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时期的法国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景象。所有生活在旧制度下的人，尤其是唯一的社会焦点——那些中上层人士，他们表面看来几乎一模一样。但这些一模一样的人却被数不清的小障碍分成了多个部分，在各部分内部好像又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对公众生活置之不理，只看重自己的利益。

这种近乎没有尽头的切分使我意识到，大革命必能在刹那之间将法国彻底摧毁，原因就是，相较于其他任何一个地区的民众，法国民众在面对困难时更缺乏相互扶持、共同进退的精神。所有被大革命摧毁的小障碍，此刻都已在我脑海中浮现；随即，一个冷漠的社会出现在我眼前，相较于过去曾在世界上出现过的那些社会，它显得更加密集、同化。

先前我就说过，这么长时间以来，差不多国内所有省份的特色都已被消磨殆尽，正因为这样，法国民众日渐趋同。尽管各种类型的差异依旧存在，但全国统一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全国统一的表现之一，就是立法统一。18世纪，国王的诏令和御前会议通过的决定与日俱增，在它们的作用下，国内不光实施了统一的规章制度，连实施的方式都是统一的。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持有统一的观点：在所有地区、针对所有人的法律都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大革命爆发前30年，改革计划层出不穷，每份计划中都有对这一思想的表现。在两百年前，就算我们能说这种话，有关这一思想的资料也还是非常稀缺的。

在各个省份逐渐趋同的同时，各个省份内部的不同阶层，最低限度，一切不属于平民阶层的人，饶是地位有异，其差异也在不断减少。这一点的最佳证明就是1789年由社会各阶层上呈的一封请愿书。从中我们能发现，那些起草请愿书的人彼此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分歧，但除此之外，他们简直完全一致。而在早期的三级会议中，你会发现一番迥然不同的景象：那时候，资本家和贵族拥有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事务比现在还要多；他们彼此仇视，但仇视的程度却比现在小；不过，他们就像隶属于两个种族一样。这两类人各自享有的特色权利因时间关系得到了强化。在其他方面，时间同样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使他们逐渐趋同。

法国的贵族在近几个世纪变得越来越贫穷。1755年，一名贵族写下了这样哀伤的文字：“财富都被第三等级占据了，而享有特权的贵族却在不断破产，不断消失。”不管是为贵族财产提供保护的法律条文，还是贵族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但贵族在失去特权之后，便沦落为穷人，他们失去了多少特权，就有多少人沦为穷人。

有人说，跟人体一样，社会制度中既存有各类器官，负责履行不同的智能，以维持生命，又存有某种无形的源动力，即生命的根源所在。当生命这团火熄灭时，万事万物都将马上衰亡，虽然那些器官仍一如既往地运转着，但也已经无济于事。此外，法国贵族还拥有各种各样的继承权。伯克还留意到，在自己生活的年代，法国的这种权利，像长子继承权、永久地租、各类用益权等比英国更多，强制执行的力度也比英国更强；过去战争爆发时，贵族需要为之付出大笔资金，后来这笔支出被免除了，与此同时，他们又保留并加强了自身的免税权，意思就是他们虽没能留住职位，却留住了补贴。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到了很多金钱方面的收益，这是他们的先人从没得到过的；但在治理习俗和精神世界均告沦陷之后，他们渐渐丧失了原有的经济优势地位。贵族越来越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前面提及的那种对土地的大范围分割。贵族把土地切割成一块块，然后出售给农民，他们自己只葆有维持体面的领主定期租金。法国很多省份都只剩了一些小贵族，他们生活贫困，仅靠领主权和地租维持生计，手上的土地早已所剩无几。举个例子，蒂戈尔口中的利穆赞就是这样的。

本世纪伊始，就有一名总督这样写道：“该财政区域内的贵族之家已经增加到了数千家，但其中只有不到15家的年金达到了将近2万里弗尔。”1750年，另外一名总督（费朗什·昆泰的总督）对自己的继位者说：“此地的贵族傲慢与贫穷并存，他们十分友善，也十分穷困。相较于他们此前的处境，他们承受了极大的屈辱。让他们一直贫穷下去，使他们不得不帮我们做事，请求我们帮助他们，倒也不是什么坏事。”总督又补上了这样几句话：“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只有那些能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祖上四代都是贵族的人才能加入。虽然该组织的存在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是它并未拿到相关的许可证明。组织内部每年都会召开一次会议，总督也会参与。他们会一起吃饭，一起做弥撒，然后或是骑马或是步行，各回各家。这种会议有多可笑，由此可见一斑。”

不光是法国的贵族越来越贫穷，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也多多少少存在这种情况。那些地区也都跟法国一样，封建制度业已消亡，却没有新的贵族制度取而代之。情况最突出、最令人关注的非德国莱茵河流域莫属。唯一的反例是英国。英国那些历史悠久的贵族一直存续到了今天，不仅如此，他们的财产还大幅增加。无论是他们拥有的财产还是权力都无人可比。他们身边那些刚崛起的新贵族根本超越不了他们，只能做财雄势大的他们的模仿者。

法国人中唯一能继承贵族失去的一切财产的应该就是平民吧。有人曾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平民的崛起完全依靠从贵族身上汲取养料。但是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能让资本家不破产，或是能让他们发家。尽管这样，他们的财富还是在不断增加，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要么变得跟贵族一样有钱，要么变得比贵族还要有钱。他们往往拥有同一类型的财富：他们大多拥有农田，有些还有领地权，虽然他们是在城市里居住的。

除此之外，这两类人还有很多相像的地方，这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生活方式造就的结果。要论知识储备，资本家和贵族没什么区别，且二者的知识来源都是一样的，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是同样的光源照亮了他们。对他们而言，教育兼具两种特性：一是理论性，二是文学性。巴黎使人们拥有了一模一样的言谈举止，它作为法国仅有的导师，地位越来越不容置疑。

人们在18世纪末期还能分辨出贵族和资本家在言谈举止方面有些区别，毕竟像言谈举止这种外在的东西若要做到趋同，必须花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其实一切地位高过平民的人都是很相像的，他们无论是在思想、习惯、喜好、娱乐活动、阅读的书籍，还是使用的语言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拥有的权利各不相同。

在当时的环境下，别的国家是不是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表示质疑。就算是因共同利益形成稳固整体的英国社会，其各个阶层也有着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流行文化。原因就是，这种政治方面的权利拥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它能让所有公民相互依附，相互联系，却无法使他们完全同化。只有独裁政体才会造就这种必然的结果：人们在长久的相处过程中逐渐趋同，却一点儿也不关注对方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