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首席法官是不是已把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双方的证人分成两摊，并且规定了召唤他们的程序。大概这一切是有的。我只知道他首先召唤的是检察官方面的证人。我要重复一句，我不打算一步步依次描写全部的审问过程。何况那样我的描述一部分会是重复多余的，因为在检察官和律师辩论时的演词里，所有提供和听取的证词的整个情况及其全部含意，将会仿佛都集中到一点上，加以鲜明而突出的说明的，这两段出色的演词我至少在许多部分都做了完整的记录，到时候自会向读者转述；此外还有一桩完全意料不到的非常事件我也记了下来，这事还是在法庭的辩论开始以前突然发生的，对于这次审判的可怕而不祥的结局无疑发生了影响。我唯一要指出的是，这个案件有一种异常的特点，从开庭后最初的几分钟就鲜明地显示出来并被大家所觉察到了，那就是公诉方面的力量比起辩护方面所拥有的手段来，简直要强大得多。这一点，当各种事实在威严的法庭上集中聚拢起来，全部的恐怖和血腥渐渐地鲜明呈露出来的时候，大家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也许仅仅只进行了最初的几步，大家就已开始明白，这简直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事情，这里面毫无疑义，实际上根本不必进行什么辩论，辩论只是走走形式，罪人是有罪的，显然有罪，完全有罪的。我甚至以为就连那些太太，尽管全体一致迫不及待地渴望着这个有趣的被告被宣告无罪，但同时却也完全深信他确实有罪。不但如此，我觉得，如果他的有罪不得到如此确切的证实，她们甚至要表示愤慨的，因为那样一来最后就不会有有罪的人被宣告无罪那样强烈的效果了。至于他将被宣告无罪这一点，奇怪的是所有的太太，几乎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一直是完全深信不疑的，理由是：“他有罪，但是出于人道的动机，按照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新感情，他是会被宣告无罪的。”就因为这个，她们才那么急不可待地纷纷聚集在这里。男子们最感兴趣的却是检察官和鼎鼎大名的费丘科维奇之间的斗争。大家奇怪，而且暗地问自己：对这样一件无望的案子，这样一个空蛋壳，即使费丘科维奇再有才干，还能干出什么来呢？因此他们全神贯注一步不漏地密切注视着他如何干这样一件大事。但是费丘科维奇直到最后起来发表他的那篇演词以前，在大家眼中始终显得像一个谜。有经验的人们预感到他自有一套，他已经拟订了什么计划，他眼前抱有一个目的，不过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却简直无法猜到。但他的自信和自恃却是一目了然的。此外，大家立刻愉快地看出，他在逗留我们城里的极短时间内，也许只有三天工夫，竟能使人惊奇地把这案件弄得清清楚楚，并且“做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例如，以后大家愉快地谈论，他怎样把所有检察官方面的证人及时地引“上钩”，尽可能地把他们窘住，主要的是给他们的道德名誉抹黑，这样自然也就给他们的证词抹了黑。不过大家以为，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游戏，可以说是为了维持某种法律场面，表示丝毫也没有疏忽任何律师惯用的辩护手法，因为大家相信，用这类“抹黑”的办法并不能得到某种决定性的重大好处，这一点大概他自己比谁都明白，其实他一定心里还暗藏着某种想法，某种暂时还隐藏不露的辩护手段，只等时机一到，就会忽然把它拿出来。尽管这样，但由于他感到自己胸有成竹，所以暂时始终仿佛在那里游戏，闹着玩似的。所以，举例来说，当审问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贴身仆人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在他做关于“通花园的门是开着的”这一最有分量的证词的时候，一轮到律师发问，他就紧紧抓住不肯放松。应该指出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一来到审判厅，并不因法庭庄严，旁听人数众多而露出一点点惊慌，他显出一副安然而且近乎庄重的神态。他做证时口气那么自信，简直好像是在同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私下里谈话，只是稍微恭敬些。把他难住是不可能的。检察官先长时间盘问他卡拉马佐夫家的详细情况。一幅家庭的图画鲜明地摆了出来。听得出，也看得出证人是直率而没有偏心的。尽管他对他去世的主人极为尊敬，但却仍然声称，比如说，主人对待米卡颇不公平，而且“不大关心教养儿子。这小孩如果没有我，会被虱子咬死的”，他在讲到米卡的儿童时代时候这样补充说：“父亲在母亲遗下来的祖传财产上欺瞒儿子，这也是不应该的。”检察官问，他有什么根据，可以证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在账目方面欺骗了儿子，使大家惊讶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的证据，但却坚持说，他和儿子所算的账是“不公平”的，他“应该补出几千卢布来”。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是否真的没付清米卡款项的问题，检察官以后曾特别孜孜不倦地向所有可能知道的证人提了出来，连阿辽沙和伊凡·费多罗维奇也在内，但是没有从任何一个证人那里取得一点点确切的回答。大家全证实这事实，但没有人能提出一点点明显的证据。当格里戈里描述了正在吃饭的时候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闯进来揍了父亲一顿，还威吓说要回来杀死他的那幕活剧时，全场的人都普遍产生了一种极坏的印象，尤其因为老仆人讲的口气平静，没有废话，用语别致，结果却显得极有说服力。至于米卡对他的冒犯，当时揍他的脸，把他打倒在地，他说他并不生气，早就原谅他了。对于去世的斯麦尔佳科夫，他一面画十字，一面表示他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只是傻里傻气，遭受病魔的折磨，尤其更坏的是，他是无神派，这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的大儿子教的。但对斯麦尔佳科夫的诚实不欺，他却几乎热烈地加以证实，立刻讲到，斯麦尔佳科夫有一次捡到主人掉下的钱，并没有藏起来，却交还给主人，主人因此“赏给他一个金币”，而且以后什么事情都很信任他了。关于通花园的门是开着的这一层，他用十分坚持的态度予以证实。他们盘问他的事情太多，我也不能全都记清楚了。最后由律师发问。他一开口就询问信封的事情，就是“据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曾把三千卢布藏在里面预备给“某一位太太”的那个信封。“您这个多年在您主人身边伺候的人，究竟亲眼看见过它没有？”格里戈里回答他没有看见，而且“直到大家纷纷谈论起它来之前”，也从没有听谁说起过关于这笔钱的话，关于信封的问题费丘科维奇也对证人中凡是可以询问的人都不断地提出来，就像检察官提出分产问题来一样，而从大家那里得到的也只有同样的回答，就是谁也没有看见过信封，尽管有许多人都听说过它。律师对于这个问题的坚持探询大家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
“现在我能不能对您提出一个问题，假使你容许的话，”费丘科维奇突然完全出人意外地问道，“从预审上查明，您在那天晚上临睡以前，曾用一种镇痛剂，或者说药酒，擦你发痛的腰，希望用它治病，那东西是用什么做的？”
格里戈里莫名其妙地看了看发问者，沉默了一会儿，喃喃地说：
“里面有番红花。”
“只有番红花吗？您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吗？”
“还有车前草。”
“是不是还有胡椒？”费丘科维奇好奇地问。
“也有胡椒。”
“以及其他等等的东西，全泡在烧酒里吗？”
“泡在酒精里。”
大厅里轻轻传出了一阵笑声。
“你瞧，还泡在酒精里。你擦完了腰，一边由您太太念着只有她知道的虔诚的祷词，一边就把瓶里剩下的一点喝掉了，对吗？”
“喝掉了。”
“喝得多吗？大概多少？有一两酒盅吗？”
“总有一玻璃杯。”
“甚至有一玻璃杯。也许有一杯半吗？”
格里戈里不作声。他似乎有点明白了。
“一杯半纯酒精，那倒真不坏，您以为怎样？连‘天堂的门敞开着’都会看得见，不用说通花园的门了，对不对？”
格里戈里还是不作声。大厅里又传出一阵轻轻的笑声。首席法官挪动了一下身子。
“您是不是可以肯定，”费丘科维奇愈加追得紧了，“您看见通花园的门是开着的时候，到底是醒着还是在睡着？”
“我两脚站在地上。”
“这还不能证明你不是在睡着。”大厅里又一再发出轻笑声，“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问你什么话，比方说，今年是哪一年？你能够清楚地回答吗？”
“这我不知道。”
“那么今年究竟是哪一年，基督降生后哪一年，你知道吗？”
格里戈里茫然失措地站在那里，两眼呆呆地盯着自己的折磨者。说来叫人奇怪，显然他好像果真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大概您总还知道，你的手上有几只指头吧？”
“我是奴才，”格里戈里忽然大声而且清楚地说，“既然官长想取笑我，我也只好忍受下去。”
这似乎使费丘科维奇有点愕然，这时首席法官也过问了，他用警告的口气提醒律师，应该提出比较合适的问题。费丘科维奇听了以后，庄严地鞠了一躬，声明他的发问完了。自然，这样一来旁听者和陪审员们心里都可能留下了一点小小的疑窦，怀疑这个在进行某种治疗的状态下甚至会“看见天堂的门”，而且连今年是基督降生后多少年都不知道的人，他的供词到底是否属实；因此律师所抱的目的毕竟还是达到了。然而在格里戈里退席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首席法官向被告询问：对方才提出的证词他有没有话说？
“除去门以外，他说的全是实话。”米卡大声说，“为了他替我逮虱子，我感谢他。为了他原谅我打他的事，我感谢他。老头子一辈子诚实可靠，对我父亲忠心耿耿，就像七百条巴儿狗那样。”
“被告，你说话要加检点。”首席法官严厉地说。
“我可不是巴儿狗。”格里戈里也嘟囔了起来。
“那么我是巴儿狗，我是!”米卡大声说，“既然这话是侮辱人的，那就由我自己来承受，并且请求他原谅：我是畜生，过去对他太狠了!我对伊索也太狠了。”
“对什么伊索？”首席法官又厉声问。
“哦，对小丑皮埃洛……对父亲，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
首席法官重又一再庄重而且更加严厉地对米卡说，请他出言吐语要谨慎些。
“您这样是自己在损害审判您的人对您的看法。”
律师向证人拉基金发问的时候也弄得十分巧妙。我这里要说明，拉基金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无疑是极为检察官所倚重的。原来他什么全知道，知道的事出奇的多，他到所有的人那里去过，看见过一切，同一切人说过话，清楚地知道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卡拉马佐夫一家人的履历。诚然，关于装着三千卢布那只信封的事，他也只是从米卡口里听说过。但是他详细描述了米卡在“京都”酒店里所干的好事，所有不利于后者的言语和举动，还讲了斯涅吉辽夫上尉被唤作“树皮擦子”的那段故事。但是关于那特殊的一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在地产账目上，是不是还欠米卡钱，甚至连拉基金也说不出什么来，只能用一些泛泛的轻蔑之词搪塞过去：“以卡拉马佐夫一家那种谁也说不清弄不明的一团糟状态，谁还能辨得清楚他俩究竟谁对谁不对，谁欠谁呢？”他把目前正在审理的这桩罪案的全部悲剧，说成是农奴制的旧习俗，和俄国因缺乏适当的体制而陷于无秩序状态的产物。一句话，他被容许发表了一点意见。拉基金先生在这讼案上初露头角，被人家所注意。检察官知道证人正在为杂志写一篇关于现代犯罪问题的论文，他在我们下文可以读到的演词中，就曾引用了这篇论文中的某些意见，因此可以证明他是看过这篇论文的。证人口中所描绘出来的这幅图画显得阴暗而且阴恶，这有力地加强了“公诉”的分量。总的说来，拉基金这番话由于它见解的独立不羁和罕见的深远高尚，使旁听者都为之倾倒。甚至还听到了两三次突然爆发的掌声，这正是在当他讲到农奴制，讲到俄国正陷于无秩序状况的时候。但拉基金到底还年轻，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立刻被律师巧妙地利用上了。他在回答关于格鲁申卡的某些问题的时候，由于被他无疑自己也意识到了的成功，以及他心中一时激起的那种高尚无比的心情所陶醉，竟冒失地用有几分轻蔑的语调，把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说成是“商人萨姆索诺夫所豢养的情妇”。他事后情愿付出极高的代价来赎回这句话，因为费丘科维奇立刻在这句话上抓住了他。这是因为拉基金完全料不到律师会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把案件弄得这样熟悉，竟会知道这样隐秘的细节。
“请问一下，”轮到律师提问的时候，他带着极为客气甚至恭敬的微笑开始说，“您自然就是那位拉基金先生，写过一本曾由教区当局发表的小册子，叫作《已故长老佐西马的隐修生活》，里面充满深刻的宗教思想。书上还有呈献给主教的虔诚而出色的题词，我新近曾经愉快地读了一遍。”
“我写这个东西，并不想发表……以后他们给印了出来。”拉基金嗫嚅地说，似乎突然不知为什么有点慌乱甚至羞愧起来。
“哦，写得好极了!以您这样的思想家，大概而且甚至必定对于一切的社会现象抱着十分宽大的态度。您那本有益的小册子，由于主教的赞助，得以畅行，而且产生了相当的好影响。……但是我现在主要想好奇地问您一声：您刚才声明，您和斯维特洛娃小姐是相当熟识的，是不是？”(按[49]：格鲁申卡的姓原来是“斯维特洛娃”，这我是直到这一天在审案的过程中才初次知道的。)
“我不能对我的一切交往负责。我还是个青年人，而且谁还能对一切他所交往的人负责呢？”拉基金的脸涨得通红。
“我明白，我很明白!”费丘科维奇说，好像自己也感到惭愧，连忙道歉似的，“您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对于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妇女相结识感到极为有趣，而且这妇女也乐于接待本城的优秀青年，但是……我只想探问一下：我听说斯维特洛娃在两个月以前极想和最小的卡拉马佐夫·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相识，叫您就在他当时还穿着修道服的时候把他带到她家里去，她答应只要您把他带到，就给您二十五个卢布。后来知道，这件事正好就在构成本案的那件惨剧发生的那天晚上实现了。您把阿历克赛·卡拉马佐夫领到了斯维特洛娃小姐的家里，是不是当时就从斯维特洛娃手里领到了这二十五个卢布的奖赏，我想要向您打听的就是这件事。”
“这是开玩笑。我看不出，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您的注意来。我收下这钱只是为了开开玩笑，准备以后再归还……”
“这么说，你确是收下了。但是您至今还没有归还呀，或者已经交还了吗？”
“这太无聊了……”拉基金嘟囔说，“我不能回答这类问题。我自然要归还的。”
首席法官开始干涉，然而律师宣称，他对拉基金先生的询问已经结束。拉基金先生离场的时候，多少有点被抹黑了。他那番高尚无比的话所博得的印象到底被摧毁了，费丘科维奇目送着他下去，似乎在指着他对观众说：“瞧吧，你们这些正直的控诉者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我记得，这一次米卡也还是免不了引起了一段插曲：他被拉基金形容格鲁申卡时所用的口气气疯了，突然从座位上大喊了一声：“伯纳德!”当问完拉基金以后，首席法官问被告有没有话要说的时候，米卡响亮地喊道：
“他在我被控犯罪以后还向我借过钱哩!他是个卑鄙的伯纳德和名利熏心的家伙，不信上帝，哄骗主教!”
米卡自然又因为说话鲁莽，受了一番训诫，但是拉基金先生却到底是彻底完蛋了。斯涅吉辽夫上尉的做证也不大顺当，但完全是由于另一个原因。他出场时浑身褴褛，穿着肮脏的衣裳，肮脏的皮靴；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还事先经过“专门检查”，还是突然发现，他完全喝醉了。关于米卡对他的侮辱的问题，他忽然拒绝回答。
“不必提它了。伊留莎不许。上帝会补偿我的。”
“谁不许您说？您指的是哪一个人？”
“伊留莎，我的小儿子，他坐在大石头上时说过：‘爸爸，爸爸，他多么作践你呀!’现在快要死了。”
上尉忽然号啕痛哭起来，一下扑倒在首席法官的脚下。在观众的笑声之下，连忙把他带下去了。检察官事先指望的效果完全没有实现。
律师却继续利用一切手段。他对于案情之熟悉使大家越来越感到惊奇。例如，特里丰·鲍里索维奇的供词本可以引起极强烈的印象，自然对于米卡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他几乎扳着指头计算出，米卡在发生惨剧的前一月第一次来到莫克洛叶的时候，所花的钱不会在三千以下，或者“只是稍为少一些。单单在那些茨冈女人身上就花了不知多少!赏给我们那些身上长虱子的农民并不是每人‘随手扔给半卢布’，起码是二十五卢布一张的钞票，再少是不会给的。何况当时还公然从他手里偷去多少钱啊!那些偷的人，是不会留下收据的。既然是他自己随随便便地抛掷，哪里还能抓住贼呢!我们的乡下人全是强盗，谁也不讲良心的。至于姑娘们，落到我们那些乡下姑娘手里的又有多少啊!我们那儿的那些人竟从此发了财，一点都不假，可原来都够穷的”。一句话，他把全部用费都一一报了出来，仿佛开了一笔清单似的。这样一来，关于只花去一千五百卢布，而把其余的款子留在护身香囊里的那种说法就显得毫不可信了。“我亲自看见的，亲眼目睹他手里拿着三千卢布，就好像看见他只拿着一个戈比那么清清楚楚，我们这些人还会不识数吗？”特里丰·鲍里索维奇大声说，竭力想讨好“官长”们。但是轮到律师问的时候，他几乎一点也不想去驳倒证词，却忽然讲起，在被捕的前一月，初次酗酒的时候，马车夫季莫费依和另一个农民阿基姆曾在莫克洛叶客栈过道的地板上，捡到过米卡喝醉酒掉下的一百卢布，交给了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他当时赏给他们每人一个卢布。“这一百卢布您当时还给卡拉马佐夫先生没有？”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无论怎样支吾，经过盘问乡下人，也只好承认发现一百卢布的事，但是他说当时就把原款交还给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了，“老老实实地交了给他，不过他当时自己完全喝醉了酒，不见得会记得的。”因为他在传唤乡下人做证以前一直否认找到一百卢布的事，所以关于他还款给喝醉了的米卡的供词自然也极为可疑。因此检察官方面推出来的一个危险的证人退场的时候也蒙了嫌疑，名誉上遭到很大污损。波兰人也出了同样的事情。他们上堂的时候十分骄傲而且神色自如。他们大声说，第一层，两人“曾为皇室服务”，“米卡先生”对他们提议，想用三千卢布收买他们的名誉，他们是曾经看见他手里有过许多钱的。穆夏洛维奇说话时夹杂了许许多多的波兰话，他看见这反能在首席法官和检察官的眼里抬高他的身份，就精神大振，最后完全用波兰话说起来。但是费丘科维奇也把他们抓进网里了：无论重新又传唤上来的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怎样闪避，最后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一副纸牌确被佛鲁勃莱夫斯基偷换了，而穆夏洛维奇坐庄的时候，曾不住偷牌。这一点在当时卡尔干诺夫提供的证词中就曾加以证实，于是两位波兰老爷甚至在观众的哄笑之下相当丢脸地退走了。
随后所有那些最危险的证人几乎全发生了这类情况。费丘科维奇使每个人都在道德上遭到了抹黑，把他们弄得灰溜溜地才放他们下场。那些法律专家和精通此道的人都很欣赏，只是仍旧感到不解，这一切究竟能产生什么重大的根本效果，因为我重说一句，大家全觉得那可悲的变得越来越强有力的指控实在太无懈可击了。但是大家从那位“伟大的魔术家”的自信上看得出他是心安理得的，因此大家都期待着，因为“这样的人”不会从彼得堡白来一趟的，这人是不会毫无所得而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