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140年的时间里，公众事业的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众的身影，所以人们打心眼儿里也不相信民众还可以走到前台。看到民众毫无感觉，人们就觉得他们什么也听不到，就算人们对民众的前途开始关切的时候，也是在他们的面前高谈阔论，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在那里一样。人们好像就只是对着高高在上的人说这些话，唯一能让他们担心的就是那些人无法完全明白他们所说的话。
他们在民众面前大胆地谈论着那些一直压迫民众的残忍而不公的行为，而他们本应是最惧怕民众的愤怒的；他们互相揭露着政府部门那些惊人的各种劣迹，而那些政府部门恰恰是对民众的压迫最重的；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民众的痛苦和低价的劳作，他们想要以此来拯救民众，最后却让他们满腔愤怒。我这里说的并不是文人，而是说的政府，说的是政府的要员大臣们，是特权阶级自己。
在大革命之前的13年，国王打算废除劳役制度，他在命令的序言里说：“除去个别的几个省份（三级会议省）以外，差不多国家里所有的道路都是由我的子民当中最穷困的那部分人无偿建设的，他们除了自己的双手之外什么都没有，而且道路跟他们的利益关系并不是十分紧密，而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他们的身上。最有利益关系的是道路的所有者，几乎全都是有特权的人，他们的财产因为修建道路而增加。人们强制穷苦的人独自修建道路，强制他们无偿付出劳动和时间，如此便把他们唯一用来抵挡贫困和饥饿的方法给抢走了，使他们为了富人们的利益而服务。”
同时人们还努力减轻工业行会制度压在工人身上的各种负担，以国王之名宣布：“劳动的权力是所有财产中最为神圣的财产，所有损害了劳动权力的法律都有违自然法则，都应该被看做是没有效力的法律。现在的这个社会产生于荒诞残暴的体制，以及自私、贪婪和暴力。”这样的言辞是非常危险的。而更加危险的是这些言论说了跟没说一样。过了几个月，行会和劳役制度重新施行起来。
听说是迭戈让国王说出了这样的话，迭戈的后来人也多半都是按照这个方法来行事的。1780年，国王对子民们宣称，以后增加兵役税的话，一定要进行公开登记，并且在旁边的注释当中他还特别说明：“缴纳兵役税的人已经遭受兵役税的痛苦了，而现在他们仍然承担着那些不知所谓的摊派，导致我的子民当中最穷困的人们的赋税增加比例超出了其他子民很多。”国王还没有胆量把赋税调整成为全部平等，但是他开始努力使赋税征收平等起来，并且在已经确定全体负担的赋税中施行。他说：“我不希望富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现在他们被放到了同一个水平上，他们要缴纳的赋税只是这么长时间里他们本来应该更公平地担负的那一部分。”
人们好像总是故意去激起民众的情绪，而非去满足他们的要求，尤其是在闹饥荒的时候。一位总督想要激起富人们的慈善之心，就说：“那些持有权力的人很不正直，没有一点儿慈悲心，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穷人们的劳动给他们带来的，而在穷人为了增加他们的财富而不堪重负的时候，他们却任由穷人们因为饥饿而死。”在非常相似的情况中，国王也发表过言论：“我想要让子民们不受寒冷和饥饿的煎熬，富人们强制他们进行劳动，给多少酬劳都是根据他们的心情。我无法容忍一些人任凭另一些人压迫。”
到了君主专制的最后时期，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矛盾带来了各式各样而又十分相似的景象：矛盾的两边都努力地把民众的痛苦推脱到对方的身上。1772年，图卢兹高级法院和国王针对粮食的统筹问题进行了一场辩论，这次辩论很清晰地表现了这一点。图卢兹高级法院说：“因为政府的错误行为，很有可能会让穷人们因为饥饿而死。”国王驳斥他们说：“使民众贫穷的原因就是高级法院的欲望和富人们的贪腐。”两边如此给民众传播这样的思想：他们的磨难只能归因于上层阶级。
在那些机密的文件中看不到这些情况，在公开的资料里面却可以找到，政府和高级法院故意大肆印刷这些文件，然后到处去张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国王就跟他的先人以及他自己说出了事情的严酷的真相。有一天他说：“国库已经因为各个时期的浪费而有了太重的包袱，我们的很多不允许出让的领土都已经以很低的价格出让了。”还有一次，国王是因为理性而不是因为小心才说的：“工业行会更是因为各个君王的国库的贪婪而产生的。”然后他又进行了一下补充：“如果现实情况经常因此有不必要的开支，兵役税增加得太严重，那么原因就是财务管理机构觉得兵役税的增加是很秘密的，因此也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虽然有更多的方法来减轻民众们的负担。”
这些话都是冲着民众里面有文化的那些人说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相信那些受到某个利益团体指责的政策反而是有效果的。关于民众们，就算他们听到了当然也不会明白。
不得不承认，就算在这样的慈悲心里面，也有对那些人确实想帮助其脱离苦难的穷苦人的强烈藐视。这让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夏特莱夫人[1]的观点，伏尔泰的秘书跟我们说，夏特莱夫人并不避讳在仆人们的面前换衣服，因为她不确定仆人也可以算作人。
别认为我刚刚转述的那些很危险的话只是从路易十六和他的官员嘴里说出来的，那些将要成为民众冲击目标的拥有特权的人当着民众的面也是这么说话的。可以说，法国的上层阶级开始关注贫民的前途的时候，那些贫民还没有让他们害怕，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认为贫民的痛苦会让他们灭亡。在1789年之前，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那个时候的人非常怜悯农民，不停地讨论着农民，探讨如何才能拯救那些农民，并且揭示导致农民痛苦的主要的弊端，批评那些对农民伤害最深的财务规定。
但是在这种新的怜悯的表达里面，人们依然看不到很远，跟以前长时间的麻木不仁毫无见识没什么两样。
1779年，法国的一些地区召开了省议会，后来整个法国都召开了。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些会议上的记录，查阅会议留下来的其他公开资料，你肯定会被那些资料中所表达的慈悲情感所感动，并惊异于资料当中毫不谨慎的言辞。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中说：“人们经常会发现，国王用来筑路的钱都用在了有钱人那里，而这对民众来说没有一点儿好处。人们经常耗费钱财来使通往城市的道路更加通畅，但是从来不用在改善城镇或者村子的入口上面。”在这个会议上，贵族阶级和教士阶级在谈论了徭役的弊端之后，自愿捐助了五万里弗尔来帮助民间改良道路，还说如此的话，就可以不花民众的一分钱而使本省的道路变得顺畅。在这些拥有特权的人眼里，以广泛的赋税来取代劳役制度并且征收应缴纳的赋税，或许花费的钱更少。不过在自发捐出这些不公平的赋税利润的时候，他们还想着保留它的表面特征。在扔掉他们权利当中好的那部分的时候，他们还仔细地留下了让人厌恶的那部分。
其他那些省的议会全都是由那些不需要缴纳兵役税的地主组成的，他们想着继续不缴纳人头税，但是却用最暗的色调来描画兵役税带给民众的痛苦。他们把兵役税的所有缺陷描绘成一幕恐怖的场景，并且故意大肆刻印。不过让人奇怪的是，在他们明确表示对民众的关切的时候，却突然冒出一些轻视民众的言辞。民众已经让他们有了同情心，但是依然是他们蔑视的目标。
让基耶那省的议会针对农民的事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过他们把农民看做是野蛮粗鲁的人，是喜欢惹事、脾气暴躁并且叛逆的人。迭戈以前为民众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他说话的时候也是这样。
在那些公布出来让农民自己看的条令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刺人的话语。就好像人们生活的地方是欧洲的加利希亚之类的地区，那里的上层阶级用的语言和下层阶级的不一样，下层阶级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18世纪的封建法学家们面对着缴纳年税和其他封建税务的债务人，经常流露出那种温柔、公平和谦恭的前人不知道的情感，不过在一些场合，他们还是口口声声说着低贱的农民。看上去那些公证人说的是正确的，这样的脏话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
伴随着1789年的来临，那种对民众疾苦的怜悯变得更加热切和浮躁了。我这里有一些1788年初的时候很多个省议会给各个教区的公民下发的通知，目的就是要根据这些来仔细了解他们也许会提出的所有诉求。
在这些通知里面，有一份是由一位神父、一位大领主、一个资产阶级人物和三个贵族联合签署的，他们几个全部都是议会的成员，用议会的名义来处理事情。这个委员会要求每个教区的行会理事把所有农民都集合起来，征求他们在各种赋税的确立和征收方法上的意见。通知上说：“我们大概了解了，多数的赋税，尤其是盐税和兵役税，会给农民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不过我们还是要详细了解一些各个方面的缺陷。”省议会不仅仅是有这些感兴趣的地方，它还要了解教区里面有多少贵族、教士或者世俗之人等有着某些特权的人，这些人都有哪些特权，那些不纳税的人都有多少资产，他们是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有没有很多的教会资产——或者就像那个时候说的，长期管理基金——不涉及商业经营，这些资产有多少。这些事情还无法让议会满足，还得让它知道，要是赋税可以平等的话，那么有特权的人应该担负的那部分赋税有多少，包括兵役税、附加税、人头税、徭役等。
这就相当于以描述每个人经受的痛苦的方法来激起他们的愤怒，给他们指明谁是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并明确这些人只是少数，不值得惧怕，以此来激发他们心底里的欲望、憎恨和妒忌。人们好像已经把扎克雷起义[2]、铅锤党人[3]和那16个人组成的委员会[4]全都忘记了，好像不了解那些法国人的本性。他们在维持平静的本性的时候，就是世上最为温柔和善良的民族，而激发出强烈的热情之后，就会变成最蛮横的民族。
不过可惜的是，我没能得到所有农民们回答这些危险问题的资料。但是我仍旧找到了一部分，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些资料中的普遍思想。
在这些资料里面，不管是贵族还是地主，每一个拥有特权的人的名字都被明确指出，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偶尔也会被讲述出来，并且附带一些抨击。人们详细地评估了他们资产的价值，并且包括了那些特权的数目和特征，重点是那些特权给村里的其他人所带来的伤害。人们不得不列举出用来代替租金的小麦的数量，充满艳羡地评估特权所有者的收入，听说这些收入没有任何人可以共同享受。被人们称之为他的工资的本区神父的外快有些太多了，人们难过地看到，有关教堂的所有事情都要出钱，就连穷人的埋葬也要付钱。赋税的确立全部都很烂，甚至是压迫人，任何一项赋税都受到人们的批判，他们讨论所有的人，言辞粗暴，满腔愤怒。
他们说：“间接税非常遭人憎恨，没有哪一家没被包税员搜查过，在他的眼里和手里，没什么东西是他不可以冒犯的。注册税十分沉重，收兵役税的官员是个残暴的人，他贪婪无厌，欺负穷苦人民，用尽了各种手段。执达员并不比他好，任何老老实实的农民都无法逃脱他的暴虐。征税员为了让自己不受这些恶人的**，只好去损害他的邻居们。”
大革命就在这次调查当中警示了它的到来，并且就是在这里，它的整体容貌已经由它自己的语言展示了出来。
在16世纪的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差异里面，有一种特别引人注意：16世纪的时候，多数的达官要人融入到宗教改革当中都是因为欲望和贪心；与此相反，民众们却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且不打算从里面得到什么利益。到了18世纪，就变得不一样了，高尚的信仰和悲悯让当时有文化的阶级心中充满了感动，这让他们投身到革命当中；而让民众开始有所动作的却是心里的苦痛仇恨和改变自己处境的强烈念头。前者的热切最终燃烧起并强化了后者的愤怒和欲望。
[1]伏尔泰的情人，非常喜爱自然科学，著有很多文章。——译者注
[2]1358年发生在法国的一次反封建的农民起义，“扎克雷”在当地是“乡巴佬”的意思，起义也因此得名。——译者注
[3]1382年发生在巴黎的市民起义，目的是反抗新增加的间接税。——译者注
[4]在16世纪末期，宗教战争当中的巴黎联合派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16个人组成，分别代表16个地区，这个委员会支持杰斯公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