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王路易十四在整个欧洲成为霸主的时候，在他统领下的国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就在路易十四所统治的最辉煌的年代里，已经开始露出了衰落的征兆。其实法兰西在停下征伐的脚步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满身伤痕了。那篇沃邦[1]流传下来的，让人吃惊的有关政府统计表的简短评论，不知道还有谁没有看过。在17世纪末发生的那场悲惨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之前，就连总督们在上呈给勃艮第公爵的呈文里，都已经提到了国家越来越严重的衰败迹象，并且不是以讨论新发生的事情的口吻来论述的。一位总督这样说：“这些年以来，我们财政区域的人口减少得十分厉害。”“原本十分繁华的一座城市，现在已经没有工业了，”另一位总督说。一个说：“省里面原来是有制造业的，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另一个说：“以前人们在土地上的收入比现在要多很多，在20年以前，这里的农业要繁华很多。”与他们同一个年代的奥尔良总督说：“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人口和产量减少了20%。”让支持专制制度的人和爱好打仗的国王们看一下这样的呈文才好。

路易十四的死去和战争的终结都无法让社会的繁华再度出现，因为那种困境主要是政治体制的缺陷所造成的。在18世纪前半期，讨论政府和国家经济的文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外省并没有复元，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外省在持续地衰落着。他们说只有巴黎在不断富裕和发展着。对于这一点，总督、前任要员和企业家们跟文人的观点是相同的。

在我个人来说，我并不相信18世纪前半期的法国还在走着下坡路。不过从那些耳目通达的人所广泛赞成的观点来看，那个时候至少是没有很显著的进步的。根据我接触到的所有关于这段时期的政府历史资料里面的记载，国家确实是处在运行不畅的状态。政府遵守着旧的传统，没有一点儿创意；城市管理没有做出一件让民众生活更加舒畅的事情；人们自己也不去做什么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在大革命发生之前的三四十年的时候，这种状态出现了改变。那个时候社会的每个角落好像都可以感受到一种不易察觉的内部震动。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有那些仔细地进行了观察的人才能发现这些；后来慢慢地，这种震动就变得更加明显了。这种活动每年都在变快和扩张，到最后整个社会都开始活动了，就好像复苏了一样。不过请注意，这并非是原有生命的复苏。带动这个庞大身躯的是一种崭新的精神，它让这个身躯苏醒一段时间，不过就是为了让它分解。

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处境当中担忧和高兴，迫切想要改变自己身处的境况。追逐美好事物是很广泛的情况，不过这种追逐让人急躁不安，它让人憎恨过去，幻想着一种情况与现实完全相反的状态。

很快地，这种运动就渗透到了政府里面，并从里面对它进行改变，外面却没有一点儿变化：法律没有发生变化，对法律的执行却变成了不同的样子。

我在其他的地方说了，总监和总督在1740年和1780年是完全不一样的。政府之间的通信充分证明了这个情况。虽然总督在1780年跟之前有着同等的权力、相同的代表以及同等的专制，但是他们的目标却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总督的任务只是保证自己所管理的省份温顺，征兵还有征收兵役税；之前的总督则还有相当多的事情需要去考虑，大量的意图增加社会财富的政策装在他的脑子里。他要重点考虑交通、运河、工业和商业，更为重要的是农业。在当时的行政官中，絮利[2]在一段时间里是很出名的。

就是在那个年代，他们创立了我之前说到的农业协会，举办赛事并给予奖金。某些总监的呈文看上去不像是公文，反而像是讨论农业技术的论文。

人们通过上层对赋税的收取，最能明白领导者思想上的变动。跟以前相比较，立法还是那么的不公平、野蛮、严苛，不过在执法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没有那么严重了。

穆利安[3]先生在回忆录里面这样说：“在我开始对税法进行研究时，我的那些发现让我吓了一跳。就只说漏税这一方面，特殊法庭就有罚款、囚禁和身体刑罚的权力，包税官就只靠着他们所发的誓言就可以操纵差不多所有的人和财富等等，不一而足。还好我没有只是查阅法律书籍，我马上就可以确定，法律条文和执法之间是有着不同的，就好像老的经济学家和新的经济学家在习惯上的差别一样。法学家们一直都乐于减免刑罚。”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这样说：“征税带来了很多缺陷和麻烦，但是我们要对近几年在税收里的柔和与尺度进行公正的评判。”

对资料的考察完全证明了这个观点。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对自由和生命的重视，更可以看到对贫民困境的彻底关怀，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无法看到的。在对待贫民方面，税收机构很少进行强制，而更多的是减免税收，进行救济。国王把所有的基金数额都提高了，专用来在农村建立慈善场所和赈济穷苦人民，并且国王增加了不少新的基金组织。我看到在1779年让基耶那的一个财务地区那里，政府采取这种办法发放的资金超过八万里弗尔；1784年在图尔财务地区发放了四万里弗尔；1787年在诺曼底财务地区发放了四万八千里弗尔。路易十六有时会亲自去办理这些事情，他不想把整个部门都单独交给官员去管理。1776年，内阁会议通过了决定，认为国王的猎物在皇族狩猎管理区域周围损毁了农民的土地，国王应该向农民进行赔偿，而且会议给出了比较简单易行的赔款方法，国王为此亲自写下了各方面的缘由。这位有同情心但是不太幸运的国王将亲自写好的案卷交给了迭戈，迭戈对此进行过描述，当时国王还说：“你看到了吧，我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努力的。”如果人们照着旧的体制最后时刻的情况去对其进行阐述的时候，那么描画出来的会是一幅比真实的面貌美丽，但是并不十分逼真的画像。

在统治者和子民的思想出现了这样的改变的时候，社会繁荣的发展就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快速。一切现象都对此进行了证明：人口数量在增长着，财富增长得更是迅速。北美洲的七年战争并没有减缓发展的速度，国家因为战争而欠下了大量的债务。不过人们仍然继续增加着自己的财富，他们更加勤劳了，在工作上更加努力，并且创新能力更强。

那个时候的一个政府官员说：“自从1774年以来，各方面的工业都蓬勃发展，这导致所有消费税的范围都有所扩展。”事实上，如果把路易十六治理期间不同时间段里，国家和承担税收任务的经济公司所订立的不同的协议进行一下对比，就可以看到，每当协议出现延长期限的时候，土地的租赁价格都在快速并持续地上涨。1786年的租金比1780年的租金高了1400万里弗尔。在1781年的统计册里面，内克这样说：“根据计算，所有消费税的收入每年都要增加两百万。”

亚瑟·扬肯定地说，1788年波尔多的贸易额要超过利物浦的贸易额。并且他还说：“在最近的几年里，法国的海上贸易比英国的海上贸易发展速度要快，其中法国的贸易量在最近的20年里增加了一倍之多。”

要是人们能留意一下每个时代的差别，就会相信，大革命之后的任何时期，社会财富的发展速度都不如大革命之前20年里的发展那么快。君主立宪制那37年是一个和平和快速发展的时间段，只有在这个时间段里，发展的速度才能和路易十六时期相提并论。

要是人们联想起政府还有很多缺陷，工业上还有很多困难没有攻克，那肯定会惊讶于目前所出现的这样浩大而又昌盛的繁华一幕。不少的政治家也许会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情况，他们像极了莫里哀剧作中的大夫，认定病人不遵照规定就没有办法治好病。

不公平的税收，各式各样的习俗，地方关税，封建制度，行会理事会，官位等这些事物的存在，竟然可以让法兰西繁盛起来，那的确是叫人难以相信。不过无论如何，法兰西的各方面还是开始发展和繁荣起来，原因就是除了那些质量低下、并不啮合、好像必定会使社会这台机器减慢速度的齿轮，还有隐藏的两种非常简单但是十分强劲的动力，它们可以让这个机器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并且使其往社会繁华那个方向运动。它们一个是十分强壮但是不再专制并且维护各地运行秩序的政府，一个是在上等公民方面在欧洲已经最为自由、最为开放的民族，在它的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获取财富，并保留自己的所得。

国王还在以统治者的身份发表着演讲，但是他从根本上已经顺从了公共言论，每个时刻都在受到公共言论的影响，并不停地询问着它，对它毕恭毕敬。按照条文规定来说，国王应该有专制的权力，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它受到了制约。1784年的时候，在一份公开的文件当中，内科说出了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情况：“多半的法国人都难以想象公共言论在如今的法国所产生的威力，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竟然可以对国王和朝廷施加命令的看不到的力量，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不过这就是现实。”

认为民众的创举全都来自于体制规定，这样的思想一点儿都不深入，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发动机的动力而不是全面的工具生产出了成品。可以看一下英国：跟我们这里的比起来，英国的行政法规到现在看上去都那么混乱、繁杂和不合规矩；但是跟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相比，英国都有着更多的共同资产，有着更加丰富多样、更加保险的个人资产，而且其社会也更加稳定更加富裕。其真正的原因不是法律的完善性，而是促进所有的英国立法的思想。一部分器官的缺陷不会影响到全局，因为生命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

在法国，我刚才阐述过的那种繁华越往后发展，思想就越显露出不稳定的状态，人们更加没有安全感，民众的反抗情绪在增长，对所有旧的规则体系的憎恶也在膨胀。整个民族正在很明显地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

而且正好就是那些法国发展最显著的地区，最后成为了这次革命的重要发源地。要是人们去阅读一下法兰西岛原来的财务地区留存下来的资料，一定可以轻易地判断出，对原有体制的改革进行得最早也最彻底的，就是紧挨着巴黎的地方。那个地区农民的自由和资产所受到的保护，比所有其他的财务地区都要好。在1789年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取消了个人的徭役。那里对兵役税的征收比法国的其他地区都要轻，并且更加正规和公平。要是想了解那个时候的总督可以为全省的贫困和福利做出怎么样的努力，就一定要看看1772年改善的关于兵役税征收的条文。从这份条文里可以看出，税收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模样。政府每年都要派专人到各个教区里去，把村子里的人集合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确定资产的价值，用相互审查的方法来确定每个人的私人财产，最后兵役税经由所有纳税者的协商来确定。不会有行会理事的蛮不讲理，也不会有没有丝毫用处的武力。无论征收体制变成什么样，兵役税还是保留了它原有的弊端，它只摊派到纳税者这个阶级上，对于工业和土地产业来说，没有丝毫差别。不过在其他的每一个方面，兵役税变得跟附近财务地区所采用的同样名义的赋税有了相当大的差别。

与此相对的是，卢瓦尔河流域还有河口的地方、普沃特沼泽和布列塔尼原野那些地区的旧的体制可以说保留得再完整不过了。而正是在那些地方，内战的引信被引燃，对大革命的抗拒最猛烈也最持久。所以才会有人说，法国人过得越好就越不安于现状。这样的思想让人觉得很惊讶，但是历史上有那么多与此相似的场景。

革命出现的原因并不都是人们的境况变坏，最常出现的现象是，对那些严苛的法律从来都没有一丝埋怨而默默承受的人们，当法律的压迫突然变小的时候，他们就拼命地把它抛开。那些在革命中被毁灭的政权总是比之前的那个政权要好的，并且我们可以从经验当中学习到，改革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不好的政府最为危险的时候。只有最有天赋的人，才能把一个致力于解脱长时间遭受压迫的子民的君王拯救出来。人们默默忍受着痛苦，觉得这是躲不掉的，但是当有人提出了消灭掉这种痛苦的时候，它就变得难以忍受下去了。那时遭到毁灭的所有弊端好像让人更易感觉到其他弊端的存在，所以人们就变得更加激动起来，虽然苦难已经得以变轻，但却让人的感觉越发灵敏。相对于封建体制即将毁灭的时候，其全盛时期并不会更多地引发人们的愤怒。路易十六最不起眼的专制的动作，好像都要比路易十四的所有专制体制更让人难以接受。博马舍[4]的短暂的囚禁比路易十四时候龙骑兵对新教徒的残害更让民众愤怒。

没有人再觉得1780年的法国在走下坡路，与此相反的，人们会觉得这个时候法国的前进再也没有任何障碍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人可以无穷地趋于完美的思想。在20年之前，人们对未来还没有什么期盼，而现在，人们则对未来没有任何恐惧。人们的思维已经先期沉溺于将要到来的前所未见的幸福当中，让人们对于眼前的好处视而不见，一门心思地往新鲜事物前进。

抛除这些广泛的原因，这种情况还有一些更加特别但是同等重要的原因。虽然财务方面的管理已经和其他机构同样完善了，但是它还是留存着一些专制政权本身的弊端。因为财务管理是机密并且没有任何依靠的，所以这里面的人们依旧保持着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政府竭尽全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发放着救助资金和奖金，进行公共项目的施工，这些事情让财政开支每天都在增加，而收入的增加水平却没有赶上开支增加的速度，这样，每一天国王都处在比他的先辈更加严重的财政紧张当中。跟前面的国王一样，他不停地让那些债权人要不到债，也跟前任国王一样，他四处去借债，没有开诚布公，也没有丝毫的竞争，那些借出债的人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定期的利息，就连他们的本金也只能看国王的信用而定。

有个人曾经对此亲眼看见，并且看得比其他人更明白，这位可靠的证人说：“那个时候，法国人跟自己的政府之间的关系真的是无法预期的。他们拿自己的钱去购买政府的债券，但是他们无法期望在规定的时间内得到利息；他们给政府修造了军舰，修建了道路，给士兵们提供了衣服，但是他们所付出的钱得不到偿还的保障，也无法确定偿还的时间，他们只能自己盘算怎么处理跟官员签订的合同，弄得好像在搞风险投资。”他还感慨地说：“在这个时候，工业的发展激起了更多的人对于钱财与富足的喜爱和渴望，面对着合同法被无视，那些把一部分资产交给国家管理的人觉得那是不可接受的，本应最遵守合同法的债务人结果恰恰成了破坏合同法的人。”

法国行政机构所存在的各种弊端受到人们诟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让人感到新奇的是它们给人的感觉。在此之前，财务体制的弊端更加严重，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政府和整个社会出现了一些改变，让人们对于这方面的事情感觉更灵敏。

在这20年里，政府的动作更多了，它把过去都不敢想象的各种各样的工程付诸实施，最终在工业产品上成了最大的消费者，在国家的各种工程中成了最大的承包者。那些与此相关的人的数量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着，他们和政府有钱财方面的往来，对政府贷款有浓厚的兴致，凭借政府的工资来维持生活，在政府的市场里面搞投机运作。

国家资产和个人资产从来没有这么紧密地交叉在一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财务管理的不周全只是公务上的一种缺陷，而到了现在，却让千万个家庭面临着困难。1789年，国家欠下的债务接近了六亿里弗尔，债权人自己也是债务人，就像那个时候的一个经济学家说的一样，他们跟那些同样遭受政府财务管理不周全的灾难的所有人都结合在了一起，把他们的愤怒撒向了政府。要注意的是，伴随着有不满情绪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变得更加愤怒；因为对财富的热衷，对投机的渴望和对福利的喜爱已经伴随着做生意的思想开始流传和生长起来，30年之前他们对同样的苦难可以默默忍受，现在却已经变得无法容忍了。

既得利益者、商人、企业家和其他的一些供货商或者爱好钱财的人出现了，他们以往组成的阶级都是最反对新的政策、最拥护当前的政府、最遵守他们所看轻或者讨厌的法律的，但是这一次，他们则最坚定也最迫切地想要改革。这个阶级着重号召人们对整个的财务体系进行深刻的改革，但是没有想到如果人们从根本上撼动了这个部门，那么其他的机构也会全部倒下。

怎么可能免除一次大的劫难呢？一边是整个民族对财富的渴望与日俱增，一边是政府不停地挑起这种**，又不停地进行阻挠，把火点燃又去浇灭它，这样，从两边促进了自己的灭亡。

[1]法国的一位元帅，在政治方面主张自由，他写的《国家什一税规划》曾受到查禁。——译者注

[2]亨利四世时期的大臣，政绩卓著。——译者注

[3]19世纪法国政治家，曾编写《国库官员回忆录》。——译者注

[4]18世纪法国戏剧家，写过名著《费加罗的婚礼》，在审查的时候遭到官员陷害，被路易十六下令囚禁起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