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的社会”认为，应该把社会的长治久安置于首位。但是，那些智慧和精力非凡的人却认为，世界的进步都是个人努力所致，而非大众努力所致，因此，个人的权利比大众的权利重要得多。为宽容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组织的社会”与那些非凡的个人之间长期斗争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在任何一个国度里，宽容一定和大多数民众所享有的个人自由程度成正比。
过去，一位非常开明的统治者对他的孩子说过，“我坚信‘待人宽容如待己’的原则，我期待所有心爱的臣民对他们周围的人们表现出宽容，否则就要承担一些后果。”
当然，这种情况下，热切的民众会赶紧储存大量的上面庄重刻着“宽容第一”的官方徽章。
这些突然的转变，是因为他们害怕皇帝陛下的刽子手。这种转变一般不会太长久。而且，皇帝除了威胁外，还必须按照政治实用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知识教育，才能让这些转变有效果。
这样的幸运情况在十六世纪后半叶的荷兰共和国曾经出现过。
首先，这个国家有几千个半独立的城镇和乡村，在这里生活的多数是渔民、海员和商人，这三种人习惯于行动自由。他们的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做事果断，并对偶然出现的情况做出正确判断。
我绝不是说，他们比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更聪明、头脑更开阔，但是，苦干和不屈不挠的劲头，让他们成为了北欧和西欧全部谷物和鱼类的搬运者。他们清楚，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是一样的，他们更喜欢付现钱的土耳其人，而不喜欢要赊欠六个月的长老派成员。因此，这里是进行宽容小实验的理想地方，而且，正好有个合适的人，来到了合适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个合适的人，是在合适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合适的地方。
“欲统治世界，必先了解世界”。沉默的威廉即是这句古老格言的鲜明例证。他年轻时很时尚，生活富有，社会地位显赫，曾给当时的国王当过私人秘书，在宴会和舞会上挥金如土，娶了好几个名声显赫的女继承人，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他不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人，对他而言，赛程图要比那些宗教小册子重要得多。
宗教改革带来的社会动**，起初给他的印象并不如劳资纠纷那么严重，他以为这种事情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策略，外加几个肌肉发达的警察就可以解决。
但是，一旦认识到国王和民众间冲突的真正本质，这个和蔼的封建领主也就突然变成了极有能力的领袖。他领导的事业都是当时最失败的事业。他的宫殿、马匹、金器、地产，很快全部被卖掉了。这个来自布鲁塞尔的有钱公子，成了哈布斯堡家族最顽强、最成功的敌人。
然而，财富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他的个人性格。富足时，威廉曾是哲学家。当他住在几间租来的房子里，不知道如何支付星期六的洗衣费时，他依然是位哲学家。他曾尽全力挫败了一个主教的计划，这个主教试图建立足够多的绞刑架以对付所有新教徒。如今，一些狂热的加尔文教徒想彻底铲除天主教徒，他想以同样的努力去挫败他们。
他的目标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
大约二三十万人已经被屠杀，宗教法庭的监狱里挤满了等待殉教的人。在遥远的西班牙，新兵正在不断被征召入伍，准备粉碎尚未在欧洲其他地区蔓延的叛乱活动。
想让为命运而战的人，去爱那些刚刚绞死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凭自己的榜样和他对反对者的和解态度，威廉向他的追随者们表明，一个有人性的人，是不受那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摩西律法的影响的。
在这场为了公共道德而进行的斗争中，他获得了一位有名人物的支持。在高达教堂里，人们至今可以看到一篇简短而奇特的墓志铭，上面记载着德克·科恩海特的美德，他就葬在了这里。科恩海特是一位很有趣的人，他家境富裕，年轻的时候广泛游历，非常了解德国、西班牙和法国这几个国家。游历结束后，他返回了自己的祖国，并和一位不名一文的女孩相爱，他谨小慎微的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但是，儿子还是结了婚。父亲做了古代家长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的事：他指责儿子不孝，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这自然引起很多麻烦。科恩海特不得不外出谋生。他很有才华，学会了一门手艺，成了一名铜雕匠。
哎呀！只要你是荷兰人，就要学会说教。夜晚来临，他急忙放下雕刻刀，拿起鹅毛笔，记下当天所发生的事情。他的格调在今天看来不是那么有趣儿，但是，他的书包含了很多温和的思想观念，和伊斯拉莫斯的作品一样，这让他交了很多朋友，让他和沉默的威廉有了来往。威廉非常赞赏他的能力，并聘请他做自己的私人顾问。
当时，威廉正在忙于一场奇怪的论战。飞利浦国王在教皇的协助和怂恿下，正试图清除人类的敌人威廉，他以二万五千块金币、贵族特权、赦免一切罪错为报酬，找人去荷兰杀掉这个异端。威廉已有五次死里逃生了。他觉得，用一系列小册子驳倒飞利浦国王是自己的责任，科恩海特为他提供了帮助。
哈普斯堡家族是这些小册子的目标。要让哈普斯堡家族变得宽容，当然是空想。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威廉和飞利浦国王之间的决斗。有人翻译了一些小册子，人们广泛阅读，这些小册子引起了民众的广泛讨论，而此前，人们对很多话题只能偷偷谈论。
很可惜，这些争论持续时间不长。1584年7月9日，一位法国的年轻天主教徒获得了那二万五千块金币。六年之后，科恩海特去世了。他把伊斯拉莫斯著作翻译成荷兰方言的工作尚未完成。
接下来的二十年间，战争的喧嚣淹没了各派神学家们的咒骂声。敌人终于被逐出了新共和国疆域，但没有了威廉那样的人来主持国务。众多教派疯狂地互相争斗，而此前它们勉强结成的联盟，完全是为了对方西班牙雇佣兵。
当然，他们需要争吵的理由，哪个神学家没有抱怨过呢？
在莱顿大学，有两位观点不一致的教授，这丝毫不新鲜。但是，这二位教授争论的是意志自由问题，这个似乎就有些严重了。兴奋的人们马上加入到了争论中，不到一个月时间，整个国家分化成两个敌对阵营。
一方是阿米尼乌斯的朋友们。
另一方是戈马罗的追随者。
尽管后者出生在荷兰，他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德国，是条顿教育体系的杰出产物。他学识广博，却又缺乏普通常识。他精通希伯来的神秘世界，而他的心跳却遵从阿拉姆语的语法规则。
他的对手阿米尼乌斯则完全不同。阿米尼乌斯出生在离斯泰恩修道院不远的一座小城，伊斯拉莫斯曾经在此度过了不幸的青年时期。在他孩童时期，他结识了一位邻居，即著名的数学家和马尔堡大学天文学教授。这个人名叫鲁道夫·斯涅耳，他把阿米尼乌斯带回德国去接受良好教育。但当这个小男孩在第一个假期回到家里时，发现他的家乡遭到了西班牙人的洗劫，他的亲戚全都遭到了杀害。
这似乎表明，他的前途已经断送了。但是，一些好心的有钱人听说了这个孤儿的悲惨遭遇，他们凑了一笔钱，把他送到了莱顿大学学习神学。他刻苦学习，五六年时间就学完了全部课程，接着，又向南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了。
在当时那个年代，出类拔萃的学生，很容易找到一个愿意为自己进一步学习而出资的人。不久，阿米尼乌斯就拿到了阿姆斯特丹一些行会提供给自己的证明，愉快地踏上了前往欧洲南部的求学之路。
作为一个颇受尊重的神学毕业生，他首先来到了日内瓦，此时，加尔文已经死了。不过，他的忠实助手西奥多·伯撒成了加尔文教派的领头人。这个猎杀异端的老手嗅觉很敏锐，很快闻出了这个年轻荷兰人学说里的拉米斯主义思想，阿米尼乌斯的访问行程也因此被缩短。
拉米斯主义对于现代读者而言毫无意义，但是，三百年前，拉米斯主义被看做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宗教新生事物。那些熟悉米尔顿汇编著作的人都清楚，拉米斯主义的发起人是一位名叫皮埃尔·德·拉·拉梅的法国人。作为一名学生，拉梅最终彻底厌烦了教授们的陈旧方法，于是，选择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博士论文题目：《亚里士多德的一切理论都是绝对错误的》。
不用说，这个题目并没有得到老师们的喜欢。几年以后，他在几本著作里详尽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死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他是圣巴塞洛缪屠杀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他那些令人厌恶的书籍，没有随着作者一起被杀掉。拉米的独特逻辑体系在北欧和西欧受到了广泛欢迎。然而，那些所谓真正虔诚的人们认为，拉米斯主义是通向地狱的暗号。有人劝阿米尼乌斯去巴塞尔。自从这个不幸的城市受到了伊斯拉莫斯的迷惑以来，“自由者”在那里就被看做是好公民了。
阿米尼乌斯受到这样的警告后，去了北部地区。接着，又做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大胆地来到了反对者的地界，在巴杜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并去了罗马。1587年，他返回了自己的国度，他在国人眼里，俨然是极其危险的人物。但是，他既没有长出角，也没有长出尾巴，并渐渐地获得了人们的好感，允许他担任阿姆斯特丹的牧师之职。
他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而且，还在一次瘟疫爆发中获得了英雄的美名。不久，他受到了人们的真诚拥戴，让他负责重建这个城市的公共教育体系。1603年，他作为一位羽翼丰满的神学教授前往莱顿时，全城人对于他的离去无不感到深深的遗憾。
假如他事先知道在莱顿等待他的是什么，我肯定，他绝不会去那里。当他刚到莱顿时，“堕落前预定论者”和“堕落前预定论者”之间激战正酣。
从阿米尼乌斯受过的教育及其秉性来说，他属于堕落后预定论者。他不想对持前预定论的同事戈马罗有什么偏见，但是，前预定论和后预定论之间是无法妥协的。于是，阿米尼乌斯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堕落后预定论者。
当然，读者可能会问，什么是“堕落前预定”，什么是“堕落前预定”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研究不透这些东西。但是，根据我的理解，这种古老的争执发生在两类人之间，一些人认为人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自由意志，能够设定自我目标，如阿米尼乌斯；另外一些人，如索福克里斯、加尔文和戈马罗等，他们认为，人生命里的一切在出生以前就预先注定了，因此，我们的命运完全依赖于创世之初的投掷圣骰子来决定。
公元1600年，绝大多数的北欧人都属于前预定论者。他们喜欢聆听布道，说除了他们以外的其他人会最终毁灭。一些胆敢宣扬善意和仁慈信条的牧师，立即被怀疑有罪。而这些牧师的对手，像那些不愿开出苦口药物的医生一样，因为善良而耽误了治病，将病人置于死地。
莱顿爱传闲话的妇人们一发现阿米尼乌斯是一个后预定论者，他发挥作用的机会便没有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在朋友和支持者的一片指责狂潮中离开了尘世。后来，后预定论主义和前预定论主义都进入了政治领域，这在十七世纪是不可避免的。前预定论者在选举中占据了上风，后预定论者被宣布为公共秩序的敌人，成了国家的叛徒。
这场荒唐的争吵还没结束，共和国第二任奠基人奥登·巴恩维尔特就脑袋夹在两脚之间死去了。格劳秀斯的温和性格，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宣扬公平国际法体系的伟人。可此时，格劳秀斯是瑞典女王皇宫里的一位食客。威廉的事业似乎完全付之东流。
但是，加尔文主义并没有取得所希望的胜利。
荷兰共和国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实际上，它不过是几百个有影响的家族统治下的商人和银行家的俱乐部。这些绅士们对于平等和博爱根本不感兴趣，然而，他们确实信仰法律和秩序，他们认可并支持已有的教会。在星期天，他们前往白色的大房子中，这里以前是天主教教堂，而现在却成了新教徒的演讲厅。但到了星期一，当教士想拜访市长大人和议员们，并抱怨这抱怨那的时候，这些大老爷们却正在“开会”，无法接待这些虔诚的绅士们。如果他们坚持下去，甚至召集几千忠实信徒到市政厅前“示威”，那么，这些官老爷也会和善地收下书写得工工整整的抱怨投诉和建议。但是，一旦大门把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关在门外之后，这些官老爷就会用这份文书点燃他们的烟斗。
他们采纳了“一次足够，无须太多”这个有用而实际的说法。他们对发生在可怕的伟大前预定论内战期间的事情感到极度恐慌，因此，他们毫不妥协地镇压了所有形式的宗教狂热活动。
后来的人们并不总是对那些贵族友善。无疑，他们把国家看做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并不能区分哪些是国家利益，哪些是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缺乏帝国长治久安的远大目光，几乎总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但是，他们做的某些事我们应该从内心感到赞赏。他们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国际交流场所，具有各种思想的各种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思考、写作、出版。
我并不想描绘一幅过于乐观的图画。在处处受到大臣的威胁之下，市政议员不时地要镇压天主教的秘密协会，或者没收某些喧嚣的异端印制的小册子。一般而言，只要不爬上市场里的演讲台上指责宿命论，不把大念珠带到餐馆，不要在哈勒姆南方卫理公会教堂里否认上帝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没人来管你。近二百年来，对世界其它地方因为个人思想而受到迫害的人们来说，荷兰共和国都是名副其实的休养港湾。
不久，这个复乐园的谣言广泛传开了。在之后的二百年里，荷兰的印刷厂和咖啡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狂热者，他们是一支奇异的精神解放新队伍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