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幅画的另外一面，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些相像的法国人的孤立程度更胜别国。即便是在法国本土，也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欧洲的封建制度刚开始成型时，所有手握大权的国家领袖共同组成了后来被称为贵族的阶层，那时候种姓制度应该没有马上成型。我不想在这儿谈论这一问题；我唯一想说的是，贵族在中世纪就已变成种姓了，出身才是其独有的标志。
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组织，贵族葆有了统治阶级原有的特征；在选择组织的首领时，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出身。这个阶层如此特别，不容外人进入，一切不是贵族出身的人都无法成为其中一分子。他们在国内可能拥有较高的地位，也可能拥有较低的地位，但终其一生，他们都只能做别人的下属。
贵族最后终会变成种姓，欧洲大陆上所有建立了封建制度的地区无一例外。不过在英国，他们更进一步，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现代诸国中，英国显得很特别，这是由某个事实造就的结果。人们要理解英国法律、精神和历史的特别之处，也要借助这一事实的帮助。可是一直以来让我觉得惊诧的是，那些哲学家、政治家都未对这一事实给予更多的关注，英国民众也在习惯的驱使下，给出了相同的反应。对于这一事实，民众一直看不清楚，说不明白。民众始终未能将它全面看透，这就是我的观点。1739年，孟德斯鸠在英国旅行期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切中要害：“我现在身处的这个国度，与欧洲其他地区毫无共同之处。”但很遗憾，他写到这里就停下了。
英国的国会、自由、透明度和陪审团，都不是导致它跟欧洲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是某种更加特别、高效的事物造就了这一结果。别国的种姓制度都以另外一种面貌保存了下来，唯有英国将其彻底毁灭了。英国的贵族和平民从事的都是一样的职业，做的都是一样的事，并且他们之间可以通婚，这是更有价值的一点。在英国，地位最高的领主就算招新贵族为女婿，也不会让人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通过对婚姻状况的考察，你能清楚地了解一个地区的种姓制度，还有民众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各类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以及各种阻碍是不是已经彻底消失。某些起决定作用的特点，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找到它们。迄今为止，法国已经有长达60年的民主历史了，但很多时候，你在这里根本无法找到这样的特点。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旧贵族和新贵族都好像已经完全融合了，但双方却一直没有开始通婚。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贵族，英国贵族一直表现得更为小心、机智、开放。人们之所以关注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贵族在其他国家依旧葆有那种古老而严格的含义，如果本文中提到的贵族一词也是一样的意思，那么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在英国早已不复存在了，这一点有必要提一下。
已经过去太久了，这场特殊的革命早已无人问津；然而，它造就的习惯用语却作为鲜明的证据保存了下来。在英国，几个世纪以来，gentilhomme（贵族）这个词语的含义早已彻底改变，roturier（平民）这个词语甚至直接消失了。1664年，莫里哀在《达尔杜弗》这出戏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Et,tel que l’on le voit,il est bon gentilhomme.（他是贵族中的佼佼者，不要被他的外表欺骗了。）现在已经无法再将其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出来了。
你要是想在历史学中再度引入语言学，那就需要超越时空，追寻从法语词汇gentilhomme（贵族）演变而来的gentleman（绅士）一词的发展轨迹；在英国不同阶层不断拉近、融合的过程中，它的意思也在不断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指代的社会等级越来越低。最后，当英国人抵达美国时，它也被带了过去。所有美国人都可以用它来指代。它的发展史就相当于民主的发展史。
Gentilhomme（贵族）这个词语在法国一直没有超越其原有的狭隘含义。大革命过后，这个词语依旧指代原先那个种姓，其含义还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但其使用频率却差不多已降为零。只因那个种姓被保存了下来，并且继续独立于别的社会阶层之外，所以这个词语才得以原样保留。
不过，我打算深入一个层次，我有勇气断言，现在种姓这个等级的独立程度，相较于这个词语诞生之时愈发加深了，在这方面，我们的发展方向跟英国人刚好相反。
资本家和贵族越来越相像，若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在同一时间，他们各自的独立程度却越来越深了：这是无法混淆的两点，其中一点总是使另外一点的程度加深，而非减弱。
中世纪那些实施封建制度的地区之中，所有负责管理领主土地的人（若严格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来称呼他们的话，那就是附属者）——他们之中有不少非贵族——都少不了要跟领主一块儿管理领地；在转让领地时，这个条件是绝对不能缺少的。领主出去打仗时，他们要追随，不仅如此，他们还享有特权，每年都在领主的法庭中待一段日子，当领主从事审判工作以及管理辖区内民众时，他们要从旁协助。在封建政府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领主法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欧洲所有古老的法律中都出现过，直到今天，德国不少地区还有其留下的相当明显的印迹。艾特姆·德·弗瑞曼威尔，这位学识渊博的封建社会法学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30年曾有意向钻研封建社会的法律和领主土地赋税记录的改革，写一部伟大的著作。他曾这样说：“附属者每隔15天就要借领地的名义前往领主法庭，等人到齐以后，他们就和领主或是领主属下的一般法官一同对辖区内的刑事案件和纠纷做出审判。”他又说：“有时候，这种附属者在一片领地上就有80个、150个甚至200个，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因为证据多得数不胜数，所以我在这里直接引用其原话，只是当事例来用，而非证据。作为一个事例，它能证明农村有产阶级如何在最开始以及其后漫长的岁月中接近贵族阶级，跟贵族阶级做起了一样的事。农村有产阶级从领主法庭那里获得的好处，跟城市有产阶级从省级三级会议及其后的国家三级会议那里获得的好处是一样的。
14世纪的三级会议留下了一些资料，我们在研究这些资料，尤其是当时省级三级会议留下的资料时，不由得感到惊诧：在这些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人竟能占据这样的地位，发挥这样的作用。
14世纪的资产阶级个人，跟18世纪的资产阶级个人相差甚远，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14世纪资产阶级，在当时的政坛上占据的地位却更高、更稳固。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有参政的权利；在议会中，他们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别的阶级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要对资产阶级相当重视才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贵族和第三等级一起掌管政务，抵御外敌，不费吹灰之力，虽然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但这已经够叫人吃惊了。14世纪的国家三级会议是这样的，动**的政局使它的性质中含带了非正式革命的成分，同一时期的省级三级会议也是这样的，尽管它在处理政务时一直坚持正统。以奥弗涅省为例，省内最重要的举措从制定到实施，都是由三个等级共同完成的，而且各等级的权利相等。当时香槟省内的情况也是一样。14世纪伊始，为了抵御王权的入侵，保护公民的自由权以及各个省份的特权，很多城市的贵族和资本家开始并肩作战，掀起了历史上那场有名的运动。大家对此都很了解。类似的插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有很多，好像从英国历史中截取的一部分。但这种情况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却完全消失了。
其实，三级会议在领地统治崩溃后便很少再召开了，有些甚至直接被废止了，公民的自由权与地方自由就此消亡，资产阶级和贵族在公共生活方面的交集也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生疏，再也产生不了亲近感，再也不愿齐心协力，战胜困难。革命在18世纪宣告结束，此后二者便很少见面了，即使见面也只是在一些私人场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由竞争对手发展成了敌我对立。
贵族这个等级失去了政治方面的特权，但这个等级中的个人却得到了很多此前未曾得到的特权，如若不然，就是此前已得到的特权被加强，这一点是法国独有的。躯干已经死去，却被还存活于世的四肢当成了发财的工具。贵族这个等级享有的统治大权日益减少，但其享有的作为首席仆人的特权却日益增多。相较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平民阶层当官要更容易一些。当这样的情况在普鲁士成为寻常事时，在法国却还十分罕见。这样的特权在获得之后，就变成了贵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世代沿袭下去。贵族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距离越远，其与种姓之间的距离就越近。
在这些特权之中，最让人反感的就是免除税务的特权，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免除税务的特权从15世纪到法国大革命期间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这是很明显的。它随着国家财政支出迅猛增长而增长。查理七世在位时，免除军役赋税的特权十分微小，因为当时征收的军役赋税总额也不过120万里弗尔。然而，到了路易十六在位时，这种特权就变得非常大了，因为当时征收的军役赋税总额已经达到了8000万里弗尔。先前平民只需缴纳军役这一项赋税，后来其他名目的赋税也被加入这项赋税之中，导致纳税总额翻了好几倍。这些纳税名目包括各类工程和公共事务的徭役赋税、自卫队赋税等，这些都是中世纪民众听都没听说过的。它们全都成为了军役赋税及其附加税的组成部分，并采用不平等的方式征收，以至于贵族免交的赋税总额越来越膨胀。不过，这种突出的不平等其实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显而易见。原因就是，自身不必纳税的贵族还需要帮自己的佃户纳税。但相较于人们在这一点上感受到的不平等，他们亲眼见到的不平等危害更大。
路易十四在位后期，制定了两项普遍税、人头税、二十分之一税，以满足国家财政需求。然而，免除税务这项特权本身是很值得敬畏的，正因为这样，人们在破坏它时也要表现得恭敬而谨慎，在到那些一起缴税的地区收税时，不同等级要不同对待。严格征税一方面会使某些人的声誉受损，另外一方面又会让其他人感受到宽容与赞誉。
虽然欧洲大陆上随处都能见到纳税不平等的情况，但像法国这样突显、不断通过刺激提醒民众记起的国家却根本不存在。德国大半地区的大半赋税都属于间接税。贵族的特权表现在直接税的征收方面，一般是缴纳共同税的小头。除此之外，贵族还要为了保留自身无偿服兵役的权利上缴一些特殊的税，这也就是说，贵族无偿服役的权利已经不存在了。
但在一切对不同等级不同对待的举措之中，最有害且最容易在不平等的基础上造成孤立，几乎将不平等与孤立推向极致的举措，非税务不平等莫属。原因就是，由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纳税的数额不同，每年一到征税时，就要在二者之间重新划分出清晰的阶级分界线，这便是税务不平等造成的后果。每个享有特权的人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现实而逼切的利害关系，这会让他们竭尽所能跟平民脱离关系，不再与其混为一谈。
差不多所有公众事务都跟征税存在引起或被引起的关系。正因为这样，自打在缴税问题上被区别对待后，这两个阶级就再也不在一块儿讨论问题或是分享彼此的需求和感受了，促使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已经完全消失了。他们一起行动的意愿与可能性，已被公众通过某种途径扼杀了，因此，他们不需要外力作用便彼此分离了。
为了美化法国原有的政治体制，伯克曾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他在其中对我国的贵族制度表示认同，其中最让他认同的是资产阶级很容易就能当上官，变成贵族：在他看来，这就类似于英国人将贵族制度对外开放。路易十一确实曾让国内获得爵位的总人数翻了好几倍，但他只是想借此打击贵族的势力；他之后的那些帝王在封爵一事上表现得更为慷慨，乘机大肆敛财。内克跟我们说，他生活的年代有多达4000个官职提供给那些想变成贵族的资产阶级，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其他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伯克实在错得太离谱了，居然想要找出法国和英国雷同的证据。
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跟贵族开战，不但如此，他们还跟贵族密切地融为了一体。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英国贵族与其他等级的分界线的确如人们常说的一样模糊不清，而非英国贵族本身太开放；是因为英国的非贵族对自己何时融入了贵族阶级一无所知，而非他们真的有能力融入其中。正因为这样，贵族身边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跟他们是一体的，贵族的政府就是他们的政府，贵族的权力也能分给他们。
然而，虽然法国的贵族跟别的阶级中间存在的障碍极易逾越，但其明显性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它很容易辨识，因为它有着闪光的标识。贵族以外的所有阶层都很厌恶它。这些阶层的人在跨越这道障碍后，便得到了相应的特权，这会使他们脱离原来的阶层。对于原来的阶层成员而言，这些特权是一种羞辱，叫人无法接受。
平民阶层对贵族的憎恨情绪，非但没有因为贵族册封制减少半分，反而因此无限制地膨胀。过去跟新贵族平起平坐的人对其心生妒意，这便是憎恨情绪膨胀的原因。所以在请愿书中，第三等级对新晋贵族的憎恨始终要比对世袭贵族的憎恨更加强烈，他们要求限制平民晋升为贵族。
1789年是法国历史上最容易晋升为贵族的一个年份，也是法国资产阶级和贵族关系最冷漠的一个年份。一切带有资产阶级气息的东西都为贵族选举团队所不容，与此同时，一切像贵族的人也都为资产阶级所不容。一些省的世袭贵族觉得新晋贵族高贵不足，因此排斥他们，而资产阶级却觉得世袭贵族身上的贵族气息过于浓重，也不愿接受他们。听人家说，类似的情况在名人拉瓦锡身上就曾出现过。
如果我们单独来研究资产阶级，将贵族先抛到一边去，我们就会发现资产阶级完全脱离了平民阶级，这种情景就跟他们完全脱离了贵族没什么两样。
旧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差不多都在城市里居住。贵族享有的特权和军役赋税共同造就了这样的结果。平日里，居住在自己领地中的领主在农民面前都表现得和蔼可亲；然而对于资产阶级这个邻居，他却表现得非常野蛮。这份野蛮在他的权力不断缩减的过程中越来越膨胀。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已经失去了统治权，能帮他维持统治的人对他而言已变得毫无意义，他没必要再跟他们搞好关系；二是他失去了实权，便想通过滥用虚权来慰藉自己，这一点很多人都留意到了。对于他的邻居来说，他到自己领地之外的地方居住，只会加剧而非减轻他们的痛楚。他将自己享有的特权交由自己的代理者行使，这只会带给邻居更多的折磨，对减轻他们的痛楚一点儿帮助都没有。但军役赋税及其名下的各类赋税是不是更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我并不清楚。
军役赋税及其名下的各类赋税给农民造成的负担，远远超过了它们给城市居民造成的负担，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我原本能用非常简短的语言将其解释清楚，但对大家而言，这应该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我只想说，城市中汇聚的资产阶级可以想出很多法子，使军役赋税减少甚至直接免除。但若是他们各自居住在自己的领地上，仅凭一己之力是找不到这些法子的。他们借助这样的途径，躲开了征收军役赋税这项义务。相较于上缴军役赋税的义务，他们更畏惧征收的义务。原因就是，教区内负责征收赋税的人处境之恶劣，是其他任何人都比不了的，我认为，不仅旧制度实施期间是这样，其他所有制度实施期间也都如此。接下来我还有机会对该问题做出解释。但在农村地区，这种赋税却是除贵族以外的所有人都逃脱不了的：为了不再承受这种不公平待遇，那些富有的平民甚至宁愿将自己的财产出租出去，到邻近的城市生活。蒂戈尔曾说：“绝大多数农村有钱人都已演变成了城市资产阶级，这是征收军役赋税造就的结果。”我曾有幸翻阅到相关的秘密资料，其中提到的内容跟蒂戈尔的说法吻合。这里顺带介绍一点，为什么相较于欧洲大多数国家，法国的城市总数更多，特别是有不少城市的规模都很小，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在搬到城市定居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那些平民中的有钱人原有的对乡村的喜好和相关精神就**然无存了；他们的同类继续留在乡村，从事原先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他们而言已变得再陌生不过。进入自己现在居住的城市政府为官，便是他们今后唯一的人生目标。
是法国大革命导致了如今差不多所有法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法国人对成为政府官员充满向往，这种观点简直大错特错。在好几个世纪之前，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并且人们从那时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小心关照它，所以它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止过。
旧制度时期的官位跟现在的官位是有出入的，过去的官位数量更多，特别是比较低的官位，几乎数都数不清，这是我的观点。从1693年到1709年，单是这些年间增加的官位数量就达到了4万，不仅如此，即便是居于资产阶级最底层的人也能得到官位。我算过，1750年一座外省的中型城市中，居然出现了109名法官和126名执行官，他们全都是城市居民。对于这些政府官位，资产阶级的确怀有空前的热忱。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旦得到了一笔小钱，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用来投资生意，而是用来买官。相较于行会前辈和军役赋税，这份卑微的野心给法国农业与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阻碍。
官位不足的情况出现以后，那些想要做官的人会马上想方设法制造出新的官位。有个名叫让佩维尔的先生，曾在自己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论证了在某行业中增设监察员一职与公众利益完全相符的观点，在论文的末尾他还主动表示愿意出任该监察员。这位让佩维尔先生是什么人，我们都很清楚。他有钱，也有一点儿学识，不做上官誓不罢休。有个跟他生活在同一年代的人说：“所有人都想从国王那儿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官位。”
我在这里描绘的这个时代有别于现在这个时代，其中最大的差别是，那时政府是卖官，如今政府是授官；不必交钱就能做官；只要交人即可，这样的手段更加高明了。
资产阶级和农民分割成了两部分，这是不同的居住地，特别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最普遍的利益冲突造就的结果。贵族在纳税方面享有特权，人们对此有怨言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资产阶级也享有特权，人们对此又该持有何种态度？资产阶级要让自己身上的公众负担全部或部分免除，有数千个官位可供选择：这个人可以使自卫队负担被免除，那个人可以使劳役负担被免除，还有一个人可以使军役赋税负担被免除。那时候有这样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所有教区内都有几个非贵族又非教士的人，依靠自己的官位得到了某项免除赋税的特权。在某些情况下，因为免交军役赋税的人实在太多，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所以预留给资产阶级的很多官位便被取消了。资产阶级中享有免税特权的总人数，跟贵族中享有此特权的总人数相当，前者很多时候甚至多过后者，对于这些，我一点儿怀疑之心都没有。
这些特权的存在是很悲哀的，它们让失去了原有特权的人心生妒意，让拥有特权的人愈发自私、傲慢。从18世纪初到18世纪末，社会上最突出的莫过于城市资产阶级对郊区农民的敌意，以及郊区农民对城市资产阶级的妒意。蒂戈尔曾说：“所有城市都愿意以牺牲所辖乡村为代价，维护其唯一在意的自身特殊利益。”作为总督的代理人，迭戈还曾在其他地方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有这样一种趋势，总是带着掠夺和侵犯的性质，比如城市对自己所辖乡村做出的一切举动。很多时候，你们不能不去阻止这种趋势。”
即便是与自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居民，在资产阶级看来也跟陌生人甚至敌人差不多。当地的财政支出由资产阶级确定，其中的绝大多数都由下层人民一力承担。同样是这个迭戈，曾在自己著作的另外一个地方表示：城市资产阶级为了避免承担这个沉重的担子，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定入市税的方法。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曾多次给出证明。
然而，资产阶级的所有做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们非常担心自身会跟人民混为一谈，他们急于脱离人民的掌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在一篇写给总监的文章中，他们这样写道：“如果重新选举市长的请求能得到国王的批准，那么将候选人的范围局限在最重要的达官贵人之中，甚或局限在初级法院之中，就实在再好不过了。”
国王通过自己颁布的政策，持续不断地剥夺城市平民阶层的政治权利，这一过程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这种政治思想贯穿了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在位时的所有立法。立法期间，城市资产阶级全程参与，偶尔还会提意见。
1764年，城市政治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有位总督向一个小城市的市政府官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葆有手工业者及其他底层人民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是否真的有必要？那些官员答道：“对人民而言，葆有这样的权利能让他们感到慰藉，他们也从来没有滥用过这项权利，不过最好的做法还是将这项权利交给上层会议，这样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总督的代理人说，自己已经找了“六位表现优异的城市公民”，他们已在他家中集合，秘密召开会议，并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不同意市政府官员的意见，即将权利交给上层会议。他们的意见是，让上层会议的各个组成团体各自选出一些代表代管选举权。跟这些资产阶级不一样，总督的代理人更倾向于支持人民享有权利和自由。他一方面转述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另一方面又深入阐述道：“自己作为纳税人，却无权决定这笔税收资金该怎么用，这对手工业者而言真是太难接受了，至于那些征税者，与此却没有多少利益牵涉，因为他们享有特权，不必缴纳这种税。”
不过，我们还是把这幅图画描绘完整再说吧；眼下我们只研究资产阶级，且将人民放到一旁，这正如我们在研究贵族时，也将资产阶级放到了一旁。这为数不多的公民，他们跟别的公民之间存在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他们内部细分成数不清的小块，这些我们都留意到了。法国人民就好像那种被称为基质的东西，在现代化学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越来越细致，其中越来越多可分的粒子被发掘出来。我曾在一座小型城市的上层社会中找出了超过36个组织。这些组织本身已经微小至极，饶是如此，它们却还处于继续分化的过程中；为了能将自身简化为单一性质，它们每日都在清除自己内部可能存有的杂质。在这种彻底的清除过后，一些组织只剩下了三到四个成员。这些成员反而拥有更强的个性，争执的频率也变得更高了。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特权的存在，这些组织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毫不真诚。为了争夺最高的地位，它们总是斗个不停。总督和法官都被他们争执的声音搞到头晕。“大家最终作出决定，圣水在呈献给城市组织之前，一定要先呈献给初级法院。高等法院对此很是迟疑；然而，这也是国王本人的决定，他已经把这份提案交给了御前会议。时间已经到了；这座城市曾为这个提案群情激昂。”
在上层会议召开时，若有人使某组织凌驾于另外一个组织之上，那在以后的会议中，便再也看不到后者了；在参政和保全自尊之中，他们宁愿选择后者。箭城的假发师傅组织作出了一项决定：“他们将通过这样的途径证明，让面包师傅居于第一的位子会让他们感到痛苦，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在某座城市之中，有些身处上层社会的人坚决拒绝履行自己的职责，总督说：“这是因为大会邀请了几位手工业者参与其中，但那些资产阶级领头者却不愿跟他们共事，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另外一个省份的总督说：“让一名公证员担任法官的助手，会引起上层社会的反感。在这个地方，公证员这种不是出身于上层社会家庭并做过秘书的人，身份实在低贱得很。”
在前面，我曾提及有六位表现优异的公民，他们决定要剥夺人民手上的政治权利，作出这一决定对他们来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然而，接下来他们却遇上了一个让自己左右为难的问题，那就是选举哪些人为政府高层，应该如何为这些人的地位排序。他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表现得很谦逊，充满疑惑，并表示他们很怕“会将巨大的痛楚加注在几位手足身上”。
在自尊心的驱使下，这些小型组织矛盾不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身为法国公民应有的骄傲抛到一边，而他们身为法国人原有的虚荣心却越来越膨胀。我在前面提及的行会在16世纪就已出现了大半；不过，行会成员不光要处理其内部事务，还要为维护城内所有居民的共同利益，经常性地跟所有居民碰面。不过，到了18世纪，跟市政相关的活动越来越少，仅存的一些活动也完全受委托人员代为管理，因此所有行会几乎都不再跟外界接触了。所有小型组织都不再理会外界事务，只在乎一己私利。
个人主义这个词汇是我们为满足自己的需求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先人并没有使用过它。在他们生活的年代，没有任何个人敢独立行动，而不依附于任何组织；无数只顾及一己私利的小型组织，共同构成了法国社会。这便是所谓的集体个人主义，倘若我能这样定义的话，个人主义我们都很了解了，而正是它为后来的个人主义打下了心理基础。
这些人明明是相互独立的，却又十分相像，一旦将他们的位子变换一下，想再辨认出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最叫人感到疑惑。不仅如此，所有研究过他们思想的人都会察觉到，其实他们自己也觉得将他们这些彼此相像的人分隔开的小障碍的存在是违背公众利益和自然法则的，他们在理论角度也有一统天下的倾向。只因别人都在依靠自己的地位享受特权，所以他们也坚持要这么做；可若是别人都愿意接受平等待遇，不搞特权，他们也绝不会独立于整体之外搞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