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帝国其他地区，首都的政治优势源自政府的性质，与其地理位置、宏大的规模和发达的经济并无联系。

伦敦的人口总数相当于一个侯国的人口总数，但直到现在，伦敦依然未能主宰大英帝国的命运。单靠纽约民众便能主宰美国的命运，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会认同这一说法。虽然现在纽约的人口总数跟大革命爆发时巴黎的人口总数相当，但纽约人也不会有这样的念头。

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就算是法国宗教战争期间的巴黎人口数，也足以跟1789年的巴黎人口数相抗衡。可这并不会对任何事情发挥决定性作用。巴黎在投石党运动[1]时期不过是法国最大的城市，但到了1789年，它俨然已成了法国的代言人。

孟德斯鸠早在1740年时就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法国除了巴黎以外，就只剩了那些尚未被巴黎吞并的偏僻省份。那个喜欢想入非非，却又经常固执己见的弥拉伯侯爵曾于1750年不点名道姓地说到了巴黎：“不设立首都是不行的；但若头部过度膨胀，就会引发中风，将身体完全摧毁。其他省份若沦为了首都的直接附属，那么那些省份的居民便相当于成了二等子民。若是将国内的人才全都吸引到首都，不给那些省份的居民留下任何追逐名利的机会，那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其他省份的权贵、商人及那些人称智者的人，若都被调集到了首都，就形成了弥拉伯口中私下进行的革命。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相信认真阅读过前几章的读者都已了解。为了不让读者厌烦，这里就不重复了。

这场革命使城市不断发展壮大，通过这种再具体不过的表现形式来使政府震撼，从而留意到自己。巴黎的规模与日俱增，政府因此产生了恐惧：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治理起来实在太困难了。这种情况在17和18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历代国王为了抑制城市扩张，颁布了很多诏令。一方面，他们不断将法国的公众生活往巴黎市区及市郊集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看到巴黎扩张。建造新的建筑物是不被允许的，要是有人一定要这么做的话，只能在指定的偏僻地方，用最大的花费建造。所有诏令都揭示了同一件事：巴黎的扩张并未因为此前的诏令停止。在自己统治的极盛时期，路易十四曾先后六次尝试抑制巴黎的扩张，最后均告失败：那一道又一道诏令根本没能阻挡巴黎扩张的步伐。可相较于巴黎城墙的扩张速度，巴黎在法国的重要性提升得更为迅速。这种结果出现的源头是巴黎城外发生的事，巴黎城内发生的事与此无关。

就在同一时间，各个地区的民众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自由和权利。各个地区生活习俗的独特性逐渐消失；各个省份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逐渐消磨掉了此前公众生活留下的最后一些印迹。但国力却没有走向衰落，刚好与之相反，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很活跃，不过这份活力只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巴黎。我从数不清的例子中选取了一个来证明这点。我从那些大臣收到的大量关于出版发行事务的报告中发现了这样一件事：现在其他省份已基本找不到印刷工人了，就算找得到，也已失业了，但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初，这些地区却有大型印刷厂存在。相较于16世纪，18世纪末期各种类型的书籍出版数量无疑要多很多，但其思想方面的源动力却只剩了巴黎，其他省份已被巴黎吞并了。

首次革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已完全结束。

三级会议后不久、攻占巴士底狱前几天，著名旅行家亚瑟·扬离开了巴黎。他惊讶于自己刚在巴黎见到的情景与自己在其他省份见到的情景形成的鲜明对比。整个巴黎都处于极度活跃状态：政治宣传册源源不断地出现，曾创下一周92册的发行纪录。他说：“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能与之相媲美的出版运动，就算是伦敦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可他同时发现巴黎之外的法国一片沉寂，连报纸都没有，宣传册也很少见。不过，其他省份的民众情绪也很高昂，当时虽还按兵不动，但一旦时机到来，就会马上爆发。他们很少集会，偶尔的集会也只为一个目的：打听巴黎那边的消息。亚瑟·扬每到一个城市，都会问当地民众有什么行动计划。他说：“每个地方的民众都会给我同样的答案：我们只能唯巴黎马首是瞻，因为我们只是外省城市的居民。”他深入解释道：“在了解到巴黎人的想法之前，他们连自己独立的想法都不敢有。”

让人感到惊诧的是，法国那些古老的省份居然被制宪议会一下子全部废除了，那些省份之中有不少其历史甚至长过君主制度的历史。制宪议会就如新世界在瓜分全新的殖民地一般，把王国有条不紊地分成了83个区域。整个欧洲都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所有人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惊诧，简直可以说是恐惧。伯克说：“头一回见到有人用如此野蛮的方式切割自己的祖国。”确实是这样，事实上，那些人只是在切割一具尸体，而非一个活人。

就这样，巴黎总算得到了外部赋予的最高权力。就在同一时间，巴黎内部的另外一种转变也已完成，它也一样该成为历史焦点。巴黎已转变成一座以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此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交换、商贸、消费、娱乐行业已退居其次。第二种转变将某种全新的特点加诸于第一种转变，使其更叫人心生胆怯。

这件事说来话长，巴黎好像从中世纪开始，就已成了国内规模最大、手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到了近代社会，这一情况越来越突出。巴黎在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后，又逐渐成了全国的工业中心。巴黎在国内的时尚领头羊和政治主宰者的身份日渐突出，它已成了国内仅有的权力与艺术中心，国内重要的活动都起源于此，国内的工业生产也都越来越向这里聚拢。

虽然旧制度时期的很多统计数字都不可靠，但有一件事我还是比较确定的，那就是巴黎工人总数在大革命爆发前60年增加了两倍，同一时期的巴黎人口总数却只增加了三分之一。造成这一结果的普遍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原因，在它们的作用下，法国各地的工人纷纷来到巴黎，汇聚于巴黎的几个区，这便是后来的工人区。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那时巴黎在工业方面的财务立法要更为宽松；在巴黎，工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行会前辈的掌控，这在其他地区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特权在巴黎的一些郊区地带，像圣艾特万区和唐布尔区都表现得极为突出。为了增加圣艾特万区的工人总数，路易十六在位时又将该区的特权提升了一个档次。这个不走运的国王曾在一份诏令中写道：“我们要对圣艾特万区的工人实施保护，并使其标志化，以帮助他们逾越那些阻碍，那些阻碍不仅会使工人的利益受损，还会使国家的贸易自由受到损伤。”

大革命爆发之前，巴黎的工厂、制造行业和冶炼行业急剧膨胀，最终引起了政府的警惕。工业发展让政府恐慌不已，这份恐慌中充斥着不少自行想象的成分。在那些资料里，我们找到了1782年御前会议的判决书，其中这样写道：“制造行业迅速膨胀，以至于木料消耗过度，供给城市居民的木料随之减少，针对这一情况，国王发出禁令，从今往后，这种类型的工厂不得在城市周围15英里以内出现。”但那时并没有人意识到，此种类型的人口聚集将会引发的真正危机所在。巴黎就这样成了法国的主宰者，而巴黎城内聚集起来的这支军队将会主宰整个巴黎。

照这样看，如今人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过去40年间，一个又一个政府在我们面前垮台，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就是行政方面实施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巴黎掌控的无与伦比的大权。这是原有的君主制度一下子被摧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一点相信大家已经意识到了，甚至不用我再多做解释；另外，它也是第一场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他一切革命都是由这场革命引起的。

[1]17世纪中期，法国发生的反对专制王权的政治运动，因运动中巴黎暴民用石头砸坏马扎然宰相的窗户而得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