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了先锋派各种惊人之举的现代主义的重要阶段已经成为过去，如今的先锋派已经失去了呼风唤雨的能力，公众与革新艺术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复存在，原因是没有人再继续捍卫秩序与传统了。大众文化已经习惯了现代主义的叛逆，“在艺术领域，鲜有人反对完全的自由、无羁绊的生活、奔放的感受、凌驾于秩序之上的直觉以及不接受理性批判的想象力”。公众的转变的原因是，在世纪之交曾为一小撮反对资产阶级的艺术家们所专有的享乐主义，受到大众消费的推动，成为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今盛行的自由思想，将现代主义运动视作文化理念，该运动的意识形态阵线所寻求的便是将冲动当作行为模式”。由此，人们走进后现代文化，对于贝尔来说，这个文化概念意味着这样的时代：先锋派不再能够引起轰动，寻求创新变得合理，感官刺激与愉悦成为主流的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像是享乐主义的民主化，“求新”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反道德与反制度”赢得了胜利，艺术界的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之间的背离结束了。
但后现代主义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极端主义文化的来临，这种文化将“现代主义逻辑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呈现出与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以及极端的享乐主义相关联的几个主要特征，如学生的叛逆、反文化、吸食大麻与摇脚丸[71]、性解放等，色情电影与书籍大行其道，血腥、暴力场景愈演愈烈，通俗文化终于走进了解放、享乐以及性的时代。享乐主义文化使人幻象绵绵，但明显也是革命性的，“事实上，它仅是50年代上流社会部分阶层长期所过的放纵与享乐主义生活的民主化与扩张”。由此看来，60年代标识出的是“一个开端与一个结束”。之所以说现代主义的终结，因为在60年代，表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对清戒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声讨，这一波的大众文化叛逆运动也最为轰轰烈烈。一种后现代文化也在此时开始了，它没有创新和真正的果敢，只满足于民主化享乐主义的逻辑，倾向于加速优先发展“最为低俗而非高雅的习性”。人们或许可这样理解，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这种“X光检查”，是出于一种新清教主义的憎恶。
在享乐主义以及反映享乐主义的消费中，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处在震中位置，要弄清楚这点明显力有不逮，不过贝尔认为这很有必要。要刻画社会与现代的个体，把消费作为参照点是最为合适的，“在20世纪20年代，当大众生产与一种空前高涨的消费开始改变中产阶级的生活时，现代社会真正的革命突然来临了”。什么样的革命呢？对于贝尔来说，这种革命是享乐主义，它是一种价值观的革命，从结构上将资产阶级社会整体置于危险的境地。尽管如此，人们仍可能对消费在历史上的作用心存疑惑，担心它被喻为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或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文化内涵而遭到削弱。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达到巅峰状态的消费上的革命，在我们看来实际意义尤为深远，它主要在于实现现代社会世俗化的目标，也即实现社会的整体控制。另外，私生活解放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表现在自助服务的普及化，时尚的日新月异，原则、角色和章程的模糊化。通过在生活层面上将个体纳入快车道，通过将自我完善加以合理化，并利用图片、新闻、文化对此进行渲染，福利社会显现出一种微型化或一种极端的非社会化的作用，这与19世纪施行义务教育、征兵、城市化及工业化等举措的社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消费时代不仅废除了新教的伦理，它还清算了传统上、惯例上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制造出一种民族文化，并基于需求以及新闻的撩拨，使得这种文化国际化了，使得个体不再坚守本分，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由此遭到了唾弃，人们对客体、对他人、对肉体以及对自己的那些久远、静态的立场发生了动摇。这便是继18、19世纪经济和政治革命之后，继世纪之交的艺术革命之后，出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内的革命。自此以后，现代人对新颖事物都是接纳的，他能够毫无障碍地改变生活方式，因为他是动态的，“大众消费意味着，在生活方式这个重要领域，人们接受了关于社会变迁以及个人转变的理念”。由于消费品、广告以及媒体等原因，日常生活以及个体都失去了起初的滞重感，二者被时尚进程以及加速的淘汰进程捆绑在了一起，一个真正的个体因此得以成形了，它在被非实体化的同时，实际上也被流行的、不间断的生活模式所浸染，其游移不定的、微型化的特征也由此而出现了。不受官僚主义的渗透，不受行为科学技术的驾驭，也不受现代权力制约的最后一幕也到来了，各类人际关系的传统准则被废止，因为要去创造和组织社会与个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生活。这是一种变通的控制，而不是机械的、极权的控制；消费是一种基于**的进程，个体采用了由一些专业组织构建起来的消费、时尚与享乐的方式，可根据个人意愿来决定取舍，可将各已拟定的元素加以自由组合。日常生活的管理还应当考虑到关联面，即要关注越发独立并个性化的私生活领域的形成；消费时代在对个体解放、对社会现实进行微观且全面的调节等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影响力。[72]简明的消费及信息逻辑将“我的私生活我做主”提升到了顶点，与此同时，社会也失去了先前特有的厚重感，成为一种普遍的官僚主义规划的目标，结果便是：在设计者及工程师对日常生活各方面进行仔细雕琢之时，个人的选择面反而大为拓宽了，这便是消费时代的矛盾之处。
大众消费尽管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种表达却是含混不清的。电视、汽车、牛仔装与可口可乐的普及，周末与8月份的蜂拥出行，都意味着人们行为举止上的趋同化。但人们却常常忽略了与该现象相辅相成的一面：追求标新立异，追求史无前例的个性化。满足消费欲壑的供给，使得参照以及模式的作用被降低，使得命令的方式被摧毁，使得成为全然不同的自我的念头以及享受生活的欲望得到了强化，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并加以组合，由此可见，这种供给是实现生命体之间差异化的介质。行为与爱好原本已极端多样化，而因“性解放”、因性别和年龄在社会学及人类学上的差异的消失等原因，行为与爱好变得更为复杂化了。倾向于减少历来存在于两性间和代际差异的消费时代，造就了如今这种不再受制于僵化的惯例与角色定位的个体行为的超级差异化。女性的叛逆、“代际的危机”、摇滚文化、第三以及第四年龄段的说法等，都可以作为超级差异化的佐证，在相互排斥的氛围中，一切问题都会促使人们去思考群体间沟壑纵横的当代社会。社会学家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凭借经验就能轻易地列举出如此等等的差异，却漏掉了最为有趣的现象，这便是“熔炉”历程，即重大的社会身份以及实体逐渐模糊起来，目的并非在于实现生命体的均质化，而在于实现一种全新的、微型的多样化。男性与女性失去了从前泾渭分明的特征，二者之间的界定也变得模糊起来；自此以后，同性恋便不再被视为性欲倒错，所有或几乎所有的性欲都是允许的，一些前所未有的结合由此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几十年间，年轻人以及岁数稍长之人的举止趋向雷同，他们崇尚年轻，推崇心理年龄、宽容教育、离婚、休闲服、袒胸露乳、游戏、运动以及享乐主义伦理，并在这些崇尚之中快速轮换着。无疑，各类纷杂的诉求运动都受到了平等理念的激励，都有助于实现非稳定化，但更有益于消费品的丰富和需求的增加，有利于宽容的享乐主义价值观，有利于避孕技术的发展，简而言之，是个性化进程让“洒脱的”宽松的社会标准得以出现，一切生活方式都从而得以被合理化，个人身份、绝对自我的权力、个性的癖好都从而得到了确认，自恋阶段最终到来了。
在一个充斥着各类模式的社会里，肉体、个人平衡、业余时间等都受到触及，个体不得已要不停地选择，要主动出击去探求讯息、去评判产品的质量，个体要自我诊断以及自我测试，并要保养自己以使之年轻，就连一些最简单的事情也要深思一番。比如说，买什么样的车？看什么样的电影？假期去何处？读什么样的书？依照什么样的食谱以及疗法？消费强迫个体要自己担起责任并负起责任，消费是一种参与的体系，注定要对被动的、表演的社会发出挑战。针对这点，托夫勒（Toffler）[73]在被动的消费者与创造性的、独立的“促销者”之间建立起来一种对立，但这种对立却又太过于轻视消费在历史上的作用。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消费时代已经显现并仍将继续成为个性化的一个动因，它迫使个体去选择、去改变生活方式中的各个因素。由此，消费时代也是个体责任化的一个动因。直接担当责任源自对自身事务的兴趣，不必高估这类现象实际所产生的影响，责任化及参与仅仅是换了一个更为个性化的方式来延续原有的功用而已。“自己动手”、配套销售、自助群体、自我照料等现象出现了，在这情况下，可以粗略地认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消失了[74]，但这些事物的出现并不预示着市场扩张、专业化及诸多重要的分配体系“行将就木”，而仅意味着消费逻辑的个性化达到了极致。自此，日常修修补补、健康、咨询等本身也在被消费着，但却是在自助式销售的轨道中进行着。自为并非虚幻，在市场逻辑、专业化以及任务官僚化不断发展的同时，创造性的调解、互助、互惠的人群范围也在同步扩大着。因此，尽管看法不一，但贝尔认为消费是放纵的、冲动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成因，这点并不尽然。消费社会不可能仅被概括为刺激需求以及享乐主义，它与充分的信息、大众传媒文化以及对交流的关注是分不开的。借助于即时的咨讯如医学的、历史的、工艺学的节目，古典或者流行的音乐，旅行、烹饪以及心理方面的建议，真情告白，电影等，人们消费激增，而加速更新以及过度发展的信息、文化、交流等，它们与丰富的商品一样，也成为消费社会的组成部分。消费社会一面是享乐主义，另一面则是新闻讯息，总体上看，消费社会是一个开放、清醒的社会，也是一种弹性、“精英”、永恒的教育手段。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也得紧跟着潮流“成为一个时髦的人”，同时还要关心健康，留心健康问题，医学需求由此大大地增加了；也由此，信息类杂志以及普及读物大量涌现，各类节日也屡获成功，手持摄像机的游客们则穿梭忙碌于各历史遗址和博物馆之中。如果说消费瓦解了那清戒的、专断的文化，那么，其目的并非为了造就一种非理性的或冲动的文化，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旨在展现主体一种新型的、“理性的”社会化，并通过如丰富知识、自己做主、预判、进修以及依据检查与保养的规则来安排生活等一系列的**命令来加以实现，而非通过极端受制于不可预见的、摇摆不定的个性以及经过选择的内容来达到。消费时代使得个体非社会化了，但通过新闻以及消费的逻辑，个体又被相应地社会化了，这是一种没有了令人压抑的内容的社会化，旨在多变的社会化。个性化进程使得一种负责任的、内行的个体得以出现了，它是自己永恒的调度者。
这种新型的责任化，人们称之为“自恋型的责任化”：一是因为公众事务变得非理据化了；再就是因为个性的非稳定化及松弛。它的表现也是飘忽不定的，如松弛的人际关系、推崇本性、婚姻自由、离婚泛滥、兴趣导向、价值观以及期望的加速变化、放任以及宽容的伦理、心理病理学综合征的大流行、抑郁以及消沉等，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其一生中会出现严重的精神抑郁，有五分之一的德国人被确诊患有心理疾患，四分之一的人受到了睡眠障碍的困扰。但要从中辨析出一个“单向度的人”，即便只是短期的个人化表现，却也是不现实的。新自恋主义被界定为离析与个性绽放，而规律便是对立双方和平共存。随着生活方式被消费品、信息、体育运动以及心理安慰所浸染，个体便离析成为一个怪诞的“拼凑物”，一个多晶形的组合体，这也是后现代主义自身的写照。虽没有了道德的罪恶感，有了为人处世的洒脱，然而自恋的个体还是易于焦虑、彷徨；他整天忧心于健康问题，担心在高速公路上或在山里的生命安全；他成熟且睿智，虽处在一个崇尚科学的世界，然而易受奇思妙想、玄奥、心理玄学、通灵者与精神领袖的影响，尽管这是出于一种本能；他不再执着于学识、意识形态，但同时，他却对体育运动或修葺工作精益求精；他排斥勤奋以及强制性的、严格的规范，但他却在瘦身食谱里，在体育锻炼中，在高山攀援中，在宗教、神秘的静省中，自己摸索着答案；面对死亡，他谨慎有加，与公众接触时，他保持克制，在接受一些新型的心理疗法时，他才得以喊叫、呕吐、哭泣和咒骂；他是“时髦的”，他在国际时尚模特儿引领下随波逐流，且又倾情于一些不入流的未成年人语言，倾情于土地以及一些宗教、大众的传统。这便是自恋型的个性化，是与“我”不协调的片段，由此，依据复合逻辑行事的个体出现了，一如流行艺术家所做的分裂堆彻或如阿达米（Adami）[75]所做的平淡无奇的、随手拈来的组合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消费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架构，它使得个体摆脱了社会依赖关系，使得同化以及排斥过程加速了，它还造就了一些漂移着的运动着的个体，一些只为让人特异化的生活方式由此也被世界化了。消费上的现代主义也受到了个性化的支配，在这点上，它与艺术先锋派或精神分析先锋派是一致的；在整体上，它却与在其他领域内占据主流地位的现代主义相反。这便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复杂的历史阶段，它围绕着两个相互矛盾的逻辑而展开，其一是僵化、整齐划一、强制性的，另一则是弹性、可操作性、**性的。这种等级制的、纪律性的逻辑，在生产领域内，它便是以科学的劳动组织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严格的官僚主义体制（如起始于1911年的泰勒制科学管理原则）；在政治领域，它便是一个关于中央集权以及民族统一的理念，革命与阶级斗争是其精髓；涉及价值观，它便是节约、劳动以及勤奋；其中的个体是自愿的，是“导入坚定型的”。但自19世纪末起，由于消费时代的兴起，受另外一种弹性的、多重的且个性化的进程所支配的一类体系开始显现了。从这个意义出发，人们可以说，当代社会的特征便是两种对立的逻辑相互共存，但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势、专断、纪律的秩序依然占据着明显优势。作为制衡，人们呼唤着后现代社会，并想以此来打破这种主流的结构，此时的西方社会便越发倾向于废除这类整齐划一的架构，普及一种基于关怀、选择、交流、新闻、权力分散以及参与等的个性化体系。由此看来，后现代时期绝非是现代主义冲动的、欲望的终极阶段，与之相反，它是现代主义冷漠的、幻灭的阶段，它主张将社会加以人性化，促进基于个人及其欲望而调整的、简明变幻的架构的发展，调和阶级之间的冲突并消弭革命的幻象；与此同时，麻木不仁在日益增长，自恋在非实体化，过去受到冷待。后现代主义是历史的一个阶段与过程，此时出现了有益于个性化进程的逆转倾向，在逆转过程中，一些新的领域加入进来，由此个性化进程涵盖到教育、培训、休闲、体育、时尚、人际关系、性关系、新闻、作息、劳动等领域，很显然，后来的领域对该进程的抗拒力也是最为强大的。这其实就是一种颠覆，它让贝尔想到了一种后工业化社会，这种社会不是建立在批量生产的工业商品以及工人阶级之上，而是建立在“专业及技术人士”这样的专门阶层之上的社会，它需要在经济技术发展中重视理论知识，重视服务部门（如新闻、健康、教育、研究、文化活动以及休闲等）。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这二者之间互不交叉重叠，尽管它们都意味着一些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历史性改变的出现；后工业社会强调新社会职业结构，强调以知识为核心的新经济，而后现代社会，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它并不局限于如贝尔所说的文化领域，而是相反，它关注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化的成果和扩张。由此，个性化进程几乎触及了社会的每一角落。
后现代时期并不是要与现代主义相决裂，它继续并普及着现代主义中有建设性的倾向，这倾向便是个性化进程，这也就相对减少了现代主义中其他的倾向，如纪律化进程。近来，有些论断以不确定、模仿[76]，或以不合法、笼统[77]为理由，来证明当今时代绝对是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而这些理由也成为人们对此不赞同的原因。从短期来说，且在不考虑历史因素的情况下，因为只看到后现代在方法上有所不同，便忽视了它多年所追求的事业其实也就是现代个人民主社会这样的一个事实。因此，人们的确过高地估计了后现代与过去的决裂性。与宣扬自由与平等的现代主义艺术同理，后现代社会用流行时尚来凸显个性化进程，并以此来继续着对现代社会核心意义的探求。消费、新闻及享乐的世界本身就是“条件平等”的绝好注释，即便各有所好，但民众的生活水平及品位提高了，妇女也得到了解放，少数人因此而放纵起来，老年人变得不服老了，标新立异变得司空见惯了，所有的人对此都耳熟能详，获诺贝尔奖的作品与畅销书一样受宠，纷纭时事与技术进步、与经济起伏被相提并论，而且得益于平等概念深入人心，等级差异也逐渐消弭。因此，标识的变换、噱头的轮替仅是民主社会变迁的一个阶段性终点。得益于“文字游戏的泛滥”[78]，个性化逻辑在认知过程中得以被体现，对真实的界定也由此得以被民主化和非标准化，通过清算普遍的共见价值观、通过将当代的“敲打”规则奉为原则，各类结论也得以被一视同仁。由此，对后现代的认识及其规则得以被散播。诸多走红的长篇巨著充当了平等的工具并实现了个人的解放，使得如今的个体不再畏惧各种庞大体系，也不再畏惧一统天下的“真实”，因此个体便注定具有那种实验性的“临时契约”的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也就是非稳定化以及自恋型的特性化。个性化进程消融了高度的僵化性与高不可攀性，并培育出了一种冷漠的宽容，而且在不受一切至上权威以及现实的参照所禁锢的认知领域内，它还引入了差异权、特异权以及多样化权，由此，对“真实”帝国的摒弃成为后现代的一个显著特征。“真实”其线性的及统制经济论的秩序被纳入到由微观语言集合和各种假说所形成的游离不定的秩序之中。这种弹性进程还解放了习俗，减少了人们的不满，并使得时尚及举止不再有什么标准，让自恋显得熠熠生辉，让“真实”消融不再，语言上的异质化与发散以及理论上的变幻多端表明，后现代的认知过程只是一种多重的、变换的、普遍的不确定，它让我们摆脱了纪律时代，西方的“人权条款”逻辑也因此变得空泛起来。后现代在民主及在个人主义层面上的这种大范围的延续性也有颇多新颖之处可供圈点，如：个别要重于普遍，心理要重于意识形态，交流要重于泛政治化，多样性要重于均质化，宽容要重于强制等。
托克维尔说过，崇尚民主的民族表现出“一种炙热的爱，它对平等的热爱比对自由的热爱更为持久”[79]，人们有理由去弄明白，个性化进程到底有没有对这种“平等优先”从深层次加以修正。无疑，对平等的要求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但一种更有意义的，当然，也更为必须的要求便是“个人自由”上的“平等”。个性化进程引发了对自由的爆炸性的需求，这种需求体现在各个领域，体现在诸如**及家庭生活（可加选择的性，自由施教，无子女生活方式）、服饰、舞蹈、肢体及艺术活动（自由运动，即兴发挥，自由表达）、交流及教育（自由广播，独立劳动）、享乐及休闲、以自我释放为目标的新兴治疗等方方面面。虽然群体性的要求仍被视作就公正、平等及社会认可等大道理进行的一种夸夸其谈，但由于人们正渴求着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所以上述理念仍能博取大众一份实在的热情。如今人们能够宽容不平等，但却不能容忍对私生活的干涉；人们对专家治理论不完全反对，对学术及政治精英们也可接受，但对欲望及习俗的规则却无法苟同。以打破常理来迎合个性化进程这一做法将个人解放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个人欲望的排序由此遭到了颠覆，个人自立的理念成了后现代的最大赢家。
贝尔有理由去强调享乐主义在现代文化中所具有的地位，但他却忽视了这种价值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产生的一些变化。在经历了一个以性**为追求、以高消费代表成功的快乐阶段之后，人们进入了一个大彻大悟的阶段，这便是“后物质主义”。其中，生活品质要重于消费数量；享乐主义自己也被个性化了，它瞄向的是心理自恋主义。而60年代便成为这种变化时间上的拐点，理由有二：其一，正如贝尔所说的，享乐主义的逻辑在60年代得以完善，彼时它与清教徒主义、权威以及异化人的劳动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而大众情爱、色情文化以及毒品等现象也大量涌现；其二，这个时代又将一些冷漠的理念推向了前台。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大规模的争议之后，这些理念的出现更是势不可当，斗争意识深入人心，人们批判疯狂的消费、批判铺张的城市生活、批判咄咄逼人的价值观。在社会批判中，人们也进行了自我分析与自主分析，“改变生活”的意志直接触及了与自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尽情享乐、声色犬马、纵欲无度并非我们社会的写照，未来也不可能如此。如今，毒品热已经降温，“欲望”也不再流行，对于精神、心理以及运动的崇拜取代了反文化，感觉替代了声誉，朴素、宴饮交际、环保的生活[80]抑止了占有的**，在静思、草药、关注身体以及“生物节奏”之间轮换的医疗手段表明了我们与轰轰烈烈的享乐主义之间的距离。后现代主义旨在证实一种平衡，确认人的范畴以及自我回归，尽管同时还并存着某些极端的且粗陋的运动（毒品、恐怖主义、色情以及朋克[81]）。后现代主义是诸说混合的，同时也是冷漠、大胆、宴饮交际、空虚、心理的以及最高主义纲领的，与之共存的还有其对立面，这些组成时代的特征，而不是所谓的毒品以及纵情摇滚的奔放文化。享乐主义的传奇年代业已逝去，多功能情色服务、性杂志的庞大读者、令大多数“性错乱”者神魂颠倒的广告等，都不足以证明享乐主义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可行的。一些不起眼的信号表明，享乐价值观已出现明显的变化。例如：在美国，一些群体提出了**的权利，而披着科学外衣的性学也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指导，甚至利用各种命令来加以恐吓，由此男人女人们重新想起沉默、孤独、内心的平和以及禁欲的修道院、僧侣、喇嘛寺庙等静修群体的好处。如同其他价值观一样，享乐也无法逃避冷漠的逻辑。享乐排除了自身颠覆性的内容后，轮廓便日渐模糊，优势也日渐消失，它进入了人性化的阶段，原因是人们不满足于被专业期刊用专业词汇来过度解析的享乐。由此，性欲和性关系变得同样重要，情色的要求与交流的要求也同样重要，反常倒错和静修禅思交织在一起，二者和睦共存，绝无冲突。由于各种生活方式的错落相间，享乐也就仅是一种相对的价值观，它旨在寻求交流、内心的平和、健康或者静思；后现代主义扫清了现代主义价值观颠覆性的内容。由此，文化抉择主义昌盛起来。
在当今世上，没有什么比“神圣的回归”一词所表达的东西更让人迷惑。如今大行其道的是东方宗教和智慧（禅、道教、佛教），是诸多欧洲的传统和秘传的教理（犹太教神秘哲学、毕达哥拉斯哲学、炼金术、神智学），是犹太教学院对犹太教法典及摩西五经的潜心研究，是林立的宗派。毫无疑问，这是与启蒙时代相决裂、与理性和进步相决裂的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现象。源于自我怀疑的现代主义，无法解决“存在”的本质问题，无法发扬文化的多样性，也无法为所有人带来平和以及富足，它的危机来临了吗？在妥协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之时，西方的妥协还会再现吗？面对整齐划一的世风，个人和团体还有必要去抗争吗？既然选择了恐怖的灵活性，还会推崇过去的信仰吗？[82]应当承认，我们就是被这种类型的分析所说服的。首先，应该要做的便是将因迷恋而催生出的各类神圣化放归原处。个性化进程其实就是以对神的秩序史无前例的背叛为宗旨，当代个人主义在不断地削弱神圣的根基。例如：在1967年的法国，有81％的15—30岁的年轻人声称信仰上帝，到了1977年有62％，而到了1979年则仅有45.5％的学生信仰上帝。另外，宗教本身也受到了个性化的侵扰，表现在人们可以有信仰，但信仰只作为一种选项，既可以保留这种教理，也可以放弃那个教理，既可以是《福音书》《可兰经》，也可以是禅或者佛教，灵修也进入这个自选超市与自助服务密布的光怪陆离的世界。这便是“推翻”，一如劳动和时尚，神圣也被非稳定化了，人们一会儿信奉基督教，一会儿是佛教，一会儿又信奉克利须那神（Krishna）[83]以及济王公（maharaj Ji）[84]。灵修上的更迭并非由于意识匮乏而起，也不是为了对抗处于支配地位的专家治理论，而是后现代个人主义一种变幻的逻辑使然。宗教的吸引力离不开一种自恋性的非实体化，也离不开寻求自我的自主个体，这种吸引力既无定数也无尺度，即便科学昌明，它也我行我素，这种吸引力是一种短暂却具声势的迷恋，而迷恋则促进了人际关系、营养学以及体育技术的形成。要么重归自我，要么将其排除，要么推崇人际关系，要么倡导个人静修，这种极端的宽容及脆弱性甚至连极为严厉的命令也不加排斥，新神秘主义有一个新颖之处：意识、现实以及心理自恋都被个性化了，而无论赖以为继的“绝对”参照为何物。各种类型的灵修以及秘传学说的出现与当代主流逻辑并不矛盾，它们在促使主流逻辑更加完善的同时，反而为私生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选择和可能。就这样，一种个人主义意识的大杂烩在个性化进程中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