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麦克·马丁拦住的那个路障，位于默罕默得·卡赛姆街与四环路的交角处。在远处看见它时，他盘算着想调头从原路返回去。
但通向检查点的道路两旁都站着伊拉克士兵，显然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目的，而且以调头时的缓慢车速想逃过他们的步枪射击是不可能的。他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朝前行驶，加入到一长溜等待检查的车后面。
在驾车穿越科威特市区时，他与往常一样设法避开很有可能设置路障的主要道路，但要穿过六环路必须经过一个主要路口。
他也曾指望，他是半晌午开车出来的，可能混进繁忙的车流中，或者伊拉克人会躲在阴凉处。但十月中旬天气已经凉爽了，而且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比无能的常规军要精干得多。于是他只能坐在白色面包车方向盘后面等待着。
他是趁天还很黑，夜还很深时，驾着越野车去南方沙漠里挖掘剩余的炸药、枪支、弹药和设备的——他之前答应要给阿布福阿德这些装备。当他在费尔多斯一条后街的车库里把吉普车上的物品换装到面包车上时，天还没有破晓。
货物换装后，太阳尚未升高，气温也没上来，他估计伊军士兵还没去寻找阴凉之处，于是他还在车库里的面包车上睡了两个小时。然后他把面包车驶出车库，又把吉普车开进去——他明白这种好车不久即会遭没收。
最后他还洗脸洗手换衣服，把那件污渍斑斑，沾满尘土的贝都部落人的袍子脱下来，换上科威特医生穿的干净、洁白的衣袍。
他前面的汽车一寸一寸地爬行着，前方是伊拉克步兵设置的、由混凝土圆块堆砌起来的路障。有时候，士兵们只查看一下司机的身份证就挥手让他通过；有时候他们会让司机把车开到路边仔细检查。通常，按命令到路边停下的，都是那些载着货物的车辆。
马丁对身后车厢上的两只大木箱深感不安，里面的东西足使他立即遭到逮捕，押送到秘密警察那里受刑讯。
最后他前面的那辆轿车通过了，他在路障检查口停下来。负责的中士没向他要身份证，看到沃尔沃面包车上的大箱子时，中士直接挥手让汽车停到路边去，并对等在那里的战士们吆喝了一声。
一名穿橄榄绿军服的士兵出现在驾驶座的车窗旁，马丁把车窗摇了下来。士兵弯下腰，车窗开口处出现了那人满是胡茬的脸。
“出来。”那战士说。马丁下车伸直了身体，彬彬有礼地微笑着。一个脸色冷漠、脸上布满麻子的中士走上前来。战士走到后面去窥视车内的箱子。
“证件。”中士说。他审视着马丁递上来的身份证，目光从塑料膜下面的那张模糊的面孔，到他面前的脸之间来回闪动着。他看着对面的英国军官，又看看身份证上阿尔卡里法贸易公司仓库保管员的照片，他可能看出了其间的差异，但他没有说什么。
身份证是一年前签发的，而一年之内一个男人可以决定剃去他的胡须。
“你是医生？”
“是的，中士。我在医院工作。”
“哪家？”
“在贾赫拉路上的那家。”
“你要去哪里？”
“阿米里医院，在达斯曼。”
中士显然没受过多少教育，在他心目中，医生应该是那种学识丰富、身材高大的人。他咕哝着走到后面去了。
“打开。”他说。
马丁用钥匙打开了后备厢，后备厢门弹起来转到了他们的头顶上方。中士凝视着那两只箱子。
“里面是什么东西？”
“样本，中士。阿米里医院实验室用的。”
“打开。”
箱子上各挂着两把黄铜锁。马丁从口袋里取出几把小巧的黄铜钥匙。
“你知道吗，这些箱子是冷藏的？”马丁一边说，一边晃着钥匙。
“冷藏？”中士被这个词搞糊涂了。
“是的，中士。内部是冷的。这样可以让那些培养液保持低温，保证它们处于惰性状态。恐怕我打开以后冷气会逸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活跃了。最好往后站。”
听到“往后站”这个短语，中士脸一沉，摘下肩上背着的卡宾枪把枪口对准了马丁，他怀疑箱子里肯定是放着某种武器。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大喝一声。马丁遗憾地耸耸肩。
“对不起，可我阻止不了。细菌会逸出到我们周围的空气之中。”
“细菌？什么细菌？”中士既糊涂又愤怒。
“我没说过我在哪里工作吗？”马丁温和地问。
“说过，在那家医院里。”
“对。那是家隔离医院。这些箱子里装满了供分析的天花和霍乱疫苗样本。”
这时候中士确实跳到后面去了，往后跳了两英尺。他脸上的麻子不是意外事故造成的——小时候他差一点死于天花。
“快带着那种东西离开这里，该死的!”
马丁再次表示抱歉，关上后备厢，坐到方向盘后面驱车离开了。一小时之后，他被引到了舒韦克港的水产仓库，在那里把货物交给了阿布福阿德。
备忘录
致：美国国务院 詹姆斯·贝克国务卿
由：政治情报及分析组
日期：一九九〇年十月十六日
事由：摧毁伊拉克战争机器
密级：仅供阅读
自伊拉克侵入科威特酋长国后，十个星期以来，我们与英国同事就萨达姆·侯赛因现在可使用的战争机器的准确规模、性质和准备状态，进行了最为细致的调查。
毫无疑问，批评家们又会放马后炮，说这种分析早应该在今日之前完成。随他们说去吧。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分析结果表明，形势十分严峻。
光是伊拉克的传统武装力量：一百二十五万常规陆军，以及大炮、坦克、火箭发射架，加上现代化的空军，就使伊拉克成为中东地区遥遥领先的军事强国。
两年前我们估计，如果两伊战争的效果在于削弱伊朗的战争机器，使其不致对邻国构成实际威胁，那么伊朗对于伊拉克战争机器所造成的破坏程度也是类似的。
现在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就伊朗来说，由于我们和英国的同事刻意对伊朗实施严厉的武器禁运，形势基本上没有改变。然而伊拉克的情况就不同了，两年的间歇期使伊拉克重新获得了惊人的武装。
你也许会记得，国务卿先生，西方对海湾地区，乃至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政策，长时期以来一直是基于平衡这个概念上的——只要在该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制服其所有邻国，并因此称雄，就可以维持现状，保持稳定。
光从常规战争的意义来说，显然伊拉克已获得了此种军事力量，现在正想称雄。
但本报告着重于阐述伊拉克的另一方面战备：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加上其持续的扩展计划，及其国际、洲际供应系统。
简言之，我们必须彻底摧毁这些武器，以及发展中的项目，及其供应系统，否则马上就会面临灾难性的前景。
根据美杜莎委员会的研究，英国人已表示完全同意，伊拉克将在三年之内拥有其自己的原子弹，并有能力向巴格达周边两千公里半径范围内的任何地方发射。
这个灾难性的前景还应该加上潜在毒气和细菌战武器，包括炭疽病，以及可能的淋巴腺和肺炎鼠疫等致命病毒。
即使伊拉克的政权是宽厚的、合理的，这些武器的前景就已经使人担心了。现实是，伊拉克现状处于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下，此人已被证实患有两种心理疾病：权迷心窍的自大狂和妄想狂。
三年之内，如不加以阻止的话，伊拉克只要通过威吓就可以支配从土耳其的北海岸到亚丁湾，从海法的外海到坎大哈山区的所有国家。
我们现在揭露这些前景的用意在于彻底改变西方的政策。摧毁伊拉克的战争机器，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必须成为西方海湾政策的首要目标。解放科威特现在变得无关紧要了，只是一个正当的理由。
我们的目标只有伊拉克单方面从科威特撤军才会遭到挫败，因此要尽一切努力确保不致发生这种事情。
美国的政策，考虑到与我们的英国同盟相联合，应包括如下四个目标：
一、只要可能，暗地里触怒萨达姆·侯赛因，目的在于使他拒绝撤出科威特。
二、拒绝他为撤离科威特可能会提出来的任何条件，这样使我们的进攻有正当的理由。
三、敦促联合国立即通过已长期搁置的安理会第678号决议，授权多国部队一旦作好准备即可开始空中打击。
四、表面上装作欢迎，但实际上去挫败任何可能使伊拉克逃脱惩罚的和平计划。这方面，显然联合国秘书长、法国和苏联是主要的障碍，他们很可能随时会提出一些幼稚的计划，从而阻止本应该要做的事情。至于对公众，当然应继续灌输争取和平的假象。
专此呈送，并致敬意。
“伊扎克，这件事我们真的应该同意他们。”以色列副外长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建议说。
与副外长相比，以色列总理在转椅里面显得更为矮小了。两人正在耶路撒冷那间堡垒般的总理私人办公室里。隔着厚重的钢木门，两名站在门外的空降兵战士对里面的谈话一无所知。
伊扎克·沙米尔总理从办公桌后面瞪着眼，他那双短腿在地毯上方晃来晃去，尽管只要他需要，旁边就有一只特制的搁脚凳。在满头灰白头发下，他那张线条分明的、好斗的脸，使他看上去像那种喜好恶作剧但态度友善的侏儒。
副外长在各方面都与总理不同，他长得高大，而总理矮小；他衣着笔挺合身，而沙米尔穿着皱巴巴的衣服；他长相温文尔雅，而总理性情暴躁。然而他们相处融洽，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的国家决不与巴勒斯坦人妥协。就是这点，让这位俄罗斯出生的总理毫不犹豫地选了这位大都市的外交家。
副外长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把事情的利害关系说清楚了。以色列需要美国，需要美国对以色列的友好态度，这方面曾因为美国强大的犹太院外活动人士而得到保证，但现在却在国会山和美国媒体中遭到围攻；以色列也需要美国的援助、美国的武器和美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如果因为特拉维夫那边的科比·德洛尔操纵的一个伊拉克间谍，使这种关系处于危险境地的话，那真是太不值得了。
“这个耶利哥，不管是什么人，把他交给美国人吧。”内塔尼亚胡催促说，“如果他能帮助他们摧垮萨达姆·侯赛因，对我们岂不更好？”
总理嘟哝了一声，点点头，伸手去按内部通讯器。
“给德洛尔将军打电话，告诉他我要见他，就在我的办公室。”他对他的机要秘书说，“不，不要等他有空，让他现在就来。”
四个小时以后，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离开了总理办公室。他简直快气炸了。当他的轿车从耶路撒冷出来，转下山丘，进入返回特拉维夫的宽阔公路时，他觉得他想不起以前什么时候这样愤怒过。
被自己的总理批评已经是够丢脸的了，被训斥是一个笨蛋更使他无地自容。
通常他会欣赏路边的松林，当初耶路撒冷遭围攻时，今天的公路还是一条布满泥坑的土路，他父亲和其他先辈把巴勒斯坦人的防线轰开一个缺口，从而拯救了这个城市。但今天他根本无心欣赏。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他召来沙米·格桑并把消息告诉了他。
“美国人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他大声喊道，“是谁泄露的？”
“局里人没人泄露出去，”格桑胸有成竹地说，“会不会是那个教授？我获悉他刚刚从伦敦回来。”
“该死的叛徒，”德洛尔咆哮起来，“我饶不了他。”
“英国佬很可能把他灌醉了，”格桑说，“酒后吹牛说大话。算了吧，科比，损失已经造成了。我们要做什么呢？”
“把耶利哥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他们。”德洛尔厉声说，“我才不去。派沙龙，让他去办。会议定在伦敦，消息泄露的地方。”
格桑思考了一番，露齿笑了。
“什么事情那么有趣？”德洛尔问道。
“就这样，我们无法再次接触耶利哥，就让他们去尝试吧。我们仍未弄清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让他们去查明吧。碰上好运气他们或许能挖到宝贝。”
德洛尔思考了一番，最后一丝狡黠的笑容浮上了他的脸：“今天晚上派沙龙去。然后我们开始另一项行动。这个主意我在心里已经盘算了好长时间了。我们把它称为‘约书亚[1]’行动。”
“为什么？”格桑问，他被搞糊涂了。
“你忘了约书亚曾对耶利哥干过什么吗？”
伦敦会议对美国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来说相当重要，于是他跨越大西洋亲自飞过来了，陪同他一起前来的是中东处处长奇普·巴伯。他们在公司的一座安全房——离格罗斯文纳广场的美国使馆不远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下来，并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副局长以及史蒂夫·莱恩一起吃了一顿晚饭。由于斯图尔特的级别，秘情局副局长出面是出于礼仪，他不参加正式会议，而由伊拉克科科长西蒙·巴克斯曼参加。大卫·沙龙用假名从特拉维夫飞到伦敦来了，在格林广场的以色列使馆派出一名卡查到机场去迎接他。
大卫·沙龙的汇报会从第二天上午开始，整整开了一天，再加上半个晚上。秘密情报局选择了他们自己的一座安全房，位于南肯辛顿的一座公寓，保护得很好，又有效地“布过线”。
这地方很宽敞，屋内的餐厅用作了会议室。其中一个卧室里安放了一排录音机，由两名技术人员专门负责录音。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被世纪大厦派过来，负责后勤工作，为餐桌边上的六个男人提供咖啡和三明治。
两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整整一天一直待在楼下门厅里，装作在修理那部功能完全正常的电梯，实际上是在确保除了住户没有其他闲人上楼。
坐在餐桌周围的是，大卫·沙龙和来自以色列驻伦敦使馆的那名卡查；来自兰利的两个美国人斯图尔特和巴伯；秘情局的两人莱恩和巴克斯曼。
按照美国人的要求，沙龙从事情的开始说起，并按其发展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一个雇佣兵？一个闯进来的雇佣兵？”斯图尔特插嘴问道，“你不是在故意刺激我们吧？”
“我接到的指示是要绝对坦率。”沙龙说，“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美国人并不反对雇佣兵。实际上这样反而更好。在背叛自己国家的所有动机中，对招募机构来说，金钱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雇佣兵就是为了钱。这样不用担心有撕心裂肺的悔恨，或自我厌恶；不用去安抚动摇的军心，不用去做思想工作。情报界中的雇佣兵就像是妓女。根本不用费心地安排烛光晚餐，说什么甜言蜜语，一叠美金往桌子上一放就解决问题了。
沙龙描述了他们如何疯狂地寻找有外交官身份掩护的、能较长时间居留在巴格达的人，而最后他们唯一的选择是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他也讲了在圣地亚哥对蒙卡达进行强化培训，之后蒙卡达重新渗入巴格达，把耶利哥操纵了两年。
“等一下，”斯图尔特说，“这个业余特工把耶利哥操纵了两年？从信筒里取来了七十份情报而没被抓住？”
“是的。”沙龙说。
“你的意见呢，史蒂夫？”
莱恩耸耸肩：“初学者的运气。不能到东柏林和莫斯科去尝试。”
“对。”斯图尔特说，“他去邮筒从来没被盯梢过？从来没遭遇过危险？”
“没有。”沙龙说，“有几次他被盯梢了，但都是随机的、马马虎虎的。有几次是从他的住处到西亚经济委员会大楼的路上，或者回程；还有一次是在他去邮筒的路上。但他发现了尾巴并放弃了行动。”
“我们可以假设，”莱恩说，“他确实被一个盯梢组尾随着到了一个邮筒，拉曼尼手下的反间人员守候在邮筒旁并剥去了耶利哥的伪装。经说服后，耶利哥只能合作……”
“那样的话，他的产品质量就会大幅度降低，”沙龙说，“但是耶利哥确实对他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拉曼尼是决不会允许那种事情继续发展下去的。我们就会看到对耶利哥的公审和绞刑，而蒙卡达也会遭驱逐，如果他运气好的话。
“看起来跟踪者是秘密警察局的人，但外国人本应该属于拉曼尼的管辖范围。不管怎么说，他们与往常一样马马虎虎地进行了跟踪。蒙卡达毫不费力地发现了他们。你们知道，伊拉克秘密警察一直在试图插入反间局的工作范围。”
倾听者频频点头。部门之间的争斗一点也不新鲜——在他们的国家里也在发生。
当沙龙说到蒙卡达如何突然从伊拉克撤走时，比尔·斯图尔特发出一声惊叹。
“你的意思是他关上门，失去联系了？也就是说耶利哥现在逍遥自在，没人在操纵他？”
“是这么回事。”沙龙耐心地说。他转向奇普·巴伯：“当时德洛尔将军对您说，他没在操纵巴格达的间谍，这话是对的。摩萨德的观点是，作为一项行动，耶利哥已经是死翘翘了。”
巴伯朝这位年轻的卡查看了一眼，意思是说：“别说得那么死，小伙子。还有希望呢。”
“我们想重新建立联系，”莱恩平静地说，“该怎么办？”
沙龙把全部六个死信箱的地点都展示出来了。在两年时间里，蒙卡达改变了两个地点，其中一个是因为该地方被推土机推平要重新开发了；另一个是因为废弃的商店重新开张了。但现在的六个起作用的邮筒和六处做粉笔记号的地方，是他遣返后最后一次汇报时说的。
这些邮筒和做粉笔记号的地点精确到了以英寸来测算。
“也许我们可搞到一个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去接触他，告诉他又要开展行动了，且报酬更为丰厚。”巴伯提议说，“说服他抛去砖头底下和地坪石下面那些鬼地方。”
“不，”沙龙说，“只有邮筒，不然你无法联系他。”
“为什么？”斯图尔特问。
“你们会感到这事难以置信，可我发誓这是真的：我们从来没有查明过他是谁。”
四名西方特工盯着沙龙看了好长一段时间。
“你们从没确认他的身份？”斯图尔特一字一句地问道。
“没有确认。我们试过。我们请他亮明身份以保护他自己。他拒绝了，威胁说我们再坚持下去的话他就关门了。我们进行了笔迹分析，绘制了心理画像。我们核对了他提供的产品以及他无法获得的情报。最后我们列出了一份包括三十个，也许四十个人的清单，全都是萨达姆·侯赛因周围的人，全都是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成员，军中的高级将领或者是复兴党的党务大员。
“范围再也没法缩小了。有两次，我们把一条技术术语用英语写着插进了我们的要求之中。但每次回复时他都打上了一个问号。由此看来，他要么不会说，要么只会说一点点英语。但也有可能他装作不懂英语。假如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我们知道这一情况，那么范围就可缩小到两至三人。所以他一直书写阿拉伯语。”
斯图尔特嘟哝了一声，相信了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一个‘**’[2]。”
“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后来证实了‘**’的身份。”巴克斯曼提醒说。
“那是他们自称的，可我表示怀疑。”斯图尔特说，“我估计那家伙依然躲在阴影深处，就像耶利哥一样。”
当他们四人最后终于让大卫·沙龙返回使馆时，天早已黑下来了。史蒂夫·莱恩确信这次摩萨德把情况和盘托出了。比尔·斯图尔特告诉了他华盛顿向以色列人施压的事。
两名英国和两名美国情报官厌倦了三明治和咖啡，于是结伴去了半英里以外的一家餐馆。由于精神压力的缘故，而且吃了一整天的三明治，再加上胃不好，比尔·斯图尔特没有什么食欲，拨弄着盘中的烟熏三文鱼。
“这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史蒂夫。这是一个真正有四只眼的狡猾的家伙。与摩萨德一样，我们也得去找一名受过特工训练的委派外交官，让他为我们工作。如果需要，我们可付钱给他。兰利准备为这件事花很多钱。一旦开战，耶利哥的情报可以挽救我们许多人的生命。”
“我们手头上还有什么人呢？”巴伯说，“巴格达的使馆已经有半数关门了。其余的肯定是处在严密监视之下。去找爱尔兰人、瑞士人、瑞典人和芬兰人吗？”
“中立国不肯干的，”莱恩说，“而且我怀疑他们派驻巴格达的外交人员中不一定有受过训练的间谍。第三世界国家的使馆也指望不了——那意味着得从头开始招募和培训。”
“我们的时间很紧，史蒂夫。这事很急。我们不能再走以色列人走过的路。三个星期培训是不可思议的。这在当时也许能行得通，但现在巴格达已经处在战争的边缘了。那边的形势肯定很紧张。从头开始的话，我们最少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让一名外交官学会间谍技巧。”
斯图尔特点头同意。
“如果外交人员这条路行不通，能不能试试其他途径？有些商人仍在那里进进出出，尤其是德国人，我们也许能说服一个德国人，或者一个日本人。”
“问题在于，他们都是短期逗留的。理想一点的话，最好能找一个可把这个耶利哥操纵……四个月的人。找一名记者如何？”莱恩提议。
巴克斯曼摇摇头：“他们撤出来时我都与他们谈过了。作为记者，他们被全方位监视着。外国记者到小街小巷去探头探脑根本行不通。此外，请别忘记这是一项非法行动，除非有外交人员保护。谁能想象得出一名间谍落到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手里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坐在桌子周围的四个人都听说过卡蒂布的残忍名声，他的外号叫“穆阿齐”，即折磨者。
“风险总是要担一点的。”巴伯说。
“我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人更切实可行。”巴克斯曼指出，“如果他们知道被抓住是什么下场，商人或者记者还会同意吗？比起秘密警察，我宁愿落到克格勃手中。”
比尔·斯图尔特沮丧地放下手里的叉子，又要了一杯牛奶。
“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很难找到一个长相酷似伊拉克人的有经验的特工。”
巴克斯曼朝史蒂夫·莱恩瞟了一眼。莱恩想了一会儿，然后缓慢地点点头。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人。”巴克斯曼说。
“一个温顺的阿拉伯人吗？这样的人摩萨德有，我们也有，”斯图尔特说，“但没能达到这种水平。只不过是捎捎信和跑跑腿之类的事。可这是高风险、高难度的行动。”
“不，是一个英国人，是特空团的一名少校。”
斯图尔特停顿了，他那杯送到嘴边去的牛奶杯在半途上停住了。巴伯放下了刀叉。
“能说阿拉伯语是一回事，能在伊拉克混同于一个伊拉克人是完全不同的一场游戏。”斯图尔特说。
“他长着黑皮肤、黑头发、棕色眼睛，但百分之一百是个英国人。他在巴格达出生并长大，他能够混同于伊拉克人。”
“而且他受过执行秘密行动的全面训练？”巴伯问道，“见鬼，他到底在哪里？”
“实际上，他目前在科威特。”莱恩说。
“是吗？你的意思是说他坚守在那里，蛰居在那里？”
“不。他似乎是自由自在地到处活跃着。”
“那么，如果他能够出来的话。他到底在干什么？”
“确切地说，是在杀伊拉克人。”
斯图尔特思考了一会儿，慢慢地点点头。
“够大胆的。”他喃喃地说，“你能让他从那里出来吗？我们想借用他。”
“我想可以吧，等下次他用无线电联络时。我们可以联合操纵他，并将分享他的产品。”
斯图尔特又点点头。
“行。你们为我们带来了耶利哥。就这么办。我把这件事向法官(中情局局长)汇报清楚。”
巴克斯曼站起身用餐巾擦了擦嘴。
“我最好去告诉利雅得情报站。”他说。
麦克·马丁是一个习惯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但十月的那一天他完全靠意外的运气才幸免于难。
十月十九日夜晚，他原打算发一份无线电报给利雅得郊外秘情局的那栋别墅，那是中情局和世纪大厦的四名高级情报官在伦敦南肯辛顿一起吃晚饭的同一个夜晚。
假如他那么做了，那么由于时差的关系，西蒙·巴克斯曼还没有回到世纪大厦去通知利雅得要他回来。
更糟糕的是，他的收发报会持续五至十分钟，因为要与利雅得讨论再向他提供一批武器和炸药的事。
但实际上，午夜之前他待在车库里，因为他发现吉普车的一只轮胎没气了。
他咒骂着花了一个小时把吉普车用千斤顶支起来，用力卸下轮子的螺帽。由于黄油和尘土的混合物把这些螺帽咬住了，他花了很大一番劲才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卸了下来。凌晨一点差一刻，他驾车上路了，才走了不到半英里，他注意到这只备胎也在慢性漏气。
没有其他办法，只得回车库，放弃与利雅得的无线电联络。
把两只轮胎补好花了两天时间，直至二十一日夜晚，他才到了远离南郊的沙漠深处，把他的碟形卫星天线对准几百英里之外的沙特首都方向，按下发送按钮发射出一系列短促的噼啪声，表明他在呼叫而且他要向空中拍发电报。
他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有十个固定的频道，每月每天轮流有一个指定的频道。今天是二十一日，因此他在使用一频道。报出自己的身份以后，他按下接收按钮并等待着。过了几秒钟，一个低沉的声音开始回答。
“这里是洛基山，黑熊，请转五频道读取信息。”
马丁转到五频道，按下发送按钮，说了几句话。
在科威特市北郊，一名年轻的伊拉克技术员注意到他控制板上有一个脉冲亮光在闪。当时他在一栋住宅楼顶层的一套公寓里值班。扫描员捕捉到了这次无线电波发射，并把它锁定了。
“上尉。”他急忙叫起来。哈桑·拉曼尼部下的反间信号处的一名情报官大步走到控制台旁边。那个亮光仍在闪烁，技术员在用罗盘确认方位。
“有人刚刚向空中发报了。”
“在哪里？”
“在沙漠里，先生。”
技术员在用耳机倾听，他的方向定位仪定下了发报的源头。
“是电子扰频发射，先生。”
“那肯定是他。老板说得对。方位多少？”
情报官去打电话，准备提醒另两个监测小组，即那两个装在拖车后的移动探测站，分别停放在贾赫拉和靠近海边的阿尔阿丹医院里。
“罗盘方位202度。”
202度亦即正南偏西22度，那个方向什么也没有，只有荒凉的科威特沙漠，绵延到边境与沙特的沙漠会合起来。
“频率多少？”当贾赫拉拖车上的监控小组在电话上应答时，那情报官厉声问道。
追踪技术员告诉了他——是低频区一个稀有的频道。
“中尉，”他扭头喊道，“快与艾哈马迪空军基地联系，告诉他们让直升机升空。我们找到地点了!”
在遥远的沙漠里，马丁说完了他要说的话，把开关拨到接收档上，收听利雅得方面的回答。回答不是他所期望的。
“这里是洛基山，黑熊，返回洞穴。再说一遍，返回洞穴，十万火急，通话结束。”
伊拉克上尉把频率告诉了另两个监测站。在贾赫拉和阿尔阿丹医院，其他技术人员把追踪仪转到了标明的频率上，在他们的头顶上方，直径四英尺的碟形天线在疯狂地转动着。海岸边的那一台，其范围可覆盖从科威特与伊拉克交界的北线直至沙特阿拉伯的国境。贾赫拉那台在东西向扫描着，即从东部的海岸至西部的沙漠。
通过这三台机器的扫描，他们可用三边法把范围确定在一百码以内，并把方位和距离报告给雌鹿直升机以及机上的十名武装士兵。
“还在那里吗？”上尉问道。
那技术员扫视着他面前的圆形荧屏，用罗盘的扫描点测量了一下荧屏的边缘，圆盘的中心是他坐着的地方。几秒钟之前，屏幕上有一条发亮的线条穿过中心朝向202度。现在屏幕上一片空白。只有当那个人再次发报时才会重新闪亮。
“不在了，先生，他已经从空中消失了。也许在收听回电。”
“他会回来的。”上尉说。
但他错了。黑熊已经皱着眉头收到了来自利雅得的紧急指示，关去电源，收起天线，合上了发报机盖子。
整个下半夜伊拉克人一直在监听那个频率。直至东方发白，艾哈马迪机场的雌鹿直升机才关去螺旋桨，战士们疲惫地拖着僵硬的身体爬出了机舱。
在伦敦，当电话铃声响起时，西蒙·巴克斯曼睡在他自己办公室的一张行军**。电话是设在地下室里的通讯室译报员打来的。
“我马上下来。”巴克斯曼说。电文的内容很短，是刚从利雅得加密拍发过来的。麦克·马丁已经来联系过了，并已得到了给他的指示。
巴克斯曼给住在格罗斯文纳广场附近中情局公寓里的奇普·巴伯打了一个电话。
“他要回来了。”巴克斯曼说，“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间能越过边境。史蒂夫让我到那边去。你去不去？”
“好的。”巴伯说，“我们的副局长坐上午的航班回兰利。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这个人我一定要见一见。”
十月二十二日，美国大使馆和英国外交部分别接洽了沙特驻伦敦使馆，都是要求为一名低级外交官签发入境签证。这不成问题，两本既没有巴伯名字也没有巴克斯曼名字的护照当即签证完毕。那两个人搭上了夜晚八点四十五分从希斯罗机场起飞的航班，并于黎明前到达利雅得阿卜杜拉齐兹国王国际机场。
美国使馆的一辆轿车把奇普·巴伯接到了中情局的活动基地，一辆没有标志的小轿车把巴克斯曼接到了英国秘情局的那座别墅。巴克斯曼得到的第一条消息是，显然麦克·马丁尚未越过国境前来报到。
以马丁的观点来看，利雅得要他返回基地的命令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十月二十二日黎明之前他就从沙漠回来了，然后他用白天的时间作撤离前的善后工作。
他在基督教徒墓地一等水手谢普顿的墓碑下留下了一张纸条，向阿尔卡里法先生解释说，他不得不遗憾地离开科威特。他也给阿布福阿德留了一张条子，说明如何到他原先的两座别墅中去拿剩余的武器和炸药。
到下午他完成了这些工作，于是他驾着那辆破旧的皮卡出城去苏莱比亚外面的骆驼农场。那里正是科威特市区结束，沙漠开始出现的地方。
他的两头骆驼仍在那里，而且状态很好。小骆驼已经断了奶，正在成长为一头壮骆驼，于是他把小骆驼抵付给农场主作为照料的工钱。
黄昏前他骑上母骆驼朝西南偏南方向出发了，这样到夜幕降临、沙漠的寒夜包围他时，他就可以远离最后的人烟。
到达他掩埋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地方花了四个小时，而不是通常的一个小时，掩埋地的标记是一辆小汽车的躯壳，很久以前抛锚后被人遗弃在那里，后来又被人掏空了内脏，只剩下一架锈迹斑斑的残骸。
他把收发报机藏进了驮袋的枣子下面。这样，骆驼身上的负重要比九个星期前驮着炸药和武器进入科威特时轻得多了。
如果说母骆驼为此感激他的话，它也没表露什么。对于把它从农场舒服的蓄栏里赶出来，它厌恶得又是咆哮又是吐沫。然而夜幕下，它从来没有放慢它那摇摇摆摆的行进速度。
与八月中旬相比，这段旅程完全不同了。在向南方行走途中，马丁看到越来越多的伊军驻扎在了城市的南部，一直往西延伸到了伊拉克边境。
有几次他闻到了伊拉克人的炊烟，并及时绕开了伊军的营地。有一次他差一点迷路进入一个坦克营的阵地。坦克隐藏在马蹄形沙墙后面，只露出炮口，朝向国境对面的美国人和沙特人。他刚好及时听见了金属相碰撞的叮当声，急忙把缰绳猛地向右一扯绕到沙丘后面去了。
当初他进入科威特的时候，南方只有共和国卫队的两个师，而且是在靠近东部的科威特市正南方。现在，伊军的哈姆拉比师已经与这两个师会合，还有另外十一个师(主要是常规军)已经按萨达姆·侯赛因的命令布置在了科威特南方，以与国境对面集结的美军和联军相匹敌。
即使分散在沙漠里，十四个师也有许多人。幸好他们似乎没有安排岗哨，都躺在军车下面睡觉，但伊军的绝对人数迫使马丁一直往西绕行。
要取道沙特的哈马提亚村到科威特骆驼农场那条五十公里的捷径已经不可能了；他被逼到了西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地方，这一带标志性的地形是巴丁旱谷那种深深的峡谷，也是他不想穿越的地方。
黎明时他已经走到了远离麦那基什油田的西边，穆夫拉德边防站的北边，那是边境线上的应急通行点之一。
他脚下的沙漠已经变成了山地，他发现了一个可供他度过白天的岩石丛。他系住骆驼的缰绳，把一块驼毯往身上一裹就躺下睡着了。
刚过中午，他被附近坦克行驶发出的铿锵声惊醒了，并明白他的位置太靠近那条主公路了。该公路从科威特的贾赫拉往西南，经沙尔米海关检查站进入沙特阿拉伯。太阳下山后他一直等待着，直至差不多半夜时分他才重新上路。他知道距南边的国境不会超过十二英里路程。
他捱到这么晚动身，为了能在大约凌晨三点伊军最后一次巡逻间隙穿插过去。那是人类精神最疲乏、哨兵最容易瞌睡的时候。
月光下，他看见克马苏巴边防站已经落到身后，再往前走了两英里后他知道他已经越过了国境。虽然到了安全地带，但他依然向前行进，直至走到横贯哈马提亚与阿尔鲁齐的那条东西走向的路。在那里他停下来开始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
北边的伊军部队和南边的沙漠盾牌部队都布置在国境线后方几英里的地区，马丁现在处在无人地带。将来的一天，这片无人区将成为一块沸腾的土地，届时沙特军队和美国军队将从这里蜂拥冲入科威特，但在十月二十四日黎明前的黑暗中，这片土地上只有他一个人。
西蒙·巴克斯曼被别墅里的世纪大厦的一个特工唤醒了。
“黑熊在发报了，西蒙。他已经越过了国境。”
“克里斯蒂呼叫兰吉尔，你在哪里？重复一遍，请报告你的位置。”
从控制台的扬声器中传出来的回答声很小，但很清楚。
“在克马苏巴南边，哈马提亚到阿尔鲁齐的那条路上。”
报务员转身看着巴克斯曼。秘情局特工按下了发送按钮说：“兰吉尔，留在原地。会有一辆出租车来接你。请确认。”
“明白了，”那声音说，“我会等待出租车。”
实际上那不是一辆出租车。两个小时以后，顺着那条路巡航过来的是一架美国黑鹰直升机。机上一名火控员坐在飞行员旁边，身上绑着安全带，正通过洞开的舱门用望远镜扫视着下面所谓的大道，其实只是尘土飞扬的小径。从两百英尺的低空，火控员发现一只骆驼旁边站着一个人。直升机正要飞过去时，那人挥手了。
黑鹰开始减速盘旋，一边仔细打量那个贝都。让飞行员感到很不舒服的是，这里距边境太近了。但中队情报官告诉他的位置就是这里，而且视线范围内没有其他人。
奇普·巴伯与驻扎在利雅得军用机场里的美国陆军借用了这架黑鹰，去接科威特越境过来的英国人。黑鹰正好能飞这段航程，但没有人告诉过这位飞行员，他要接的是一个带着一匹骆驼的贝都因部族人。
当美国陆军航空兵在两百英尺上空俯视时，下面的那个人在地上摆放了一系列石块。摆完后他后退了几步。火控员把望远镜对准那堆石头。它们显示的是：喂，这里。
火控员说：“一定是这个家伙了，让我们把他接上来。”
驾驶员点点头。黑鹰划了一道弧线，盘旋着降下来，直至降到距离那人二十码处，距地面一英尺高度。
马丁已经把驮袋和鞍子从骆驼身上卸下来放在了路边。无线电收发报机和他的随身武器——特空团官兵爱用的9毫米13发勃朗宁自动手枪，则放进马桶包里背在肩上。
直升机下降时，骆驼受惊慢慢跑开了。马丁目送着它离去。尽管脾气倔了一点，但它为他服务得很好。它孤身在沙漠里不会受到伤害。实际上对它来说，那里就是它的家。它将自由自在地漫游在沙漠里，找到食物和水，直至某一个贝都发现它，看到它身上没有印记，就欣喜地把它占为己有。
马丁低头弯腰走到直升机转动着的桨叶下方，跑向敞开的舱门。在转子转动的呜呜声中，火控员喊道：“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马丁少校。”
机上伸出一只手，把马丁拉进了机舱。
“欢迎你登机，少校。”
发动机的噪声淹没了他们后面的谈话，火控员递给马丁一副护耳，以减轻耳朵里的轰鸣声，然后他们往椅背上一靠，开始了返回利雅得的航程。
马丁穿过别墅的拱形门洞，发觉自己到了一个铺着地坪石的院子里。从房门里走出两个人来。其中一人他两个月前在伦敦西部的特空团总部见过。
“我是西蒙·巴克斯曼。”这位较年轻的人说着伸出手来，“你回来真是太好了。这是奇普·巴伯，是来自兰利的一位表兄。”
巴伯与马丁握了手并打量着眼前这个人：一件污渍斑斑、已经不成白色的袍子从下巴拖到地上，一块有条纹的毯子搭在一边的肩上，一条红白格子茶巾戴在头上，一张瘦瘦的、坚强的、长着黑眼睛留着黑胡茬的脸。
“很高兴认识你，少校。我已经听说了关于你的许多事。”他的鼻子皱了起来，“恐怕你想洗个热水澡吧？”
“哦，是的，我马上让人去准备。”巴克斯曼说。
马丁点点头说声“谢谢”，走进了凉爽的别墅里面。巴克斯曼和巴伯也跟着进来了，巴伯心中暗暗高兴。
“行，”他想道，“我敢打赌这个人肯定能行。”
马丁在别墅的大理石浴缸里连续洗了三遍才把身上积聚了几个星期的污垢擦洗干净。他用一条浴巾往腰上一围，让一名外面请来的理发师为他理发，然后他用西蒙·巴克斯曼的剃须用具剃去胡子。
他的茶巾、驼毯、袍子和凉鞋已被拿到花园里去了。一名沙特仆人点上一把火把它们一烧了之。两个小时以后，马丁穿着巴克斯曼的短袖衬衣和薄布裤子坐在餐桌前，打量着有五道菜的一顿中饭。
“能不能告诉我，”马丁问道，“为什么要让我撤出来？”
回答提问的是奇普·巴伯。
“问得好，少校。问得太好了。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回答，对不对？事实是，我们要派你去巴格达，下星期。怎么样，去还是不去？”
[1] 《圣经》记载，约书亚攻破耶利哥城并屠杀耶利哥人。
[2] “**”是美国历史上1972年“水门事件”中，向《华盛顿邮报》透露幕后信息的秘密线人的代号。其真实身份一直是个谜，直至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承认他就是“**”。当时《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接到一个线人透露的信息，一起撰写系列文章报道了这一事件。这个绰号来自当时正在上映的一部情色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