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大重新关上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先前的景象，柏树木然挺立，桐树沙沙作响，三角形地带依旧一片空旷。人们各自走进自己的胡同，推开沉甸甸的门窗。正午之前，端出绿色的大瓷盆；黄昏之后，躺在大通铺固定的位置上。
然而，现在毕竟到了开花的时节。功德林后幢花园里的那株名贵的梅树，就在国民党将军们参观归来的当天上午9点钟，绽出了第一朵梅花。树叶淡绿、花瓣粉红，甚是雅艳。这朵梅花像开在国民党战犯的心头，辉映着他们的灵魂，刺激着他们的情绪。
于是，冷清只能是（或者必须是）这个监狱的外壳，人们在规定范围内，蓄意发出最大的声响。走廊上走动的不再是犯人的迟钝的脚步，而是军人的坚定的步伐；屋檐下出现的不再是犯人的黯淡的神色，而是将军的矜持的容光。他们从时代的脚步获得了节拍，从民族的光辉获得了色彩，他们的身躯虽然未能离开一座监狱，他们的思想却已冲出一座牢笼。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面对世界睁开眼睛的人，都可以发现这个世界的容貌，“心目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从黑暗王国来到光明人世的国民党战犯，历史的演变赋予了他们每一个人以天生的追魂摄魄的本领，从而在整个功德林的生涯之中，又揭开新的一页。
在这页纸的上方，有一首抒情诗：
祸国殃民近廿秋，滔天罪恶往事稠。
得施宽大沐教化，盛世顽石竟点头。
写诗人是杨伯涛。这位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军长，素来把个人的修身养性，当作维持自己生命的支柱。这位农民的后裔，他的父辈没有给他留下一个铜板，却给他留下一句格言：人不正派，死为下鬼。杨伯涛把这八个字分作两行，镶嵌在青天白日帽徽下的领章之上，走遍人生战场，自诩常胜将军。淮海战役被俘之时，几位解放军士兵问他有几个老婆，杨伯涛答曰：“只有一个。”他以此自豪。
杨伯涛在参观之前，偶然拜读了卢梭的《忏悔录》。虽然在这位法国启蒙主义者的笔下，生活中哪怕是芝麻大小的违背道德良心的丑事也被坦白得那样动人心弦，可是，正因为如此，杨伯涛自信：此生与忏悔无缘。参观之后，杨伯涛在非意识的状态下，取缔了交罪和忏悔之间的界线。这个当年的放牛娃如梦方醒，回首往事，叫苦连连：历史的因素也好，个人的因素也好，穷人不为穷人打江山，反为四大家族流血汗，纵然一身洁骨、满腹经纶，又有何面目回见乡亲父老，缅怀守寡多年的母亲艰辛清淡的一生？
在这页纸的下端，有一幅写生画：
一位大腹便便的五十岁模样的父亲，手里捏着一封儿子写来的信。由于儿子在信中对父亲直呼其名，父亲勃然大怒道：“这哪像我的儿子！六亲不认，五雷轰顶！”——这是画的右边，上面写着“参观之前”；同样是这位父亲，双手捧着儿子另一封来信。由于儿子在信中依旧对父亲直呼其名，父亲喜形于色道：“这才像我的儿子！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是画的左边，上面写着“参观之后”。
画中人是牟中珩。这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在功德林的舞台上，演出了这样一幕悲喜剧。他并不是一个滑稽演员，而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典型。在个人的事业沉沦之后，他把他的全部心思和希望寄托在儿女的前途的开拓上。为了不给他们丢丑，他甚至冒了一次风险。还是在他被俘未久的时候，从青岛来的爱国民主人士访问了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高级组。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王芸生、郑振铎、金满城等与国民党战犯合影留念。牟中珩身材不高，却站在最后一排。拍照之时，他突然蹲了下去，结果被人看见。一位共产党干部事后问他：“为什么不愿与爱国人士合影？”牟中珩支吾半天，最终回话说：“我怕登在报上，连累儿女。”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情。父亲不用担心儿子，儿子正在担心父亲。牟中珩看到满纸“彻底交代罪恶，争取从宽处理”的话语，不觉失声长叹：好好改造吧，只有这样，才不枉为人父！
杨伯涛的诗情，牟中珩的画意，只不过是国民党将军们现实生活镜框上的两道金边。在功德林这张宣纸上，我们将看到他们心底新的文字和新的画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