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是一年一年地活着。工人是一年一年地过着。但作为一条规律，他们都是按周来进行工作的，当他们能够并且能以他们接受的价格获得订单和工作时，他们便接受工作或订单。在所谓繁荣时期，订单和工作都很多；在所谓疲软时期，订单和工作都很稀少。

企业总是大宴不已或忍饥挨饿，而且总是不是好就是糟，虽然从未有过一段时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感到东西太多了—每个人都感到太舒服或太幸福了—但确定有这样的时期，整个世界对货物的极大需求和企业机器对工作的渴求，这两者—需求和满足这需求的工具—被金钱的障碍隔开了。生产和就业都是时好时坏的事情。不是稳定地前进，我们是一阵一阵地向前跳—刚才跑得太快了，现在又完全停了下来。当大量的人们要购买时，就出现了货物短缺；当没有人购买，据说就出现了生产过剩。我知道我们总是短缺货物，但我不相信我们竟有过生产过剩。在特定的时期，我们也许有太多的错误产品，那不是生产过剩—那只是没有头脑的乱生产。我们也同样会有库存很多但价格昂贵的物品，这也不是生产过剩—这不是糟糕的生产，就是糟糕的管理或糟糕的金融。难道企业的好坏是由命运独裁的吗？难道我们必须把这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来接受吗？企业的好或坏是我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我们种植庄稼、开采矿藏、生产物品的唯一理由是，人们有粮食吃，有衣服可穿，有屋子可住，有可使用的物品。再不可能有别的理由了。但这一理由被迫退居其次，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服务的目的，而是为了挣钱—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卷入了一套金融体系，这套体系中钱不再是用以交换的方便媒介，有时候反而成了交换的障碍，更多的时候是障碍。

只是由于我们管理得太糟，所以我们才经常忍受所谓的坏运气。

如果我们的庄稼大面积歉收的话，我可以想象国家会陷入饥饿时的状况。但我不能想象我们怎么会忍受饥饿和贫穷，而这贫穷和饥饿主要是由糟糕的管理造成的，尤其是由非常不合理的金融结构造成了糟糕的管理。当然，战争使整个国家动**，使整个世界不宁。如果管理更好一些的话，将不会有战争。但不能光由战争承担责任。

战争表明了金融系统的大量毛病，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只以金钱为基础的企业是多么不稳固。我不知道，糟糕的企业是糟糕的金融方式的结果，还是企业的错误动机创造了糟糕的金融方式，但我确实知道，就像完全颠覆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得不偿失的一样，在服务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企业是完全可取的。然后，一个更好的金融体系就会出现。目前的这一套会被抛弃，因为它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整个过程将是循序渐进的。

开始使自己的事情稳固下来也许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做的。一个人单独行动不可能取得完美的效果，但是作为一个先例的话会有跟随者的。这样通过较长的时间，我们有望把自满不前的企业和它的伙伴不景气的企业，归入有抗病能力的企业。随着重新组织的企业和金融的到来，完全有可能消除周期性的坏的一面—即使不能消除周期性本身的话，同时也能从企业中除掉周期性的低落。农业已开始了重新组织的进程，当工业和农业都彻底地重新组织时，它们将是互相补充的。它们是属于一道的，而不是分立的。举我们的阀门厂为例吧。我们把它建在18 英里之外的乡下，这样使工人可以同时是农民。由于使用机器耕种，农业将只需要现在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自然所需的时间要大大地多于人类用以播种、培植、收获所花的时间。很多制造并不大的零件的工厂，它们建在哪里都没有太大的区别。由于水力的帮助，它们完全可以建立在农耕的乡下。这样，并不为人所熟知的是，我们拥有农民工人。他们在最科学和健康的条件下，既耕作又在工厂干活。这种安排很适合一些季节性工厂。还可以根据季节和装备进行连续的生产。另外，还可以通过更细致的管理，消除其季节性。对任何特别问题的彻底研究都会是这样。

周期性的萧条是更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们大得似乎难以控制。

除非全部重新组织，否则它们不可能完全被控制，但企业中的每个人可以很容易地为他自己做些事情，这些事情一方面可以造福他的企业，一方面也帮助别人的企业。福特公司的生产并没有表现出好时期或坏时期。不管条件如何：它一直很好；除了在1917—1919 年，工厂转产生产军用物资。1912—1913 年被认为是停滞时期，虽然现在有人称其为“正常时期”，我们的销售量翻了一倍。1913—1914 年是停滞时期，我们把销售量增加了三分之一。1920—1921年据说是历史上最萧条的一年，我们卖掉了125 万辆车，或者说是1913—1914 年的“正常时期”的五倍。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秘诀。

它像我们企业别的一切一样，都是应用一种原则的必然结果。这条原则可以应用于任何企业。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保留地支付每天6 美元的最低工资。人们已经充分地习惯了高工资，再用不着监督了，工人一旦能合格生产—这就看他自己的工作愿望了—他马上就能获得最低工资。我们把估计的利润都加到了工资上，现在支付的工资比战后的繁荣时期更高。但我们是，像我们一贯的那样，根据工作付给他们报酬的。

工人工作的努力由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虽然一天的最低工资是6 美元，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人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6 美元不是平均而是最低点。

首先考虑一下繁荣的基础，进步不是由一系列特技推动的。每一步都需要控制好。一个不思考的人是不可能指望进步的。再说繁荣吧。真正的繁荣时期是，最多数的人们全部能得到他们该吃的和该穿的，并体会到舒适这个词的每一种词义。是大多数人们的舒适程度—而不是生产厂家的银行收入—证明着繁荣。企业主的功能就是为这一舒适做出贡献。他是社会的工具，只有当他管理的企业是为了给社会以越来越低的价格提供越来越好的产品，同时为那些与他的企业相关的工人提供根据他们的工作支付的越来越高的工资，只有这样他才能服务于社会。一个企业主或任何企业中的一员，以这种方式并只要用这种方式就能找到他存在的合理性。

我们对统计学和经济学家关于繁荣和萧条周期性发生的理论并不太在意。他们称价钱高的时候为“繁荣时期”。一个真正的繁荣时期是不能根据企业主给产品所定的价格来予以判断的。

我们也并不太在意词的组合。如果货物的价格高于人们的收入的话，那么把价格降到低于人们的收入。一般来说，产业被认为是以生产为始、顾客为终的过程。如果哪位消费者不买或者买不起企业主想卖给他的东西，那么企业主便指责消费者并说企业糟糕。这像把车套在马的前面，它痛苦不堪地走着它的路。难道这不是胡闹吗？

是生产者为消费者而存在，还是消费者为生产者而存在呢？如果消费者不想买—或者说他买不起—生产者所提供的货物，这是生产者的错呢还是消费者的错？或是没有任何人错？如果没有任何人错的话，那么生产者必须不再去干他那一行了。

但是什么样的企业曾以生产者开始而以消费者结束呢？那些使车轮运转的钱是从何而来的呢？从消费者处来，这是当然的。一个生产者的成功只可能建立在有能力提供消费者所喜欢的物品的基础上。他可以用质量来吸引，也可以用价钱来吸引，消费者最喜欢的是质量最佳而价钱最低的物品。任何一个人如果能以最低的价格给消费者最高质量的物品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成为产业的领导者，不管他生产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必然的。

那么怎样四处挣扎巴望做好企业呢？用更好的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把价格降低到购买力之下。

降低工资是对付这种形势的最容易、最草率的方式，更不用说它是一种不人道的方式。它实际上是把企业经理的无能转嫁到了工人的劳动上面。只要我们知道这点，每一次萧条都是对每一位企业家的挑战，要他更多地把脑子用于他的企业—通过管理来克服别人用降低工资来克服的困难。把乱减工资放在一切之前，是回避真正的问题。如果真正的问题一开始便抓住了的话，便不再需要降低工资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迫切的实际问题是，在调整的过程中，有些人将遭受损失。除了那些有东西可损失的人之外，还有谁能损失得了呢？但“承受损失”这一表达相当容易引起误会。其实并没有真的遭受什么损失。它只是放弃一些过去获得的利润以便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不久之前我和一位五金商人在一个小镇聊过。他说：“我预计为我的存货承受一万美元的损失。但是，当然，它并不是真的损失那么多。我们五金商人有过不少好日子。我大部分的存货都是以高价买进的，但我已经卖完过几次货并从中获利了。此外，我说的我将损失的一万美元并不是我曾有过的那种美元。它们是某种方式的投机的钱。它们并不是买百分之百货的那种好美元。

因此，我的损失虽然显得巨大，它实际上并不大。与此同时，我能够让我们镇的人们继续建筑他们的房子，不会因五金货物的价格而受限。”

他是个明智的商人。他宁愿少赚一些钱，让他的业务继续进行，而不是为高价囤积货物并阻碍他的社区的进步。像这样的人是一个镇上的财富。他有着一个聪明的头脑。他能够从他的存货中调整，而不是降低他的送货人的工资—降低他们的购买力。

他并没有坐着，把持着他的价格，等待着时机好转。他认识到了那些似乎被普遍忘掉的事情—业主的一部分职能便是不时地损失一些钱。我们得承担我们的损失。

我们的销售量最终和别的货物的销售一样跌了下来。我们有大量的库存。以那些库存的材料和零件的成本价算，我们的车不能以低于我们所定的价格出售了。但这个基于企业考虑的价格比人们能够或想要出的价格高。我们决定承受我们该承受的。我们降价处理1700 万的库存，宁愿承受更大的损失而不愿工厂停业。那是根本没有选择余地的。

这从来就是一个从事工商业的人的选择。他可以直接承受损失并向前推进他的工商业活动，他也可以停业不干，承受无所事事的损失。那种停业不干的损失一般来说要大于实际损失的金钱数额，因为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恐惧将消耗积极性。而且如果关门太久的话，将不会剩下足够的精力再次开业。

等待着企业情况的改善并没用处。如果一位企业家要行使其职能的话，他必须把他的价格降到人们愿意购买的程度。不管情况如何，总会有一个人们能够也愿意为生活必需品而出的价格。并且如果有这种愿望存在的话，这种价格会被满足。

通过降低质量或短视的节省—这只能引起劳工们的不满—是无法满足的。它没法通过四处糊弄而满足。它只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满足。并且，当所有的企业都被称为陷入萧条时，企业界人士应该把这看作对自己头脑提出的挑战。把注意力集中在价格上而不是集中在服务上，这点可以肯定地表明，这种企业家是不能为他作为业主的存在提出公正理由的人。

这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述销售应该建立在真正价值的自然基础上。这真正的价值就是一件产品中凝聚的人的精力。但是这一简单的公式并不被认为具有“企业味”。它是不够复杂。我们有的是这样的企业，获取大多数的人类诚实劳动，使它们成为那些精明的投机者的手中之物。这种投机者能人为地制造食品或其他某种商品的短缺，并因此刺激社会的需求焦虑。我们有错误的兴奋，然后是错误的麻木。

经济的公平经常被无心地违背。你可以说是经济条件使人类成为其所是，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人类使经济条件成为其所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是经济体制决定人类存在的论断。他们为那些我们看到的普遍存在人类身上的错误而指责我们的工业体系。我们还会看到其他的人说是人类自己创造了他自己的状况。如果说经济、工业、社会体制糟糕的话，那它只是人类自身之坏的反映。我们工业体制的坏处是人自身的坏处的反映。企业家们犹豫地承认，目前的工业方式的错误，至少部分是，他们自己的错误的系统化和扩大化。如果把这个问题摆在与他不那么密切相关之处时，他是完全能够看出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如果人类天性中的弱点更少的话，将从中成长出一个缺陷更少的社会制度。或者，人类天性比其自身更坏的话，将由此产生出一个更坏的社会制度—虽然也许一个更坏的制度不会像目前的这个一样持续得那么长久。但是，没有人宣称人类有意地建立起一套错误的社会制度，毫无保留地认定一个社会制度的所有缺陷都是来自于人自身的缺陷，这并不能推出他有意地组织他的缺陷并把它们建成制度。我们得把很大一部分归于无知。我们将把很大一部分归于幼稚。

看看我们现行的工业体制的最初时候。那时并无迹象表明它将怎样成长。每一新的进步都受到欢呼。没有人想到过“资本”和“劳动”是敌对利益。没有任何人梦想到他成功的事实当中隐藏着危险。

并且随着体制的发展，其中潜伏的每一处缺陷都会展露出来。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到如此规模，以至他的工人多得他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这一事实并不令人遗憾。它也是受到了欢呼的，而它由此导致了一个非人的体制，在其中工作被当成不是人的某种物—只是一个体制的一部分。当然，没有人相信这种非人性的过程是有意制造的。它只是自然生长起来。它在整个早期体制中潜伏着，但没有人看见它，没有人预言到它。只有巨大的、闻所未闻的发展能将它带入光天化日之下。

再看产业的理念。这理念是什么呢？真正的产业理念不是为了赚钱。产业理念是表达一种服务性的观念，复述一个有用的观念，满足成千上万的需要它的人们的需要。

为生产而生产。把一个势将减少生气的体制变成一件精致的艺术；把生产奠立在为扩张和建立更多工厂、生产更多大众需要的物品这样的基础之上而提供手段—这是真正的产业理念。产业理念的负面是企图通过投机而不是工作而获取利润。那些短视的人看不到企业比任何个人的利益都大。商业是给予和获取的过程，是生活和让别人生活的过程。它是很多力量和利益的协作。当你发现一个人相信商业是一条河，这条河的有益流动一到他身边就应当停下来，那么你遇到的是一个自认为可以停止商业的流通而使商业活跃的人。他可以停止财富的生产而产生财富。

服务的原则是不可能治不好坏企业的病根的，它将引导我们把服务和金融的原则应用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