就业非常稳定，我们和工人没有什么冲突。
我们工厂里的员工的生活水平在英格兰是相当高的，员工们干得不错，我们的成本很低—当然没有在美国的企业低，因为在英格兰我们没有规模生产，但是，我们的生产也足以告诉人们，用高工资和不限制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英格兰也可以形成高工资、高需求的市场。我们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都是一位投资者。
1907 年我们首先将汽车引入法国，1914 年正当我们计划筹建一条汽车装配线时，战争爆发了。不久，我们为军事部门供应救护车和运输车，1916 年，我们在博多克斯建立了一条装配线，厂址距海岸60 英里。三年内，工厂只为战备用，共为法国政府生产了11000 辆汽车，当然，该工厂现在只为和平时期的交通用。我们依照自己的方式在博多克斯雇用员工300 名，生产毫不费力地达到了我们要求的水平。目前我们又在巴黎建立了一条生产线，每天生产150 辆轿车和拖拉机。正如人们想象的，法国工人在节约方面非常出色。法国工人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但在我们工厂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此类事情。
1919 年我们在哥本哈根建设了一家工厂，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和劳工政府打交道，政府对工人的工资、工时和劳动环境都做出了严格规定，实际是将工会的要求颁布成法律。我们雇用的员工包括理发师、铁匠、伐木工人等，只要能劳动我们都愿意雇用—和其他地方一样，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天2.25 美元。
当地政府要求我们依法进行分类。每个车间都要按照一定的规模进行分类—其实我们的工资标准要比同等规模的其他企业要高得多—我们绝不能算一个铁匠铺吧，而这一类是最接近的！
当时，很多根本不是铁匠的工人也反对这样称呼他们的工作岗位。
我们工厂的目的是要提供服务，但是如果不按照政府的方法分类，工厂就不准开工！
我们在安特卫普、鹿特丹、巴塞罗那和特里斯特的经验和在欧洲其他地方大致相同。我们发现，不管在哪里，人们都愿意一直为我们提供的工资标准而工作—他们工作得非常好，我们的效益往往比当地工资较低的企业更好。较高的生活水平来自较高的工资收入。但是，各地政府都喜欢将产品价位定在工人的购买力之上。
例如，仅仅由于政府的税费，我们在某地的旅行车售价就相当于美国市场的两倍半。这样的税费不仅制约消费增长，反而建立了一支没有任何生产能力的大军。
我们在南美的分支机构也有同样的遭遇，所不同的是，该地区几乎是一个工业空白地区，因此，我们不得不从没有任何技术的奴仆中招聘工人，当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例外。南美的分支机构主要设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巴西的圣保罗，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地区。在这些地方我们都无法完全实行福特公司的工资标准，因为美元的购买力在当地太高，如果按我们的标准支付工人工资显得太荒诞。我们的工资标准将随着这些国家的发展逐步提高。
在这些尚没有什么工业的国家实行标准工资制度是一个全新的实验，更有趣的是观察汽车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因为虽然巴西是全球面积的十五分之一，而且资源非常丰富，但尚没有开发交通设施。
一个国家的发展和交通建设是相适应的，巴西的绝大多数地区只有六个月的汽车使用时间，因为其他六个月里，地面太泥泞，汽车无法行驶。
我们分支机构的成立时间还不到一年，但工资已经很高—比表面上看起来还要高，因为工资非常稳定—而且开始生效。
工人们的住房条件还没有出现大的改进，但他们已经开始购买更多的服装、更多的家具，并且已经有些储蓄。他们还不十分熟悉怎样处理自己的收入，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收入超过了他们的需求就辞职不干—这一点我们原来很担心—他们也没有养成挥霍的习惯。
他们很快就着手培养更多的需求，物质文明便开始启动。汽车工业将缔造出一个崭新的巴西。当地人虽然不完全适应机器或纪律约束，但很快开始装配和修理。他们学得很快—很可能因为他们明白学习的意义。
东方在很多领域也正在觉醒，来底特律的外国学生中没有比中国人和印度人更热情的了。他们知道，拯救他们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引入动力开发技术，以便于形成国内消费市场。他们憎恨外国资本对他们祖国的剥削，但是，他们也急于了解他们自己该怎样做。
我们只能通过在这些国家建立现代化的生产线来帮助他们。这样会通过高工资开发出他们本国的市场。各地都在进行公路建设，汽车成为公路建设的最强大的动力。建设好的公路的程序是：首先你得有汽车，并不是道路带来汽车，而是汽车带来道路。据说，印度的种姓制度严厉禁止道路建设，但在我们的学校里有各种等级的印度学生。他们在那里并肩工作，好像不知道种姓制度似的。当他们回到印度以后，他们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为我们工作时，他们能忘记种姓制度，那么，看来种姓制度并不那么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说这些琐屑事情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大背景。
在考克工厂里的工人戴头巾和戴领带有什么区别呢？从围巾到领带的变化只是一个象征，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它表明，此人参与了现代化生产—他正为这个世界创造财富。任何政治行动都不能建设—只能进行破坏或攫取—慢速发展就是破坏，因为生命并不能永存。
今天，世界最需要的是，爱出风头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越来越少，由围巾换成领带的人士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