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劳动—一件事情一做再做并且总是用同样的方法—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对我来说这也是可怕的。我不可能整天做着同一件事情，但对另一些头脑来说，也许我可以说对大多数头脑来说，重复操作并不可怕。事实上，对有些类型的头脑来说思考是绝对可怕的事情。对于他们，理想的工作是那些不需要表达创造性本能的工作，那些既需要头脑又需要肌肉的工作几乎没人愿干—我们总是需要那些因为某项工作困难而喜欢这项工作的人。
一般的工人，我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想要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不需要他费多大劲的—特别是，他想要一份不需要动脑筋的工作。那些有着所谓创造型头脑的人和那些对单调劳动绝对恐惧的人，很容易想象其他所有的人也和他们一样不安分，因此对那些整天做着几乎同样动作的人表示出毫无必要的悲天悯人。
当你能认真对待它时，会发现大部分工作都是重复的。一个商人有一套常规，他非常精确地遵循着。一家银行董事长的工作几乎全是老一套。一家银行的低级官员和职员的工作完全是老套。确实，对大部分事情和大多数人们，有必要建立某种固定的常规方式，以使大多数动作成为纯粹的重复性动作—否则的话，个人将无法干成足够的活以便能靠自己的努力过日子。任何一个有创造性头脑的人都没有理由去干单调的工作。因为对拥有创造性思维的人的需要到处都很急迫。对于有技能的人来说，绝不会没有出路，不会无法施展才能，但我们得承认并不是人们普遍都想成为有技能的人。
即使有这种想法，那也缺乏通过训练的勇气。一个人无法只靠愿望而成为一个有技能的人。
关于人的天性应该是什么的理论有很多，但对它到底是什么并没有进行过足够的研究。有一种理论认为创造性工作只有在想象领域才会有。我们说音乐、绘画和别的艺术领域有创造性艺术家。我们似乎把创造性的功能限制在了那些可以挂在画廊的墙上，或可以在音乐厅表演，或能在那些无所事事的吹毛求疵的人聚集、互相崇拜彼此的文化的地方上演—这样一类的产品上。但是，如果一个人想要一块实现创造性工作的田地，应该让他到那些他能与更高的规则打交道的地方，而不是那些与声音或线条、或颜色打交道的地方，让他到那些他可以与个性法律打交道的地方。我们需要产业关系方面的艺术家。我们需要工业生产方式方面的大师—从生产者和产品两方面来看。我们需要那些能把政治的、社会的、产业的和道德的大众塑造成一个正确的有秩序的整体的人。我们把创造性工作的范围限制得太窄了，而且我们把它用在太微不足道的目的上。我们需要那些能为我们所有的人创造出正当的、良好的、美丽的生活的人。好的意图加上深思熟虑的工作设计，能用于实际并能够成功。有可能增加工人们的福利—不是通过让他干少一点活，而是通过帮助他干更多的活。如果这个世界能把它的注意力、兴趣和精力用于制定能造福那些与他一样的别人的话，那么，这样的计划可以建立起实际的工作基础。这样的计划将经得起考验—它们在人类和金钱两方面都是最有收益的。这一代所需要的是坚定的信仰，相信产业中的正义、公平、人性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我们不能得到这些品质的话，我们最好是不要工业。确实，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正义、公平、人道的话，那工业的末日便来到了。但我们能得到这些。我们正在得到这些。
如果一个人没有机器的帮助，就无法挣得维持自己生活的收入，那么因为他使用机器可能导致单调而废弃机器，这是造福于他吗？
让他去挨饿，还是让他过上好生活更好？一个人会因为挨饿而更幸福吗？如果他不充分使用一台机器更幸福的话，他会不会生产比他所能生产的更少，并因此获得少于适合世界上的东西交换他可得到的那份货物而更幸福呢？
我还未曾发现重复性劳动以任何方式损害人。客厅里的专家们告诉我，重复性劳动是既毁坏肉体又毁坏灵魂的，但这并不是我们调查的结果。有一个事例，有个人整天不干别的，只是踏着踏板排放装置。他认为这动作使他成了单侧病人。医院检查显示他并没有这种病，不过，当然，他被调换到另一工作岗位，这工作需要运用不同的肌肉。几个星期之后，他要求再干他原来的工作。这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一天八小时做一套同样的动作很容易使身体变形。
但我们从未碰到这样的事例。只要有人要求调换，我们便调换他们。
我们想能定时调换他们—只要工人们愿意的话，这是完全可行的。
他们不喜欢进行不是由他们自己提出的调换，有些操作无疑是单调的—如此单调，看来不可能有人愿意长久地干着这同样的工作。
也许整个工厂最单调的工作是用一个钢钩拣齿轮的活了。把齿轮拣起，在油桶里摇一下，然后把它放进篮子里。这个动作没任何变化。
齿轮总是在同样的地方等着他，他把每个齿轮都摇同样多的次数，他把齿轮放进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的篮子里。不需要什么力气，也不需要动什么脑筋。他别的什么也不干，中间来回轻轻地挥着他的手就可以了—那钢钩非常轻。但干这项工作的人已经干了整整八年了。他把钱积蓄下来并进行投资，到现在他有4 万美元了—并且他坚定地拒绝每一次让他去干更好的工作的企图。
深入调查没有发现一个例子，说是人的头脑由于工作而被扭曲或变麻木了。那种不喜欢重复性劳动的头脑不会干这种重复性劳动。
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根据其优越性和技能分成甲类、乙类和丙类。每一类都有10 ～ 30 种不同的操作。一个刚刚从雇用办公室来的人去干丙类的活。当他干得更好的时候，再进入乙类。按照同样的方式，他再进入甲类，从甲类出去后可进入工具制造部或其他需要更高能力的部门。他能进入到什么地方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如果他一直待在生产部门，那是因为他喜好的缘故。
在前一章我提到过，有一个申请工作的人由于身体条件而被拒绝。这条政策是在1914 年1 月12 日生效的。当时把最低工资定为一天5 美元，工人一天工作八小时。这条政策还进一步发展为没有一个人因身体状况而被解雇，当然，除非是在得传染病的情况下。
我想如果一个工业组织要履行它的全部职能的话，它应该是一般社会的缩影，要对它的雇员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一直雇用着伤残人员。有一种最慷慨的天性认为，对那些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社会负有责任，应该通过慈善举动帮助他们。我想有一些事例必须由慈善行为来解决—比如说，智障，但这种事例极为稀少。我们发现在工厂所需要做的大量的不同工作中，完全可以为任何人找到一份工作，而不影响生产。盲人或手脚不全的人，在他所分配的工作岗位上，能和一个健全的人干同样多的活并且得到同等的报酬。
我们并不是觉得残疾人更可取—但我们证明了他们能挣全工资。
如果因为有人是残疾人而雇用他们，付他们低工资，对他们的低产量感到满足的话，那就背离了我们要做的事情的精神。那也许是在直接帮助那些人，但这不会是帮助他们的最好方式。最好的方式总是能使他们和健全的人生产出同样多产品的方式。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很少需要慈善的机会—我是说，那种赠送礼物的慈善之举。当然，慈善和企业并不能组合起来。工厂的目的是生产，除非它能以最大的生产能力生产，否则它便没有服务好全社会。我们没有调查便太轻信地认为生产完全依赖设备。人员是能做好每项工作的前提条件。为了看看真相究竟如何，我把工厂的全部工作根据所使用的机器和操作进行分类—把需要体力劳动的分为轻松体力活、中等体力活和重体力活；看它是湿活还是干活，如果是湿活，那是什么种类的流体；看它是干净活还是脏活；是靠近烤炉还是靠近高温炉；空气流通情况；是用一只手还是两只手都用；雇员是站着还是坐着工作；它是安静活还是吵闹活；它是不是需要精确度；光线是自然光还是人工灯光；每小时需要处理的零件数；所使用的材料的重量；工人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在调查的当时，工厂有7882项不同的工作。这些工作中，949 项被认为是重体力活，需要有健全、强壮的身体的人来干；3338 项需要一般身体状况和体力的人来干；剩下的3595 项工作根本不需要什么体力，即使最少力气、最弱的人都能干。事实上，它们中的大部分只要妇女或稍大点的孩子就能干。最轻的活再次分类，看其中多少项需要健全的身体。结果我们发现，670 项可由无腿的人干，2360 项可由一条腿的人干，两项可由无手臂的人干，715 项可由一条手臂的人干，10 项能由盲人干。这样，在7882 项工作中，有4034 项—虽然其中的一些需要力气—并不需要完全的身体能力。这也就是说，先进的产业能提供给残疾人工资工作的机会要比任何正常社会具有的残疾人数还要多一些。如果任何一个企业，或者说，任何一家工厂的工作像我们所进行的分析一样进行分析的话，比例很可能差别很大，而我非常相信如果工作进行充分分工的话—分工到经济效益最高的程度—有身体缺陷的人找到一份如常人一样的工作并得到常人一样的工资将不会有什么困难。把残疾人当作负担看待，这是最大的经济上的浪费。教会他们一些细微的工作，比如编织篮子或一些别的无利可图的手工劳动，希望不是帮助他们挣得一份自己的生活，而是别让他们陷入灰心丧气中。
当一个人被雇用部门接受时，原则是把他安排到适合他的身体条件的工作岗位上去。如果他已经上班，他看起来不能做这份工作，或者他不喜欢他的工作，便给他一张换工卡，他拿着这张换工卡到换工部门去，在进行检查之后，他被安排到另一个更适合他或者他更喜欢的工作岗位上。那些体力低于常人的人，如果安排恰当的话，和那些体力高于常人的人一样是个好工人。比如，一个盲人被安排到存货部门，计数运往各处的传送带和螺帽。另外两个身体健全的人已经被雇用于这件工作了。两天之后工长送了一个条子给换工部门，把这两个身体健全的人从这一岗位上撤下来，因为这位盲人不但能够完成他自己的工作，而且还能完成原先由两个健全人做的工作。
这种抚助工作可以进行得更深入一些。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当一个人受伤后，他就该被从工作岗位撤下，然后给笔抚恤金。但总是有一段康复时期，特别是在骨折状态。这时候人已够强壮，可以工作。事实上，在那一段时间，人们总是急于工作，因为即使最大数额的事故补贴也不可能有一个人的工资那么多。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企业将如背着一笔特别的税一样，而这笔税将增加生产成本。
这将使产品的销售下降，并因此使某些人减少工作。这是人们头脑里总是要想着的一系列无法避免的后果。
我们对那些卧床不起的人进行过试验—那些能坐起来的人。
我们在**铺上黑油布或围布，让那些人把螺帽拧到小螺栓上——这项工作得用手工干。在磁石电机部有15 ～ 20 个人忙于干这种事。
那些医院的病人干得和车间的人一样好，他们也能得到常规工资。
事实上，我相信，他们的产量比通常车间的产量还高百分之二十。
除非他愿意干，否则没有一个人非干不可。结果他们全都想干，这使时间从他们忙碌的手间流逝，他们的睡眠和食量都变得更好，并且康复得更快。
对于聋哑雇员并没有给予特别的照顾。他们干着一份百分之百的工作。有结核病的工人—他们通常有1000 人左右—大多数都在废材料收集部门工作。那些被认为有传染病的病人在一个特别隔离的地方一起工作，他们的大多数工作在户外进行。
在进行最新一次雇员分析时，有9563 名低于常人身体状况的人。这些人工中，123 人是手足伤残，或截去了胳膊、前臂或手。一个人是双手俱无。有四个完全失明的人，207 人有一只眼盲，253 人有一只眼几乎看不见了，37 个聋哑人，60 个癫病患者，4 个双腿或双脚俱失的人，234 人失去一条腿或一只脚。其他的人有些小的身体障碍。
各项工作要变成熟练工人需要的时间如下：百分之四十三的工作需要不到一天的训练，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作需要一天到一个星期的培训，百分之六的工作需要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的培训，百分之十四的工作需要一个月到一年的培训，百分之一的工作需要一年到六年的培训，最后一项工作需要非常高的技术—比如制造工具和制模。
整个工厂的纪律是严格的。并没有什么琐细的规定。也没有其公正性受到合理质问的规定。解雇权只由雇用部门的经理行使，以避免不公正的解雇。他很少行使这一权力。1919 年是进行统计的最后一年。在那一年，有30555 起工作变动发生。在这些工作变动中，有10334 起是由于旷工超过十天而没来工厂说明的，因此被开除了。因为拒绝分配的工作，或者不能说明原因而要求调换工作，这样让3702 人走了。因为拒绝去为其提供的学校学习英语，这样走的人有38 个，108 人参军走了。大约3000 人转到了别的工厂。
回家、去干农活或做生意的人占了差不多相同的数字。82 个妇女因为她们的丈夫在工作而被解雇—我们不雇用其丈夫有工作的已婚妇女。在整个的变动中，只有80 人是被干脆解雇的，其原因是：弄虚作假，56 人；根据教育部的规定，20 人；不称职，4 人。
我们期望每个人都做我们告诉他做的事情。整个工厂是高度专业化的，一个部门依赖于另一个部门，我们不能有一刻允许人们各行其事。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我们的一切都将混乱不堪。我认为在企业中不能是另一幅情景。工人们做尽可能多的活并且得到尽可能高的工资。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那产量将下降，因此个人工资也将很低。任何不喜欢我们工作方式的人随时都可以走，公司对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完全相同、不偏不倚的，如果某个部门走失的人越少，对工长和各部门的头头当然是有利的。如果工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完全有机会把他的话讲出来—他有完全的外援。当然，不公正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对他们的工作同伴并不总是公平的。人类天性中的缺陷不时地违背我们良好的意图。
工长们并不是总能明白这一意图，或者错误地运用它—但公司的意图正如我已经表述过的，我们用尽了一切手段以使这意图能够贯彻。
在旷工问题上必须进行最严格的要求。一个人不能爱来就来、想走便走。他可以随时向工长提出离开，但如果他不说一声便走掉，那么等他回来时，他旷工的理由要被仔细地调查，并且有时候要到医院部门进行检查。如果他的理由是合理的，他可以恢复工作。如果工人的理由并不正当，他可能被解雇。在雇用一个人时，需要了解的情况只是他的姓名、他的住址、他的年龄、他是已婚还是单身、他有几个被抚养人、他是否曾为福特汽车公司工作过、他的视力情况和听力情况。对于这个人以前干过什么并没有设问，但我们有一栏被称为“特长栏”，那些在来我们这里之前干过其他手艺的人可以写上他曾干过什么。用这种方法，当我们需要哪方面的专门人才时，就可以直接从生产人员中挑选出来。这同样是工具制造者或制模工能更快地走向更高职位的道路之一。我曾经需要一位瑞士钟表匠，结果从卡片中找到一个—他正在开钻床。热处理部需要一个熟练的砌火砖的工人，他同样也在一架钻床边找到了—他现在是一个总检查员。
这里并没有多少个人接触—人们干他们的活，然后回家—一座工厂并不是一间休息室。但我们尽力做到公正，虽然很少用握手的方式—我们都不是职业握手者—同时我们也阻止个人之间的矛盾发生。整个工厂有那么多的部门，几乎就是一个小世界了—每一种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两个人打架。
人们会打架，而且通常打架是被当场解雇的原因。我们发现这对打架者并无帮助—这只是让他们不在我们的视野里打架而已。所以工长想出了很有天分的惩罚措施，这既能保持他的大家庭没有人被开除，同时又不需要一个行政人员那样的时间。
对一家高产量同时也人道的工厂来说，有一点是绝对的，就是环境要干净，照明要好，通风要好。我们的机器放得很紧凑—工厂的每一英尺地面，当然，都承受着同样的费用。如果把机器比它们应该放置的位置多放远六英寸的话，消费者便要为产品付出额外的钱。我们测量出每一项工作的工人需要的确切空间。他必须不能太拥挤了—那将是浪费。但如果他和他的机器占用了多于需要的空间的话，那同样是浪费。这使我们的机器也许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工厂的机器都挨得紧。在一个陌生人看来，它们几乎是一台堆在另一台的上面，但它们是科学地安放的，不只是根据操作结果，并且还给了每个人和每台机器所需要的每一寸空间。如果可能的话，没有一平方英寸—当然更没有一平方英尺—超过他所需要的空间。我们的工厂建筑并不是为了作为公园而使用。这么紧密的安放需要最大的安全保障和通风条件。
机器的安全保障是其自身的事。我们不认为任何机器—不管它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效率如何高—是合适的机器，除非它绝对安全。我们没有一种机器是我们认为不安全的。但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些事故发生。每一次事故，不管是多么细小，都得由一个主要负责此事的技术高明的人进行察看，追踪原因，对机器进行研究，以使同样的事故再也不会发生。
当我们修建那些老建筑物的时候，我们并不像今天一样对通风情况了解得那么多。在所有我们后来修建的建筑中，支撑的柱子都修成中空的，恶浊的空气通过柱子空心排出去，新鲜的空气通过柱子的空心引进来。所有的地方长年都保持着近乎恒定的温度，在白天任何地方都无须人工灯光照明。有700 人专门负责保持车间干净，擦洗窗户，粉刷需要粉刷的地方。容易被忽视的黑暗角落粉刷成白色。如果没有干净整洁的环境，人们就不能保持精神振奋。我们对清洁卫生的重视不亚于对生产方式的重视。
不存在任何理由让工厂工作变得危险。如果一个人工作得太劳累或者工作时间太久，他就会陷入一种容易发生事故的精神状态。
防止事故一方面是要避免这种精神状态；一方面要防止漫不经心，一方面要使机器绝对容易操作。根据专家分类，事故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结构上的缺陷；（二）机器的毛病；（三）不充足的空间；（四）缺乏安全措施；（五）不合适的衣着；（六）糟糕的光线；（七）糟糕的空气；（八）不干净的条件；（九）疏忽，不上心；（十）无知；（十一）精神状态；（十二）缺乏合作。
这些结构的缺陷问题，机器的缺陷问题，不充足的空间，不干净的状况，昏暗的灯光，糟糕的空气，不好的精神状况，缺乏合作，所有这些问题都容易解决。没有一个人工作得过于劳累。工资解决了十分之九的精神问题，装置解决了剩余的问题。然后，我们还有防止衣服不合适、粗心和无知的措施，使一切都简单容易。在那些更困难的地方，我们有更有力的保障措施。在我们所有的新装备上，每一台机器都有自己的电动机，但在老式设备上，我们不得不用传送带，每一条传送带都有防护设施。在自动传送装置上面架设了天桥，这样人们不用经过危险之处。只要是可能有飞动的金属的地方，工人就要求戴上安全帽、护目镜，并把机器用网罩着，以减少事故的可能性。在高温炉周围我们设立了栏杆。机器上没有任何开口能绞住衣服。所有的过道都保持畅通。牵引冲床开关由一个大大的红色包头保护着，只有在拧开这个包头之后开关才能打开—这防止了机器被无意中启动。工人可能会穿着不合适的衣服—可能被滑车挂住的带子、松长的袖子，以及所有的不合适的小玩意儿。
工长将注意这些，他们能抓住大部分违反者。新机器在被安装之前进行了每一种测试，作为这一切的结果，我们实际上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事故。
工业不应是强迫人服从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