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现代的伟大诗人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海洋，航行着很多船只。每当这些船只彼此碰撞在一起，就会产生一种“美妙的乐章”，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
我想借用诗人海涅的说法，不过有我自己的目的。当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向池塘里扔石子儿是很好玩儿的事儿。石子儿在水面溅起水花，激起涟漪向四周**漾。如果手头有砖块，就用坚果壳和火柴盒组成舰队，然后把砖块扔到水中，这个脆弱的舰队顿时陷入这个巨大的人为风暴之中。当然，投这个巨大的“炸弹”时，千万别失去重心，否则，就会躺在**，连晚饭也没法吃了。
在那个专门属于成人的特殊世界里，同样的消遣并不是没有，但是，结果却更加悲惨。
一切都很平静，阳光也很明媚，人们在水中欢快地嬉戏着。突然，来了一个胆大的坏孩子，手里拿着一个大石头，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把大石头扔进了池塘里。慌乱中的人们想知道是谁干的，如何处理这个肇事者，这时，有人说，“哦！让他去吧！”其他人非常嫉恨这个引起人们注意的孩子，拿起身边可以拿起的破旧东西，扔到了水里，大家急忙躲闪浪花，引起了连锁反应。结果是大家大打出手，许多人都受了伤。
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一个勇敢的坏孩子。
特洛伊的海伦很有姿色，是一个胆大的坏女人，这些人物在历史上层出不穷。
然而，最坏的冒犯者是那些卑鄙的人，他们心怀叵测，把人们思想冷漠的一潭死水作为他们的战场。思维正常的人痛恨这些人，假如他们不幸被抓住，就会受到严厉惩罚，我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
想一想过去四百年里他们所造成的损害吧。
他们是过去的领袖人物。中世纪雄伟的护城河清晰地反映了一种和谐的社会图景，但是，并不完美，而民众却喜欢。他们愿意看到自己家的红砖墙和那些控制着他们灵魂的庄重的灰色教堂混成一体。
文艺复兴运动溅起了巨大的浪花。一夜之间，一切发生了巨变，而且，仅仅才是一个开端。正当穷人们刚刚从这场震动中清醒过来，那个可怕的日耳曼僧人来了，带着整车事先准备好的砖头，全部投入了教皇的一个湖泊中心，的确，数量很大，难怪整个世界过了三个世纪才从这场震动中恢复过来。
研究这段时期历史的早期史学家们经常犯一些小错误。他们见证了这场喧嚣场面，认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起源于很普通的原因。
今天，我们了解得更加清楚了。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公开宣称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但是，他们希望实现自身最终目标的方式却迥然不同，以至于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彼此怀有深深的敌意。
他们都认为人权至上，在中世纪时期，个人完全从属于社会。不像某个特定身份的约翰·多伊，他来去自由，自由进行买卖，可以随意去十几个教堂中的任意一个教堂，他从出生到死亡都是按照经济和精神礼节的僵化手册来度过。这让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卑微的躯壳，是偶然从大自然之母那里获得的，除了作为个人永久灵魂的暂时存放地，没有丝毫价值。
这种灌输让人们觉得，这个世界是通往未来荣耀的一个中间站，应该极度蔑视，就像到过纽约的游客蔑视中途经过的皇后镇和哈利法克斯一样。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优秀的约翰上来。他幸福地生活在一个一切可能最好的地方，这时，来了两个公正的圣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说道：“起来吧！高贵的子民，从现在起，你自由了！”
但是，当约翰问道：“可以自由做什么？”两种答案迥然不同。
“自由地去追求美。”文艺复兴回答。
“自由地去追求真理。”宗教改革告诫说。
“这个世界真正成为了人类的领域，可以自由地搜寻过去的历史；可以自由地去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心中的那些理想；还可以自由地把宇宙变成你永久的实验室，可以探知宇宙的一切奥秘。”这就是文艺复兴的承诺。
“可以自由地研究上帝说过的话，可以去发现自己灵魂的拯救，可以发现自己罪恶的宽恕。”宗教改革警告说。
他们转身走开了，只剩下可怜的约翰，他拥有了新的自由，最终，比他此前受束缚的日子还要苦恼。
不论幸运还是不幸，文艺复兴运动很快和旧秩序的东西和好了。菲迪亚斯和贺拉斯的继承者们发现，对神的信仰和对教会规则的表面顺从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只要人们小心谨慎地称呼赫尔克里斯、约翰大主教以及天后希拉，就可以随意勾画异教徒，创作十四行诗，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他们就像前往印度的旅游者一样，要遵守法律，他们就相安无事，就可以随意进入寺庙，到处观光，而不会破坏当地的安宁。
但是，在路德的虔诚追随者看来，最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会非常重要。《申命记》里一个错误的逗号可能就意味着流亡，而在《启示录》中放错一个句号，可能就是立即处死。
对于像那些非常严肃地把某种事物当做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文艺复兴的愉快妥协似乎是一种非常懦弱的行为。
结果，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分手了，再也没有相遇过。
于是，宗教改革运动孤军奋战，穿上公正的“铠甲”，准备守护其神圣的财产。
起初，反抗的队伍几乎全是日耳曼人，他们战斗勇猛，经历了各种磨难。但是，互相猜忌是所有北方民族的劣根，很快就让他们的努力成为泡影，让他们不得不接受停火协议。最后制胜的战略，是一位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天才人物提出来的。路德从此让位于加尔文。
让位正是时候。
伊斯拉莫斯在法国学院里度过了他不愉快的巴黎岁月。就在那所大学里，有一位腿有点瘸、留着黑胡子的西班牙年轻人，他梦想着有一天，自己带领帝国新军队，去消灭那些世界上最后的异教徒。
只有狂热者才能对付另一个狂热者。
只有像加尔文这样坚韧的人才能击败洛耀拉的计划。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很高兴自己没有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同时，我也深感庆幸，十六世纪有日内瓦的存在。
没有日内瓦，二十世纪的世界会是非常让人不自在的，像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在监狱里呆着。
这场光荣战斗的英雄就是著名的约翰·加尔文，他1509年7月10日出生于法国北部的努瓦永，比路德小几岁，属于法国中产阶级。加尔文的父亲是一名低级教职人员，他的母亲是一位酒店老板的女儿。家庭成员有五个兄弟两个姐妹，早期教育特点可以概括为：敏捷、单纯、不吝啬、做事有序、精准、有效率。
约翰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他本来打算从事教士职业。加尔文的父亲有一些很有影响的朋友，本来可以安排他进入很好的教区。在十三岁之前，加尔文就已经在天主教堂担任了一个小职务，有了微薄但稳定的收入。他父亲用这笔钱把加尔文送进了巴黎的一所好学校读书，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很多和他来往的人都说，“留意那个小子！”
法国十六世纪的教育制度能够很好培养这样的孩子，充分开发他们的天资。到了十九岁，约翰可以讲经布道了，他未来从事执事一职似乎已经非常明确。
但是，家里有五个兄弟，两个姐妹，在教会里晋升又非常缓慢。法律提供了更好的机会，而且，此时正是宗教混乱时期，前途未卜。一位叫皮埃尔·奥利维坦的远亲刚把《圣经》翻译成了法文。约翰在巴黎时常和他在一起。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异教徒是无法相处的，于是，约翰去了奥尔良，成了一个老律师的徒弟，他学起了辩护和起草法律文书。
在这里，发生了和巴黎一样的事情。到了年底，学生变成了老师，指导那些不太勤奋的同学们学习法理。不久，加尔文就掌握了所有应该掌握的东西，准备开始从业，这也是他的父亲所期盼的。在这个行当里，也许会让他成为那些著名辩论者的强劲对手，他们发表一条意见就能得到一百个金币，贡比涅的国王要是召见，他们则赶着马车前往。
可这些梦想没有成真，加尔文没有从事法律事务。
相反，他又回到了自己最喜欢从事的工作。他卖掉了法律文摘和法典，将获得的收入投身于神学作品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个工作，让他成为了过去两千年中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
然而，他多年研究罗马法，对他以后的一切活动都产生了影响。他不可能凭借感情来处理问题。他有情感，而且情感很深。他曾给他的追随者们写过信，这些人落到了天主教会的手中，被教会用燃烧的炭火慢慢烧死。读一读这些信件就会发现，在表达无助和痛苦之情时，这些信件的优美文笔，可以和现今所保存的任何信件媲美。它们展示了对人的心理细致入微的理解，以至于虽然他的教诲才让他们陷入绝境，可那些可怜的受害者们在走向死亡的时候，还在祝福着他的名字。
不！加尔文并不像他的众多敌人所说的那样，铁石心肠，相反，生活对他是一种神圣的职责。
他竭尽全力做到对自己和上帝真诚，因此，他首先必须从问题中归纳出信仰和教义的基本原则，然后才能用人类情感的试金石来将其予以公开。
当教皇派厄斯四世听到他的死讯，说道，“实际上，这个异教徒的力量在于他对金钱的淡漠。”假如教皇是在赞美这个对手完全没有个人功利思想，那他绝对没错。加尔文一生都很穷困，却没有接受最后一个季度的薪水，因为他认为，“疾病已经让自己不能像从前那样赚这笔钱。”
他的力量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他是信念专一的人，他的生活是以一个强烈的念头为中心：找寻《圣经》所揭示的上帝的真理。如果他最终得出结论似乎经得住各种形式的争辩和反对，那么，他就把这个结论纳入他的生活准则。此后，他特立独行，完全不顾做出这种决定的后果，他成了不可战胜、无可阻挡的人。
然而，这种品质直到多年之后才显现出来。在转变信念的前十年时间里，他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生存问题上。
巴黎大学里“新学”取得了短暂胜利。关于希腊文词尾变化、希伯来语不规则动词和其他被禁止知识的演讲引起了不寻常反响，就连坐在著名博学宝座上的教区长也受到了有害的日耳曼新教义的感染。于是，当局决定采取措施清洗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思想载体”的机构。据说，加尔文曾经把几篇引起不快的演讲资料交给了教区长，结果，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了嫌疑人的名单之列。他的住所遭到了搜查，论文被没收，并向他发出了逮捕令。
他听说以后，就藏到了一个朋友的家中。
学术界的风暴从来不会持续很久，尽管如此，在罗马教会里谋职就不可能了，他得做出确定的选择。
公元1534年，加尔文和天主教信仰彻底决裂。几乎与此同时，在可以俯瞰巴黎的蒙马特尔山上，洛耀拉和他的一群学生正在庄重宣誓。他们的誓言后来被吸收进了耶稣会法典里。
随即，他们都离开了巴黎。
伊格纳丢转向了东方，可是，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攻击圣地的不幸后果。于是，他重新返回来，去了罗马，他后来在那里从事的活动把他的名声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约翰有别有一番才干，他的上帝王国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他一直向前，或许能找到一个十分安静的地点，用阅读、思考打发余生，平静地传播自己的思想。
正当他在前往斯特拉斯堡的路上，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他不得不绕道西边的瑞士。在日内瓦，他受到了法惹勒的欢迎，法惹勒是法国宗教改革运动中制造麻烦的人之一，是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牢笼里逃出来的非凡人物。法惹勒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和他讲述了那些在瑞士这个小国里可以完成的奇妙事情，并邀请他留下来。加尔文希望考虑一下，后来，他留了下来。
新天国应该建立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这是一个奇异世界。
哥伦布航海去寻找印度，结果踏上了一片新大陆。
加尔文为了寻找一处安静的地方，以便可以在研究和冥想中度过余生，不想却来到了一个瑞士小镇，并把这个小镇变成了精神首都，人们很快把这个天主教的领地变成了庞大的新教帝国。
历史这么充满戏剧性，为什么还有人要读小说呢？
我并不清楚加尔文家里的《圣经》是否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如果还存在，在包含有关丹尼尔内容的第六章一定会磨损得厉害一些。加尔文这位法国改革家是一个谦逊的人，可是，他一定从丹尼尔的故事里找到了安慰。丹尼尔也是忠于上帝的人，他被投进了狮子洞穴。但是，丹尼尔的纯洁挽救了他，使他免于可怕地过早死去。
日内瓦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小城市，不是巴比伦。这里居住着受人尊敬的瑞士裁缝，他们生活严谨，但是，和这位新大师相比，还是稍逊一些，他像当年的圣彼得一样滔滔不绝地讲经布道。
而且，尼布甲尼撒二世当时还是萨伏伊公爵。在他们和萨伏伊家族之间一场无休止的争吵中，凯撒的阿洛布罗吉后裔决定和其他瑞士地区联合起来，并加入了宗教改革运动。日内瓦和维腾堡之间的联合就像一场基于厉害关系的婚姻，基于共同利益的结合，而不是基于相互之间的感情。
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刚一传出，所有盼望新奇信条的教徒涌到了雷蒙湖岸边，他们十分卖力地宣扬那些凡夫俗子们构想出的怪异之极的教义。
加尔文从心底厌烦这些业余的预言家们。他完全清楚这些人会给这项事业造成多么大威胁，虽然他们是热切的支持者，但缺乏正确的指引。在他休整了几个月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精确地记录下什么是教民们应该坚持的，什么是教民们应该反对的。为了防止人们借用那老掉牙的理由：“我不知道啊”，他和他的朋友法雷尔亲自把日内瓦人十个十个地筛了一遍，只有那些宣誓效忠这个奇怪的宗教法典的人，才拥有完全的公民权利。
接下来，他又给年轻一代编制了一套令人生畏的教义问答手册。
然后，他又说服城市议会，驱逐了所有仍旧坚持过去错误思想的人。
再后来，为下一步行动扫清道路之后，他着手按照《出埃及》和《申命记》中的政治经济学大师设定的方向，给自己建立一个王国。加尔文像很多其他伟大的改革者一样，更像一个古代的犹太人，而不像一个现代基督教徒，他表面上尊崇耶稣上帝，但是，他的内心早已奔向了摩西的耶和华。
当然，在情感动**的年代，这是一个经常见到的现象。耶稣这个卑微的拿撒勒木匠，对仇恨和冲突的观点非常明确。他的教义和暴力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妥协而言，而在过去两千年里，各个民族、个人都是依赖暴力方式去实现他们的目标和理想的。
因此，一旦战争爆发，有关各方就默许了这个现实。人们把《圣经》放在了一边，纵情于流血、电闪雷鸣、以眼还眼的《旧约》哲学之中。
宗教改革事实上也是一场战争，而且非常残酷。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要求怜悯和同情，也没有人给予怜悯和同情。加尔文的国家实际就是一个军营，一切表面上的个人自由逐渐被压制了下去。对此，我们不应觉得惊讶。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实现的。公元1538年，社会上更自由的因素对加尔文很有威胁，他被迫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是，到了1541年，他的拥护者重新掌握了权力。在响彻云天的钟声和教会执事们的高声赞美中，乔安斯陛下重新回到了罗纳河畔的城堡。此后，他成了日内瓦的无冕之王，在后来的二十三年里，他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权政府，这种政府在伊齐基尔和以斯拉时代之后还从未有过。
按照牛津简明词典的解释，“纪律”这个词的含义是使人受到控制，培训至服从、有秩序。这个词完美地表达了加尔文全部思想中所蕴含的政教合一精神。
路德是一个情感主义者，他具有大多数日耳曼人的特点。对于加尔文而言，只有上帝才是能展示给人们通向永恒的道路。
这似乎不是很确切，难以满足加尔文这位伟大的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就是希望的灯塔，但是，道路是漫长而黑暗的，一路上，有很多东西诱使人们忘却自己的真正目标。
然而，这位牧师并没有失去方向。他与众不同，他知道那些**和陷阱，什么也收买不了他。即便他觉得偏离了这条道路，每周的教士会议可以自由批评，也会让他很快认清自己的责任。因此，对所有真正想获得拯救的人来说，教士都是榜样。
爬过山的人都知道，专业向导有时候是个名副其实的专制者。他们知道一堆岩石有多危险，和貌似安全的雪原所暗藏着的巨大危险。为此，他们是这个团体的总指挥，这个团体也依靠他们来照管，如果哪个人敢不遵守他们的命令，粗言秽语就会接踵而至。
加尔文理想国的牧师们有同样的责任感。他们非常高兴地对那些摇摆不定、要求得到支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当那些任性的人们故意偏离已经开辟好的路线，离开这个群体，那么，这只援助之手就会收回，立刻变成快速而可怕的拳头，对这些人施以惩罚。
在很多宗教组织中，教士们非常喜欢施展这样的权力。但是行政长官也非常担心有人夺走他们的特权，因此极少允许教士跟法庭、行刑官抗争。加尔文深知这一点，在其辖区内，建立了一套教会规定，实际上已超越了当地的法律。
大战后，很多对历史的奇怪误解流行起来。其中最让人惊讶的就是，法兰西人是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并厌恶一切约束。可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法兰西人都臣服于复杂而没有效率的官僚统治。官员们不按时上班，仪容不整，嘴里还叼着烟。要么就是和一些东部国家的官员一样爱管闲事，令人讨厌。而公众也温顺地接受他们的粗俗，在这样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国家里，这着实有些让人惊诧。
加尔文是一位喜欢集权主义的典型法兰西人。在某些细节上他几乎达到了完美，而这就是拿破仑成功秘密。但是，和拿破仑不同，他完全没有个人野心。他就是一个极度严谨的人，胃口不好，没有幽默感。
为了找到对那个特殊的耶和华有利的东西，他几乎搜罗了《旧约》的所有内容。之后，他要求所有的日内瓦人接受他对犹太历史的解释，并把它看成是神灵意愿的直接体现。
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罗纳河畔的快乐城市就变成了忏悔的城市。由六位牧师和十二位长者组成的民事宗教法庭，夜以继日地监督起全体公民的个人思想。无论谁被怀疑有异端倾向，都会被带到宗教法庭，以检查其一切神学观点，并说清楚到底是在何地、以何种方式获取了那些传播有害思想的书籍，因而让他误入歧途。假如他能够悔过，他可以免于处罚，但必须参加主日学校学习。但是，如果他顽固不化，他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也不能再出现在日内瓦联邦的管辖区域之内。
然而，缺少正统思想，还不是让一个人跟所谓的长老法庭发生麻烦的唯一原因。在附近的村庄里打一下午的保龄球，如果恰好被披露，就要受到严重警告。各种玩笑，都被当做最坏的行径。如果谁在婚礼上想风趣一下，那他就很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这个新耶路撒冷逐渐受到法律、法令、规定、布告以及命令的阻碍，生活变成了非常复杂的事情，也失去了往日的多姿多味。
跳舞遭到了禁止，唱歌遭到了禁止，玩牌遭到了禁止，当然，赌博更是被禁止的，生日聚会遭到了禁止，集市遭到了禁止，丝绸缎子以及所有外表光鲜的东西都遭到了禁止。只允许人们去教堂和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一个思想主张鲜明的人。
禁止可以消除罪错，但不能迫使一个人热爱某种道德。那只能通过说服一个人的内心，才能做到。因此，要建立优秀的学校、一流的大学，鼓励人们学习各种知识。要建立一种更为有趣的社会生活制度，以吸引更多社会力量，让人们忘却臣服的困苦和约束。如果加尔文体制缺乏人性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存在下去，也就不可能在过去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起到这样的决定性作用。但这些都应属于政治理想发展史的范畴。在本书中，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内瓦为宽容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罗马新教一点儿也不比罗马天主教好。
我在前面列举了一些可以减轻罪孽的情况。当时曾经发生过圣巴塞洛缪大屠杀，以及众多荷兰城市被铲除的野蛮行径，所以，期待一方实行宽容等于是给自己执行死刑。
然而，这并不能免除加尔文的罪错，他协助和唆使人谋害了格鲁艾和塞维图斯。
关于前者，加尔文或许还能找到一些迫害的借口，说雅克·格鲁艾有煽动人们进行暴力反抗的重大嫌疑，而且他所属的政党，正企图颠覆加尔文派。可是，塞维图斯对日内瓦共同体的安全，则构不成任何威胁。
按照现代护照的规定，他不过是一个“过境旅客”，一后天，就会离开。但是，他误了船，却因此而失去了性命，这真是一个很恐怖的故事。
塞维图斯是西班牙人，父亲是受人尊敬的公证员。年轻的塞维图斯进入了图卢兹大学，也打算从事法律工作。在大学那些愉快的日子里，所有讲座都使用拉丁语，学问也是国际性的，只要掌握了拉丁语五个词尾变化和数十个不规则动词，那么全世界的智慧都是向你敞开的。
在这所法国大学里，塞维图斯结识了昆塔纳，此人后来成了查理五世的牧师。
在中世纪，帝王加冕就像一个现代的国际博览会。公元1530年，查理五世在波隆纳加冕，昆塔纳让塞维图斯作自己的助手，带这个聪明的西班牙年轻人去开开眼界。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塞维图斯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心。在后来的十年里，他广泛涉猎，学习了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来语、希腊语等等，最重要的还有神学。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医生，在学习神学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血液循环理论。这个理论在他反对三位一体神学思想的第一本书第十五章中可以找得到。当时检查其著作的那些人根本没有发现，塞维图斯已经做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这充分表明十六世纪神学思想是多么的片面。
如果塞维图斯一直从事医学工作该多好啊，他或许就可以平静地终老而死。
但是，他实在无法回避当时的尖锐社会问题，他来到了里昂的印刷厂，开始对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如今，一位慷慨的百万富翁，可以劝一所大学把名字从“三位一体学院”改成一个受欢迎的烟草品牌，而且会一切如常。媒体会说，“这有什么不好吗？这个糊涂蛋先生真是慷慨大方！”公众充其量也就会喊一声“阿门”而已。
如今的世界对于这种亵渎神圣的事情，根本就无动于衷。在这样的世界里描述以前那个时代的状态，是相当不容易的。那时，只要有人怀疑某个公民不尊重“三位一体”，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种恐慌。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理解，十六世纪上半叶那些善良的基督教徒们，对塞维图斯是多么的恐惧。
然而，他根本不是一个激进者。
他不过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主义者。
他反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信奉的三位一体信仰。但是，他如此坚信自己的正确观点，以至于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写信给加尔文，要求到日内瓦和加尔文会面，全面讨论所有问题。
他没有收到邀请。
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受到邀请。里昂的宗教裁判大法官已经插手此事，塞维图斯进了监狱。加尔文指使一位日内瓦市民给塞维图斯在里昂的表弟写了一封信，通过信件，大法官已经知道这个西班牙小子亵渎神圣的事情。
不久，塞维图斯的一些手稿进一步加强了对他的不利指控，而这些手稿也是加尔文暗中提供的。只要绞死塞维图斯，加尔文并在乎谁是刽子手。然而，宗教裁判官们疏于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结果，塞维图斯逃脱了。
开始，他想跑到西班牙边境，但是，法国南部的路程太长，对于他这样一个有名的人物来说，这也非常危险。于是，他决定经由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和地中海这条大致路线。
公元1553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到达了日内瓦。他准备找一条船到达湖对岸，但是，因为是安息日，船只全部停航，他不得不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天，本地人和外地人缺席宗教仪式都是不允许的，于是塞维图斯也跟着来到了教堂。结果，他被人认了出来，遭到逮捕。是什么原因把他关进监狱从来没有说明。他是西班牙公民，没有违反日内瓦法律的犯罪行为。但在教义问题上，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亵渎神明的人，他对三位一体的宗教思想胆敢发布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人不可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普通人犯罪可以受到法律保护，一个宗教异端，绝对不可以！不由分说，他就被关进了肮脏潮湿的监狱，所有钱财和个人物品全部被没收，两天以后，他被带到了法庭之上，要求他回答一份关于三十八个不同观点的调查问卷。
审判持续了两个月零十二天。
最终，他被判定犯有“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罪”。在辩护自己的观点时，他给出的回答激怒了法官们。他这种类型的案件，尤其当被告是外国人的情况，通常的惩罚是永远驱逐出日内瓦。而塞维图斯则是个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同时，法国的法庭重新开始审理这个逃犯，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们得出的结论和新教徒一样。他们也判处塞维图斯死刑，并派遣司法官到日内瓦，要求把塞维图斯引渡回法国。
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加尔文要亲自烧死塞维图斯。
走向刑场的路阴森恐怖，一路上，一群牧师围绕着这个异端。极度的痛苦持续了一个半多小时，直到这群人有些同情这位殉道者，向火苗上扔出了刚刚捡拾来的柴把。对于那些喜欢这类事情的人，这读起来似乎很有意思，但最好还是不说为好吧。在那个宗教疯狂的高压时期，多一次死刑或少一次死刑，又有什么不同呢？
塞维图斯案虽已尘埃落定，但后果实在可怕。现在我们看清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些新教徒高声叫嚷着争取“有自己观点权利”，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伪装的天主教。他们思想狭隘，对持不同政见者残酷无情，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以建立他们自己的恐怖统治。
这种指控是很严肃的，实在不是耸耸肩和一句“嗯！你想怎样？”就算了的问题。
我们有关于这次审判的大量资料，能清楚地知道世界对这场判决的看法，读起来真让人害怕。确实，加尔文曾一时大度，要求不要烧死塞维图斯，而是砍头。塞维图斯感谢他的好意，但提出了另一种方式，他要求获得自由。是的，他坚持认为，日内瓦的法庭对他没有管辖的权力，他只是一个寻求真理的诚实之人，因此，他有权利和他的对手----加尔文博士公开辩论。
但是，加尔文不会听这一套。
他发誓，一旦这个宗教异端落在他的手里，绝不会放过他的性命，他决定履行自己的话。然而，要让塞维图斯的罪名成立，又不能没有宗教法庭这个死敌的判决。但这对他也无关紧要。如果教皇有些可以对这个不幸的西班牙人进一步治罪的资料，他就会和教皇合作。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在行刑的那天早上，塞维图斯要求见加尔文一面，加尔文来到了黑暗、污秽的牢房。
在这种场合下，至少，他可以大度一些，他甚至可以人性一些。
但他都没有。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塞维图斯死去了。
所有的雕像和纪念碑永远不会让他重新复活。
加尔文死去了。
一切都已盖棺定论，任何指责都已徒然。
那些热切的改革者们，在审判期间浑身战栗，唯恐亵渎神灵的恶徒逃走。教会的坚定核心组织在行刑后发出了阵阵颂歌，互相写信，“日内瓦万岁！这件事情结束了！”这些改革者们都死了。
他们都死了，或许，最好也把他们忘却。
只是，我们当心吧。
宽容就像自由一样。
宽容不会召之即来。如果不永远珍视和保持警惕，没有人能永远保有它。
为了我们孩子中间那些未来的塞维图斯，我们应该牢记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