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就是在作为大革命基础的一切理论思想当中，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观点和偏好是最后产生，而最先消失的。
在很早以前的时候，政府这座陈旧的老屋就已经开始经受人们的晃动，它即将倒塌了，不过关于自由的论题还没有出现。伏尔泰对这个问题关注比较少，他在英国的三年时间里曾经接触到了自由，不过并没有钟情于自由，他更喜欢英国人胡乱传播的怀疑论哲学。而英国人的政治和法律则对他的影响很小，相对于它们优秀的方面，他关注更多的是它们的缺点。在他的关于英国的书信的著作当中，他谈论的最少的就是议会。最令他钦羡的是英国的学术自由，而政治自由给他的印象则很模糊，就好像学术自由可以在脱离政治自由的情况下还长久地生存下去。
快到18世纪中期的时候，一些文人开始专注于对行政方面的论述，因为他们发表的很多观点都是很相近的，所以人们就送给他们一个统一的称号，既经济学派或者重农学派。在历史上，经济学派的名气比不上哲学家，对大革命的影响似乎也比哲学家要小。不过我却觉得，要想透彻地钻研大革命的真实本质，只能到他们的作品中去寻找。哲学家的治国之策差不多总是脱离不了那些通用而不具体的理论，经济学派并非不讲理论，只是他们的理论和现实靠得更近。一部分人在谈论可以想到的事情，另一部分人则在阐明需要去做的事情。被大革命推翻的所有的体制都是他们攻讦的指定对象，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不被他们责难。与此相对的是，大革命中创立的每一种体制，都被他们事先宣扬和传播过。基本上没有一种体制是未经他们的作品的酝酿就直接生发出来的，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革命当中的一切基础因素。
另外我们经常遇到的那种民主的革命气息，也可以从他们的作品当中找到。一些特权让他们觉得讨厌，等级的划分也让他们备感抗拒，最让他们钟情的是平等，即使是在被压迫当中的平等。只要是阻挡了他们的方案的，都应该被冲破。他们不怎么在意协议，一点儿都不认同个人的权利，或许这么说更准确，在他们看来，个人的权利都是虚无的，只有公共的权利才是真实的。不过总体来看的话，他们的性格和品德还是非常好的，法官非常正直，行政官也很精干，而完全遵从于本职工作的特别的才能在引导他们。
经济学派非常轻视过去的事物。莱特洛内说：“在这几百年里，不正确的法则一直在主导着这个国家，就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突发事件。”他们就是以这个观点为起点进行研究的。只要是对他们的规划有丝毫的阻碍或者不利，不管是哪种久远的、貌似在法国史中十分稳固的体制，他们都会全部推翻。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提出建议，要把原来所有的领地划分都取消掉，并更改每个省份的名称，在40年后，制宪议会把这个建议变成了现实。
在他们的思想里出现自由体制这个概念之前，经济学派就已经产生了公共行政改革的观念，这个观念之后被大革命付诸实施。的确，他们很认同食物的自由贸易，认同对于工商业的无干涉政策，不过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过真正的政治自由，就算他们的思想里在某一时刻闪过政治自由的念头，他们也会立马进行抗拒。多半的人从最初就抗拒议会的建立，也抗拒地区政权的出现，抗拒自由国度在各个时期树立起来的平衡中央政权的权力。魁奈说：“这种在政府里设置平衡权力体制的观念是非常不好的。”魁奈的一个朋友说：“那种设置平衡权力体制的构想，其根据是子虚乌有的。”
为了消除政府的权力泛滥，他们创造的唯一方法就是公众教育。根据魁奈的观点：“要是民众们有素质的话，专制制度就不会产生。”而他的一个学生却说：“对于政府权力泛滥而带来的伤害，人们感觉非常震撼，于是各种丝毫不起作用的方法就冒了出来，但是他们没想到那个最起作用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关于法律制度和自然法则的广泛而持久的公众教育。”他们打算利用这些文字上的呓语来取代政治上的保障。
对于政府不管农村，把农村弄得没有交通、没有工业、没有教育这种情况，莱特洛内感到很心痛。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是让农民自己来处理农村的事情，一切就都简单多了。
再来看看迭戈，他的灵魂高尚，才能卓越，这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不过对于政治自由他并没有表现出比别人更浓厚的兴致，在很迟的时候他才受到公共热情的启发，开始钟情于政治自由。和多数的经济学派一样，对于他来说，在政治上最主要的保障就是国家按照一定的法则，依照一定的程序，来推行特定的公众教育。按照跟他同一时期的某个人在《一种合乎法则的教育体制》里面的说法，对于这种教育治疗，迭戈是有充足的信心的。在一封上疏当中，他跟国王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陛下，我可以保证，在十年之后，您子民的改变将会让您认不出来他们，因为才华、美德、效忠国王以及国家的热情，您的子民将会把其他的所有民族都远远甩在后面。现在刚刚满十岁的孩童，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变成国家的支柱，理性会告诉他们去忠诚于国家，服从命令，而不是因为恐惧才这样做。他们会热心地帮助同胞，认同和敬重法律会成为他们的习惯。”
法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取消了政治自由，人们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政治自由实现的基础及其所带来的影响。而且残留下来的那些不完整的痕迹，还有那些看来像是取代政治自由的体制，都让人们质疑政治自由，并且经常对它有片面的见解。依然保留的三级会议多半都采用老套的形式，还保留着中世纪的观点，所以根本无法推动社会的前进，只会成为障碍。取消各种政治集团的唯一部门就是最高法院，但是它也无法阻止政府犯罪，却经常妨碍着政府做好事。
按照经济学派的观点，要想成功施行他们所设想的革命，凭借这些传统的机构是不行的；让业已变成革命主体部分的民众来推行他们的计划，也同样让他们不放心，因为没有办法让所有民众都认同和施行这么繁杂、各个部分之间又都紧紧关联的改革系统；在他们眼里，让皇族和政府来推行他们的计划更为合适和简单些。
这个新的政权并不是从中世纪的体制当中转化来的，它根本就没有一点中世纪的印记。经济学派从新政权所犯的错误当中看到了一些好的方面。新政权的本性偏向于人人平等和统一的法律，这一点和经济学派是一样的，而且它在本质上排斥以封建体制或者贵族制度为基础的原来的政权。在其他的欧洲国家，不会发现这么有力量、组织这么完善的政府系统，它能在法国出现就是上天对他们的恩赐，如果那时候跟现在一样流行上帝无处不在，那肯定会被他们称做上帝的旨意。莱特洛内说：“在法国，人们在顷刻间就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而这种改革在英国总是会受到政党的阻挠，所以法国的情况要比英国好上很多。”
所以对于这个专制制度来说，关键不是推翻它，而是改变它。
梅西埃·德·拉·李维尔说：“国家的治理一定要按照有序的法则，不过如果要求国家这么做的话，就一定要让它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还有一个人说：“让国家真正了解自己的责任，之后就要给他自主行动的权力。”我们可以看到，从魁奈到修道院院长波多都有着一样的心理。他们不光希望皇族政权变革现在的社会，还把他们关于将来建设政府的思想向它灌输了一部分。我们看到了其中一个，就可以想象到另外一个的影子。
根据经济学派的思想，国家不光要管理民众，还要通过一些方法来培养民众。国家要按照一些事先确定的榜样来树立民众们的思想，国家的责任就是把那些它觉得必要的观念灌输到民众的大脑里去，以及向公民传播那些必要的精神。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去制约它的权力，也没有什么去界定它的行为。它不光让他们回归正统，还让他们得到彻头彻尾的改变。或者只有国家可以把一个人培育成另一个人。波多说：“国家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改变人们。”他们所有的思想都包括在这句话里面。
经济学派在想象中构建的那个巨大的社会体系不但比他们看到的所有政权都大，并且其根源和特征也有所不同。它并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跟旧习俗也没有任何关联，它并不是属于某个人的，它不再被称为国王，而是被称做国家，它并不能由家族成员继承，它属于所有人又代表所有人，每个人的意志都要服从于整体。
经济学派对此已经相当了解，这个叫做民主专制制度的特别的专制制度是中世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社会上再也没有阶级和等级的区别，人们的位置不再是固定不变的，民众是由差不多完全一样、相互平等的个体构成的。人们把这个混合的团体认做唯一合乎规则的统治者，但是他们把自己监督或者引导政府的权力都交了出去。它的上面有一个特殊的代表，他拥有用他们的名义处理所有政务的权力，但是却不必征得他们的同意。只有政府之外的公众理性才能制约他，只有革命而不是法律才能阻挡他。他是法律上服从命令的实施者，也是事实上的主宰者。
在他们的身边，他们无法找到符合他们理念的事物，于是就去亚洲深远处探寻。不管什么人都会在他的作品的某一章节里对中国大加赞颂，关于这一点我没有丝毫夸张。去翻一翻他们的著作的话，那就肯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颂。因为不是非常了解中国，所以他们跟我们说的根本不挨边。在他们的眼中，那个被一伙欧洲人随便收拾的软弱而不讲理的政府，是应该被世界上所有国家效法的堪称完美的榜样。中国政府在他们的眼中，就好像后来的英国和美国政府在所有法国人眼中的地位一样。中国那里的专制君王不偏不倚，每年都举行一次亲耕礼，用来奖赏那些有用的科技；所有的政府职位都要经过科举来考取；唯一的宗教就是哲学；文人们是人们尊敬的贵族。这样的国度是他们最为惊叹和羡慕的。
那些现在被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的有破坏作用的思想，人们认为是近段时间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思想跟最早的经济学派是同一个时期产生的。在经济学派想象依靠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来变革社会体制的时候，有些人就已经想着用同一化的政治权力来摧毁社会的基本法则。
看一看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吧，你可以从那里看到关于国家无上权力和国家权利不受制约的所有经济学派的理论，还可以看到近期以来让法兰西最感到恐惧的很多政治学说，就好像我们正在目睹它们的产生：财富的全民共有、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无差别的平等、所有事物的统一调配、所有私人行为的呆板调整、所有根据领导意志制定的专制制度与民众的个性全部都融入到整个社会当中去。
法典在第一条里这样说：“社会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单独地从属于某个人，也不会成为某个人的个人财产。”法典的第二条是这样写的：“财产是应该被唾弃的，所有图谋复原个人财产的人都会被看成是疯狂的人，以及人类的公敌，并且将会被囚禁终身。每一个民众的生存、养育和照顾，都将由全民负责。”“所有的产品都要汇集在公共商店当中，配发给每一个民众，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要按照统一的规划来建设城市，每个人所使用的建筑都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每个孩子到了五岁之后都要被送出家门，以统一的原则，由国家出资来进行集体培养。”
或许你会认为这本书昨天刚刚写成，但是它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它是在1755年出版的，当时正是魁奈建立他的学派的时候。中央统一政权的制度和社会主义是本出同源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培育的果实和野生的小树之间的关系一样。
在那个时期所有的人里面，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就是经济学派。他们是那么旗帜鲜明地钟情于平等，对自由的喜爱则是模模糊糊，他们就像是我们同一时期的人一样。在我阅读那些大革命的发起者的演讲和作品时，我当时就感觉自己被拽进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社会。不过在我阅读经济学派的著作时，我又觉得跟他们曾经一起生活过，就好像刚才还跟他们进行讨论一样。
快到1750年的时候，所有民众对于政治自由的渴望，依然没有经济学派所表现出来的那么热切。民众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致甚至是概念也不见了，因为他们不再使用政治自由了。他们对改革的企盼多于对权利的企盼。要是那时候有一位帝王像腓特烈大帝那么有见地和气度，那他肯定会在政府和社会方面做出大革命所完成的很多重要的改革，而他不但能保住自己的王位，还能很大程度上增加自己的威信。这一点我绝对相信。听人说，路易十五最得力的官员之一德·莫肖尔先生曾经有过关于这个思想的并不明确的念头，而且跟国王提出了建议。不过这种事情光靠建议是解决不了的：人们去实施它的前提是能够提出构想。
2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政治自由的概念已经深入到法国人的心中，并且魅力日增。很多地方都体现了这一点：外面的省份出现了重新进行自治的要求；所有人都有治理权的观念在人们心中占据了优势；人们对于以前的三级会议的记忆又被唤醒。法兰西民族很讨厌自己的过往，但是很乐意去回忆那个时代。新的思潮也影响了经济学派，他们只能把一些自由的部门加入到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当中。
1771年，高级法院被取消了，那些民众以前常常受到高级法院的判决的迫害，现在看到它灭亡之后却感到震动。就好像高级法院被毁灭之后，限制国王权力的最后一道屏障就消失了。
伏尔泰对于人民的反对感到惊讶而又恼怒。他给朋友写信说：“几乎整个国家都进入了躁动和震惊的状态，其他的省份也是民心沸腾，和巴黎的情况一样。但是我认为国王的改革命令是很有好处的。废掉官职买卖、取消司法收费、防止边远地区的上诉人因为来巴黎而变得穷困潦倒、由国王支付领主法庭的费用，这些政策不正是对国家很有好处的吗？而且高级法院的人不大都是蛮不讲理、爱压迫人的人吗？那些蛮不讲理的人和那些不受约束的资产阶级纠缠到一起，这的确令我很钦佩。我自身则认为国王是正确的，如果一定要服侍别人的话，相对于依靠两百个和我一样的低贱之人，我宁愿选择为出身高贵的雄狮出力，因为它生下来就比我有力量得多。”他还为自己辩解说：“你可以想一想，我得无所保留地颂扬国王奖给所有地方领主的恩赐，因为是国王帮他们负担了司法的费用。”
伏尔泰很长时间没在巴黎呆过了，他认为民众的心理还和他离开这里的时候是一样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法国人已经不再单纯地要求政府实施改革了，他们打算自己来动手改革，并且人们目睹这场各个方面都经过发酵的大革命马上就要爆发了，革命不光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并且会由民众亲自来实施。
我认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再没有人能阻止这场深刻的革命的发生，原有的体制当中的所有好的和坏的事物都将被革命摧毁。民众们未经充分准备就开始亲自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这必定毁灭所有。其实相对来说，还是专制君王改革的危险性比较小一些。在我想到这场革命既毁灭了那些违背自由原则的体制、观念和习俗，也推翻了如此多自由存在下去的基础的时候，这种思想就在我头脑中占据了优势：要是那时候把这场革命交由专制君主来进行，那么也许大革命会让我们有一天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但是由民众自己以公共权力之名发动的革命，则根本不会让我们变成一个自由的民族。
要想对这场革命的过程有所认知，就一定要记住上面说的那些论点。
在政治自由让法国人重新对其有了热情的时候，人们在关于政府的事情上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认识，它们不但根本不符合自由体制的理念，甚至是跟它相对立的。
在他们设想的完美社会中，只有民众可以得到认可，除公职上的贵族以外，没有什么别的贵族。政府是唯一的，它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它统领着国家，维护着民众。他们一边渴望自由，一边又没有一点儿放弃这个根本观念的意思，他们只是尝试着去把它和自由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努力把不受限制的中央政府权力和拥有优势地位的立法组织，也就是官员政治和公选政府糅合起来。作为整体的公众可以获得所有主权上的权利，而作为个体的选民则要在最狭小的附属位置上无法动弹。作为整体的公众需要的是自由民众的知识和品格，作为个体的选民要有的则是依从的奴隶本性。
把政治自由融入到完全相对立的体制和理论（人们已经接受或者喜欢上这些体制和理论），这个意图在这60年里，使人们很多次地试图建立自由的政府，但都是徒劳无功，然后就引来了极具破坏性的革命，一直到后来，这些无用的尝试让很多法国人感到失望，于是他们最终放弃了第二个目标，又回归到了第一个目标。最后他们悟出这样一个观点：在一个君王下面过着同等的生活，无论如何还是可以得到一点儿好处的。所以现在我们的情况跟1750年的经济学派十分相似，而跟1789年我们的先辈的情况则十分不同。
我经常问自己：人们对于那种在每个时期促使人们做出最高尚事业的政治自由的热情，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样的思想促使它生根发芽？
我清楚地认识到，在民众们被引领到歪路上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总是期待着自我治理的。不过这种钟情于独立的思想只是由专制体制中的一些临时的特别缺陷带来的，肯定不会持续多长时间，它会跟带来它的偶发事件同时消亡。看上去人们是钟情于自由，而那实际上只是对统治者的嫉恨。那些因自由而诞生的民族，嫉恨的不过是附属于人的境况。
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人们对自由的真实热衷其实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因自由而得到的物质方面的利益。我并不认可这种观点，因为它经常让人感觉迷茫。对于擅长维护自由的人来说，时间长了之后，自由的确会让人们生活富足而有保障，并且很容易带来财富。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在短时间内无法享有这种好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能带给人们暂时的幸福的只有专制体制。在自由当中享受这种利益的人们，从来没有长时间地维持着自由。
很长时间里，一部分人就把自己的心牢牢绑缚在自由上，让他们如此钟情的是自由的魅力和自由的吸引力，这无关自由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其**就是身处上帝和法规的唯一的领导之中，可以不受约束地言谈、活动和呼吸的欢乐。那些在自由当中要求除自由自身之外的东西的人，就只能接受压制。
一些民族为了寻求自由而固执地翻越艰难险阻。他们钟情于自由，并非是为了自由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而是因为他们将自由当成是一种珍贵而且一定要有的满足。如果他们丢掉了自由，那其他的一切都无法安慰他们，如果得到了自由，那他们就可以忘掉所有的荣耀和屈辱。另外的某些民族在身处繁华当中便厌烦了自由，任由自己享有的自由被他人剥夺，生怕自己稍微有一些抗拒，就会伤害到自己所享有的那些自由带来的好处。要让这些人去维护自由还需要什么？什么？那就是对自由的热爱。别让我去论述这高尚的感情，一定要亲自去体会才可以。它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上帝事先备好的高尚灵魂之中，充斥着他们的心，让他们的灵魂散发出光芒。而那些根本就没有体味过这种情感的平凡的心灵，我想就没必要让他们去了解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