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实施期间，总督跟上司和下属都有书信往来，所有读过那些书信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当时的行政长官跟我们现在的行政长官居然没什么两样。这是类似的政治制度造就的结果。大革命这道深谷将二者切割开来，但他们却好像已经逾越了这种障碍，挽住了对方的手。那些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同样如此，这是我的观点。立法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作用之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大臣们想对一切事务了然于心，并到巴黎亲自处理它们，这便是他们此刻的心愿。这种心愿在时代不断发展、政府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迫切。截止到18世纪末期，不管要在哪个偏僻的省设立慈善机构，相关的开支、章程和选址的监督工作，都要由总监亲自完成。若是要设立流浪汉收容机构，那么被收容的流浪汉的姓名与其进入、离开收容机构的确切时间，也一定要让总监知道。达尔让松先生在18世纪中期（即1733年）时就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臣们需要处理的琐碎事务多得数不胜数。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少了他们就办不成，要办成一件事，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这些人手握大权，但若是他们掌握的知识不足以驾驭这样的大权，他们就不得不让办事员来处理所有事务，于是真正的大权就落到了这些办事员头上。”
送到自己手上的报告，单是把政务讲清楚是不够的，还要将相关个人的情况一并讲个清楚明白，这便是总监提出的要求。总督会给自己的代理人写信，将报告中的内容当成自己亲自调查得到的真相一般，一字不落地对其复述一遍。
创造一千多种审查手段都是很有必要的，要不然便无法只待在巴黎便了解天下事，并指挥自若。落实到字面上的文件已经够多了，行政程序更是缓慢不堪。如果某个教区提出要求，想重修钟楼，或是想修葺本区神父的居所，一般要等到两三年以后才能得到批准。不到一年就得到批准的情况，我还从来没见过。
有一份御前会议通过的判决书（1773年3月29日）中这样写道：“行政手续不断延期，耽误正事，这样只会造成一种结果，那就是民怨沸腾；但取消行政手续却是万万不能的。”
只有现在的政府官员才会对统计这么情有独钟，这是我原先的观点；原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旧制度实施末期，总督便时常收到人民寄来的印刷完毕的小报表，填写报表的工作则由总督的代理人和教区的理事完成。总监的要求是，交到自己这里的报告必须对土地的性质、耕种情况、农产品类型和产量、牲畜数量、工业发展情况、民间风俗做出详细论述。相较于现在的区长和市长在相同前提条件下给出的情报，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情报也是一样详细有余，准确不足。在那样的情况下，总督的代理人往往会给自己辖区内人民的品性以恶评。他们总是将这样的评语挂在嘴边：“农民们生来就很懒惰，他们工作只是迫于生存压力。”行政官员们都很喜欢这类经济学说。
这些行政方面的言辞虽然隶属于不同的时代，却并无明显的区别。二者都像流水账一样，文采欠佳，表达不清，缺乏筋骨。撰稿人毫无个性可言，省长跟总督写的稿子毫无二致。
直到18世纪末期，狄德罗与卢梭那种特别的语言风格逐渐流行起来，在陈述一些十分复杂的内容时，也会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行政官员乃至财务官员也开始被这几位作家充满感情的行文风格同化。到了这时，此前被乏味的官场套话充斥的官方文风终于朝温情感人的方向发展了一下。有位身在巴黎的总督曾被代理人这样埋怨：“在行使自己的职责时，他那颗满是同情的心总是被刺痛，产生一种痛苦至极的感觉。”
跟现在的政府一样，那时的政府也会让教区居民以一定量的奉献来换取慈善赈济。如果居民的奉献很足，总监就会在分派单据上写上“好”字，意思是他很满意；如果奉献超额，他会写上“非常好”，意思是他在满意之余，还觉得很感动。
差不多所有行政官员都是资本家，他们有着独特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与自尊，形成了一个阶层。他们是这个新时代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在成型之后发展壮大起来。它要想在社会上占据一席之地，就要借助大革命的力量。
现在法国政府的特点包括以下几点：一切身处政府之外，却想掌控政府事务的人，无论他们是资产阶级还是贵族，都对政府恨之入骨。那些自行成立、不依靠政府的独立机构，不管规模多小，都会让政府感到恐惧。无论这些机构有何种目标，都会让政府觉得如鲠在喉。只有那些由政府组织成立，并由政府把持的机构，其存在才是被政府许可的。政府对那些大型企业也颇多微词。简而言之，政府在对自身做审查时，不希望任何民众通过任何途径干涉自己。在贫困与竞争面前，政府情愿选择前者。不过，为了让饱受奴役的法国人得到一些安慰，给他们些许自由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因为这样，在法国，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对宗教、哲学、道德、政治理论展开讨论，政府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哪怕民众对当代社会存在的根本展开大肆抨击，甚至于对上帝这个话题发表各自的看法，政府也能忍受，在他们看来，这些事情跟自己并无任何关联，唯一的例外是民众不可以对政府小官发表恶评。
18世纪，人称“戈泽特”（gazettes）的那份报纸刊登了很多四行诗，其数量比那些颇具争议的文章还多。这份报纸的力量十分微小，但还是让政府相当警觉。政府对书籍基本没什么限制，对报纸却限制多多。它一直竭尽所能将报纸变成政府专有，当然，直接将报纸取缔对它来说更有利，但它不能那么做。我找出一份公告，发布时间是1761年，对象是国内所有总督。公告中宣称，今后《法兰西报》的编辑出版工作，政府将享有监督权，这项决定是由国王（路易十五）作出的。公告中这样写道：“这份报纸让国王很感兴趣，为了让它拥有超越其他报纸的地位，你们，”大臣解释说，“需要将你们所属的财政区域内所有能让民众感到好奇的事情，特别是跟物理学、博物学相关的轶事，写成短讯寄给我。”公告中还附了一份说明，说订阅这份新报纸所需的费用会少很多，但相较于先前，它发行的频率更高，内容也会更多。
拿到这些文件后，总督就给自己的代理人写信，让他们负责执行。不过，起初的时候，总督的代理人却说他们一点儿也不了解这件事。于是，大臣就下发了第二道指令，对这些省份的不作为之举给出严厉批评：“我奉国王之命提醒你们，国王要求你们对这件事负起百分之百的责任来，向你们的下属传达的命令不能有丝毫误差。”总督的代理人们随即开始作为：他们之中有个人上报说，有个贩卖私盐的人在被送上绞刑架时毫无畏惧之色；还有个人上报说，本区内有个女人生了三胞胎，全是女儿；又有个人上报说，一场恐怖的暴风雨席卷当地，却没有造成半分损失；另外有个人说自己一直用心观察，却连一件特别的事都没发现。但这份报纸这么有实用价值，他不但自己订了一份，还准备游说所有知识分子都订一份。不过，他这样竭尽所能，却没有收到多少效果。理由就是，在另外一封信中，大臣这样写道：“为了让这份报纸办得更好，陛下不辞辛劳地对各项举措展开深入了解，并将这份报纸应有的荣誉与名声全都赐予了它，结果人们却没有将陛下的指令放在眼里，这让陛下非常不满意。”
由此可见，历史就好比一间美术展览馆，其中多是赝品，极少有真品。
另外，我们不能不承认一点，法国中央政府将各项大权掌控在手中的唯一目的，好像就是为了让所有政务荒废，在这方面，他们从来不会像欧洲南部国家的政府一样。对于自身的职责所在，法国政府总是理解得很通透，并表现得极其主动。可是因为有时候它会做一些自己根本无力做到的事，甚至是任何人都无力做到的事，所以它的主动总是收不到任何效果，甚至会引起祸患。
那些最有必要实施的改革，政府极少尝试，即便尝试了，也总是浅尝辄止，而要想改革成功，没有坚韧的意志力是绝对不行的。政府总是将一些规定或法律改来改去。在它管辖的区域内，所有事物都在不停地改变。新的规定不断出现，叫人应接不暇，那些受上级指令行事的官员经常搞不懂如何去服从他们。在总督面前，市政府的官员埋怨说境内的法律规定变动得太频繁了，他们这样说：“一个市政府官员光是研究不断变动的财政规定就够忙的了，哪有余暇做正事？即便他是终身任职，这种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善。”
就算法律本身没有变动，其执行的方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动。最终法律居然被人这样轻视，连其执行者都不将其放在眼内，要不是看到了昔日旧政府留下的秘密文件中展现出来的政府工作状态，谁能想象到这种结果？之所以会这样，全因那时没有议会和报纸约束大臣和政府，以至于他们可以胡作非为，蛮横霸道，朝令夕改。
御前会议通过的判决书中，引用了很多昔日的法律条文。它们多是最近才制定、颁布的，尚未开始执行。无论是法令、宣言还是诏令，在执行的过程中都是朝令夕改，此前严肃的注册记录都是白费。我们在阅读总监和总督的书信时能发现，民众搞特殊，不按政府的指令行事，政府却对此一再容忍。每天政府都会为了方便行事，私底下肆意歪曲法律，以便对特殊问题进行特殊处理，而直接破坏法律的事情，它却极少干。
在给大臣的一封信中，总督提及某个政府工程招标人希望免除自己的入市税：“刚才我引用的法令和判决书中都做了严格的规定，国内民众全都需要缴纳这些税务，没有一个人能例外，这就是事实。然而，这种强行摊派下来的税务与其引致的各类惩处没什么两样，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法令、宣言、判决书来确定税务制度，但例外的情况依旧层出不穷，这一点所有熟悉法律的人都心知肚明。”
旧制度的特点已昭然若揭：规定落实在纸面上相当严格，但真正实施时却相当松懈。
倘若不想犯下滑稽的错误，就不要妄想通过了解法律条文对当时的政府作出判断。我找来了一个宣言，是国王于1757年颁布的，宣言中称，所有编纂或印制违背宗教或现行法律制度的书籍或报刊之人，都要被处以极刑，连出售这类书籍或报刊的书店和贩卖者也不例外。这样一来，我们不就相当于生活在圣多米尼克[1]那个年代了吗？但不是的，在这个年代中，伏尔泰正在文坛叱咤风云。
法国民众轻视法律，引来很多怨言：啊！他们何时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呢？在旧制度实施期间，民众脑子里本该由法律概念占据的地方，始终空空如也。所有发出请求的人，都要求民众抛开现有的法律制度，对他们的特殊情况进行特殊处理。这些人的态度如此坚决，不容置疑，简直叫人误以为他们是在要求民众遵守现有的法律制度。用法律来反对法律，这样的情况只会出现在人们有心拒绝法律的时候。对于政府出台的一切规定，民众都选择了服从，但这种服从并非出自真心，只是习惯而已。因为如果民众在机缘巧合下出现情绪震动，即便这种震动是最微不足道的那种，也足以马上引发暴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出面镇压民众暴动的不会是法律，只会是暴力与专政。
18世纪，法国中央政府的政治体制尚未完善，但在中央政府和民众中间却出现了巨大的空档，因为本应填补这一空档的政权机关已被中央政府彻底摧垮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便成了民众眼中仅有的能推动社会机器运行的动力，以及社会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管理者。
要证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写的这篇贬损政府的文章。在大革命爆发之前，长年累月积攒的疑惑开始发挥作用，国内出现了各种各样跟社会和政府相关的新型体制。尽管各自的目标并不一样，但这些热衷于改革的人采取的手段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想法是，先以中央政权为武器，将一切毁灭，然后再按自己的计划进行重建。他们认为，只有中央政权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他们说，国家的权力可以无限大，国家的力量当然也可以。如何使国家恰如其分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是仅有的问题所在。老弥拉伯这个贵族，对贵族特权迷恋到了极点，总督在他口中直接变成了越权人，不仅如此，他还宣称，若由政府全权选择法官，那用不了多久，法庭跟政府特派员就会变成一伙的了。弥拉伯除了中央政府以外什么都不相信，他觉得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能依靠中央政府采取行动。
这些思想绝非纸上谈兵，它们已经跟所有民众的精神世界、社会风尚、民间风俗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融为一体。
所有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一切重要的政务要想得到妥善处理，都必须有国家力量参与其中。平日里最喜欢反抗法律法规的非农民莫属，可是他们都相信，政府是农业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理由就是，政府没有给他们足够多的建议和帮助。有个农民给总督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说大革命即将爆发：“政府为什么不设立巡检员，让他们每年到各个省份巡检庄稼的生长状况，告诉农民如何更有效地耕种，如何管理、饲养、售卖牲口？政府应该为这些巡检员支付很高的薪水。而种田种得最好的农夫，则应被授予荣誉奖章。”
巡检员！十字奖章！萨福克郡的农民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要想维持社会秩序，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这是大部分民众共同持有的观点。骑警队是民众唯一恐惧的对象，同时又是资本家唯一信任的对象。骑警队的成员对这二者而言，不但是社会秩序重要的捍卫者，更是社会秩序本身。杰耶那省的议会曾说：“所有人都知道，再无所畏惧的人，在见到骑警队的骑警后也会变得十分乖顺。”正因为这样，人人都愿意有队骑警在自家门口守着。在总督管辖范围的档案里，类似的请求随处可见。隐藏在保护者背后的人，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主使者，但这一点好像没有人想到过。
这样的卫队在英国并不存在，这是那些逃亡到英国的法国贵族最觉得惊诧的一件事。他们如此惊诧，有些时候他们还会轻视英国人。他们之中有个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人，他的教育背景使他对这样的见闻感到猝不及防，他这样写道：“英国人在失窃之后居然庆幸，自己的国家至少没有骑警队。这是百分百的真事。所有会对社会治安造成损害的人或事，都会惹恼这类人，但当他们见到扰乱社会治安的家伙回归社会时，又会觉得非常欣慰。在他们看来，任何权衡都比不上法律明文规定。”他深入解释道：“并不是人人都怀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一些有智慧的人就怀着完全相反的想法。这种充满智慧的想法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必定会压倒那些错误的想法。”
英国人会有如此怪异的表现，大概是源自他们的自由之风。不过，这一点却是这名流亡英国的贵族没能想到的。对于这些怪异表现，他更愿意用科学道理做出解释。他说：“常年天气阴湿，空气凝滞，以至于民众的性格也变得阴暗起来。生活在这种国度的人，对一本正经的东西充满喜爱，也是人之常情。英国人对治理国家的方法非常感兴趣，这是他们的天性；跟他们相比，法国人实在太落后了。”
所有人都要为满足自己的需求向政府恳求，因为原先属于上帝的位置已被政府占据了。那些堆积如山的诉讼状名义上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实际上都是为了一己私利。如果说还有一个地方能汇聚旧制度下的各个阶层，那么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那只装有诉讼状的箱子了。诉讼状的内容让人忧心：农民们请求对他们的牲口或房屋的损失做出补偿；有钱人请求在他们拓荒时给予援助；实业家请求总督帮他们逃避恶性竞争；制造商向总督诉苦，说生意不好做，恳请总督向总监求援，得到相应的援助或是贷款，这种请求是最多的，有一笔基金就是专门为此设立的。
某些情况下，一些贵族也加入了请求大军。不过即便是在发出请求时，他们的态度也是相当傲慢的，这是他们的身份造成的结果。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之所以无法独立，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二十分之一的税率。每年御前会议在确定贵族缴税的金额时，都会以总督呈上来的报告作为依据。正因为这样，总督时常收到贵族写来的信，信中不是请求延期缴税，就是直接请求免税。这种请求信我也读过，写信人全都是贵族，而且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封号，其中领主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写请求信的原因，或是收入不高，或是经济不景气。贵族对总督的称呼通常是“先生”，但在请求信中，我留意到他们以“您”这个称呼取代了“先生”，这是资本家才会用的称呼。
有时候，贫穷和骄傲会用一种滑稽的方式在请求信中融为一体。一名贵族在给总督的信中写道：“一位贵族的父亲，却像平民的父亲一样缴纳二十分之一的税，一分钱都不能少，这是您那颗敏感的心断然不会接受的。”
18世纪，饥荒频发。各个地区的百姓一遇上饥荒，就会向总督求救，好像所有粮食都在总督那里。所有人都会将政府视为引致贫困的罪魁祸首，这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于天灾、气候反常，也都要指责政府。
本世纪伊始，中央集权制在法国重新建立，不费吹灰之力，但我们根本不用为此惊诧。那些勇士曾于1789年将这座大厦摧毁，但大厦的根基却在这些勇士心中保存了下来。它之所以能在瞬间重建，并且建得比过去更加牢固，就是因为有这根基做基础。
[1]多明我修会的创立者，曾设立宗教裁判所，审判异端。——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