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一些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做任何事很少只出于一种动机。无论我们向大学捐赠一百万美元，还是拒绝向流浪汉施舍一枚硬币；无论我们声称真正的知识自由只有在国外才享有，或者发誓不会离开美洲海岸；无论我们支持指鹿为马，还是颠倒黑白，我们总有很多不同理由让我们做出决定，我们内心深处非常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敢于向自己或者别人承认这一点，就会当面出丑。我们总是本能地在众多理由中选择最冠冕堂皇的那一条，再把它擦亮一番，然后公之于众，告诉他们“这就是我如此行事的理由”。
事实反复证明，大多数人总能被欺骗。到目前，还没有人发现什么方法，能让普通人欺骗自己哪怕是几分钟时间。
我们都熟知这条令人非常尴尬的事实，因此，从文明之初，人们彼此就达成了一种默契，在任何公共场合下，都不能戳穿它。
我们私下怎么想，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只要我们向外展现的很体面，我们对自己就很满意了，并快乐地遵守原则，那就是“你相信我的谎言，我也相信你的谎言。”
“自然”可没有什么礼节，它是上述这个行为规则的一个例外。因此，“自然”很少能进入文明社会的神圣大门。迄今为止，历史一直都是少数人的消遣娱乐，可怜的女神克里奥一直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尤其和那些不如她体面的姐妹们相比更是如此，她的姐妹们从纪元开始就一直应邀参加各种聚会活动。这当然让可怜的克里奥很烦恼，她便经常使用各种手腕儿进行报复。
这是人类很危险的天性，常常导致人类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
一旦这个老妇人想告诉我们，几个世纪以来的说谎最终将破坏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幸福。那么，我们的星球立刻就会被战火的硝烟所笼罩。大批骑兵将蜂拥而至，一排排没有尽头的步兵匍匐爬过草地。在他们安全返回家园或进入坟墓之前，整个国家已经消耗殆尽。
如前所述，我们的同行开始认清，历史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因此，都要受到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的支配。而在此之前，这些自然法则似乎只在化学试验室和天文观测台里才受到尊重。于是，我们开始做一些有用的科学清理工作，这也许会对未来的人们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和作用。
现在，终于把我带到本章开头所提到的主题上来，也就是，宗教改革运动。
关于这场社会和思想大变革，直到不久前还只存在两种看法，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
持全盘肯定态度的人认为，这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这些高尚的神学家对教皇的邪恶统治和受贿极其震惊，于是，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教会。在这，把个教会里，把真正的信仰传给那些想成为真正基督教徒的人们。
那些依旧忠实于罗马的人们，没有那么大的热情。
按照阿尔卑斯山脉南侧的学者们的观点，宗教改革运动是一群卑鄙的王公贵族的阴谋，是恶劣的、应受谴责的。这些王公贵族不想结婚，还想攫取本属于他们的神圣母亲教会财产。
和往常一样，双方都是对的，双方也都有错误。
宗教改革运动是拥有各种动机的各种人造成的。直到最近我们才意识到，宗教争端在这场大变革中只扮演了很小的角色。宗教改革运动其实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几乎没有什么神学背景。
当然，如果告诉我们的后代，善良的菲利普王子是一位非常开明的统治者，他对改革宗教教义有深厚的个人兴趣，这个很容易做到。但是，不容易向他们解释的是，这是一个心怀叵测的政客的良苦用心，这位政客总是在他发动的针对基督教徒的战争中，愿意接受伊斯兰教徒的帮助。结果，几百年来，我们这些新教徒，一直把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说成是一位宽宏大量的英雄。事实上，他总是希望看到黑森家族能够取代哈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把教皇克莱门特说成是一个可爱的牧羊人也很简单，他到年老时仍努力阻止他的羊群跟错人。不容易的是，把他描绘成一个典型的梅迪奇家族王公，他把宗教改革运动看成是喝醉酒的德意志僧侣们不合时宜的争吵，并使用教会势力为自己的祖国意大利争取利益。因此，即便这样一个人物，也会在众多的基督教书籍中被描绘得十分仁慈，我们对此也不必感到惊讶。
但是，这样写历史的方式在欧洲也许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这些新世界的幸运定居者，没有义务坚持我们祖先的错误思想，我们可以自由地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黑森的飞利浦先生，路德的伟大朋友和拥趸者，一直被错误的政治野心所支配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宗教信仰上不诚恳。
绝对不是这样。
当他和他的追随者一样，把自己的名字签署在著名的《一五二九年抗议》上的时候，他们就清楚会遭到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打击，甚至会命丧断头台。
如果他不是一个具有非凡勇气的人，他绝不会这样做。
我要说的是，历史人物受到了某种启发做一些事情，也被迫放弃一些事情，但如果不深入了解他们的各种动机，要想对他们做出判断是很困难的，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法语里有一句谚语，“知道一切才能原谅一切”。这似乎过于简单。我想补充的是，“知道一切才能理解一切”。我们可以把“原谅”之职留给善良的主，他多年前就有了此项权利。
同时，我们只能卑微地去努力“理解”，这对于我们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已经够多了。
现在，我们回到宗教改革运动上来。
据我对这场运动的“理解”，我认为它主要展示了一种新精神，这种新精神是过去三百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也即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民族主义”。它是天主教廷这个外来的“超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所有的欧洲国家在过去五百年都被控制在这个超国家下。
因为某些共同特性，日耳曼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还有挪威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摧毁了长期以来一直束缚他们的牢笼。
假如没有一个超越各自嫌隙和野心的伟大的理想，把这些各种各样的要素联合在一起，宗教改革运动根本不会成功。
这场运动就只会是一系列小规模的局部起义，很容易被一队雇佣兵或者几个精力旺盛的宗教审判员给镇压下去。
这场运动的领袖们也会遭遇和胡司一样的命运。他们的追随者也会像韦尔多教派和阿尔比教派等小教派一样被杀死。教皇统治就会易如反掌地再增加一次胜利，接下来，那些“违反纪律者”将经历一个恐怖时期。
即便如此，这场伟大的改革运动取得的胜利也有些侥幸。一旦取得胜利，一旦反叛者生存的危险被消除，新教徒阵营就立刻瓦解成不计其数的小敌对团体，开始重复他们的敌对者在权力巅峰时期曾经犯下的错误。
一位法兰西神父曾说过，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学会热爱人类。
我们回顾一下，近四百年来，人们曾经充满着巨大的希望，也陷入过失望。那么多人怀着崇高勇气，为了那个从来没有实现的理想而牺牲在断头台和战场上。再想一下，就争取一个更自由、更有希望的世界这个梦想来说，宗教改革运动是完全失败的，这让人们的博爱胸怀受到极其严峻的考验。
假如真相必须公之于众的话，新教的确从这个世界剥夺了众多善良、高尚和美好的东西，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狭隘、仇恨和不体面的内容。新教没有让人类历史变得更加纯粹与和谐，相反，它使这个世界更加复杂和混乱。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都是宗教改革的过错，而是人类大多数人精神习惯的某些固有弱点造成的。
他们总是不紧不慢。
他们不可能跟上带头者的步伐。
他们不缺乏善意，最终，他们全部都能跨越通向新领域的桥梁。他们会选择自认为最好的时机，同时，也不肯放弃祖先留给他们的东西。
这场伟大的宗教改革改革原本想在基督徒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排除所有偏见和过去的一切腐败。结果，却完全被它的忠实信徒们带过来的中世纪包袱塞满了，动弹不得，很快就变成了与其深恶痛绝的教会组织同样的东西。
这是新教反抗运动的巨大悲剧。大多数支持者还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局限性。
最终，欧洲西部和北部的人们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
宗教改革运动给世界提供了一本绝佳的书籍，而不是产生了一个不会犯错误的人。
宗教改革运动并没有产生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是缔造了众多的小统治者，这些个小统治者们以其各自的方式企图建立至高无上的统治。
宗教改革运动不是把整个基督教世界分成两个确定的部分，一半儿占有统治地位，另一半属于被统治者，一半儿是虔诚的教徒，另一半儿是异教徒，而是产生了无数个持不同政见的团体，这些团体没有共同点，彼此之间只有深深的敌意。宗教改革运动保持着早期教会模式，因此，并没有建立起宽容的秩序。一旦掌握了权力，一旦依靠着无数的基本教义、信条、忏悔使其地位得到了巩固，它就会对那些敢于藐视自己教条的人们发起无情的战争。
无疑，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但是，从十六七世纪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不可避免的。
要想描述路德和加尔文的勇气，只有一个词语，那就是“巨大”。
一位（路德）朴素的多米我会教士，曾经在日耳曼某处偏远地区的潮汐学院中担任教师，竟公然烧毁了教皇诏书，向教会发起了猛烈攻击。另一位（加尔文）是个孱弱的法国学者，居然把一个瑞士小镇变成了藐视教皇权威的堡垒。这些人成了坚毅的榜样，在当代社会很难有人与之匹敌。
这些勇敢的叛逆者很快就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知己”和“支持者”，只不过这些朋友都有各自的目的，这些支持者也不过想趁机浑水摸鱼，但这都不是本书的重点。
当这些人为了他们的良知而拿生命做赌注的时候，他们无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最终这些北方国家将会纳入自己的麾下。
但是，他们一旦卷入这场洪流当中，就得随波逐流。
不久，他们发现要在这场漩涡中生存下去，就要竭尽全力。在远离罗马的地方，教皇最终也了解到，这场动乱要比发生在一些多米我会和奥古斯汀天主教会之间的争吵要严重得多。让那些众多的赞助者们喜出望外的是，教皇暂时停止修建自己的教堂，开始商讨发动一场讨伐战争。教皇的诏书和逐出教会的命令风驰电掣般飞往各地，帝国军队也开始了调动。反抗者领袖们也决定背水一战，抵抗到底。
伟大的人物在令人绝望的冲突中失去理智，在历史上也并不是第一次。路德曾经高呼，“烧死异端是违背神灵精神的”，可是，几年以后，当他想起那些邪恶的日耳曼人和荷兰人倾向于再次洗礼教派时，就恨得有些发疯，甚至失去理智。
无畏的改革者开始的时候说，不能把我们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于上帝，而到了后来，却把那些推理能力高于自己的人以火刑处置。
今天的异端，明天就成了未来反对者的主要敌人。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说曙光就要冲破黑暗了，但是，二人在有生之年却是中世纪的忠实臣子。
在他们看来，宽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美德。在自己还没有立足之前，他们总是求助于良知自由的神圣权利，用它作为反对敌人的论据。一旦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这件值得信赖的武器，就会被小心翼翼地堆放在废物间的角落里。和其他众多善良意愿一同被当做废弃物而抛弃，被人遗忘和忽略。直到多年以后，才被人从一堆旧的说教中发现，而发现它的人们掸去其灰尘，将其再次投入到战争中，已然和那些十六世纪早期为之奋战的人截然不同。
不过，新教革命为了宽容事业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不是非常直接的。在革命领域里，收获确实很少，但是，宗教改革运动却间接地推进了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宗教改革运动让人们熟知了《圣经》。教会从来没有禁止人们阅读圣经，但也从没有鼓励普通人去研究这本神圣的书籍。现在每个诚实的面包匠和烛台制造师都可以拥有这本圣书，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作坊里阅读它，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没有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的危险。
熟知之后，就可以消除我们对不可知神秘世界的敬畏和恐惧心理。在宗教改革运动后的二百年间，虔诚的新教徒相信他们在《旧约全书》中了解的一切，从巴兰的驴子到约拿的鲸鱼。那些敢于质疑一个标点符号的人心里非常清楚，最好别让周围的人们听到自己怀疑的窃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什么宗教裁判所，而是因为新教牧师有时候会让他们的生活极不愉快，而且被牧师指责的经济后果即便不是灾难性的，也是非常严重的。
然而，慢慢地，人们反复读这本书---这本书实际上是由游牧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历史，其后果是路德和加尔文以及其他改革者未能预见到的。
假如他们预见到了，我敢肯定地说，他们会和教会一样不喜欢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一定小心谨慎地避免让《圣经》落入凡夫俗子之手。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们觉得《旧约全书》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里面包含的一些恐怖残暴、贪婪和谋杀的故事绝不是什么神示的产物，根据其内容推断，只能是生活在半野蛮状态下的民族的产物。
此后，当然，人们也不可能再把《圣经》当做唯一的智慧源泉。一旦这个自由思考的障碍得以消除，曾经被抑制近千年的科学研究就会走入其自然的轨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在被丢弃两千年后，又被重新捡了起来。
其次，从宽容的角度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宗教改革运动让北欧和西欧摆脱了罗马教廷的独裁统治。这个教廷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实质是罗马帝国精神专制的延续。
信仰天主教的读者可能不会认同这些，但他们也会感激这样一场不可避免的运动，因为这场运动让天主教信仰更加受人尊崇，让它摒弃了以前的贪婪和暴虐等滥用权力的做法。
天主教会在这点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从十六世纪中页开始，梵蒂冈不再容忍波吉亚人了，教皇一如从前还是由意大利人担任。要想改变这个规则显然不可能，就如同大主教挑选一位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或者其他异族人担任新教皇一样，罗马的下层民众就会把整个城市闹得天翻地覆。
然而，新教皇要精挑细选才行，只有那些道德高尚的人选才会得以考虑。这些新主人由虔诚的耶稣会会士认真辅佐，开始了一场彻底的内务清理。
各种放纵行为没有了舞台。
宗教团体一律沿袭其创始人制定的清规戒律。
托钵僧侣在文明城市的街道上踪迹全无。
普通人对宗教改革的冷漠，被追求神圣有益的生活所取代。人们做善事，尽力去帮助那些自己无力肩负生存重担的人们。
即便如此，丢失的大片疆土再也没有回到教会，从地理角度讲，欧洲北部信奉新教，欧洲南部则信奉天主教。
但是，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效果用形象的语言描述出来的话，在欧洲发生的实际变化就更加清晰可见了。
在中世纪时期，普遍存在着精神和智慧的牢笼。
新教反抗者推翻了旧体制，却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牢笼。
从1517年开始，存在两个牢房，一个专门关押天主教徒，另一个则专门关押新教徒。
至少原定的计划如此。
但新教徒在迫害和压迫方面没有多少经验，因此，他们的牢房没有关住某些持异见者。
大量不守规矩的囚徒从窗户、烟囱以及牢门口逃跑了。
不久，整个牢房变成了废墟。
夜里，有人一车车地拉走石头、横梁和铁料，第二天就用来修建自己的堡垒。这些堡垒外表很像一千多年前格雷戈里大帝和英诺森三世建造的监狱，但内部却不坚固。
不久就开始使用了，新的规则也贴在了大门上，可心怀不满的犯人开始大捣乱。他们的负责人，也就是现在的牧师们，失去了旧有的惩戒方法，因此在这些暴民面前，他们非常无助，只能站在旁边观望。这些反叛者按照自己的神学理论偏好建立起自己的俘虏集中营，并宣扬那些适合他们当前口味的全新教义。
这个过程不断反复。最后，在监狱之间发展出一块精神上的无主之地，好奇的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闲逛，正直的人们可以自由思考，而不会受到什么阻碍或干扰。
对于宽容而言，这是新教的最伟大成就。
它重新恢复了个人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