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室从来没有因为喜欢民主制政府而出过名。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做头脑清醒的记账员和监工的。在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疯狂特质浸染他们之前，霍亨索伦王室确实为宽容事业做出了非常有益的贡献。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现实需要的结果。霍亨索伦家族继承了欧洲最贫穷的地域，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荒野的沙地和森林。三十年战争让他们穷困潦倒，人力和资金匮乏，百业待兴，于是，他们四处寻人口，不计较其种族、信仰或此前是否受奴役。
菲特烈大帝的父亲是一个粗俗的富人，举止就像一个挖煤工，并且喜欢酒吧女招待。但让他去会见一群外国逃亡者的代表时，他也能彬彬有礼。在有关王国所有必要事务的统计上，“越多越好”是他的座右铭。他细心地聚集各国没有继承权的人，就像在挑选六英尺三英寸高的警卫一样。
他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才华。父亲不允许他学习拉丁语和法语，但他却专门研究了这两种语言。他非常喜欢蒙田的文章，但不喜欢路德的诗作，他深受埃皮克提图睿智思想的影响。他的父亲按照《旧约》中的教义对他进行严厉教育，但这并没有让儿子偏爱那些正统理想，而这样的理想是当时路德会教友和加尔文派的牧师极力推崇的。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对史前的恐惧和无知的结果，是一种屈从。宗教被一小撮有心计而不择手段的家伙们所鼓动，这伙人十分清楚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损人利己地享乐。他对基督教很感兴趣，对基督本身更感兴趣。他用洛克和苏西尼的方法来探究这个主题，最终，至少在宗教问题上，他成了一位心胸开阔者。他完全可以夸口说，在他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发现拯救”。
腓特烈大帝把这句名言，当做自己将来进行的所有宽容实验的理论基础。他宣布，只要信仰宗教的人是正直的人，过着体面而遵纪守法的生活，那么，一切宗教都是好的。因此，一切信条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国家永远也不要介入宗教事务，必须扮演好警察角色，保证各个宗教派别和平共处。他说到做到，他只要求他的臣民服从和忠实，并把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最终裁判权交给上帝，“因为他了解人的内心良知”。他从不对上帝的信仰发表哪怕一点点儿看法，免得人们觉得他需要人类的协助，需要暴力和残暴去推行神圣的目标。
在这一切思想上，腓特烈大帝比他生活的时代超前了几个世纪。当国王给他的天主教臣民分配一块土地，在首都的中心建立起一座教堂的时候，人们纷纷摇头，不敢相信。
然而，事实上，正是这个在位三十年的君主，第一次给了欧洲几乎完全的宗教自由。
在欧洲偏远的角落里，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土耳其人以及不可知论者第一次在他们的生命里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不能凌驾于喜欢穿绿颜色衣服的人之上，反过来也是如此。
那些重新回到尼西亚寻求精神安慰的人，与那些宁愿与魔鬼共晚餐，也不愿与罗马主教共晚餐的人，不得不和平共处。
腓特烈对自己的劳动成果非常满意吗，我颇感怀疑。当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他把自己忠实的狗叫到近前。在这个重要时刻，狗似乎是比“所谓的人类”还要好的伴侣。
他就这样驾崩了。他是又一个生错了时代的马库斯·奥勒留。像他伟大的前人一样，他留下的遗产太完美、太丰厚，他的后人根本不配继承。