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习俗来管理一个企业是不行的—就像说：“我支付着越来越高的工资。”说这话的人不会这么轻易地说：“我没有比别人更好、更便宜的东西出售。”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工厂主会认为，只买最便宜的材料就能够生产出最好的产品来。那么，为什么我们听到那么多的关于“劳动力清理”和降低工资给国家带来好处的论调呢？
降低工资只能意味着降低购买力和抑制国内市场。如果工业管理如此糟糕，以致无法给予与它相关的人们一份好生活，那工业有什么好处？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在靠工资生活。他们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的工资增长率—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
在整个福特公司，我们现在有着一天6 美元的最低工资。我们以前有着一天5 美元的最低工资。这是很不道德的，如果回复到旧的市场工资水平的话—同时这也将是最糟糕的企业。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种关系。把一个雇员称为伙伴是不常有的事。
然而，他是什么别的身份？一旦一个人发现管理一家企业已经超出了他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他便叫来助手和他一起分担着管理。那么，如果一个人发现一家企业的生产部分太多了，已经超出了他的两只手所能干的，他怎么能否认那些来帮助他生产的人是他的“伙伴”呢？每一家不止一个人的企业都是一种伙伴关系。在一个人叫人来帮助他的企业的那一刻—即使这位助手是一个孩子—那一刻他也有了一位伙伴。他也许自己就是这家企业的唯一拥有者和它的运行的唯一领导者，但只有当他同时还是唯一的经理和唯一的生产者时，他才能宣称自己是完全独立的。一旦一个人得依靠别人来帮助他，他便不再是独立的了。这是一种相互关系—老板是他的工人的伙伴，工人是他的老板的伙伴。事实便是如此。一群人或另一群人自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一群，这是没有益处的。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一方只能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才会变得不可一世—这最终也将牺牲掉自己的利益。资本家或劳动力各认为自己是一群，这都是绝对的愚蠢。他们是伙伴。当他们互相对立想打倒对方时—他们只是在损害那个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他们是伙伴，他们都从这个组织中获得利益。
作为领导者，雇主的雄心应该是，能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给工人更高的工资。工人的雄心是应该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当然，在所有的工厂里都有人似乎相信，如果他们尽最大的努力的话，那将只是会对雇主有利—而根本不会对自己有好处。有这样的感情存在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它确实存在而且它的存在也许是有自己的合理性的。如果一个雇主要他的工人尽最大的努力，那些工人过了一阵子了解到他们的最大努力并没带来任何回报，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没有兴趣。但如果他们看到艰苦劳动的果实就在他们的工资袋里—证明更努力地工作意味更高的报酬—那么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是公司的一部分，公司的成功依靠他们，他们的成功也依靠公司。
“雇主应该支付什么？”—“雇员应该得到什么？”这些都只是小问题。基本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是企业的立足之处？”当然，没有企业能站立在支出多于收入的基础上。当你从一口井里抽水的速度超过井里的水流出的速度，井里就会没水可抽。当井变干了后，好些靠这口井喝水的人便只能忍受干渴。也许他们可以想象把一口井里的水抽干之后，再跳到另一口井里去抽水，那么，所有井里的水都被抽干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现在有一种广泛的要求，要求公正地分配报酬，但必须认识到这报酬是有限的。企业本身设定了限度。你不能从一家只挣了10 万美元的企业里分配15 万美元去。企业限制着工资。但有什么事情限制企业吗？当企业跟从糟糕的惯例时，企业便限制了自己。
当人们不是说“这个雇主应该如此这般去做”，而是说“这家企业应该如此有刺激性和管理良好，以便能如此这般去做”，这时候，他们便有前途和希望了，因为只有企业能支付出工资。雇主肯定不能支付，除非有企业提供保障。但如果企业无法保障更高的工资，雇主也拒绝支付，那怎么办呢？作为一条法律，一家企业意味着很多人的生活来源，不能够随意践踏。谋害一家企业是犯罪，因为很多的人把自己的劳动给了这家企业，他们把它当作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是他们生活的来源。用罢工或闭厂来扼杀一家企业是于事无补的。雇主忽视雇员并问自己：“我给他们多么少？”这会使他一无所得。雇员以眼还眼地问：“我能强迫他给出多么多？”这也会使他一无所得。最后双方将不得不回到企业问题上并问：“这家企业怎样才能变得更安全、更有利可图，以便能为我们大家都提供一种稳定的、舒服的生活？”
但不会是所有的老板或所有的工人都想得这么远。短视行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能为此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没有规定或法律会产生变化，但开明的利己会使之改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使开明的想法四处传布。但传布它必须是本着对老板和工人两者利益的关注，使他们为着同样的目的工作，使企业能够向前发展。
我们说的高工资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意思是工资比10 个月前或10 年前的工资要高。我们并不是指比应该支付的工资更高的工资。我们今天的高工资在十年后也就成了低工资。
如果一家企业的经理试图进行更多的分红是对的的话，那么他应该努力付出更高的工资也一样是对的。但并不是企业的经理自己支付高工资。当然，如果他可以支付但却不愿意，那么他该受指责。
但他独自一人是绝不可能付出高工资的。高工资无法支付，除非工人自己挣得。他们的劳动是生产因素。它还不是唯一的生产因素—糟糕的管理会浪费劳动和原材料，使劳动的努力化为虚无。劳动也可以把良好的管理努力化为虚无。但是在良好的管理和诚实的劳动伙伴关系中，是工人使得高工资成为可能。他投入了自己的精力和技术，如果他是诚实地、全身心地投入的话，他的回报应该是高工资。他不仅挣得了他的工资，而且他还是创造它的重要部分。
然而，还应该弄清楚，高工资是在车间开始创造的。如果没有车间里的创造的话，将不可能获得工资袋里的报酬，将永远不会出现一个不需要工作的企业。自然规定了这样。无所事事的双手和头脑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益处。工作是我们的神圣天职，是我们的自尊，是我们的赎救。工作是最大的幸福，而绝不是诅咒，确切的社会正义只能来源于诚实劳动。那些贡献多的人应该获得也多，因此，在工资的支付中没有任何慈善的因素。那种把自己的最大努力给予公司的人是公司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人。如果他的贡献不能被充分认识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那些白天来上班的人感觉到不管他做出怎么样的贡献，他都不能得到足够的回报以保持一份好一些的生活，这种人并不处在工作状态。他在焦虑和担心，这一切反过来损害了他的工作。
但是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每天的工作不仅能提供他的最低的生活需要，而且还能提供一份相当舒服的生活，能够让他给儿子和女儿以教育的机会并给妻子一些生活的乐趣，那么，他的工作在他看来便是美好的，他会很愿意地尽最大努力来工作。一个人不能从他每天的工作中获得一定的满足的话，那他便失去了工作回报中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每天的工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世界的根本基础。它是我们自尊的基础。而老板应该经常承担比他的工人的工作更劳累的工作。一个认真履行自己职责的老板一定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位勤奋的工人。他不能说“我有那么几千人为我工作”。实际的事实是那么几千人在使他为他们工作—他们工作得越好，他们便使老板越忙于处理他们的产品。工资和酬金都有一个固定的数目，这是必须如此的，以便有一个计算的基础。工资和酬金是以预先固定的数目进行的一种利润分配。但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当一年将近结束，企业发现还可以支付得更多。那时就应该支付更高的工资。当我们一起在为企业工作时，我们所有人都该分得利润的一部分—以优厚的工资的方式，或酬金，或额外的补贴。
这点现在正开始被普遍认识。
现在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要求把企业中人的位置提高到与物的位置同等重要。这是将要做到的事情。问题只是是否用明智的方式做到这点—用一种方式一方面能保护现在支撑我们的物的一边，一方面提高人的重要性；或用这样不明智的方式，它将把我们过去多年的物质利益全部去除，企业代表国家的生活水平，它反映出我们的经济发展，决定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我们并不想危害它。我们所想的是使企业中的人的因素得到更好的认识，而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没有混乱、不损失任何东西就能做到的，并能增加我们每个人的福祉，这一切的全部秘诀就在于认识人的伙伴关系。除非每个人都绝对地自给自足，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方面的服务，否则的话我们绝不可能不需要伙伴关系。
这些就是工资的基本真相，它们是伙伴关系中的分配。
什么时候工资可被视为给足了呢？期望从工作中得到多少生活费是合情合理的呢？你曾经想过工资是或者应该是什么吗？说工资应该付得起生活费用几乎等于什么也没说。生活费用主要是取决于生产和运输的效率。而生产和运输的效率是管理和工人的效率的总和。良好的工作，良好的管理，应该带来高工资、低消费。如果我们经济的改变导致结果的各种因素的话，我们是不会得到一个固定的结果的。如果我们想根据生活费来规定工资的话，我们就是在模仿一条追着自己尾巴的狗。而且，有哪个合格的人能说出应该把生活费定在什么样的生活程度上呢？让我们放宽一下眼界，看看工资对工人来说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
工资担负着工人在车间外面的全部负担。它担负着车间内部必要的工作。每天的工作是所有曾挖掘过的最有价值的财富之矿。它肯定应该不少于工人在车间外面的全部开支。它肯定应该照顾到年老后他再不能劳动时的生活—并且那时候他也应该不需要再劳动。如果它要做到这些的话，企业就得调整它的生产、分配和奖励规划，使它的利益别落入那些没有帮助过生产的人的口袋里。为了能够创造一套既独立于善良仁慈的老板，同时也独立于邪恶自私的老板的制度，我们得在生活自身的确切事实中找到一个基础。
一蒲式耳小麦值1 美元时和一蒲式耳小麦值2.5 美元时，每天的劳动所付出的体力完全是一样的。鸡蛋可以是12 美分一打或者90 美分一打。这使得一个人在每天的生产劳动中所付出的体力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只是和一个人相关的话，那么维持他的生活的费用和他应该得到的利润将是一件较简单的事情。但他并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公民，为国家贡献福利。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也许是孩子们的父亲，他必须凭他所能挣得的钱把孩子们培养成有用之材。我们必须想到所有这些事实。你怎么去计算一个家庭为每天的工作所付出的？你为一个人的工作把钱付给他，但他的工作中有多少是归功他的家庭了？多少归于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身份？多少归于他作为父亲的一面？这个人确实在工厂工作，但他的妻子在家里工作。工厂必须为他们俩支付工资。在什么样的计算体系中，家庭能在每日工作的费用单上找到它的位置呢？那人自己的生活能被认为是“消费”吗？能让一家人分享到“利润”是他的能力吗？每天工作的所得只以现金计算的话，是不是根据一个人和他的家人的需要被满足来衡量呢？或者，所有这些关系都严格地在费用项目下进行考虑，而利润却在所有的这一切之外进行计算呢？还有，在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让他们有衣可穿，有房可住，让他们受到教育，给他们标准生活的各种小享受，是不是还应该提供更多一些的可以用来积蓄的钱呢？所有的这些都能从每天的工作中来吗？我认为它们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对小孩作孽，他们的母亲会被迫出去工作。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准确地观察和计算的。也许没有一项与我们的经济生活相关的事情能比认识到每天的工作要承担什么样的负担更令我们感到惊异的了。
也许能够精确地测量出—但这要对每天的工作本身造成很大的妨碍—一天的工作耗费一个人多少能量。但完全不可能精确地测量出需要补充这人多少能量，以便他从事第二天的工作。同时也不可能测量出那些耗费的能量中有多少是他永远无法补充的。
经济学还没能设想出替代工人体力的补偿金。用老年退休金的方式可能建立起一种补偿基金。但养老金并不是每日劳动应得的利润，以用于照顾所有的日常生活费用，所有的身体损失，和体力工人不可避免的日渐无力。
一直到现在，曾支付过的最好的工资都不如它们所应该的那么高。企业没有得到足够好的组织，它的目的也未充分地弄清楚，以使它能够把比它应该支付的工资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工资付给工人。
这也正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工作的一部分。谈论废除工资制度以合作共有的方式代替它，对解决问题并无帮助。工资制度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据此可以进行按劳分配的制度。废除工资衡量的话，我们将陷入普遍的不公正之中；完善这一制度的话，我们将享有普遍的公正。
多年来的经历使我对工资有了一定的了解。我相信的第一点是，除了别的需要考虑的方面之外，我们的销售是依赖于我们所支付的工资额的。我们如果分配高工资的话，这些钱将被花掉，这些钱将使商店老板、批发商、其他行业的生产厂家和工人更富裕，他们的富裕将反过来影响我们的销售。全国范围的高工资将产生全国范围的繁荣。当然，高工资是由高生产带来的。付出高工资却降低生产，那将开始走向死气沉沉的企业。
有时候支付工资对我们是一件费劲的事情。一直到我们完全进入T 型车生产后，我们才可能算出工资该是多少。在此之前，我们有过一些利润分配。在过去的一些年，在每年年终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挣的一部分与工人分享。比如，早在1909 年，我们根据服务的年限，分配了8000 美元。一年工龄的人得到他年工资的百分之五，两年工龄的得到他年工资的百分之七点五，三年工龄的人得到他年工资的百分之十。对这项计划的反对意见是，说它未能反映钱和每日工作的直接联系。一个人要在他的工作完成之后很久才能得到他该得的一份，而那时候，它的到来几乎就像礼物一样。让工资带上慈善色彩总是一件不幸的事。
然后，工资也未能科学地根据工作得以调整。干甲种工作的人可能会得到一个数额的工资，干乙种工作的人会得到更高数额的工资，而作为一件事实也许工作甲所需要的技术或努力要大于工作乙，除非老板和工人都知道所付工资数额是以比猜测更好的方式确定的，否则的话就会在工资差别中钻进大量的不公平。因此，在1913 年，我们开始有时间对整个企业的上千种工作进行研究。然后，给予大笔的分配额，更能够进一步满意地确定每天的工作量，再把所需的技能考虑进去，由此确定了工资等级表。这个表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一件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努力—干这份工作的人可以指望多少工资回报。没有科学研究的话，老板不知道他为什么付出这么多工资，工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拿这么多工资。在把我们企业的工作全部进行标准化计算后，工资等级便确定了。
我们没有计件工资。有些工人是按日付工资，有些人是按小时支付。实际上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一个标准的生产量。这个生产量标准很低，没有一个人达不到，否则的话，工人和我们都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挣得了工资。在真正的工资能支付之前，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工作量。看门人只要到位了便该得到工资。工人则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
有这些事实在手，1914 年1 月，我们宣布并实行了一种利润分享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任何一项工作在一定情况下的最低工资是一天5 美元。同时，我们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为8 小时—原先是9 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为48 小时。这完全是一个自愿举措。
我们所有的工资级别都是自愿确定的。考虑一个举措的社会公正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在最后的分析之后，我们为了自己的心灵满足而实行了这一举措。你能使别人幸福是一种很愉快的感觉—你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你的同伴的负担—你把可用于寻欢作乐和积蓄的钱拿出给了大家了。善良的愿望，是生命中很少的几件真正的财富中的一件。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可以赢得他所追求的几乎任何东西，但是，除非在赢得的同时，他还有善良的愿望，否则的话他并不能从中获得什么利益。
但是，在这一切之中没有卷入任何的慈善因素。这一点并不被普遍理解。很多公司老板认为我们这么宣布只是因为我们赚钱了，需要做广告，他们指责我们，因为我们使标准动**不宁—我们违反了尽可能少地给工人工资的习惯。这种标准和习惯完全一无是处。它们必须被清除。有一天，它们会被清除的。否则，我们无法消灭贫穷。我们进行改革，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想支付更高的工资和认为我们能支付更高的工资。我们支付这些工资是想企业能奠立在一个更长久的基础之上。我们并未分散任何东西—我们是在为未来建设。一家低工资企业总是不稳固的。
也许再没有比这一次宣布的企业举措更引起世界范围的评论的了，而且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未能正确理解事实。工人们普遍相信他们一天将获得5 美元，不管他们干的是什么工作。
事实和一般的印象有某种程度的差别。这计划是想分配利润，但不是等到利润已经挣得之后—是想在挣得之前便大略估计一下，在某种条件下，把它添加给那些在公司工作超过六个月的人的工资上。它由三种类型的雇员享有：一、已婚男人，与他们的家庭一起生活并负担他们的生活。
二、超过21 岁的单身男人，被证明生活节俭。
三、小于22 岁的男人，和作为某些亲戚的唯一抚养人的妇女。
一个人首先领取的是他的正常工资—这份工资平均高于一般市场工资百分之十五。然后他才有资格享有一定的福利。他的工资加上他的福利得到的是每天5 美元的最低收入。这种利润分配率是以每小时为基础进行分配的。因此，那些每小时工资最低的人能得到最大比例的利润。它是和工资一起每两星期发一次的。比如，一个每小时拿34 美分工资的人，每小时拿的福利为28.5 美分，这将使他每天能有5 美元的收入。一个每小时拿54 美分工资的人，能拿每小时20 美分的福利—这将使他每天能有6 美元的收入。
这是一种分享繁荣的计划。但是是有条件的。那人和他的家庭需要某种程度的清白且是公民，并没有任何父权意图！—有相当大的父权主义确实得到了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整个计划和社会福利部门被调整的理由之一。但这个想法最初应该有很明确的对更好生活的激发目的，而最好的激发措施便是有过好合适的生活的金钱为基础。一个生活好的人会把他的工作做好，然后，我们也想避免由于增加工资而降低工作标准。在战争时期，证明有时候一个人的工资增长太快只是增加他的贪欲，并因此降低他的挣钱能力。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增加的钱放在工资袋里面的话，工作标准非常可能会垮掉。在这一新计划的实施中，大约一半的人工资翻了一番。它很可能被认为是“轻松的钱”，这种轻松的钱的想法会使工作垮掉。太快地给任何人增加工资都是危险的—不管他以前是一天挣1 美元还是100 美元。事实上，如果日工资100 美元的人一夜之间工资增加到日工资300 美元的话，他可能比日工资1 美元增加到3 美元的人更可能干出傻事。那些有更多钱的人有更多的机会使自己成为傻瓜。
在这第一个计划中所坚持的工作标准并不琐细—虽然有时候它们是以琐细的方式进行管理的。我们的社会部有大约50 个调查人员。他们之间的判断力标准都是很高的了，但不可能50 个人都有着同等的判断力。他们有时候出差错—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出错的事。计划规定，一位结婚男子要得到福利的话，就得和他的家庭一起生活并负担他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打破很多外国工人邪恶的习惯—把他们的家当做从中挣钱的地方而不是在其中生活的地方。不到18 岁的人，如果他扶养另一位亲人的话，他也可以拿一份福利。在当地生活的单身汉也可以分享一份。这项计划在根本上是造福工人的最好证据，是纪录。在这项计划开始生效时，百分之六十的工人是当时就合格的。在六个月之后，百分之七十八的工人合格了。在一年之后，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合格了。在一年半之后，只有百分之一的小部分人不能分享。
高工资还有其他后果。在1914 年，当第一项计划生效时，我们有14000 雇员，为了保持14000 的经常性劳动力，一年需要雇用53508 人，而这些新工人的大部分都是由于企业的发展而招进来的。
如果按老式的劳动用工变动方式的话，我们目前的劳动力需要每年雇用20 万人左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我们工厂的任何一项工作只需要最小的努力就能掌握，我们也不能每天早晨，或每一周，或每一个月就换一批新人。因为，虽然一个人在两三天之内就能合格地按一定速度完成一定工作，但在有一年的工作经验之后他能比一开始的时候干得更多。劳动力变动从未给我们带来过麻烦。很难给予准确的数字，因为当我们不能全部开工的时候，我们轮换一些人，以便把工作在最大的范围内分配，这使得要区分自愿离去和非自愿离去很困难。现在我们也没保持数字。我们现在很少考虑劳动力流动情况，我们不用麻烦去做记录。就我们知道的，每个月劳动力的流动情况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
我们对这一套体系做了改动，但我们没有偏离这一原则：如果你期望一个人献出他的时间和精力，那么给他定下一份工资，使他没有经济顾虑。它是值得的。我们的利润，在支付高工资和福利之后—在我们改变这一套做法之前每年的红利为1000 万左右—表明支付优厚的工资是经营企业的最有利可图的方式。
有些人反对这种根据行为分配红利的支付工资的方法，说那会导致父权主义。父权主义在企业中没有位置。福利工作与打探别人的私生活弄在一起是过时的做法。人们需要顾问，人们需要帮助，经常是特殊的帮助。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为正当的利益。但是管得过于宽松以及掺和别人的生活，更多地会使企业变得僵化，扼制工厂的发展。
不用改变原则，我们改变了一些支付的具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