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欧洲，法国的普通法庭是最为独立于政府的。除此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能赶得上它。然而，与法国经常使用特别法庭不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这样做。法国在这两方面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人们不会把它们联想在一起。对于法官，国王没有办法使用功名利禄和威慑控制他们。于是，他很快就感到，自己的行动处处受到法院独立性的干扰。换句话说，对于法官的命运——撤职、调离也好，封官加爵也罢，国王是没有任何权力的。

鉴于这种情况，一旦有直接涉及王权的案件发生，就会被移交普通法庭处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普通法庭之外，国王又专门设置了一种法庭。这种依附于国王而存在的法庭，在大臣和民众看来，徒具法院的外表，唯一的作用就是，减少国王的恐惧心理。

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在德国的某些地区，并不像法国那样，政府没有权力掌控普通法庭，因此，这些地区从不设立行政法院，也不像法国国王那样，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在这些地方，法官受到国王的严密控制，根本不需要专员的监督。

通常，一项措施实施之后，政府紧接着声明，总督和御前会议全权处理这一措施可能引发的争议和诉讼。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阅读一下国王所颁布的宣言和诏令，以及御前会议的命令就可以看出。这些国王的旨意，大多是在君主制留存最后一个世纪的时候颁布的。最为常见的行文方式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国王陛下宣告，这一命令以及附属条令的执行，如果引起争议的话，全部交由总督或者御前会议裁定。对于这样的案件，法庭和法官均不得接受审理。”

案件移交的程序，经常被御前会议拿来使用。通过这种方式，涉及政府的案件全被御前会议夺走了，并由他们自主处理。像这样的案件处理方式，由于事前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在依照法律或者古老惯例处理的案件中随处可见。而这种调动案件的命令，就记录在御前会议的登记手册中。慢慢地，这种事实变成了理论，而例外情况，便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对于普通法庭来说，它只能宣判涉及私人利益的案件。一旦争讼涉及到公共利益，或者因解释政府法令而引起争议，就不是普通法院所受理的案件范围。关于这一点，已经在实践当中成为执法者的国家座右铭，尽管它并没有被正式写进法律。找到那个行文公式，是我们考察这一问题的目标。行文公式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很明显是属于旧制度的。

自从国王采取这一措施以后，总督和御前会议负责有关征税的大部分诉讼问题。此外，他们还处理一些问题，诸如河流航运、大路路政以及车辆运输和公共车辆治安等。一句话，只要涉及政府的所有诉讼案件，都由行政法院来处理。

对于这种特殊的司法权，总督想方设法地扩大其权限。财政总监经常得到他们的警示，不断地去刺激御前会议。在这里，有一个移交案件的理由，不得不提。这是由一个官员提出来的。他这样说道：“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的目的，御前会议可以永远地违犯法规。然而，对于违法行为，普通的法官必须遵照成文法规予以镇压和惩罚。”

这一原则，很快得到了应用。与政府关系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议案，经常被总督或者御前会议拿来审理。有一位贵族和他的邻居发生了纠纷。事后，法官做出了判决。然而，这位贵族对结果不满意，于是便请求御前会议重新审理这件案子。当有人问监察官，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时，他这样回答道：“只要国王陛下愿意，他永远有权力审理一切案件，而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尽管此处涉及的只是私人权利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粮食昂贵，经常爆发一些叛乱。参与其中的平民，用自己的暴力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像这样的案件，涉及到的人员，往往根据案件移交程序，被送交到总督或者骑警队队长那里审理。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一些获得大学学位的人，由总督亲自选定，组成一个机构，审理刑事案件。这种机构，与一个临时性的省级法庭相似。在这样的审理方式所判决的案件中，很多人被判处服苦役甚至是死刑。尽管如此，17世纪末期的时候，很多刑事案件还是由总督亲自审理。

近代法学家们说道：“大革命爆发之后，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独立，相互区分。而在这之前，它们两者是相互混淆的。”这一点使我们相信，自从大革命爆发以来，行政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想要充分地认识这一进步，我们不能忽视以下两点。其一，对于自己的职权，司法权从来没有完全履行过；其二，在旧制度下，对于自身权力所拥有的自然范围，司法权总是不断地超越。如果我们仅仅知道其一，而不了解其二，那么我们对于事情的看法，就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对于法庭来说，它时而被排除在自身的权限之外，没有办法审理真正属于自身管辖的案件；时而又超越自身的管辖范围，获得准许从而制定政府的规章。对于司法权，我们已经将其排斥在行政领域之外。然而，旧制度却一直将其保留在行政领域之内。这一点，很明显，是十分不恰当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权力的乱混，已经波及到行政和司法两个领域，情势非常危急。在司法的天然领域里，政府的权力到处干预。对此，人们却任由其发展，而不加干涉。相比较而言，行政权力干涉司法权力，更加危险。这是因为政府一旦干预法庭，那么人们就会变得十分堕落，甚至兼有革命性和奴役性。而法庭干预政府，则只对案件本身不利而已。

在60多年的时间里，法国先后永久性地制定了九部或者十部宪法。其中，有一部宪法明文规定，对于任何政府官员的起诉，普通法庭都没有这个权力，除非事先得到了批准。关于这一条款，人们在废除这部旧宪法的时候，并没有将其剔除，而是谨慎地从废墟中找出来，并保存下来。此后，为了防止这一条款遭到革命的破坏，人们又小心地保护着它。可见，这一条款真的很奇妙。

与今天一样，君主专制下的政府，想法设法地避免政府官员像普通公民一样，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犯了罪。因此，当这一条款所赋予的特权，被行政官习以为常地称为1789年的伟大成果时，他们完全搞错了。在大革命之前，为了庇护政府官员，政府只能采取蛮横无理的手段；而大革命之后，对于他们的违法行为，政府可以使之合法化。这就是两个时代之间唯一的、最为本质的区别。

那时候，在普通法官的脑海中，一般都会对受到攻击的官员形成偏见。这样，很有可能危及到王权的安危。这是一位行政法院的官员所描述的情况。因此，旧制度的法庭必须干涉御前会议的一道裁决——对于被告的案件，法官不能受理的时候，理应交由专员审理，而他们通常由御前会议任命——当法庭意在提起对中央政权的任何一位代表的诉讼时。像这样转交给御前会议专员审理的案件，不仅涉及到重要官员，也会牵连到很低微的官员；而且它们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决不是相隔很长时间才发生的。任何人，只要与政府稍微有点瓜葛，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当然除了政府自身之外。

有一个受到虐待的农民，将桥梁公路工程局的一个小官员告上了法庭。这个小官员是负责指挥徭役的监工。之后，总工程师给总督私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这样说道：“诚然，那名监工应该受到指责。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放任事态的发展。要知道，就劳工对监工所提起的诉讼，要确保普通法庭既不受理，也不听取。对于公路桥梁局来说，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一旦这件案子予以受理，那么，民众就会提出更多的诉讼，到时候，整个工程的进度势必受到影响。”最后，御前会议宣布，这件案子移交给他们审理。

还有一个案子，邻人田地里的物资，被一个国家承包人占为己有。

于是，总督便向当时的财政总监亲自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这样写道：“政府的原则与普通法庭的原则，一直都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政府的利益将会遭到巨大的损失，如果将政府的承包人交由普通法庭审判的话。关于这一点，我几乎没有办法向您充分地说明。”

写这些话的政府官员，与我们今天同时代的人十分相似，尽管这些文字是一个世纪以前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