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时期，人们常说城市的氛围是有利于自由的。
确实如此。
站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尽可以安全地对男爵和教士们嗤之以鼻。
不久，欧洲大陆的情况有所改善，世界贸易慢慢复苏，另一种历史现象开始出现。
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贸易有益于宽容。
大家可以去验证一下这种说法，在我们国家的任何地点，任何一天，尤其是星期天。
俄亥俄州温斯堡可以支持三K党，但是纽约不行。假如纽约人掀起一场排挤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普通外国人的运动，华尔街都会感到恐慌，也会出现劳工运动，整个城镇都会遭到破坏，根本别想收拾。
在中世纪后半叶，也存在这种情况。莫斯科是一个小小公爵的所在地，它可以对异教徒大发雷霆。然而，作为国际商业桥头堡的诺夫哥罗德必须要小心翼翼，唯恐冒犯经常光顾他们市场的瑞典人、挪威人、德国人或者弗兰德商人，否则，就会把他们赶到维斯比。
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可以让它的农民欣赏到一系列节日般的宗教审判仪式。然而，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或者布鲁日人，在城市的外国人中发动一场异教徒屠杀，所有外国商业公司代表会立即逃走，他们会撤走所有资金，后果是让整个城市彻底衰败。
一些国家天生就不会学习别人的经验教训。它们受到所谓“忠于信仰”的思想的驱使，鲁莽地把“真正信仰”的敌人驱赶出去。结果，它们要么消失，要么沦落为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管理者通常非常尊重既有事实，清醒地知道黄油应该抹在面包的哪一面，因此，会保持一种精神上的中立状态。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中国人都可以正常做生意，并忠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
为了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律。然而，十人委员会却小心地告诉他们的宪兵，这个法令不能执行得太严，除非那些宗教异端想占领圣马可大教堂，并把它变成自己的礼拜堂，否则，就不要管，让他们想怎么拜神就怎么拜神。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朋友们也是这样做的。每个周日，牧师们严厉谴责“妓女”（指罗马教会）的罪孽。但是，在下一个街区，可怕的天主教徒正在不显眼的房子里静静地听着弥撒，外边还有新教警长站岗，唯恐哪个日内瓦教义问答手册的狂热崇拜者会破坏这个犯禁的集会，吓跑那些给城市带来利益的法兰西和意大利参观者。
这绝不是说，在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参加弥撒的人，不再是他们各自教派的信徒，他们和过去一样，依旧是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不过，他们知道，汉堡、吕贝克、里斯本的一打经商异教徒的好意，要比日内瓦或罗马一打寒酸教士的赞许更有价值。他们也就这么做了。
蒙田的祖父、父亲做过鲱鱼生意，母亲是犹太裔西班牙人。如果把他的自由启蒙思想和他的这种家庭背景联系起来，似乎有些牵强。可我觉得，他的祖先的经商活动，对他的思想观点有很大影响。他当兵和做政治家时，尤其厌恶宗教盲信和偏执，我认为这都源于离波尔多码头不远处的一个小鱼店。
假如我能当面对他说这些，蒙田本人不会感谢我的。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的经商痕迹，都已小心地从华丽的家族族徽上抹掉了。
他的父亲获得了一些财产，为了把儿子培养成绅士，他大把地花钱。在蒙田刚会走路的时候，私人教师就开始向他灌输拉丁语和希腊语。六岁的时候，蒙田就被送进了高级学校。十三岁的时候，他便开始学习法律。在他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羽翼丰满的波尔多议会成员。
后来，他在军队和法庭里做过事，直到三十八岁。他父亲去世后，他退出了所有活跃事务，把余生的时间全部用在了养马、养狗、看书、写书上，他在这些事情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蒙田是个很有时代特点的人，身上有好些弱点。他从来没有摆脱过某些矫揉造作，这个鱼商的后代相信这些才是真正绅士应该具备的品质。直到去世，他还说自己根本不是什么作家，只是一个乡村绅士，偶尔利用冬天的闲散时间，就一些有点哲学内容的题目写点随想而已。这纯粹是骗人。如果有谁把自己的内心、灵魂、美德、缺点以及一切都写进书中的话，那他就是不朽的达唐尼恩的快乐邻居了。
这样的内心、灵魂、美德和缺点，在本质上都应属于宽宏大量、受过良好教育、惬意的人的，因此，蒙田的所有作品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俨然成了一种基于常识和普通情理的生命哲学。
蒙田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一直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年轻时，是天主教贵族联盟的活跃成员，这个联盟是由法国贵族组成的，目的是把加尔文主义赶出法国。
1572年8月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蒙田听说教皇格里高里八世屠杀了三万法国新教徒，并举行庆祝，他便永远离开了教会。他没有加入另一方，他依然遵守俗套，避免口舌。但是，在圣巴塞洛缪大屠杀之后，他的作品和马库斯、埃皮克提图以及其他希腊和罗马哲学家的著作便如出一辙了。他的《论良知自由》就很值得纪念。在这本书中，他说话的语气，就像是伯利克里同时代的人，而不是女皇陛下凯瑟琳·德·梅迪奇的一位仆人。他还用叛教者朱利安的一生为例，说明真正宽容的政治人物应该完成的使命。
这是非常短的一章，只有五页纸，你会在第二本书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已经见识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有多么固执和无可救药。他们主张的绝对自由只会引起新的内战爆发。然而，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就不再把匕首和手枪枕在枕头下面时，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尽可能不去干涉别人的内心良知，而应该鼓励所有臣民按照最能获得心灵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一个，也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思想，并敢于公开表达这种思想的人。早在1560年，凯瑟琳·德·梅迪奇的前大臣迈克尔·德·霍皮托和一位曾在几个大学学习的学生就提出，对宗教异端只用口头论战即可。他的惊人思想的理由在于：就本质而言，良知不可能屈从于武力。两年以后，在他的努力下，颁布了《皇家宽容法案》。这个法案赋予胡格诺教派召开会议讨论其教会事务的权利，他们可以像自由独立的教派一样行事，而不仅仅是被默许存在的一个小教派。
非常受人尊重的巴黎律师让·博丹，也做过类似表述，认为国王无权使用暴力强制其子民信仰某种宗教。
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们用拉丁文写的专著，很难成为畅销书。不过，只要是文明人聚在一起，进行有益的谈话，就有人传诵、翻译、讨论蒙田的思想和作品，这持续了三百年多年。
他写作是业余的，他坚持说自己纯粹是为了乐趣，没有什么个人目的，这让他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如果一本书被正式归类为“哲学”，这些喜欢他的人是绝对不会去买（或借）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