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都存在一些危机阶段，有的时候是在书的前五十页左右；有些时候是在书籍快要结束的时候才体现出来。确实，没有危机的书籍就想没有得过麻疹的孩子一样，很可能会有些问题。
本书的危机出现在几分钟之前。当时，我想要在1925年撰写关于宽容思想的著述似乎还有些荒谬，认为我为这本书进行的基础研究而花费的宝贵时间和辛劳也可能是徒劳的，我更想用我的作品点燃炉火，重新燃起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的思想火光。
这又怎么解释呢？
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与自己设定的命题长时间形影相随，心中存在一种无法避免的厌倦情绪；其次，担心这种书籍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第三，就是担心这本书中某些内容会，成为一些不太宽容者辩护其可恶行为的资料来源。
但是，除了这些理由之外，在当前情况下，还存在着几乎无法逾越的“体系”难题。
一本书要想取得成功，必须有好的开端和结束，本书有了开端，但是，如何结束呢？
我的意思是这样。
我可以指出，某些恐怖的犯罪行为，是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犯下的，实际上却是不宽容造成的。
我可以描绘，当不宽容被抬升为主要价值观的高度时，人类会陷入多么苦难的时代。
我可以痛斥和嘲讽不宽容，直到我的读者异口同声地高呼：“消灭这个祸害！让我们共同宽容起来！”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做不了，我无法说出，这个崇高的目标怎么才能够实现。时下，有很多小册子指导我们的生活，从饭后聊天到口技表达。上个星期天，我看到一则函授课程广告，至少有二百四十九门课程，培训机构保证教学水平和效果，费用低廉。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用四十个课时解释清楚“怎么样才能变得宽容”。
通常认为，历史掌握着众多秘密的钥匙，可是，在这个紧急时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的确，撰写关于奴隶制度、自由贸易、死刑或者哥特式建筑发展的大部头书籍是可能的，因为奴隶制度、自由贸易、死刑和哥特式建筑等是非常确定和具体的东西。即便完全没有其他资料，我们至少能研究那些自由贸易、奴隶制度、死刑和哥特式建筑的捍卫者，或者是反对者的生活轨迹。从这些优秀人物看待这些问题的方式，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关系、个人饮食偏好和吸烟方式，没错，甚至从他们的衣着方式，我们都可以得出一定结论，能看出他们强烈支持，或者极度指责的，究竟是什么。
但是，从来不存在什么职业的宽容倡导者。那些热衷于此项伟大事业的人也是很偶然地从事了这项事业，他们的宽容也不过是意外收获，他们是在追求别的东西，他们是政客、作家、国王、物理学家，或者是谦逊的工匠。在做国王、行医或者制作钢模板的过程中，他们有时间为宽容美言几句。但是，为宽容而奋斗绝不是他们事业的全部，他们只是在闲暇之余才对宽容表现出兴趣。而且，因为他们这群人形形色色，所以几乎不可能找到共同。而致力于同一事业的所有人，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不论这个事业是从军、探测，还是让世界摆脱罪孽。
在这种情形下，作者容易求助于格言警句。对于各种难题，总会出现一些格言警句来对付。然而，在宽容这个特殊问题上，《圣经》、莎士比亚、伊扎克·沃尔顿，甚至老本纳姆，也帮不了我们的忙。或许乔纳森·斯威夫特已经非常接近这个问题的实质，他说，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足够让他们去恨自己周围的人，却不足以让他们去爱自己周围的人。令人遗憾的是，这句名言却完全无法涵盖我们当前的困境。有很多人对宗教的熟知不亚于任何人，他们却从心底里仇恨他人；也有很多人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却对流浪猫狗和基督教世界的人注入了他们的情感。
不！我要找寻自己的答案。我要基于认知的角度来说明我认为的真理是什么。
那些为了宽容而奋斗的人们，无论他们有多么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信仰带有怀疑的成分，他们真诚地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但他们不会绝对地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在当今这个超级爱国主义的时代，我们总是狂热地叫嚷着百分百地支持这个或那个，然而，大自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教训：大自然似乎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天生地反感。
众所周知，纯种的猫狗都是傻瓜，如果没有人从雨中把他们抱走，他们早晚会会死掉。百分百纯铁因为钢的出现而早就被人们所抛弃。没有哪个珠宝商会用百分之百的纯金或白银来打造首饰。无论多好的小提琴都必须要由六七种不同种类的木料来制作。至于一顿饭如果全是玉米粥之类，我只能说谢谢，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简言之，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有用之物大概都不是纯粹的东西。我实在看不出为什么信仰就应该例外。如果我们的信念中不包含某些怀疑的成分，我们的信仰听起来就会像纯银钟的刺耳声音，或者像铜号一样单调沉闷。
宽容的英雄们之所以不同于世人，正是因为他们深刻认知到了这个事实。
就个人诚实、信仰真诚、对职责的无私奉献，以及其他家庭美德来说，即便让清教徒宗教法庭来审判，他们多数也是符合要求的。而我要更进一步地说，如果不是他们内心特别的良知倾向，迫使他们成为了可以把普通人封为天神的教会的公开敌人，那么以他们的活着和死亡的方式，他们中至少有半数人都进入圣人的行列了。
但幸运的是，这些英雄们都有神圣的怀疑精神。
他们知道，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如此巨大，没有人能够指望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祈祷着，希望自己所坚持的道路最终会到达一个安全的目的地。他们不能肯定，这条道路就一定是正确的，而其他道路就是错误的。他们也不清楚，这些道路能否照亮那些单纯人们的心灵，会不会把他们带到毁灭。
这些听起来，似乎跟我们的教义问答和伦理学教科书的观点截然相反。那些教义问答和教科书宣扬的是，世界被绝对信仰的纯火焰照亮着，这样的世界是更有道德的世界。事实或许是这样，但是，在那些火焰燃烧得最亮的年代里，普通民众的生活既说不上幸福，更谈不上舒适。我不主张极端的改革，但是，我们可以试一试其他的光亮，宣扬宽容的兄弟们习惯借助这样的光亮来审视世界上的事物。如果不成功，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过去的体系。但是，如果新的光亮能照亮社会，带来更多的仁慈和宽容，减少社会的丑恶、贪婪和仇视，那么，收获一定匪浅，我敢说，代价也会很小。
不管这个小建议有没有参考价值，我还得重新回到历史的话题。
当最后一个罗马人被埋葬以后，最后一位“世界公民”也就消失了。古代社会充满了古老的人道精神，这也是当时先进思想的特点，只不过经过很长时间之后，社会才因此而变得和谐稳固。
如我们所见，这一切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商业的复兴为西方贫穷国家注入了新的资本，新城市不断崛起。新阶层的人们开始资助艺术，肯花钱买书，愿意向紧随社会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大学捐款。一些人文学科的支持者，大胆地把整个人类作为他们的试验场，向狭隘局限的经院哲学发起了反抗，离开了教会虔诚信徒的群体。那些信徒认为，他们对古人的智慧和思想所表现的兴趣，是邪恶肮脏的好奇心。
本书的余下部分，将用来讲述这些先驱者中的前沿人物的故事。其中最可赞誉的是人们所熟知的温和的伊拉斯莫斯。
他参加了当时的各种大论战，他能够准确地运用最锐利的武器----幽默，让自己的反对者感到恐慌。
伊拉斯莫斯式的幽默炮弹种类繁多，威力巨大。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危险，也没有噼啪作响的导火索，表面上就像艳丽多彩的新式焰火。但是，上帝保佑那些把这种焰火带回家，并让孩子们玩的人们吧。有毒物质一定会侵入孩子们幼小的灵魂，并且毒害很深，将近四个世纪都让人类无法摆脱其后遗症。
这样一个人，居然出生在北海东部淤泥沉积的海滩上的一个毫无生机的小城镇。十五世纪，海水浸泡着的这个国家还没有获得独立，更谈不上富足。在当时，这片土地只是位于文明社会边缘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公国，这里的人们长年累月地闻着鳕鱼的味道，这里盛产鳕鱼，并且是主要的出口产品。即便偶有来访者，也是那些因为船只在海岸触礁而前来求助的海员。
但是，孩提时代在这种很不舒适的环境下生活，或许激发了这个好奇小子的激进行为，让他狂野不羁，后来竟成为了当时有名的人物。
他刚一出生就事事不顺，他是一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和自然都是亲密友好的，他们对这样的孩子很敏感，甚至感到很遗憾，他们认为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也就非常鄙视。但是他们比较单纯，还不至于去惩罚一个尚处于摇篮里的弱小生命，因为这也不是孩子所犯下的罪恶。伊拉斯摩斯的身世并没有给他的父母造成多大不便，至多就是他们有些糊涂，有些不知所措，只好把他们的两个孩子交给亲戚去照顾。
这些叔叔和监护人不知道如何安置这两个小家伙，在他们的妈妈去世以后，这两个孩子从此无家可归。他们先是被送到了位于德文特一所著名的学校，学校里有几个老师加入了“共同生活弟兄团”这个组织，然而，如果我们通过后来伊拉斯莫斯所写的信件来判断，这些年轻人仅在“共同”这个词语上就意见相左。后来，他们兄弟两个也被分开了，弟弟去了荷兰西部的高达，立刻就置于拉丁学校校长的管制之下，这位校长也是被指定的三个共同管理他的微薄财产的监护人之一。如果伊拉斯莫斯时代的学校，和时隔四个世纪之后我参观过的学校那样糟糕的话，我只能为这些孩子们感到遗憾。更为糟糕的是，这些监护人糟蹋了孩子的所有财物。为了躲避可能遭到的诉讼，这几个人把孩子送到了教堂里，让他成了修道士，让他感到幸福，因为这样，“他的未来就有了可靠保障”。
历史的神秘磨盘，最终把这个可怕的经历碾磨成了具有很大文学价值的东西。我不想去思考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中世纪末期的可怕岁月。他一个人形单影孤，不得不和那些不识字的乡巴佬和满手老茧的农夫生活在一起。当时，这种人在修道院占多数。
幸运的是，斯泰因的教会比较松散，伊拉斯莫斯可以把时间花在以前修道院长所收集的拉丁手稿上，这些手稿早就被忘在了图书馆里。他一头扎进了浩繁的书籍中，最终，成为了一部活的百科全书。这对他以后很有好处，他经常四处游历，很少再次进入图书馆，也没有那个必要了，他可以凭记忆信手拈来。凡是那些见过他的十大本著作，或者阅读了其中一部分内容的人，肯定会对十五世纪的那些“经典理论”大加赞赏。
当然，伊拉斯莫斯最终能够离开那座古老的修道院了。像他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他们可以用最不好的材料营造自己的生存环境。
伊斯拉莫斯后期的生活比较自由，他一直想寻找一处僻静的场所，这样，他就可以不受崇拜者打扰而潜心进行研究。
可是，直到他弥留之际，当他叫了一声童年时期的“亲爱的上帝”，灵魂回到沉睡的时刻，他这才享受到了“真正的清闲”。对于紧随苏格拉底和齐诺的人而言，“真正的清闲”一直是很少人能够找到的最高理想。
这些历程经常有人描述，我不想过多重复。只要有几个人，以真正智慧的名义共同生活在一起，伊斯拉莫斯总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他曾经在巴黎求学，差点因为饥寒交迫而命丧于此。他在剑桥教过书，在巴塞尔印过书。他试图把启蒙的火花带入东正教堡垒----著名的卢万大学。他在伦敦生活了很长时间，在都灵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他熟知威尼斯大运河，咒骂起来齐兰的糟糕道路就像咒骂伦巴道路一样熟悉。罗马的天空、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遗忘之水也无法把这座圣城从他的记忆中洗涮掉。只要他去威尼斯，就能得到一笔养老金。只要开设一所新的大学，他总会受到邀请，即便他偶尔光临一下校园，对于这所学校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可是，他总是拒绝这样的邀请，因为这里面似乎有让他长久居住、寄人篱下的味道。他最想要的是自由。他也喜欢舒适安静的房间，不喜欢糟糕的房间；他也喜欢令人愉快的志同道合者，不喜欢呆板者；他也知道勃艮第出产的优质红酒和亚平宁半岛出产的淡色红墨水之间的区别，但是，他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假如他不得不称呼别人为“主人”的话，他是无法这么做的。
他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智慧的探照灯。无论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什么目标，伊斯拉莫斯立刻用自己的智慧光芒照亮它，竭尽全力让周围的人们看清事物的本质，戳穿其伪装以及他深恶痛绝的无知。
在历史最动乱时期他能这样做，他逃脱了新教狂热的怒潮，并使自己远离了宗教法庭那些朋友们的火刑，这一点在他一生中最受责难。
后人对于古代殉道者总是怀有真情实感。
为什么这个荷兰人没有和其他改革者一起大胆地支持路德呢？这个问题对于学者似乎一直是个谜。
答案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参与暴力活动并不符合他的秉性，他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什么运动的领袖。他完全没有坚信自己正确的信念，而这一点是那些想要告诉世人太平盛世如何实现的人都有的信念。另外，在他看来，我们要想建立新家园，并不一定要破坏掉旧有家园。的确，地基需要修正了，排水系统也陈旧了，花园里也堆满了原先主人留下的垃圾和废物。假如房主履行了诺言，花些钱马上修缮一下，这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伊斯拉莫斯也只想如此而已。尽管其反对者嘲讽他太中庸，他还是要比那些彻底的激进分子成就大得多，他们给世界制造了两个暴君，而此前却只有一个。
像其他真正伟大人物一样，他不喜欢制度。他认为，拯救世界要靠我们自身不断的努力。改造自我，才能改造世界。
因此，向现存的弊端发起攻击时，他向每一位公民发出呼吁，他很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
首先，他写下了大量书信，写给国王、皇帝、教皇、教士、骑士，乃至恶棍，写个每一个想接近自己的人，他每次提起笔，总是洋洋洒洒，酣畅淋漓。
其次，他校订了大量的经典文献。那些文献经常被转抄，到后来已经完全偏离了原意。为此，他甚至不得不学习希腊语，努力掌握这门被禁止的语言的规则。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因此认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异端，这听起来有些怪异，但确是事实。在十五世纪，受人尊敬的基督教徒从来不会想去学这门被禁止的语言，这是一门名声不佳的语言，和现在的俄语一样。懂得一些希腊语会招致各种麻烦，会诱使人们把福音全书的原文和译文做比较，以保证译文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而这也仅仅是个开端。不久，他便会跑到犹太人中，学习希伯来语。再走一步，就要公开背叛教会权威了。长期以来，手头有一本写满怪异文字的书籍，就可以证明这个人具有秘密革命的倾向。
为了搜查违禁品，教会经常突击。拜占庭的难民为了维持生存而教一些自己的语言，结果经常在避难的城市被驱赶出去。
尽管有这些困难，伊斯拉莫斯还是学会了希腊语。在他给西普里安和奎实顿以及其他教会先哲的书籍添加注释的时候，里面暗含了很多巧妙的评论。要是这些评论单独做成小册子的话，永远也不会出版。
这种玩闹式的注释，在伊斯拉莫斯创造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出现。我说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伊斯拉莫斯的希腊和拉丁文格言，他把格言整理出来，以便让孩子们能学习优雅的古文。这些所谓的“箴言集”里充满了睿智的评论，在保守派看来，绝不是出自跟教皇有交情的人之手。
最后，他写了一本孕育着时代精神的奇特小书，这本小书缘于几个朋友的玩笑话，却具有重要地位，作者也是后来才认识到这一点。这本书名叫《愚人颂》，我们碰巧知道了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
公元1515年，一本小册子让世界震惊了。这本书写得非常巧妙，人们弄不清到底是在攻击僧侣制度，还是在维护修道生活。封面上没有署名，但是，那些对作者有些了解的人们认为，它出自一位叫乌尔里克·冯·哈顿之手。他们猜得非常准确，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是一位桂冠诗人，在写作这部粗糙但有用的讽刺作品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此他很感自豪。当他听说，托马斯·摩尔这位新英格兰学习运动倡导者高度评价这本作品的时候，就给伊斯拉莫斯写信，询问一些细节情况。
伊斯拉莫斯和哈顿并不熟悉。伊斯拉莫斯思想有条不紊，不喜欢那些邋遢的条顿人，他们整天为了启蒙事业而挥舞着笔和剑，然后跑到附近的酒馆里，大口喝起啤酒，暂时忘却那个时代的腐朽时事。
不过，冯·哈顿是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伊斯拉莫斯非常礼貌地回复了他。在信中，他不断称赞朋友托马斯·摩尔的美德，还描绘了一幅家庭美满图景，认为托马斯爵士的家庭永远是其他家庭的楷模。信中他提到，摩尔这个幽默大师，为他的《愚人颂》提供了最初的思想灵感，正是摩尔创立的善意恶作剧，激发他写出了让他一举成名的作品。
这本书让我隐约想起了很多世纪以来荷兰儿童一直喜爱的木偶剧《庞奇和朱迪》。这部木偶剧中有大量粗俗对话，但是却又保留着一种严肃而高尚的道德风格。声音嘶哑的“死神”是剧中主要人物，其他人物一个一个来到这位衣衫褴褛的英雄面前，为自我陈述一番。让小观众们高兴的是，他们又一个接一个地被人用大棒敲打脑袋后，扔到垃圾堆。
《愚人颂》将整个时代的社会面纱慢慢揭去。愚人就像受到启迪的验尸官，站在那里对观众做一番评论。没有人被遗漏。为找到合适人物，整个中世纪大街都被翻了一遍。当然，当时有进取心的人，叫嚷着拯救世界的僧侣，以及这些人的无知和徒有其表的争辩，终于一败涂地，这些事情让他们永远难忘，更不会原谅。
但是，教皇、红衣主教、主教们，以及贫穷的加利利地区的渔民和木匠的后人们，也出现在名单中，占据了好几章的内容。
然而，伊斯拉莫斯所写的“愚人”，是一个比普通讽刺文学中玩偶匣里的人物更现实的角色。通过这本书，伊斯拉莫斯宣扬了自己的信条，可以称得上是宽容的哲学。
他认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他坚称神圣律法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其最初版本中的逗号与分号。他真正把宗教当做道德体系而不是一种统治形式来接受，这让思想刻板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猛烈抨击他是“无神论恶棍”，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敌人，他“诋毁了基督”，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暗含在一本书中。
这种指责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这个鼻子尖尖的矮个子一直活到了七十岁。而当时，如果官方文本被添加或减少了一个字，都可能被绞死。他对什么民众英雄根本不感兴趣，并公开这么说。他从来不指望刀枪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他非常清楚，假如一点儿小小的宗教争端演化成一场国际宗教战争，那世界该冒多么大的危险。
于是，他像一个大大的海狸，夜以继日地工作，企图筑起逻辑和知识的大坝，他隐约地希望以此阻挡无知和不宽容的巨浪。
他最终没有成功。单凭其一人之力，要挡住德意志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倾泻下来的仇恨和恶意洪流，根本是不可能的。他死后没几年，他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伊斯拉莫斯于公元1536年六月与世长辞。
正是由于他的辛勤劳动，很多沉船碎片被海水冲到了后人的岸边，成了后来那些压制不住的乐观主义者们的绝好材料。他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建起真正有效的堤坝，挡住洪水。
他的幽默感伴随他一生，他死在了出版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