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鉴定同样没有帮被告什么忙。以后看得出来，费丘科维奇自己对它大概也不抱多大希望。这事其实只是由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坚持主张才进行的，她特地为此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著名的医生。辩护自然决不会因此而遭到什么损失，碰巧了也许还可以得到一点好处。但结果却竟发生了几乎有几分滑稽的情况，那就是几个医生的意见有点不一致。这些专家里面有别处来的著名大夫，有我们城里的医生赫尔岑斯图勃，还有年轻的医生瓦尔文斯基。后面两位也列在由检察官传唤的普通证人之列。首先以专家身份被传问的是赫尔岑斯图勃医生。他是七十岁的老人，头发雪白，已经秃顶，中等的身材，体格还很健壮。我们城里大家都很重视他，尊敬他。他是一位正直的医生，是个很好、很虔信的人，是位“赫恩胡特”派，或“莫拉维亚兄弟”派的教徒，我知道得不太清楚。他住在我们这里已经很久了，平时神态特别庄严。他为人良善，爱人如己，免费医治穷人和农民，亲自到他们的破房木屋中去，留下钱买药，但是脾气固执得像一头驴。他的脑袋里要是抱定了一个念头，你要加以推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城里大家几乎都已经听说，这位外来的著名医生到这里才两三天，就对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的才干说了几句十分不敬的评语。事情是因为这位莫斯科的医生虽然出诊费至少需二十五卢布，但是我们城里有些人仍乐于趁他到这里来的机会，不惜金钱，趋之若鹜地去请他诊治。在他没有来以前，这些病人自然都是由赫尔岑斯图勃医生治疗的，于是这位名医生就到处苛刻地批评他的治疗方法。以后甚至一到病人家，就干脆问：“嗯，原来是谁在这儿胡搞的？是赫尔岑斯图勃吗？哈，哈，哈!”这一切情况自然全都传到了赫尔岑斯图勃医生耳朵里。现在这三位医生先后上堂来做证。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直截了当地声明：“被告智力的失常是显而易见的。”他接着提出的一些看法，我在这里略去不提了。最后他又补充说，这种失常不但主要可以从被告以前许多行为上看到，就是现在，甚至眼前也可以看出。等到人家请他解释现在、眼前可以看出些什么来时，这老医生用坦白直率的态度指出，被告在走进大厅时，“有着一副对于周围环境很不寻常的古怪态度，一直大步向前走着，像兵士一般，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前面，其实他本应该朝左边看，那边旁听席上坐着一些太太，因为他是女性的极大爱好者，必然会念念不忘太太们现在会说他一些什么的。”小老头儿最后用这么一番很特别的话来作为结束。这里还应当补充说明一句，他常说俄国话，而且很喜欢说，但不知怎么他的每句话都带着德国调子，但他却还永远毫不在乎，因为他一辈子有那么个毛病，就是认为自己的俄国话是标准的，“甚至比俄国人还好”，他还常爱用俄国的谚语，老是告诉人家，俄国的谚语是世界上所有谚语中最好、最有表现力的。还要指出，不知是由于精神不集中还是什么原因，他在谈话中时常忘记极平常的、他完全知道却忽然不知为什么从脑子里逃走的词儿。不过他在说德国话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情形，而且每当这时他总在自己的面前挥舞着手，仿佛想找到并捉住丢失了的字眼似的，而在他还没有找到丢失的词儿以前，谁也不能强迫他把已经开了头的话继续谈下去。他说被告走进来的时候，应该瞧着太太们，这句话引起了旁听者中间嬉笑的低语。我们这里的太太们很爱这小老头儿，也知道他打了一辈子光棍，是虔信而行为端正的人，把女人看作高尚的、理想的人物。因此他这番出乎意外的话使大家觉得非常奇怪。

莫斯科的医生在上堂问话时断然而不客气地表示他认为被告的脑子是不正常的，“甚至已达到极严重的程度”。他巧妙地说了许多关于“精神错乱”和“癫狂”的话，并且得出结论说照所有收集到的证据看来，被告在被捕前好几天，无疑的就已处于病态的精神错乱状态之下，尽管犯了罪，但即使也有感觉，却几乎是身不由己的，完全没有力量克服当时控制着他的病态的精神冲动。但在精神错乱以外，医生还看出了癫狂，据他说，这预示着将来进一步会直接发展到完全疯狂的地步(按：我这里是用自己的话传达医生的话，至于他当时却是用极为科学的专门术语来加以解释的)。“他的一切行动是同常识和逻辑相反的，”他继续说，“姑且不说我没有看见的一切，也就是作案本身和整个惨剧的前前后后，即使在前天和我谈话的时候，他的眼光也是那样莫名其妙的呆板。在完全不该笑的时候，发出意外的笑声。常常没来由地发火，说一些奇怪的话，如‘伯纳德’‘伦理学’以及诸如此类不必要的话。”不过医生认为最能说明这种癫狂状态的是，被告一提起他认为自己受了欺骗的那三千卢布，就不由得要爆发出某种不寻常的火气来，而对自己所有其他的失败和屈辱的事情，说起来和想起来都显得十分平淡。此外，事后还查明，在这以前，每逢一提到这三千卢布，他也总是会弄到几乎要发狂的地步，可是别人都证明，他这人是并无利欲心，也并不贪婪的。“至于说到我那位学术上的同行的意见，”莫斯科的医生在结束发言的时候，嘲讽地说，“被告上堂的时候，应该目视女人，而不应直瞪着前面，我只能说这样的意见除了含有开玩笑的性质以外，还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尽管我十分赞成被告走进决定他的命运的法庭大厅的时候，不应该这样呆板地直瞪着前面，这的确可以认作是他在这时精神不正常的征象，但同时我要肯定地说，他不应该朝左边看太太们，相反，应该向右边看，用眼睛寻找他的律师，因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律师的帮助上，他的全部命运现在都要依靠他的辩护。”医生陈述自己这个意见时语气断然，十分坚决。但最后被传唤的瓦尔文斯基医生的出人意料的结论，给两位有学问的专家之间的不同论调增添了特别滑稽的意味。据他的看法，被告在现在和以前的精神状态都是完全正常的，虽然在被捕以前他的确显出了神经质的、过度兴奋的心情，但是这可能是产生于许多极明显的原因，譬如嫉妒、愤怒、不断地喝醉酒等。但是这种神经质的状态绝不会含有刚才所说的任何特殊的“精神错乱”成分。至于说到被告走进大厅的时候应该向左看还是向右看这一点，“据他的鄙见”，被告正应该在走进大厅的时候向前直视，像他实际所做的那样，因为首席法官和法官们正坐在他的前面，他的命运完全握在他们的手中，“所以他向前直视，恰恰足以证明这时候他的脑子是处于正常状态。”这位年轻医生最后带着几分激烈的情绪结束了他自称为“鄙见”的供词。

“妙极了，郎中!”米卡从座位上嚷着，“就是这样!”

自然人家把米卡拦住了。但是年轻医生的意见对于法官和旁听的人们都起了极大的影响，因为随后表明，大家全都赞成他的话。然而赫尔岑斯图勃医生又以证人的资格被传讯，却忽然完全出人意料地说了于米卡有利的话。他是这城里的老居民，早就知道卡拉马佐夫家的情形，在提出了几种对于“公诉”很有意义的证词以后，忽然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补充说：

“但是这个可怜的青年人本可以得到比现在好得多的命运的，因为无论在儿童时代还是在以后，他的心肠一直都很好，这我是知道的。不过俄国谚语说：‘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头脑，那很好，如果还有一个聪明的人到他家里来做客，那就更好，因为那时就有两个头脑，不只一个……’”

“‘一人多智好，两人多智就更妙’。”检察官不耐烦地帮着他说清楚，他早就知道老头儿有说话说得又慢又长的习惯，一点不在乎他的话给人的印象如何，也不在乎人家等得多么着急，正相反，他还很重视他那迟饨、平淡无奇而又永远自鸣得意的德国式俏皮话。小老头儿是爱说些俏皮话的。

“哦，对，对，我说的正是这句话，”他固执地马上接口说，“一个头脑好，两个头脑就更加更加好。但是另一个有头脑的人没上他那儿来，他却把自己的脑子又放出去……这话是怎么说的，放到哪儿去了？那个词儿——他把自己的脑子放到哪儿去，我忘记是怎么说的了，”他用手在自己的眼前比画着继续说，“哦，是的，去游**[50]。”

“游**吗？”

“是的，游**，我说的就是这句话。他的脑子跑出去游**，跑得太远，迷了路了。但是他是一个知道好歹的、敏感的小伙子，我清楚记得他还很小的时候，被抛弃在父亲的后院里，光着脚在地上跑着，小裤上只有一个纽扣……”

这个正直的小老头儿的话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多愁善感、深深激动的音调。费丘科维奇浑身哆嗦了一下，似乎有所预感，马上紧紧抓住不放过去。

“是的，我当时自己还是一个青年人，我……不错，我当时只有四十五岁，刚刚来到这里。我当时很可怜这男孩，心中暗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给他买一磅……是的，一磅什么？我忘记它叫什么啦，一磅小孩子们很爱吃的，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医生又比画起手来，“树上结的，有人摘下来，大家都拿它送人。”

“是苹果吗？”

“不，不!一磅，一磅，苹果是十个十个算的，不论磅，不，这东西很多，全是小的，放在嘴里，喀拉一响……”

“是胡桃吗？”

“不错，就是胡桃，我说的就是这个，”医生不动声色地证实说，好像根本没有想不起词儿似的，“我送给他一磅胡桃，因为从来还没有人送给这孩子一磅胡桃过。我举起了一只手指，对他说：‘孩子!圣父[51]。’他笑了，也说：‘圣子[52]。’接着他又笑了，又口齿不清地说：‘圣灵[53]。’随后他又笑了，尽量学着说，‘圣灵。’我就走了。第三天走过那里，他主动朝我喊道‘叔叔，圣子’，单只忘了圣灵，但我一提醒他就记得了，我的心里又十分怜惜他起来。但是他后来被带走了，我再也看不见他。这事已经过了二十三年，我的头发全白了，有一天早晨正坐在我的诊疗室里，忽然走进一个像一朵鲜花似的青年人，我怎么也认不出他来，但是他举起手指，笑着说：‘圣子和圣灵!我刚刚回来，特地来谢谢您送给我一磅胡桃，因为当时从来没有人给我买过一磅胡桃，只有您一个人给我买了一磅胡桃。’于是我想起了我的幸福的青春时代和没有靴子穿、在院子里跑的可怜的小孩，我的心感动了。我就说：‘你是一个很识好歹的青年人，因为你一辈子记着我在你的儿童时代送给你的一磅胡桃。’我抱住他，为他祝福。我竟哭了。他笑着，笑着，也哭了，因为俄国人是时常在应该哭的地方发笑的。但是他竟哭了，我看到的。可是现在，唉，真是可叹!”

“我现在也在这里哭，德国人，现在也在这里哭，你这圣者!”米卡忽然从自己的座位上嚷道。

无论如何，这段小故事使听众产生了一点于米卡有利的印象。但是对米卡有利的主要印象却是由下文就要讲到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证词引起的。而且总的说来，在为被告辩护的[54]证人，也就是由律师方面传唤的证人开始上堂的时候，命运似乎突然地，甚至是明显地朝米卡微笑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甚至都出于律师的意料。不过，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之前，阿辽沙先被传上去。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实，看来甚至是对于公诉方面一个重要论点显然不利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