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福特公司参观的外国企业家对我们说：“我们得事先确定利润，否则我们就入不敷出。除非我们以产量和利润为基础，否则我们就会破产。那么，你们是如何管理的？”
这个问题并非儿戏，这位企业家也是义正词严。但是，他把马和车的位置弄颠倒了。在服务展开以前，他就开始考虑如何盈利了—利润是水到渠成的东西。
我们认为，利润是好的工作成果的自然体现。金钱和煤炭、钢铁一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商品。如果不这样看金钱的作用，肯定会遇到大麻烦，因为那样，金钱会变成服务之上的东西。在社会上，不提供服务的企业将无生存之地。
将金钱和企业混为一谈主要是由于股票市场的操作所致，尤其是人们将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价格变化视为企业状况的晴雨表，更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人们总是这样下结论：当企业的股票价格上涨时，企业经营就很好；当企业的股票价格下跌时，企业的经营就不好。
证券市场和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多大的关系。它和企业的产品质量、产量、销售没有多少关系，而且它基本上和企业资本的增长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一个侧面反映企业的表现而已。
企业股票价格在证券市场上的波动与企业和利润状况关系不大。证券市场上，股票交易绝大部分与企业的盈利情况无关。除了少数比较敏感的投资群体以外，利润状况如何没有多大的影响，至少不是证券市场上股票投资者的主要目标。其中有一些很活跃的股票甚至连红利也没有。证券市场上的逐利者所追求的并不是企业生产的利润。股票价格主要取决于证券市场上到底有多少人想购买该企业的股票。
如果企业的管理者试图在证券市场上捞一把而不注重服务的话，那么，证券市场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些栖息在证券市场上的公司一般寿命不长：成立快，倒闭也快。但是，人们却由此认为，证券市场和企业命运息息相关。然而，即使一点股票交易也没有，美国企业也不会受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如果明天企业的股票全部易手，企业本身的资本也不会增加一分钱。
就一个企业的基本利益而言，企业就像一场棒球比赛：只是一个侧面的表演，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无关，也无法提供企业的基本所需。它只有企业价值的偶然而猛烈的变化。如果将极端投机的因素排除掉，那么，股票的自然交易只是一种简单的金融活动。
我们认为，如果企业的影响不是由那些企业管理者控制，那么，企业发展就会遇到障碍，因为企业常常因此成为挣钱机器，而不是商品生产机器。然而，一旦企业的主要职能是生产红利而不是商品，那么，企业的重心就发生了偏转，企业就会听从股东们的调度，而不是客户，这样，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目的就被否定了。
不参与企业经营的股东们常常成为人们生活成本增加的基本因素之一。
可是，有人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股票体现了一种帮助运营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正确。如，当受欢迎的股票成为企业生产的负担时，企业的利益就归于某些个人，而非公众。为了满足某些股东的要求，曾经有一种产品的价格被无端增加50 美元，有一种产品的价格则因为同样原因提高了125 美元。
产业并非金钱—它是思想、劳动和管理的结合，它所体现的价值不能用红利来衡量，而是依赖产品的质量和使用性。质量绝不会因为金钱而提高，但显然提高质量可以带来更多的金钱。
当企业的资金都来自产品的客户时，任何企业都会富裕起来。
这笔财富不是对公众的掠夺，也不是对企业的克扣。除此以外，任何其他方式增加的资金都会对企业产生牵制作用。
当然，股票投机买卖也不是一点作用没有—有些本质不错的人则因为在股市上吐尽了血本，最后被迫上班。做股票把很多人的注意力都从正经的生意上吸引走了。把他们纠正过来的方法就是利益。财富绝不会因为股票交易而增加；它至多使财富易手。股票交易并没有创造财富，仅仅是一场游戏的得分记录。有人曾经引用我的话，说股票市场对企业发展有好处，但是，记者在引用时省略了原因—“因为股市栽跟头使得很多人重操旧业、干正经事”。
过去，人们误认为企业只是企业主自己的事。现在，人们改变了观点：企业是在企业内部工作和领薪水的员工的事。这个观点和认为企业是为了生产股票而生存一样错误。在这方面，在我们工厂学习的大学生们的论文很能说明问题。
他们所写的内容很有趣。这些大学生富于**、聪明而好学；除了从本能上认为工人敌视公司以外，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除一二个人以外，其余都认为我公司雇主— 雇员关系良好、工作条件优越，等等。但是，没有一位大学生关心公司产品。如果在考察医院时也依照此方法，考察报告会描述医生办公室如何舒适，护士的膳宿多么完备，实习生的时间安排如何恰到好处，根本不提医院对病人的服务怎样。这些大学生判断企业的标准是企业内部员工们的所得利益。就像以教师的收入判断学校的优劣、医院的好坏以医生的既得利益来衡量。判断学校的标准只能以学生作为标准—学生的学习成绩。医院的优劣也只能由其所医治的病人作为参照物—这是医院的职能。
以前，产业的重点是为企业主获取利润，现在，重点又转向雇员的福利。这些观点都有问题。当然，应当重视工人的福利，但是，如果企业的核心不是对公众服务，那么，任何其他重点都是错误的，在企业完全贯彻以公众的服务为动机之前，工资和利润都难以得到合理解决。企业的首要责任是对公众利益的服务。
最后，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应当以对公众的有用为基础。如果公众忽略像工资这样重要的因素，企业也无法对公众提供良好的服务。
因为，这些因素是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
企业既不是为企业主的利润而存在，也不是为了员工的福利而存在。目光短浅的资本家和心胸狭窄的工会分子都对工业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哪些是获利者。
我们不妨进行一下简单的回顾。我们假设当初某件产品并不是由那些追逐利益者为使用而开发，那么，当产品开发达到一定阶段后，企业就需扩大生产。这样，有钱人就看到赚钱的机会终于来了。
他们建工厂，购买设备，四处招工。但是，他们生产的真正目的是获取利润。如果必须做出调整时，那么，受损失的将是商品，而不是利润。任何行动都会采取—降低工资、偷工减料、减少数量、提高价格—只要能增加利润即可。
而工程师则有不同的追求。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标准代表今天的水平，他们希望明天进一步将其发展到新的水平。在此问题上，工程科学是目光短浅的金融业的敌人。为了获取丰厚利润，货币商人们投资装备了价格昂贵的高炉。高炉并不是为了造钱而设计—它们的用途在于制造金属。工程师会开发出新一代更好的高炉。但是不是以新换旧，还是由金融大亨们决定，他们的标准不是能否降低公众的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而是可否带来更大的利润。
以新换旧当然离不开投入金钱。最初，资金是由公众提供的。
解决公众关心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带来足够的资金以保障技术不断进步。企业的利润与其说是对过去企业经营的奖赏，不如说是一笔保证未来技术进步的资金。金融家们既然看不到问题的这一面，就竭力反对企业对技术进步的资金投入，认为它是不必要的开支。而工程师则坚持主张进行技术革新的资金的投入。
再看一看工资问题。工资是购买力的源泉，商业活动的运转依赖于人们有购买的愿望和购买的能力。另一方面，有一部分说情者鼓吹，工资应当包括产业进步所带来的所有好处，他们的观点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应当引起注意。
也有人主张，提高管理效益所带来的好处也应该包括进工人的工资中，如生产增加、成本降低、产品附加值提高等。
我们可以以我们自己的工业作为例子。我们的改进大部分来自内部，也就是说，源于企业的内部管理，如工艺的简化、劳动力的减少、成本的降低等，所有这些措施使我们向客户服务的价格大幅降低。
对于这由成本降低而带来的利润，我们有三种解决方法。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把全部利润保存起来，因为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挣得的这笔钱”，或者说，“我们要把成本降低所带来的好处全部装入工人的工资袋中”，或者说，“由于向客户提供服务的成本降低了，我们也相应降低产品的价格，让客户享受实惠”。
在第一种观点中，增加利润属于那些动脑筋增加利润的人。在第二个观点中，增加的利润应归于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工人。
在第三个观点中，公众有权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所需的服务。
哪一种选择更合理呢？答案不言自明。公众应该享受这笔利润。
雇主不是公众，企业员工也不等于公众。企业的雇主和雇员会享受到降低产品价格从而使企业扩大所带来的实惠。正如以前所指出的，产业绝不能因为某一个阶层而存在。当产业的目的是为某一个阶层挣钱而不是为全体公众提供服务时，那么，情况就复杂了—企业会不断陷入困境—伪科学家描述为“经济周期”。他们著书立说认为，商业秩序只能运行那么长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商业就会陷入危机。这完全是一种金钱至上的思想。
我们不需要任何商业滑坡，也不需要任何失业。西进的先辈们一天前进12 英里。那时候，每小时16 英里是从未听说的行进速度。
现在，汽车一天可以行进六七百英里。问题在于，我们的行进速度有这么快，当驶进闹市时稍微慢一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意味着什么停滞不前。胆小者总喜欢寻找各种所谓经济滑坡的蛛丝马迹，好像是一群神经衰弱患者在管理企业。
研究我们的经济机器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了，因为在一片繁荣景象之际，绝大多数人忙于捞实惠，他们没有花时间去改进它。当机器出现故障停下来时我们才去正视它、研究它。一台破旧机器不能等到完全不能运转，在机器正常运转时就要对其进行维护。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在机器高度正常运转之时进行。
然而，人们并不愿意这样做。即使某一些经济观察家们，他们也是为了预测经济不景气才去观察经济运转情况。现在，观察经济不景气已经成为一个行业，那些吃这碗饭的人可以提前躲避。然而，现在没有什么人愿意在经济健康运转时花钱向他们购买灵丹妙药。
如果我们将经济衰退视为不可避免，那么，无疑我们正在丧失良机。人们选择现代医学以求保持人类永远健康，而人们的思维习惯则使我们希望经济永远处于繁荣状态。解决困难的“处方”就是降低产品价格，增加工人工资。除了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以外，只需几家大公司做出努力就可以消除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恐慌。
当太阳高照、一切顺利时，我们不愿去思考经济问题，肯定会给我们带来重大损失。顺利时的失误正是未来逆境的种子。然而，一切顺利时，谁也不愿意听别人说三道四挑毛病。那样的改革正是“得过且过”。由于无视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而出现经济衰退时，人们才去议论。但是，事故已经发生，我们只得去忍受经济恢复和调整的痛苦。
经济运行的顺境和逆境也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经济顺境时的保守思想，另一种是经济逆境时的激进思想。
二者之中没有一个可以单独保证经济持续向前发展。激进派认为保守派没有推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似乎不无道理；保守派反驳，激进派对于他们批评的任何事项也管理不了。
有一点任何一派都无法否认：责任总是由那些实际负责的人来承担，这些人也被划作“保守分子”—他们的责任使他们不能像激进分子那样不负责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要“保守派”和“激进派”没有达成一致，保守分子将会继续通过客观政策掌管经济机器的运行。
那么，既然如此，会有什么结果呢？很简单：最后，保守派会以人民委托者的身份出现。为了银行和商家的利益，他们也会对商业系统进行某种改进。他们已经显示出为美国带来比其他国家有更多食品和房屋的能力。
显然，既然以委托人自居，那么，他们就要为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的福利而做出贡献。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工程师的角色。结果也许会导致个人财富的减少，但绝对不会使有效资本减少。
最有害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政府可以维修经济机器。政府干预的结果就是收税，用来安抚那些叫得最响的人们。所谓的“进步计划”就是：“我们可以强迫国家为我们服务。”政府的一系列福利援助计划，其实是一种乞丐思维的体现，它告诉人们政府可以向人们提供特权，只要你要求，它可以施舍你任何东西。弱者好像更有力量，其实不然。国家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国家”本身施舍他人，而是让全国人民去执行它的施舍计划。
强者支援弱者并没有错，但是，这样做并不能证明弱者就是至高无上的。对弱者的服务如果不能达到扶助弱者独立自强的效果，那么，这样的服务就是错的。形成伸手要的思维习惯是极为恶劣的。
这也正是我们的慈善举措的弊端所在，它既削弱了那些捐助者，也削弱了那些接受援助者。慈善是对一切努力上进的摧毁。
我们的各级立法机关整日被各种施舍方案所包围，这些方案要形成一种机制—使全国各地没有一处不受到恩惠，结果使各阶层之间、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无休无止。立法者在很大程度上开始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像护士一样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立自强消除障碍、铺平道路。立法机构错误地坚持，这些活动会使他们深受大众的欢迎，认为这样做才真正代表人民的愿望。
立法行动试图以法规制度来修正不完美的经济机器。政府的经济学甚为荒唐。政府颁布的绝大多数法律都是为了限制能带来经济进步的人类的自私行为，实际上任何法律也做不到，相反，都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
再看一看税收吧—这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政府的活动好像就是征税。没有几个人看起来了解高税收和贫困之间的关系—高税收导致生产的低效益，进而带来社会贫困。人们对政府的真正职能应该是什么研究得也不够。
有一点至关重要，政府的税收不能危害下一代的生活。税收的很重要的借口就是阶级意识。按照人们的收入情况征税是正确的，但是把税收的职能视为阶级宣传的工具是错误的。实际税收中并没有阶级区别—全体人民都在缴税。拥有巨资的人靠诚实劳动挣钱，并如实大量缴税，实际上是公众在提供这笔钱。逃税者留下的税收负担最终还是由公众负担。
正确的方法就是要透过金钱的表面现象认识其本质，这样，便可以克服税收的许多错误。假如某个企业处于扩张之际，税收员向他征收个人所得税，“请缴纳新机器设备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得到的税收的价值难道和一个企业扩张时增加就业和资源利用所带来的利益一样大吗？这样做是在征税呢，还是事实上在没收社会商品呢？
不妨设想一下遗产税征收不以金钱形式而以实际财产形式会出现什么情况。税收员会说：
“我们要搬走一座高炉、两台升降、十台机器和百分之二十五的煤炭作为遗产税。”
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认为危害社会的罪犯所有的财产也是有罪的，如果认为剥夺活人的财产是错误的，而剥削死人的财产则是对的，或者坚持政府可以容忍罪恶的雇主在有生之年扩张企业，在他死后则必须剥夺他的企业，那么，上述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无论如何，将企业的部分财产作为遗产税搬走比以金钱形式要好得多。遗产总是以多少货币表现出来，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货币存在。绝大多数继承的只是一个职位，一个要管理的企业，一份要承担的责任。继承亲人管理或控制一个企业，实际上是在接受一项任务，而该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很多人的就业和许多家庭的生计。
这种谬误在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它影响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那就是，把企业视为金钱、大企业就是一笔钱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